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青春励志片是一种深受观众喜爱的艺术形式，这不仅在于它通常与年轻人的生活情境极为贴近，还在于它能传递出一种励志奋发的情绪，往往能具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美国女导演安妮，弗莱彻的《舞出我人生》便可以视作一部给人以惊喜的青春励志电影。它在传统同类电影的制作方式上扬长避短，既有沿袭，又有突破。本文将《舞出我人生》与传统青春励志片进行比较，探讨了该系列电影对传统青春励志片的继承与创新。

[关键词]《舞出我人生》；励志电影；继承与创新

传统青春励志片是一种深受观众喜爱的艺术形式，这不仅在于它通常与年轻人的生活情境极为贴近，还在于它能传递出一种励志奋发的情绪，让观众感受到剧中人与自己都是普通人，但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生命不普通，因此往往能具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美国女导演安妮，弗莱彻（Anne Fletcher，1966- ）的《舞出我人生》（Step Up，2006）便可以视作一部给人以惊喜的青春励志电影。这部仅用了一千万美元的低成本制作的电影最终赢得的是超过一亿美元的全球票房，也正是因为强大的票房号召力，《舞出我人生》不断拍摄续集，迄今为止已经拍到了第五部，这在没有原著支撑的系列电影中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一续集数量也说明了《舞出我人生》作为奠基作绝非一部简单的青春励志片，它在传统同类电影的制作方式上扬长避短，既有沿袭，又有突破，因为让观众眼前一亮并不断呼唤续作的出现。

一、传统青春励志片艺术特色管窥

青春励志电影可以视作青春电影下的一个分支。数十年来，它的发展早已跨越了时代与地域，如日本的大岛渚、北野武、岩井俊二、相米慎二，中国的贾樟柯、王小帅等导演也纷纷对此进行尝试，尽管剧中年轻人面对的具体困惑和反抗方式因不同的国情而有所变化，但是困扰着他们的焦虑，生活呈现的黯淡以及他们热衷的暴力却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其略显消极、黯淡的情感色彩导致青春颓废片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这种呼唤世界关注的表达方式也使其长盛不衰，可以说是青春片的重要构成。这种倾向发展到极致时，便出现了另一亚类型，即青春启示片。而励志片则一反颓废片的“另类”，电影中尽管也会涉及青春的迷失、感伤甚至是暴力，但是年轻人最终都会凭借自己的活力而重新将生活拉回正轨。青春励志片的出现，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权运动风波后，社会秩序渐趋稳定，人们厌倦了青春颓废片变态、阴郁的氛围以及对暴力行径张扬后的必然产物，它迎合的是人们对于健康、向上叙事基调的需求。

因此，青春励志片在艺术上基本都有这样几个特色。首先是淡化了社会批判主题。在青春颓废片中，青春个体之所以会陷入悲情与灰暗之中，往往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在身处的社会中寻找到个人的定位，自身本来就以一种柔弱的姿态生存，但是又渴望获取与外界期待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如在日本著名的“太阳族电影”中，感到生命极度无聊的年轻人唯一能采取的行为便是暴力与性，前者是拳击与棒球，而后者则是大量的性游戏，甚至频繁交换性伙伴。这是与日本当时在战后的衰败，整个日本都在艰难地进行转型有关的。而励志片则需要淡化社会现实，以保证观众获取“努力就能改善命运”这一信念，将决定命运的关键要素归结到青春个体的选择上来，避免观众的失望。如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3 Idiots，2009）中，其实电影并没有回避印度社会的诸多痼疾，包括三位主人公实际上就来自三个不同阶层的家庭：兰切是富豪家庭公子的替身，法汗出身中产阶级家庭，而拉杜则家境困窘。尽管家境也一度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学业和友情，但是在电影跨越了十年时间，表现离开皇家工程学院迈入社会的三人时，三人均已经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了，即使是没有文凭的兰切也过上了自己想过的生活并坐拥无数财富。

其次是固有的叙事套路，即主人公“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尝试失败——重新解决问题——成功”这一套路。就戏剧性来说，电影的叙事是需要避免情节的平淡的，因此主人公的奋斗历程势必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有各种各样主观或客观的困难需要主人公去克服，如外界施加的压力，个人性格上的脆弱等。然而观众又都可以预料到的是，最终主人公势必在某种程度上战胜困难，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这样，整部电影才可以一直保持追求卓越、不断向前的基调。一言以蔽之，青春頹废电影中的主人公在“自毁”，而青春励志电影中的人则是在自我完善、自我成就。更为具体地说，青春励志电影中往往还存在角色设置上的套路，即主人公的“帮助者”与“阻挠者”形象，他们分别为主人公的成长施加不同方向的力，甚至进行尖锐的交锋，从而增加电影的可看性。如在《风雨哈佛路》（Homeless toHarvard：The Liz Murray Story，2003）中，女主人公丽兹的母亲实际上扮演的便是阻挠者角色，母亲不仅吸毒，而且患有精神分裂症与艾滋病，甚至双眼失明，她无法提供给丽兹来自物质与精神上的必要的支撑，直接导致了丽兹过着时而住在收容所，时而栖身于地铁站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二、《舞出我人生》对传统青春励志片的继承

由此可见，传统青春励志片已经形成了一定之规，这既在艺术上，体现了其作为类型片的一种“正体”意识，同时又在商业上精准、高效地满足了目标消费群体的需求。《舞出我人生》在电影的整体风格与叙事上便是萧规曹随的。

首先是积极向上的风格。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主人公泰勒·盖奇原本是一个出身于巴尔的摩的反叛青年，与家人的相处并不愉快，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为什么去奋斗，终日与自己的哥们厮混、打架，甚至闯进马里兰艺术学校打砸学校的公物取乐，最终被判罚给学校进行两百小时的劳役服务。然而正是在排练室做清洁工时，他被练舞的诺拉，克拉克等人深深打动，并给自己树立起了舞蹈梦想，最终成为诺拉的舞伴，帮助诺拉完成了出彩的毕业演出。泰勒和家人的关系也在练舞之后得到了改善，他开始有耐心地陪自己的妹妹玩，甚至教妹妹跳舞。

从主人公情感发展的角度来看，电影也是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倾向的。在练舞的过程中，诺拉与男友布莱特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隙，两人的分手并不仅仅是因为泰勒的出现，而是因为诺拉发现布莱特为了自己的歌手事业而弃用了曾经帮助过他的作曲者迈尔斯，并且对此毫无愧意，出于对布莱特人品的质疑，诺拉毅然决定离开布莱特。这也让她与泰勒这两个原本缺乏交集的人之间擦出火花显得更为水到渠成。对于布莱特丑陋的行为，诺兰选择了零容忍，这是符合她坚强独立的个性的，对于受众而言也是一次带有正面意义的引导。在泰勒与诺拉这一对之外，露西与迈尔斯的感情也修成正果，与主人公的感情形成映衬。

其次是温情励志的叙事。泰勒原本并没有太深厚的舞蹈基础，但是在片尾却成为一个可以与舞蹈公司签约的男演员，这实际上是与他的奋斗分不开的。诺拉原本并不将泰勒放在眼里，然而泰勒却主动对她提供帮助，在后来的排练中也坚持不懈，逐渐改掉了自己什么也不在乎的缺点。泰勒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改变了冷冰冰的诺拉。

三、《舞出我人生》對传统青春励志片的创新

在新作辈出的当代，电影是需要“破体”的。一旦类型片固有某种套路，那么便很有可能陷入发展的僵局。目前青春励志电影已经出现了为观众所抵制的弊端，一是人物形象的太过教条化，二是情节的简单化与陈旧化。在这种情况下，执导青春励志题材的导演必须具备革新意识。而通常情况下，导演所做出的探索往往在两方面，一是利用先进的技术或以前卫的态度寻求更佳的视觉效果，如《中国合伙人》（American Dreams inChina，2013）中利用玻璃反射与蒙太奇剪辑既浓缩地表现了三个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又从视觉上给予了观众一种捉摸不定、模糊不清的氛围，令人直观地感受到三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二是为主人公增添新的“磨难”，如在《阿甘正传》（Forest Gump，1994）为后世做出了主人公战胜先天疾病的范例后，《叫我第一名》（Front of theClass，2008）等电影则为主人公设置了各类残障或疾病上。而弗莱彻则没有在磨难的设置上煞费苦心，而是选择了在“救赎之路”与人物厚度上进行创新。

《舞出我人生》的最大特色便是融入了舞蹈元素。这是与导演弗莱彻自幼学习舞蹈，并以歌舞片编舞的身份踏入影坛的经历分不开的。在电影中，代表了男女主人公两种性格乃至两种阶级背景的两种舞蹈被结合得天衣无缝，泰勒作为一个个性张扬、到处惹祸的“坏小子”，拥有诸多黑人朋友，他所擅长的是讲究释放感情、不拘小节的嘻哈街舞，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排斥其他艺术。而诺拉则家境优渥，就读于学费不菲的贵族艺术学校，学习的也是以高雅、柔和、恪守规定、苦心锤炼著称的芭蕾艺术。由于失去了支持她的父亲，为了抗拒母亲，她不得不在课余教小孩芭蕾舞以推迟回家的时间。而两个人却因为舞蹈而交会，泰勒健壮的肢体是其余修习芭蕾舞的男生不具备的，而他带有灵性的、即兴的动作又能对经过专业训练的诺拉有所启发，因此两人一拍即合，诺拉给予泰勒专业性的纠正，而泰勒则给诺拉带来了动作上的创意。

在艺术的光辉下，两种阶层乃至生活方式也得到了碰撞。然而弗莱彻并没有将电影变成另一部《歌舞青春》（High School Musical，2006），弗莱彻对舞蹈的使用又是有节制的，舞蹈在电影中始终是为剧情服务的（尽管也存在舞蹈场面造成的略显拖沓之处，如舞会一段，而这一段也只有六分钟左右，其目的是表现泰勒与诺拉终于进行了一段没有功利目的的，纯粹出乎情绪宣泄的肢体交流，暗示着两人的感情终于从质变发展到了量变这一阶段），泰勒本身就对舞蹈感兴趣，这是与他的底层青年身份分不开的。而他之所以与修习芭蕾舞的诺拉结缘，也正是因为自己做小混混时胡作非为造成的。而在进入了舞蹈的新天地后，泰勒的个性和思维也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他甚至因为舞蹈而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即主动找校长要求转入艺校，甚至在校长明确告知这里对于学生是地狱的情况下也不曾动摇。而与著名的《红磨坊》（Moulin Rouge，2001）或者《雨中曲》（Singinin the Rain，1952）不同的是，弗莱彻避免了前者的宏大、华丽与沉重，又避开了《歌舞青春》式的，在表现青年生活时的蜻蜒点水与轻浮，将成长与爱情这两个主题在轻松与严肃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

另一方面，《舞出我人生》也避免了人物教条化的特征。泰勒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邪归正”式的人物，这一形象是丰满的。相比于诺拉的全部追求几乎都只是舞蹈不同，泰勒游离于两种生活之间，他既不想失去爱人，同时也不愿意放弃曾经一起当混混的兄弟，尤其是斯肯尼的死成为泰勒的阴影。在诺拉问泰勒想要什么的时候，泰勒选择说不知道，并说不知道更好，这样就不会有失去的痛苦。实际上这只是泰勒无奈的回答，舞蹈成为连接泰勒与诺拉的纽带，但是他还有来自于哥们儿的牵绊。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舞蹈在促成泰勒与诺拉爱情的同时，也让诺拉和泰勒的黑人朋友们建立起了联系。这样一来，不仅舞蹈作为电影的“题眼”其重要性再一次得到彰显，同时也使得泰勒的蜕变之路更为真实可信，更加接近人们复杂的人生。

综上所述，《舞出我人生》在继承传统青春励志片优点的同时又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后续的几部《舞出我人生》均没有走出第一部开创的道路，在票房与口碑上均没有超越第一部，这在证明了第一部的亮点的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青春励志片进行创新的必要性。

[作者简介]关冠（1983- ），女，满族，吉林长春人，硕士，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舞蹈表演及舞蹈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