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刺客聂隐娘》作为一部以抒发情感、营造意境为主导的影片，其人文情怀的彰显是多重的。由于其来自于唐传奇《聂隐娘》故事，因而是其文本内在逻辑的重新整合，并与之形成互文，产生古典的审美情境。而影片通过外在表达技巧，如图像、语言、声音的巧妙呈现，营造出空灵典雅的电影意境。同时，这种意境的塑造需要突出情感，而放缓叙事的节奏，淡化情节的冲突，并造成情感的留白，给观众留有余味，从而完成影片人文情怀的构建。

[关键词]《刺客聂隐娘》；侯孝贤；诗意美学

聂隐娘故事最早见于唐代裴铡所编纂的《传奇》，与红线女故事一道被认为是中国侠女小说的始祖。而台湾导演侯孝贤所拍摄的《刺客聂隐娘》，则是在借用了唐传奇《聂隐娘》故事背景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演绎的电影文本。可以说，电影《刺客聂隐娘》是对小说《聂隐娘》文本内核的扩充与重构，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小说文本新的形式与新的精神内核。《刺客聂隐娘》的上映，也引发了一轮讨论的热潮。文章仅从人文情怀角度，探讨影片的审美风格。

一、古典美学与现代表达：小说与电影的审美互文

小说《聂隐娘》与电影《刺客聂隐娘》的人物形象，存在着相异而又相通之处。聂隐娘作为女侠，武艺之高超自不必说。然而，小说中聂隐娘神通广大，竟可将自己化作蠛蠓这样的小虫，进入刘昌裔肠中，其形象近于神仙。而电影则将聂隐娘塑造成了有血有肉的凡人，纵使她武艺高强，然而也并未超出一般武侠的范畴，这使得电影在奇幻中又充满了写实感。这一设置与电影所要传递的主旨密切相关。电影旨在为观众展现作为侠女的聂隐娘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矛盾情感，表现聂隐娘作为“人”的一面。小说中的聂隐娘，其行事果决、快意恩仇的性格特征十分明显，然而仍属于扁平化的人物。而电影则将聂隐娘塑造为一个丰满的“圆型人物”，着力于表现她情感的复杂，其聚焦之处在于人性本身。影片名称为《刺客聂隐娘》，然而全片却无一位有名姓之人死于聂隐娘之手，其背后之深意已昭然若揭：刺客并非无情，纵使身怀绝艺，也终究与凡人一样，要为情所累，受凡尘种种之牵绊。而反过来说，聂隐娘在微妙的政治局势下，却始终保持本真，只受情之驱使，其难能可贵，又近乎于“遗世而独立”。

从情节冲突上看，小说《聂隐娘》与电影《刺客聂隐娘》之间也存在着互文。小说的核心冲突在于聂隐娘与魏帅派遣刺杀刘昌裔的刺客之间的斗法，此前的学艺与此后的不知所终与斗法之间均无必然的联系。而电影则动用了小说文本中一切可资利用的背景与人物关系，重新建构起全新的人物冲突。电影将小说中聂隐娘与魏博刺客的对抗，转化为聂隐娘与田季安的感情牵绊。授聂隐娘种种神通的尼姑，也由世外高人而成为唐皇室的公主，更是田季安的大姨。电影中人物的举止与存亡，均被框定在一个较为狭窄的关系空间中，很少有无关的角色。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是由小说与电影独有的艺术形式所决定的。现代电影虽已不必严格遵守“三一律”，然而作为表演艺术，必须受到演员、取景、拍摄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因此人物之间的关系不能够过于疏远，情节冲突也要贯穿影片始终。而《刺客聂隐娘》将人物关系收紧到唐皇室与魏博藩镇的姻亲之间，使聂隐娘与田季安等人在过去有着多方面的纠葛，这就使得观众得以快速理清电影的人物关系，并对其情节冲突的渊源起始有着较快的理解。在这一点上，《刺客聂隐娘》的处理无疑是较为纯熟的。

二、表达技巧的多重营构：《刺客聂隐娘》人文情怀的外在表现

《刺客聂隐娘》无疑是一部表现东方美学的典范之作，电影如何对于唐传奇《聂隐娘》的文本进行借鉴与延展，上文已有过简略的探讨。而回到电影文本本身，其所呈现出的形式美感，是其具备人文情怀的外在表现，具体体现在图像、语言、声音三方面。

（一）图像之美

《刺客聂隐娘》的画面之美，在众多的国产电影中，恐怕唯有十年前的《英雄》可相颉颃。《刺客聂隐娘》全片均采用传统的胶片拍摄而成，保证了影片的图像质量，其清晰完美的画面，使得观众在观看影片时，几乎有身人其中的感觉。且影片取景之处，均是风景优美、人烟稀少之境，从国内的湖北神农架、江西庐山，乃至日本的京都等地。在此基础上，影片又十分注重意境的营造，能够将全片空灵寥廓的情境贯彻始终。影片甫一开始，即采用黑白镜头，为全片营造出神秘感与庄严感。影片的每一个镜头均充满了匠心，恰如其分地将情感与景色融为一体，深得唐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真意。无论人物在宫廷还是在旷野，都大量运用没有人物的长镜头。如精精儿与聂隐娘会面进行一番激烈交手后，两人看似均无受伤，只是无言地背向走开。然而镜头一转而向地面，精精儿的面具已然断成两截摔在地上，表明聂隐娘取得了胜利。一个长镜头，便道出了决斗的胜负，整个场景在无声中阐明一切，留给观众较大的想象空间，更表现出剑客的卓然不同，没有丝毫的烟火之气，自然显得极具人文情懷。

（二）语言之美

《刺客聂隐娘》在情节上的表现与叙述，显得极为简单，人物语言之简洁，几乎到了一部影片所能呈现的最低限度。在这种极简主义的电影美学旨趣指引下，其人物语言既要交代信息，又必须保证不打破具有诗意的意境。因此，电影中的语言虽然极其有限，却别具一番近乎于诗的美感。首先，全片的人物台词，均采用近乎文言的雅驯之言。由于影片中的人物，皆是唐代贵族，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因而其语言均非俗言。不仅小说《聂隐娘》中出现的谈话几乎全部化人电影的对白中，每个人物的言谈，均符合自身的身份，使得观众在观赏影片时，更具身临其境之感。其次，电影中对白虽寥寥无几，却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台词，或为点出重要的故事背景，或为体现人物性格，或为在关键处推进情节。这种处理，需要演员具有丰富的肢体与表情表现力。然而，台词的减少，却使得观众能够关注到许多言语之外的美，人物对白只透露关键信息，成为电影诗意的点睛之笔。每当人物开口言说时，观众便能够从中提取大量的有效信息，加深对影片的理解，从而能够将视野放在言语之外，感知影片的人文情怀。

（三）声音之美

古典器乐的合理运用与自然音效的保留，成为《刺客聂隐娘》美学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唐代生活的风神意境，影片在配乐上可谓匠心独运，大量地采用古典器乐。其中，中国传统乐器纷纷登场，且多为单一乐器的独奏，如田季安之母嘉诚公主的抚琴独奏，从而引出青鸾舞镜之隐喻。影片中声音之美的一大亮点，是对于自然原声的保留。在影片中，无论是山谷中的风声还是鸟鸣，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留。这种常用于纪录片拍摄的手法，使用在电影中，可谓较为罕见。而这一设置，大大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使得唐人风韵似乎并非只是一纸空言，而是在方方面面使观众体验到唐代自然的风貌。唯有观众在听觉上有了身临其境之感，影片的意境与美感，才能为观众所理解。可以说，古典器乐与自然音效，在《刺客聂隐娘》中成为增强影片人文情怀不可或缺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段。

三、“于无声处富深情”：《刺客聂隐娘》人文情怀的内在张力

若仅有外部的手法表现而无情感的内在张力支撑，《刺客聂隐娘》镜头下的感染力，便难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唯有情感丰沛并贯穿全片，艺术才能在具备形式的基础上，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在这一方面，《刺客聂隐娘》无疑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首先，情感留白带来的想象空间。

《刺客聂隐娘》之所以能够产生近乎于古诗的审美效果，很大程度上在于情感的留白，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诗之所以能够动人心魄，其根本在于在寥寥数语之中包含了想象与阐释的多样性，诗歌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从来都是一对多的关系。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是中国古典诗歌所一直追求的美学境界。影片正是对于人物的情感进行了大量的留白，人物很少通过语言来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而观众则必须通过人物的行动、背景音乐甚至人物之外的画面，来感知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这种情感表达的大量空白，使得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难以索解，许多矛盾冲突的经过被省略，唯留长镜头给观众回味与反刍的空间。如聂隐娘与其师嘉信公主决绝动手。前一个镜头是聂隐娘对嘉信公主叩首，既是对于有负师命的道歉，亦是辞别。而下一镜头则转向两人在山道中交锋，而打斗不过三招两式，嘉信公主肃立，聂隐娘离去。整个场景两人不交一言，然而两人心中的复杂心理却表露无遗。可以说，《刺客聂隐娘》中的镜头大都如此，影片试图传达给观众的情感与意境，均是依靠这种情感留白得以传递。

其次，平静叙事呈现出的情感节制。

在《刺客聂隐娘》中，与情感留白相伴而生的另一重要处理，便是叙事的节制。平缓甚至拖沓的叙事节奏，人物在叙说往事时莫不关己的神情，均将影片的情感潜藏在深处。中国古代诗学崇尚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诗学观念，在影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聂隐娘离家多年后，其母缓缓道出离别之后的种种事情，并告知其离家后，嘉城公主在临终之时表达出对于聂隐娘的歉疚，聂隐娘以布遮面，恸哭难抑。聂隐娘的人生剧变，可谓由其离家而起，且身负师命要杀自己之所爱田季安，其内心之悲可想而知。即使如此，整个场景亦显得极为克制与压抑，连哭声亦几乎不闻。观众若要感知聂隐娘心中的无限悲痛，只能依靠长镜头的停留，逐渐品味情感的内在释放。可以说，整部影片均是在这种克制的叙事情感下慢慢发展的，通观全片，观众很难找到一个叙事上的高潮。而这种情感上的极小波动，正是影片诗意美学得以凝结而成的重要组成。这种古井不波的叙事方式，却恰好是古典诗歌审美中的核心力量，因而能够形成持久的感染力，在观众的反复品味中逐渐完成情感的发酵，达到体会人文情怀的境地。

最后，淡化冲突凸显影片情韵。

冲突的无限淡化也是《刺客聂隐娘》人文情怀的体现之一。毋庸置疑的是，《刺客聂隐娘》是一部以抒情为主干的影片，其叙事手法仅是其外在表现，而感情才是全片的核心。在此前提下，若要最大化地凸显情感的层次，则矛盾冲突便要被尽可能地淡化。无论是聂隐娘与田季安之间的冲突，或是与空空儿、精精儿师徒的交手，还是最终与师父嘉信公主的决裂，影片均采用了淡化的处理。这些冲突本来均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然而在影片中，这些搏斗场面却丝毫没有烟火气，胜负均是三招两式，一沾即走，与一般武侠片充斥全片的打斗迥然两异。而影片的核心矛盾在于，聂隐娘是听从师命杀死田季安，以完成自己最后的試炼，还是无法抛却旧情，与师命相违抗。影片中聂隐娘对这一矛盾的处理，几乎没有其内心活动的展示。矛盾的淡化使得影片看似是无数个镜头碎片的汇聚，然而背后的理路却是情感占据了影片的主导，那些情节上的不易理解之处，在情感的贯穿与凸显下得到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总之，《刺客聂隐娘》作为一部以抒发情感、营造意境为主导的影片，其人文情怀的彰显是多重的。由于其来自于唐传奇《聂隐娘》故事，因而是其文本内在逻辑的重新整合，并与之形成互文，产生古典的审美情境。而影片通过外在表达技巧，如图像、语言、声音的巧妙呈现，营造出空灵典雅的电影意境。同时，这种意境的塑造需要突出情感，而放缓叙事的节奏、淡化情节的冲突，并造成情感的留白，给观众留有余味，并在影片营造的意境之中形成对影片的共鸣与回应，从而完成影片人文情怀的构建。

[作者简介]权亚楠（1986- ），男，甘肃宁县人，硕士，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