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对《山河故人》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其与各国艺术片导演在形式上的对话关系上，如对不同画幅比例、素材的运用等。但《山河故人》的最高价值，依然在于它充满了导演的人文情怀。电影讲述的是一群人与其故乡之间的经历，除沈涛外，其余人则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流浪者”。文章即以此为切入点，从地理意义上的“在路上”、精神世界的分离、传统内在价值观的撕裂三方面，由《山河故人》看贾樟柯电影中的流浪者。

[关键词]《山河故人》；贾樟柯；流浪者

贾樟柯凭借新作《山河故人》（Mountains MayDcpart，2015）获得了戛纳电影节平行单元导演双周的“金马车奖”，成为与大卫·柯南伯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简·坎皮恩等著名导演并列的大师级人物。而在对《山河故人》的研究中，人们也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其与各国艺术片导演在形式上的对话关系上，如对不同画幅比例、素材的运用等。但《山河故人》的最高价值，依然在于它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贾樟柯式”的影片，其中充满了导演的人文情怀。贾樟柯在对电影释名时曾明确表示电影与人的情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被扭曲的情形有关，其英文翻译便取“青山可移，感情永在”之意。电影讲述的是一群人与其故乡之间的经历，女主人公沈涛代表的是与自己故乡一生厮守的人，而其余人则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流浪者”，有的人尽管最终落叶归根，却在飘零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人在离开故乡之后一去不返；而在有的人心中故乡则永远只能是一个传说。

一、地理意义上的“在路上”

“流浪者”首先意味着离开由具体物质和人员参与构成的家的人，也就是从地理意义上肉体离开了自己的具形之家的人。这一类人物是最直观、最容易被人们与流浪者概念产生联想的角色。而这种直观也就意味着电影并不一定谈及他们的心灵世界，人物往往从事底层的工作，出于各种不得已的原因而被动地失去自己的家园，走上浪迹天涯之路。这种被动性也就意味着人物的流浪与情感探寻、自我归属的寻找等微妙的内在因素无关，人物的“在路上”的情形与其文化水平也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在《山河故人》中，梁建军便是这类“流浪者”中的代表人物。梁子对于沈涛的意义是一个年轻时的爱慕者。当沈涛因为不擅驾驶而将张晋生的轿车撞上“黄河第九道弯”石碑，张晋生一是为了安慰沈涛，二也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大气粗，说他的汽车是“德国技术”，而话音刚落汽车的保险杠就掉了下来。梁子也来询问沈涛情况，沈涛同样说了句“德国技术”来告诉梁子无大碍，而梁子则诚恳地回应道：“车是德国技术，可你是中国身体。”一句话不仅表现出了梁子对沈涛的关心，同时三个人的关系也由此分裂，同样强调“德国技术”的张、沈二人成为出国的流浪者。而对于淳朴的梁子来说，他的人生注定无法跨越国界。但梁子依然没有逃离“在路上”的命运，张晋生对他的逼迫是他离去直接的、表面的因素，而促使梁子背井离乡的深层原因则是他这样的矿工注定只能是社会发展潮头下的牺牲品。电影中曾借张晋生等人的口吻表示汾阳煤矿挣不到钱，在中国经济转型的时代，文化水平低且没有任何资本积累的矿工梁子不得不试图在异地的煤矿谋生存。由于发誓不在张晋生手下讨吃，加上张晋生一度对梁子起过杀心而购置炸药，对梁子来说，汾阳这个“家”已经无法让他安身立命，与张晋生主动选择去国离乡不同，梁子的流浪是被迫的，而无论他在国内投奔何处（梁子去了邯郸），作为社会底层中的一员，他所能获得的生存空间都是极为有限的，电影中亦以委婉的方式交代了这一点。梁子再次回到汾阳，家是他最后依靠的港湾，而此时身患尘肺病，囊中羞涩的梁子在与沈涛重逢时早已不复当年的骄傲。

与梁子形成参照的是韩三明的角色，两个人都代表了几乎无法通过个人奋斗脱离底层的一类民众。贾樟柯的表弟韩三明已经成为贾樟柯电影世界里的一个符号，他多次以沉默寡言、鲜有表情的民工形象出现在贾的不同作品当中，除了担纲男主角的《三峡好人》（Still Life，2006）中的男主角外，韩也出现在《站台》（Platform，2000）、《世界》（The World，2005）、《天注定》（A Touchof Sin，2013）等影片里。在《山河故人》里，韩三明的角色是在汾阳工作的矿工，他是梁子的好友。当梁子在外漂泊12年，结束自己“流浪者”生涯时，因为不甘心在家安安静静等死而试图找韩三明借钱看病。然而未等梁子开口，在饭桌上韩三明就说自己已经改行做焊工，准备下个月要去北京办签证，因为他要去阿拉木图工作，中国即将到那里开发石油。而为了获得这一工作机会，韩三明还欠下了自己兄长三万的债务，准备用一年的劳动来偿还。换言之，当梁子终于落叶归根时，韩三明这个作为“路人”出现的小角色又成为新的“流浪者”，以离去的方式令梁子备感绝望。贾樟柯习惯在电影之中设置一个“远方”，并且“远方”通常是由某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名来象征的，如《山河故人》中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又如《世界》中蒙古的乌兰巴托，这些地名与贾樟柯所想要表达的命运的缥缈性、不确定性有关，同时也象征着当前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尽管电影并没有交代韩三明在前往阿拉木图之后的命运（甚至也没有明确交代梁子的生死），但是可以预料到的是韩的结局很难是喜剧性的。

二、精神世界的分离

“人是具有多重需求的社会存在物，相对于物质需求而言，精神性需求是更为本质的需求，因此人的精神需求是建设精神家园的本体根源。”艺术中的“流浪者”往往还指代主动离开居住地，主动开展流浪过程，寻求真正能够给自己提供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愉悦感的地方的人。而在《山河故人》之中，电影尽管没有详细交代沈涛与张晋生的离婚原因，但从他们一个始终固守汾阳，甚至固守同一首歌、同一支舞蹈，而另一个则从汾阳去到上海，再从上海去到澳大利亚的人生经历来看，二人婚姻的破裂与他们精神世界的不一致息息相关。

如果说梁子这一形象是贾樟柯所惯于表现的“被时代撞倒的人”，张晋生则是颇具新意的“撞倒别人的人”。张晋生在离开汾阳后无法或不愿回归，甚至越走越远，最终在遥远的黄金海岸乡音未改鬓毛衰，只能靠与一群同样操着山西口音的老乡交流来慰藉思乡之情。在电影中张晋生是时代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他的物质财富也是沈涛选择他而放弃梁子的关键因素，电影中以“红色小轿车”“买下煤矿”“去上海做风投”和“移民澳洲”四个元素表现了张晋生财富的积累。与贾樟柯《站台》中崔明亮在看到明信片上广州的高楼大厦后感叹家乡的逼仄穷困彻夜难眠，带着录音机、电子手表的张军从广州回来后风光无限类似，激发张晋生远行的来自于物质的诱惑，只是最终坐拥澳大利亚海景豪宅的张晋生似乎相较于最终几乎一无所有的崔明亮等流浪者而言是成功的。但电影也在张晋生与他人的交谈中暗示他的滞留澳大利亚与中国2014年的反贪腐运动有关。换言之，热衷于物质的张晋生一开始是主动选择成为流浪者的，然而随着他为了挣钱而降低了自己的道德底线，最終他不仅在精神世界上与沈涛彻底断层，同时也困住了自己的脚步，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回家，又与新的栖身之地格格不入的“流浪者”。此时他的流浪已经变味，从主动变成了被动。

而张晋生在精神世界上的迷失也是电影没有回避的。电影中当张晋生与到乐讨论“自由”时，忍不住提起了内心的隐痛，即他在中国时一度想买枪杀死梁子却未能成功，如今他在澳大利亚可以随便持枪时，他的敌人却没有了。曾经为之轰轰烈烈奋斗的目标最终是一片虚无，这是当初雄心勃勃踏上出走之路的张晋生始料未及的。同时他的亲人也没有了，一口英语的到乐与他无法交流，上海后妻则始终没有在电影中露面。枪无处可射，人无言以对，变成了“Peter”的张晋生最终就情感依托而言也是一个无所依傍的“流浪者”。

而沈涛则不同。电影中1999年与2014年的两个沈涛经历了从“寻找”到“回归”，最后在2025年达到“解脱”的历程。沈涛骑着摩托车去给梁子送结婚请柬，在火车上告诉父亲自己在和张晋生交往，两个行为都是“在路上”的，但当沈涛发现张晋生无法带领自己前往能获得心灵满足感的精神家园时，她与张晋生终止婚姻关系，终止了“流浪”，并将儿子留在了“流浪”的路上——上海。贾樟柯在电影中反复使用了Co West和《珍重》两首歌，前者以一种狂欢的姿态将作为远方的西方当成大有作为之地的代名词；而后者则以如怨如慕的口吻吟唱“假如能不想别离你，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纵在两地一生也等你”，前者给予青年人希望，鼓励人们勇敢地“在路上”，而后者则讲出了守望者对故人的盼望，一走一留之间彰显的便是影片情感的两极。当沈涛经历了父亲去世，与前夫离婚，并且与儿子不复相见之后，她实际上已经并没有再将自己置于守望者的悲惨地位上了。

三、传统内在价值观的撕裂

张到乐的形象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造就的“流浪者”，不知贫困为何物，从小接受国际化教育的到乐所选择的人生之路是与在疮痍之地生长的父母大相径庭的。他作为流浪者不仅体现在他脱离了汾阳（沈涛）这一母体，在回乡奔丧时无法理解母亲给外祖父下跪磕头的行为，不仅体现在他与父亲之间连吵架都需要请来米娅做翻译，或是让张晋生自己使用谷歌翻译，还体现在他所做出的人生选择是父母一辈所无法接受的。就学业而言，到乐感到一切都无法让他感兴趣，因此他要退学，去尝试其他工作来找寻生命意义，这必然是因为文化水平低而最终只能挣扎于尘肺病的梁子所不可能理解的；就家庭观念而言，到乐与自己的父亲无法交流，面对米娅的提问声称自己是无父无母的试管婴儿，并且一心要搬出父亲的豪宅独立生活，这显然也是口口声声“老子”，逼到乐学中文的张晋生接受不了的；而到乐与沈涛母子之间的疏离感更是被多次表现，如沈涛不让到乐叫妈咪而是叫妈，沈涛拽下到乐“不男不女”的围巾等，在沈涛送到乐回上海时，曾送给到乐一副家里的钥匙，并且告诉到乐“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到乐最终没有回汾阳的家，而是将钥匙当成了一个信物挂在脖子上。在自己的爱情上，到乐与年龄足够做他母亲的米娅老师彼此怜惜，因为他从同样是“流浪者”的米娅老师身上看到了一种同样的寂寞与孤独，并发现了自己对母亲的依恋。贾樟柯又用订机票时旅行社小姐对二人是母子的误会暗示了这段感情最终也势必无果而终，米娅也担心到乐回国后如何向沈涛介绍自己，这也意味着沈涛在价值观上未必会赞成这段感情。

一言以蔽之，到乐是一个无根的漂泊者，他的流浪意味是最浓重的，相比起梁子的悲惨之下回家走向死亡，张晋生的终老异乡，到乐几乎无法定位自己的故乡，他只能在虚无中继续流浪。到乐对于亲情与乡愁并非没有体悟，只是他的价值观已经与父母一辈传统的价值观在时代大爆炸的撕裂下面目全非了。

在电影的设计性与工业性、集体性增强的当代，出身于秦晋大地的贾樟柯依然没有改变自己拍电影的初心，仍然旨在通过电影来记录国人真实的生活，触摸国人的心灵脉搏。在用“家园”和“情感”两个重要概念支撑起来的《山河故人》中，贾樟柯为观众刻画了一个个遭受不同命运捉弄、摧残，而又个性鲜明，有着各自的反抗与无奈的“流浪者”形象，让这些与女主人公沈涛有关的“流浪者”们的声音共同写就了一曲“山河逝去，故人远走”的悲歌。

[作者简介]朱洪波（1967- ），男，吉林通化人，通化師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