张译丹 王兴平

“后申遗时代”的杭州京杭大运河沿线工业遗产开发与城市复兴策略
——基于文化价值认同视角

张译丹 王兴平

本文以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为背景，强调杭州运河具有的 “双遗产”价值，探讨在运河文化价值全面认知的前提下，通过更为合理的运河工业遗产开发，释放申遗成功后带来的城市价值红利。文章全面调查了运河杭州段沿岸的工业遗产分布状况，借鉴国内外工业遗产再开发策略，提出以工业遗产开发为导向的城市复兴发展目标，通过 “创意之城”的城市名片再推广、城市记忆恢复、经济软实力提升等策略，以工业遗产廊道旅游专线的资源整合，国际级商务旅游产品开发为导向的新城建设，运河沿线具备杭城地方辨识性的综合性公共空间再造等有效可行的整合模式，实现 “后申遗时代”杭州城市的整体复兴与发展。

京杭大运河；申遗；工业遗产；城市复兴

工业遗产具有历史、科技、美学、经济、教育、精神等多重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遗产保护在许多老牌工业化国家和国际社会得到了重视，但在我国这样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工业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种困扰。作为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京杭大运河，众多遗产都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2014年，在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京杭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国家 “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杭州 “生活品质之城”打造和运河 “综保工程”等一系列举施，运河杭州段的复兴迎来了难得的机遇。进入 “后申遗时代”，新的保护机制将会建立，综合治理也将进一步深入，申遗带来的价值红利将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步释放出来。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提升运河沿岸近现代工业遗产的价值认识，找到适合特定发展背景的工业遗产利用策略，从而实现持续有效的城市增长和城市复兴。

一、研究背景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世界遗产类型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与长城一起共同写就了我国版图上的壮丽景观。千百年来，京杭大运河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 “漕运水道”和经济命脉。从历史上的“南粮北运”、 “盐运”通道到现在的 “北煤南运”、“南水北调”干线以及防洪灌溉干流，它仍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说，杭州的发展与运河息息相关，运河堪称杭州的生发之河。目前，杭州城市发展将进入 “五水共治”、 “因水而强”的新时期。为加快共建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杭州市委提出了在杭州市区沿钱塘江和余杭区、五县 （市）沿江沿路建设20座新城，100个多功能城市综合体的设想。

复兴，即衰落后再兴盛起来，对 “复兴”的理解，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运河以前的辉煌与杭州以及沿线其他城市昔日的繁荣之间的关系梳理，探讨其衰败的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历史回顾的一个重点篇幅。另一方面，要对 “兴”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让运河重回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显然已不可能，应该关注其沿线地带有潜力振兴的方面，还河于民，促使老城区焕发容貌，成为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引擎。运河杭州段的复兴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对运河在新时期的功能进行重新认识与定位，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城市生态环境，在实现运河复兴的同时能够促进杭州城市增长。

《下塔吉尔宪章》中阐述了工业遗产的定义：凡为工业活动的建筑与结构、此类建筑与结构中所含工艺和工具及这类建筑与结构所处城镇与景观，以及其所有其他物质与非物质表现，均具备至关重要的意义。工业遗产 （Industrial Heritage）是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美学及生态科学价值，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城市工业产业发展阶段的见证。而 《无锡建议》 也对工业遗产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科技、审美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如今以工业遗址为主题的观光旅游业是欧洲发展最快的经济领域之一，而运河杭州段具备工业遗产开发的前提和潜力。

二、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现状概况

1.大运河杭州段概况

运河杭州段全长约 39公里，分为主城区段和郊区段两个部分。主城区段主要流经杭州的余杭区、拱墅区、下城区和江干区，郊区段则主要经过塘栖镇。从用地功能上看，运河杭州段与苏州段的特点相似，靠近主城区段以居住、公共服务和商业金融设施用地为主，其中文晖路至石祥路段集中了杭州最核心的公共活动空间、大量的行政办公用地和历史文化街区。郊区段则分布有大量的工业码头和仓储用地，其间夹杂着一定的居住用地和基本农田，部分工业用地已经出让，拟作房地产开发用途。

杭州自古以来就有良好的水运条件，城内五条水脉流过。千百年来，杭州城市面海而栖、滨江而建、傍溪而聚、因湖而名、由河而兴，其城市地位则大致经历了隋唐始兴、南宋鼎盛、元末以降的发展阶段。近十年来，杭州市以江、湖、海、河、溪“五水共导”的发展理念，通过实施西湖综合保护、西溪湿地综合保护、运河综合保护、河道有机更新、钱塘江水系生态保护等一系列工程，杭州城市的水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杭州的城市地位和品牌效应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我们可以把杭州城市的发展归纳为四个历史阶段：秦至隋初的钱塘江主导时期，隋朝至元朝末年的京杭大运河主导时期，明朝至20世纪末的西湖主导时期，20世纪末至今的五水共导时期 （参见表1）。具体而言，从城河关系角度，钱塘江、西湖、西溪、大运河和东海这 “五水”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杭州城市的发展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表1 杭州城市发展阶段及城河关系划分

近年来，在杭州市政府提出的工业经济、服务经济、文创经济 “三级跳”的产业发展思路指引下，运河两岸曾经林立的工厂、震耳的机器轰鸣已随运河的流动而渐渐远去，运河沿线的土地利用状况变化参见表2：

表2 1955—2007年运河沿岸范围内土地利用变化表

运河杭州段两岸的工矿用地经历了由内向外、由散到聚的变化过程，产业形态也大体上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发展迹象，即运河两端发展以航运、农业为主的低端产业，中部则是以文化创意、旅游、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高端产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河杭州段的军事和外交功能越来越弱，目前已经基本消亡。航运功能在古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近代由于交通工具的革新亦趋于消亡，如今出于对成本和环保的考虑又被人们重新认识。水利功能基本保持稳定，但呈现下降的趋势。运河杭州段目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滨河空间开敞，但开发不成体系；交通干道发达，但缺少通河道路，不利于人们亲近运河。其次，外部竞争环境激烈。西湖、西溪湿地等代表杭州城市形象的旅游景点发展迅猛、可开发空间充足，其知名度和被认知度远远超过目前的运河。

运河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和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说没有明确的时间点。但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认为可以将 2006年，即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委员会成立的时间看成是运河复兴的起步期，根据运河综保委提供的数据可知，2003年运河接待游客量为6819人次，年收入仅为39万元，而至2009年游客量接近6万人，收入是2003年的十倍之多，2015年黄金周一周时间，运河的游客接待量就近40万次，可以看到，运河的游客增长速度非同一般。

2.沿河工业遗产概况

运河两岸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分布在拱墅区境内，该地区是运河杭州段的中部，建国以来曾经是杭州市的工业区，随着河道变迁和政府 “退二进三”的产业政策的执行，大部分工业企业搬迁或倒闭，留下了很多废弃的厂房。如今，这些工业遗存因为文化创意产业等各种新兴产业的发展，而迎来了新的春天，表3列出了运河两岸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开发概况。

表3 运河工业遗产分布情况表

3.沿河工业遗产现有开发项目典型案例

创意产业的发展为运河两岸的工业遗存带来了涅槃重生，但其仍处在发展初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园区集聚程度不高，平均集聚企业不到20家，人均营业收入约25万元，远低于上海和国外的水平；其次，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以LOFT49为例，园区内缺乏工作和生活设施，周边公共交通也不便利。沿河工业遗产开发的代表性案例有以下几种。

（1）博物馆类——刀剪剑博物馆、伞博物馆、扇博物馆。位于拱宸桥西的土特产仓库 （第五批历史保护建筑），始建于1889年，杭州富绅丁丙、王震元和南浔富商庞元济等在杭州拱宸桥筹建的通益公纱厂，自初创至解放，一再易主更名。1949年9月创办浙江印染厂实验工场。1959年浙江印染厂并入杭州棉纺织厂，并更名为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如今改造成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及中国伞博物馆，杭一棉通益公纱厂修缮为中国扇博物馆。三座博物馆以运河景观、历史建筑、工业遗存为特色，是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宣传、娱乐为一体的平民化国家级专题性博物馆。

（2）文化创意园区类——LOFT49。杭印路49号的LOFT49前身是原为创建于1958年的中国大陆首批兴建的4家化纤厂之一。当年，它的周围云集了像杭州第一棉纺厂、杭州毛纺厂、红蕾丝织厂等十多家大型工厂。在提倡重点发展工业的年代里，它有过无数骄人的业绩并真实记录了杭州轻纺工业的历史。

（3）公园类——浙窑陶艺公园。浙窑 （运河）陶艺公园由七幢单体建筑和两幢仿古建筑组成。陶艺公园是集研究、展示、交流、培训、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陶艺创作中心，是陶艺创作者的艺术天堂。20世纪50年代，杭州运河船舶修造厂在石祥路的运河边成立，因此习惯性地被称为 “石祥船坞”。当年杭州本地的很多游船、货轮、油轮均建造于此。2007年杭州运河船舶厂拆迁，这里被打造成了浙窑陶艺公园，树立起具有运河特色的独特产业品牌。

三、基于杭州“后申遗时代”语境下的城市复兴策略

1.创意之城的文化名片再推广策略

伴随着运河功能由运输通道、重要水源和排污通道，进而向城市文化名片和旅游休闲功能的演替，由作为城市重要的发展 “动脉”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静脉”的变化。几千年来沉淀下的运河历史文化是运河杭州段的灵魂，未来运河的文化发展战略应该以运河历史文化保护为原则，以文化功能促进运河经济功能和旅游功能为导向，提升杭州城市的总体竞争力。形成一个以自然文化观光服务为核心，以创意休闲产业为特色的，餐饮、旅馆、交通、购物、娱乐配套发展的重要文化产业群。“天堂杭州”的文化名片应该进一步扩大其内涵，将创意之城的定位注入新的品牌中，形成具有 “世界遗产地”的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名片，需要从几个维度进行构架。杭州运河文化名片再推广策略可以概括为：以文化体验，以群众参与为主，以运河沿线社区为依托提供大量结合居住区设置的基础性文化空间，以日常活动为载体，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如运河书联联谊会、运河摄影比赛、运河歌曲演唱比赛、环运河体育拉力赛等活动，激发全民参与经营运河文化的热情。

2.运河城市记忆再修复策略

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目标，其利用的最大效益也体现在文化的复兴之上。遗产保护的形式是主要载体，但内核还在于社会人文的发展。千百年来，大运河以开放、兼容的姿态对待其他文化，从而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多元素相协调的开放型水文化，是杭州市井风韵、民俗风采的象征。运河文化主要涵盖了水景文化、物产文化、漕运文化、茶艺文化、习俗文化、旅游文化、建筑文化等。

伴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展，工业遗产即呈现了机械施工的发展轨迹，工业遗产肩负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载体的角色。尤其是现代工业企业的发展承载着几乎相当长一段时期当地工业社区居民的城市记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原有工业社区居民的城市记忆需要通过空间的局部重塑，形成与城市发展之间的链接关系，工业遗产的空间载体还需要适当的进行保留、再开发，有些可以利用的厂房空间，甚至可以进行高端产业的再升级。此外，这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观光游客来说，也是一种城市记忆的良好的认知方式。

3.经济软实力再提升策略

运河沿岸产业带的规划与开发是运河复兴促进杭州城市增长的重要途径。从产业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目前运河杭州段的产业分布呈现 “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即运河两端发展以航运、农业为主的低端产业，中部则是以文化创意、旅游、金融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高端产业。总体而言，目前运河各个区段间的产业联系比较松散，不利于沿河产业带的整体发展。

可以采取主题博物馆与会展形式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创意产业聚集区，结合商务旅游及创意产品集散地的模式，进行国际性创意产业交流合作。促进现有创意产业基地的进一步改造和发展。

运河沿岸工业遗产再利用在未来同样面对强劲的竞争对象，杭州确定将西湖创意谷、之江文化创意园、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运河天地文化创意园、杭州创新创业新天地、创意良渚基地、西溪创意产业园、湘湖文化创意产业园、下沙大学科技园、白马湖生态创意城等十大园区作为主平台，推动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集群发展。而这就意味着运河沿岸创意产业的发展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打造优先重点发展的片区，将运河天地文化创意园和运河国际旅游综合体联合开发，并与运河沿岸各创意产业园区无缝对接，形成运河创意产业中的拳头产品。科学安排流域开发建设时空序列，对全流域进行统一规划，制定合理的创意园区开发建设程序，突出亮点，层次分明，凸显整体性和系统性。

四、杭州运河沿线工业遗产的开发模式

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是经济结构从简单的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附加值更高的服务型制造业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方面，它能提升传统制造业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对城市品质的提升也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对杭州打造 “品质之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工业遗产廊道旅游开发模式

开发工业遗产旅游对于优化产业结构、解决就业、吸引投资、改善城市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工业遗产廊道的建立是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而基于工业遗产廊道的各项旅游开发是利用遗产的一个主要途径。这种新的旅游形式通过对工业生产过程、工厂风貌、工人生活场景等工业相关因素的再现来吸引人们参观、游览与体验，实质上拓展了旅游业的边界。工业遗产旅游可以反映特定时期的地域性工业发展轨迹，体现不同时代的工业文化，满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对近代工业文明的好奇心，举办科普性质的参观及生产流程体验，培育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铸造民族精神。国外众多煤矿遗址都采取体验性游览方式供游客实地体验，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采煤设施，而且发展了旅游业。如德国鲁尔区借助 “工业遗产旅游专线”的模式，形成了区域联动，打造出了富有特色的旅游产品。

2.国际商务旅游活动组织模式

对市民来说，亲水空间改造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 “退二进三”的功能置换。其中土地置换是一个成功典范。退二的本质是双赢，江边失去活力的企业面临迁移，而大量有生命力的企业土地级差效应不明显，上海黄浦江滨江开发的经验是引导延伸段暂时不开发区域的企业引进总部经济，滨江地区现代服务业加速集聚，将其他生产性内容寻找合适的厂址，这也符合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政策。而德国鲁尔区工业遗产利用模式中也发展了商品集散地这一模式，利用原有大空间建筑的改造，形成具有工业遗存特殊气质的商业片区。

与购物相结合，苏州苏伦集团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原来的工业中心区建立了大型购物中心，并配有健身、儿童娱乐、餐饮等场所，形成了大型综合体。德国鲁尔区的盖尔森基兴的炼钢厂就被改造成为了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从单纯的进出口贸易正转型为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经济合作形式。组建工业博览园,可以极大促进国内国际商务旅游活动。亲历现代化科学技术应用领域的场景，激发人们的社会参与感和认同感。通过建设工业展览馆或者博物馆，结合主题性的工业博览会，举办招商引资、商务论坛、国际商务交易，围绕重要的工业遗产博览中心形成上下一线的旅游链条，并结合当地的旅游景点形成商务参观线路，形成当地旅游资源的整体联动，近年来这样的商务旅游活动在北美、日本等地的工业遗产地都获得了长足发展。

3.强辨识性的公共空间体系再塑造模式

在诸多国外运河开发的问题中，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岸线的公共空间私有化问题。目前，运河沿岸空间公共性面临着 “住在杭州”时代的挑战，难以接近的运河降低了岸线可达性，不同历史时段叠加下的街区需要风貌的进一步协调。运河沿岸分布着较多的历史街区，以及上世纪遗留的工业厂房遗址，随着厂房改造和创意产业园区的进驻，沿岸空间景观呈现较强的多样性。在线性运河大框架下，城区段中部岸线整体的私密性过强，公共空间的开发有待进一步拓展，挖掘其对于社会和周边社区的价值。建立让市民参与的公共社区，如影剧院、图书馆、社区博物馆和富有特色的私人住宅等。城市中心滨水地区的混合功能可以吸纳多元化的活动，保持公共性和活力。功能可通过平面混合和竖向混合来实现。同时功能混合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在邻水地带和接近地面的楼层布置公共性较强的功能，如商业和文化娱乐功能；反之布置私密性较强的功能如居住功能。商务办公功能的公共性居中，在平面和竖向的布置上应介于两者之间。

泰晤士河坝公园堪称伦敦的第一公园，是新城市区域形成的有机载体。此外，公园还对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运河两岸有众多的鸟类繁殖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轻松、宁静而生态的开放空间。而生态景观的重塑和依托公园的开放空间建设，使得周边人气骤升。充分挖掘城市公共活动，提升原有工业遗产地的交通可达性，结合原来的工业场地形成具有标志性的景观节点。

重要的工业遗产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在地区的环境提升的过程中可以起到地标景观的作用。从辨识城市的角度来讲，运河文化元素构筑城市部分组成体系，应着力形成辨识度较高的城市空间。运河遗产及创意空间在明确城市特征、组织城市体系、标识城市空间等方面成为主要因素，形成了以创意产业空间为主导的城市空间体系。打通应有的视觉通廊，形成更多主客共享的开放空间。将重点进行城市公共活动功能挖掘，对于原有功能进行适当的拓展，挖掘其对于社会和周边社区的价值。建立让市民参与的公共社区，如影剧院、图书馆、社区博物馆和富有特色的私人住宅等。组建工业博览园,促进国内国际商务旅游活动。亲历现代化科学技术应用领域的场景，激发人们对工业遗产的社会参与感和认同感。强化主题博物馆与会展创意产业聚集空间，提升公共休闲与主题景观品质。

在典型的工业遗产分布区，结合运河港区形成双遗产文化园，以及现代SOHO中心、公共休憩空间，建造具有运河特色的游乐设施和娱乐场所，利用大的开敞空间形成主客共享的综合活动区域，形成分节点的主题景观。打通运河视觉通廊，形成具有运河气质、工业气息、杭州气场的标志性地段。

五、结语

大运河包含着中国社会从古代至近现代的经济与文化内涵，具有 “双遗产”的属性，一个层面是作为南北通路的交通物流文化干线，另一个层面是沿河工业承载着近代中国先进工业的历史。在杭州城市不断国际化的今天，大运河的开发不但具有城市增长的意义，在更深刻的层面，还肩负着作为中华文明复兴载体的角色，运河及其附属的工业遗产，都应当带给国人文化价值认同的含义。运河的重获新生及再开发，需要在城市管理者、城市开发者、城市居民和国际游客之间形成多边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的契合需要一个统一的认知，那就是运河的文明层次含义，从而更好的面对 “后申遗”时代的遗产维护、城市增长和遗产新生。

[1]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关于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武汉建议》，《城市规划》2010年第6期。

[2]杜青松、武法东、甄世民：《国内外煤矿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新进展》，《资源与产业》2010年第5期。

[3]杨建军、徐国良：《杭州运河沿河地带城市再开发规划研究》，《城市规划》2001年第2期。

[4]陈思聪、王海波、范晓军等：《工业遗存改造模式的探索——以杭协联热电厂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为例》，《浙江建筑》2010年第10期。

[5]蔡红：《中国高端旅游市场定位与开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6]解雪芳、黄昌勇：《国际工业遗产保护模式及与创意产业的互动关系》，《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陕西古县城保护研究”（14XKG005）

K921/927

A

（2017）05－0050－06

张译丹，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69；王兴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1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