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去的骑手》是一部气势恢宏的现代史诗式长篇小说，反映了民国时期西北边疆地区的战争故事和民族风情，映射出那个特殊时代的乱世景象和历史风云。作者采取带有浓烈地域特色的表达方式和叙事形态，结合20世纪初期的社会现实场景展开艺术创作，在人物塑造、思想信仰、价值追求和历史情怀等方面突出体现了“英雄主义”的主题，展现了西北大漠语境下悲壮主义的文学特质，高调宣扬和强烈讴歌了“英雄主义”精神。

[关键词]《西去的骑手》；英雄情结；生命赞歌

《西去的骑手》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西北边陲地区传奇英雄马仲英的故事，小说反映出军阀混战时代各种势力之间的复杂争斗和生死杀戮，全书上下充斥着各种让人既敬又畏、震荡人心的战争场景，奔驰的战马、勇猛的骑手、无边的黄土、像大海一样的沙漠，还有西域丝绸之路、盛唐的长安、肥美的草原、逝去的古城、干涸的湖泊，蕴含了非常旺盛而强悍的生命力，但始终贯穿其中的则是“英雄主义”这个精神主题。英雄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古典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在民族历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独特位置。

在文本解读过程中，作品的思想主题和内在精神实质较难把握，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调动自身原有的情感基础，全身心地进入到作品之中慢慢体验，逐渐引发出一种精神上的共鸣，最终触摸到作品的主题。通过对《西去的骑手》中人的生命力、意识的觉醒与冲动、历史感、思想与信仰等几个层次的分析解读，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作品所包容的思想内涵，尤其是其中具有史诗性质的部分，这也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持久生命力与永恒价值的关键所在。“从叙事结构上来看，《西去的骑手》属于介于史诗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悲剧神话。”正如作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感受时说的：这是一部关于草原、群山和大漠的作品，也是一部深刻展示生命和灵魂不朽的书。如果没有贯穿全书的对生命的礼赞，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强烈的震撼效果和精神魅力。

一、《西去的骑手》的英雄人物塑造

《西去的騎手》是“一部古典游牧民族的英雄神话史诗”。回族英雄马仲英全身上下弥漫着一股天生的豪杰义气，在血火纷飞的战争岁月里锻造出的英雄品格与气质，给全书增添了许多肃杀与豪气，给读者带来血气奔涌的阅读体验，给充斥着大量带有萎靡特征的都市文学、职场文学、官场文学作品的当代文坛，带来了一股强悍、凌厉的西北气息。我们还可以把这部小说比作一块坚硬的石头，把它放在这里，成为风雨漂浮状态下的一块压舱石。作者采用了两种相背反的方式来书写生命，第一种是把死亡看得很轻，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通脱，仿佛生命的存在与失去都是为了那等待已久的瞬间的辉煌而准备的。这种方式多用在普通人物身上，如书的第一部中，那些36师的骑手无所畏惧地扑向飞机和坦克，迎着子弹向对手挥起马刀。即便死后也依然保持某种姿势，似乎要展示出生命在自己身上的再次延续。第二种是把生命看得很神奇，仿佛生命中有些早已注定的东西。即便是出现了一些外部的挫折和暂时的失败，也没什么要紧。因为勇者的生命似乎能够永恒，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夺去。这主要表现在马仲英等主要人物在身上，初看起来，这一点不是很重要，只不过是创作中不经意的借鉴而已。但并非如此，事实上这些“英雄”的生命永恒，成为整个故事情节的推动因素和精神实质的承载体。如核心人物马仲英在整部小说中，多次遇险，多次被别人认为已经死了，但又多次神奇地再现。到后来，人们都不再相信他会死去，认为他是某种神秘力量的化身。这种将主要英雄人物神化，并赋予其特殊力量的方法，在我国古代的史诗创作中是很常见的。如《格萨尔王》《玛纳斯》和《江格尔》等史诗作品中的英雄。然而，作者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做了进一步的处理，将业已被“神化”的英雄重新拉回到人间。这就有了马仲杰的身中数枪和马仲英、吉鸿昌的悲剧性结局。这种贯穿全书的生命激情和英雄主义，给予阅读者巨大的精神力量，让我们从中找寻到一种饱含激情与律动的生命意识，似乎只能通过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这种虔诚的心态来感受和膜拜，才能让自己收获内心的安宁。

在作品中，作者对英雄的壮举给予了最崇高的礼赞，对英雄的生命进行了反复的讴歌，生命如此坚强，又是如此脆弱，即使是英雄也难以脱离命运的选择。马仲英在面对敌人的阴谋与追杀时，作者给予其一个带有强烈浪漫主义气息的最后归宿。“血落在马鬃上，威风凛凛……骑手的血和骨头就是这样消失的。”用带有神秘色彩的语句来描述英雄的死亡，在朦胧的状态中，向读者传达出生与死的信仰，让英雄获得永生。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作者对死亡的叙述，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已经把自己对英雄人物的个体崇拜上升到文学化的高度，通过作品的文字描述，在读者的心中再造出了一个全新的英雄。

二、《西去的骑手》的思想信仰阐述

从文学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来讲，强化主人公个人的意识觉醒，是扩大作品的思想空间、丰富作品精神内涵的重要手段。红柯在使用这一史诗创作手法时，做得很成功，既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又增强了作品的立体感。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要抛开所有的浮躁，用平静的心情来感受作品中的深层意识。在具体分析后，可以发现，本书包含了相当多样的意识表现形态，如宗教理论、生命意识、政治理念、历史感、文化观念等。也有相当多样的意识表现形式，如策马狂奔、血溅沙场、晨昏祷告、静坐沉思等。这些具体化的意识觉醒与冲动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作品的深层主题，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并最终推动作品本身意识体系走向完备，进而向民族精神的传递者与宣扬者转变。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就成了承载着深厚负重的传世史诗，而作者也就成了伟大的史诗传唱者。

马仲英最初随大阿訇走进神马谷，就开始有了责任和使命的意识，这也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觉醒。这不仅是英雄人物的觉醒，也是整个时代的觉醒。广大空间的苍茫感，天高地迥的虚无意识都是马仲英少年时代的直观感受。一直到后来，他率领大军四处征战时，都没有改变。他一直想尽可能地亲近外部的世界，把自己融入天与地的无穷无尽中去。这种原初时代才有的强烈的意识觉醒与冲动，对当时渐显垂暮之态的古老民族来说，具有十分强大的促动力。结合个体人物形象的分析，可以明显感觉到在马仲英身上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生命意识的蓬勃与英雄意识的涌动，他把战争过程中的英雄体验看得更重。如在西进中遇到当地的土司，一时兴起决定与他单打独斗；把整个战争场景拉回到古典时代，在不打不相识之后成为好朋友。这种在冷兵器时代盛行的决斗形式，使得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具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力和立体感，特别是在人物个性表达方面，把那种行走天地之间、快意恩仇的“大漠刀客”的特征表现得非常到位。

三、《西去的骑手》的价值追求体现

本书中的历史观与现实存在感，与一般意义上文学作品有较大不同，本书更侧重于对人物形象的史诗式创造，通过赞歌式的语句来刻画主人公的生命传奇，既赋予了作品更为宏大的叙事场景，又让主人公具有非常神奇的个人形象。如在提到战争的失败与生命的死亡时，只是用一种冷静、沉稳的语言表达出来，没有倾注太多的价值判断和历史选择，更没有用政治的眼光来做出评判；而是像以往的史诗一样，把这些带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事件和战争胜败都融入英雄们的伟大壮举和事迹中去，成为英雄生命构成的一部分，并最终被英雄头顶的华丽光环所遮盖。从历史与英雄的关系来说，是马仲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驰骋在大西北的荒漠上，是他带领西北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了光荣的历史，在反抗军阀和外来侵略者的历程中写下光辉的一笔，同时也是当时的历史时空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使得他在自己年轻短暂的生命中，能够率领大军，东征西讨，建功立业，在空旷的西北大漠成就一段长久传诵英雄史诗。这一点是本书所突出的历史观。从中可以观照出，我们古老而沧桑的民族在对待英雄与创造英雄问题上的特殊态度。

书中提到的内容，有一大部分是有真实历史依据的。回族英雄马仲英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在西北率领回族民众起义，后来被国民政府整编，成为西北地区作战最为勇敢的军队。虽然英雄人物的壮举讓人热血沸腾，但历史本身的凝重，给本书抹上了一层深沉的历史感，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被这些业已逝去的、为岁月所尘封的悲伤往事所感动，由衷地发出一声感叹。不论是现实主义的《沙漠与沙》，还是浪漫主义的《西去的骑手》，都在全书上下弥漫着让人动容的沧桑感和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剧性特点，更是让作品的审美价值得到跃升。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悲剧性即在于内心的自然欲望与责任感之间的冲突，即在于由此而产生的斗争和最后在斗争中的胜利或失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有可能在若干年以后，那段历史以及驰骋其中的各路英雄的所作所为都有可能显得无足轻重。

四、《西去的骑手》的历史情怀表达

在人类复杂的精神构成中，思想与信仰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存在和产生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作品中，这种带有宗教狂热式和神秘主义色彩的思想与信仰大量存在，从马仲英的精神提升到回民对宗教的虔诚态度，从走进神马谷到奔向祁连山，从驰骋大漠到神往“海”的荣光，从勇往直前到向死而生，无不折射出思想和信仰的力量光芒。这是英雄才有的坚定思想与永恒信仰。正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层面的群体化的共同语言，在推动着历史前进。战争中，骑手的狂热、执著和他们对死亡的无畏态度，都源于此。从他们跨上战马的那一刻开始，便已把自己生命的全部化作了内心深处的那团火焰；只有在经历这种类似炼狱般的烤灼之后，他们的生命才会放射出应有的辉煌。就这一意义而言，这些骑手都是在为信仰而战斗，为了获得生命应有的辉煌而献身。如书中提到的，36师在进攻新疆失败后，有些河州老兵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他们没有带回财富，有的只是一身的尘土和弹片枪伤。但他们精神振奋、满怀光荣，给家乡的父老带来喜悦与梦想。因为在他们看来，人一辈子能活上这么一回，足够了，在家乡众人眼中，他们更是成了了不起的英雄。

关于宗教对人心的教导与训化作用，作品中有非常突出的体现。作者特地在书中多次提到伊斯兰教经典《可兰经》和解释它的各种书籍，并有意识地凸显出伊斯兰教对马仲英、对西北大漠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当古老的大海朝我们涌动进溅时，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这句在文中反复出现的话，给这一点做了充分的说明。宗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化现象，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厚重感；在它的笼罩下，本书的史诗风格特征和英雄主义主题表现得更加明显。

全书始终高扬着英雄主义的旗帜，在整个阅读过程中，随时有可能被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所感染，进而激发出浓烈的血性，乱世中英雄的崛起、落幕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但那些飘荡萦回在大漠长空之上的英雄之歌不会消失，不管经历多久的沧桑岁月，这些雄壮的乐曲依旧是那样慷慨飞扬。这些不仅是对英雄的礼赞，也是对英雄时代的讴歌与神往。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当下时代的精神状况有低落的一面。这对于民族的重振与复兴是相当不利的，甚至有可能瓦解正在日渐恢复的民族精神。因此，在阅读中，我们不仅要抓住其艺术层面上的文学价值，更要高度地关注它对民族意识的全面激发所具有的精神价值。

[作者简介]彭玉兰（1983- ），女，江西吉安人，硕士，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