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女明星的媒介形象建构与邵氏公司的发展彼此促进。明星生产与竞争策略、香港消费文化及黄梅调电影与反串表演产生的媒介形象建构方式，带来“邵氏明星，多如天上星”的景象。本文通过检视“邵氏”官方刊物《南国电影》和《香港影画》，从明星研究的维度，探索邵氏强大的造星能力、女星的媒介形象建构方式、邵氏公司造星策略对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贡献以及所传达出来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邵氏女星；媒介形象建构；《南国电影》；《香港影画》；《蓝与黑》

演员三位一体的表演论述，注定其会作为媒介和符号出现在特定文化历史之中。以邵氏为例，研究电影史，应重视电影企业造星策略对电影乃至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重视电影女明星的作用，并从她们在媒介环境的形象建构出发，探索其在香港电影文化史中的身份定位与价值。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兄弟（香港）公司在以女明星为主打和卖点的电影市场，依靠自创、引进等模式塑造了一批极具票房吸引力的女明星。囿于邵氏市场之争的右倾政治倾向性和纯粹娱乐观众的本质，学界多年来对其女明星媒介形象建构的研究不足。邵氏在与电懋、长城等争锋时期，女星的媒介形象建构就同公司的发展彼此促进，明星生产和竞争策略带来了“邵氏明星，多如天上星”的繁荣景象。在新旧文化、东西文化对撞和交融的香港，明星媒介形象建构体现了消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抗衡和包容。在香港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及反串角色的表演形式，也与邵氏女星的媒介形象建构密不可分。本文从明星研究的维度，探索邵氏公司强大的造星能力，审视邵氏公司造星战略对华语电影发展做出的贡献。

一、邵氏明星生产和竞争策略与邵氏女星的媒介形象建构

商业电影竞争是明星的竞争。在香港电影公司的竞争中，邵氏公司重视观众审美需求，本着“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宗旨，突出电影的市民性和娱乐化，奏响造星三部曲。

第一步，启用内地南下的影星。影坛常青树李丽华1960年签约邵氏兄弟（香港）公司，延续她40年代在上海拍电影积聚的人气。邵氏公司宣传她出演的影片来构筑其媒介形象时，首先，借用她上海的从影成就吸引观众。如“香港的电影圈，由以《一代妖姬》为代表作的白光和以《假凤虚凰》为代表作的李丽华两人，分庭抗礼，称‘雌天下”。并用她的上海拍戏逸闻轶事来展示其敬业与努力。如拍摄《啼笑因缘》时，她为了剧情需要，练习穿高跟鞋走路，一次下楼梯“一个倒栽葱就滚下去了”。其次，夸耀她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为继黄柳霜后，二十年来中国演员在荷里活当主角的第一人”。再次，与其他女明星做比较，赞誉她为香港影坛50年代成就最高的第一人。李丽华正与后起之秀们“同时在一个镜头里出现，同样地放出光芒”。最后，赞美她的新影片。李丽华“以‘武则天姿态出现于片场时，全场发出了一片赞美声。她气度高贵，风华绝代，眉宇间洋溢着无限情意，却隐藏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宣传抗战文艺片《第二春》时，特别强调“乱世女性所经历的辛酸与磨折，从内心发出来的感情，只有像李丽华那样经验丰富的演员才能把握剧中人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二步，高薪从对手影业中挖角，如电懋的头牌女星林黛，左派长城电影公司的乐蒂。邵氏公司美化乐蒂跳槽是获得发展的典范，“寻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并贬损对手公司缺少战略眼光，不能知人善用。乐蒂在左派“长城公司”，几次任主角，“不是角色不适合，就是剧本本身有问题”，她留在影迷心中的形象“仍是仅有美丽躯壳的照片明星”，在长城公司五年的经历，“她明白了南瓜是不能永远为仙蒂娜拉变马车的，马车只能凭自己的努力和勇敢去换取”。进入邵氏，邵氏根据乐蒂的古代美人高挑纤细又美艳动人的外形和优雅娴静又温柔内斂的气质，量体裁衣。她主演《倩女幽魂》（1959）等几部古装戏，收获“古典美人”的称号。

第三步，放眼长远发展，自主打造明星。南国实验剧团于1961年成立，郑佩佩等明星在此学习古装身段、表演、歌唱、发音技巧，接受舞蹈训练。有潜力者像秦萍等人还可“进入日本有名的‘东宝异能学院深造学习电影表演艺术技能”。邵氏影业意在通过宣传将影星打造成接受过专业表演训练的演员的方式，为新人构建媒介形象。邵氏影城内有四座职工宿舍，这让邵氏旗下演员的私生活受到极大庇护，演员在媒介中的形象均由邵氏公司统一对外界构建和发布。这种大制片厂体制的明星经营策略，在五六十年代为新人成名提供了许多机会。唯此，“这一切都贯彻着邵逸夫的人才战略：批量制造明星，捧红他们，同时控制他们”。

二、香港消费文化与邵氏女星的媒介形象建构

1950-1980年的中国香港电影，在精神气质和文化蕴含上呈现出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邵氏公司的制片策略的转型则紧随香港消费文化的变迁。1949年之后那些香港本土电影中第一次亮相演出处女秀的女明星，与香港社会同时期文化中的寻找主题形成了一种媒介的镜像。演员在演戏和生存的角色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角色定位，努力与时代文化氛围产生共鸣。同时，电影题材的更新也促进了女明星媒介形象的更新，邵氏女明星的改朝换代体现了香港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和观众价值观念的转移。

明星本身是消费文化的符号，明星在媒介中的形象也是消费文化的文本阐释。因此，邵氏公司利用电影作品和自办刊物来塑造女明星的媒介形象，并借助成名女星蕴含在观众心中对作品创设的审美期待，也为以“替身”身份出道的女明星进行媒介形象的构建。例如，获得过四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影后的林黛和她的替身杜蝶。1964年，林黛香消玉殒，《蓝与黑》成为遗作。1966年，邵氏在宣传抗战文艺史诗电影《蓝与黑》时，并不对林黛的自杀进行道白，而是利用她过去的明星效应，竭力召唤仍在怀念且希望在银幕上看到她的影迷。《蓝与黑》是“林黛不朽的艺术遗产，没有更珍贵的东西可以比拟，林黛在拍《蓝与黑》的尾声时逝世，因此看了《蓝与黑》就是等于看了林黛生命结束之前最后的镜头”。同时，再借由角色吹捧她能得到第五座影后桂冠。“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林黛不是不幸已然死去，便是凭《蓝与黑》再当第五次影后，也实在不是不可能的事。”

实际上，林黛未演完《蓝与黑》及其续集，部分内景还未拍摄完成。邵氏公司希冀利用粉丝经济，让影片借由林黛的明星身份如期上映。因此，邵氏急切寻找到外形与气质上酷肖林黛的演员。邵氏纸媒宣传杜蝶乃重情重义之人，为完成故友遗志，救场如救火，答应当林黛的替身拍摄。之后，邵氏趁热打铁，以杜蝶为主角拍摄了《怒海情仇》（1965）和《风流丈夫》（1965）。当观众或是媒体质疑她只能成为林黛的替身时，《香港影画》反驳，“那时，仔细瞧清楚杜蝶的样子，又觉得她不太像林黛了。这就更奇怪了，要像林黛的时候就像林黛，要不像林黛的时候又可以马上就不像，这不是天生的演员材料又是什么？”进而又将演技作为卖点宣传，“杜蝶最初出现时可能是个奇迹。考验下来，她已经是个‘当然了。她本来天生就是个演员，错不了的”。杜蝶作为邵氏公司明星攻略战的棋子，60年代之后淡出银幕。但她由明星替身转变为演员的身份定性过程，是邵氏女星媒介形象建构的成功案例。

三、黄梅调电影和反串表演与邵氏女星的媒介形象建构

古装片、黄梅调电影的创制是邵氏电影公司塑造之“故土中国”想象。电影华美的古装和瑰丽的布景代表中原文化，女明星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载体。江山如故、美人如画的延伸意义在电影中构建，大中华情怀的主体性想象也在电影中同时展现。如“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中原文化，融合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治道不法古”的法家文化、“无为而治”的道家文化、“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等。而电影谴责的文化糟粕，不乏中国伦理纲常中的门第观念、男尊女卑等。

凌波反串主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台湾。凌波作为文化符号，将邵氏商业建立的故土中国的国族想象传播甚盛。台湾导演李行是亲历的见证者。他说，电影“在台湾上映，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带动台湾国语电影的发展，带动提升台湾看国语电影的人口，对台湾电影的影响很大”。邵氏塑造凌波的媒介形象时，把她在台湾和中南亚地区的受欢迎程度与影片空前盛映结合，借助电影打造了她的媒介形象。台湾的一流影院“远东”和“中国”从未放映过国语片，有史以来首次放映的国语片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台语片《三伯英台》，同时在台北的五家乙级戏院推出，来势汹汹。摆出打擂台的姿态……没有几天，台语片的梁祝便下了片，台语片的观众如狂流般涌向上映邵氏梁祝片的影院”。《三伯英台》遭遇滑铁卢是因多数观众认同凌波饰演的梁山伯。“在银幕上，她只是一个男装少女而已，但是在银幕下，她却不分性别，不论年龄，赢得了千千万万男女老少观众的好感与爱戴。”台湾文人骚客也赞不绝口，诗人曾可赠诗，“多才多艺梁兄哥，演技超群更善歌；一顆新星银幕耀，港台谁可比凌波！”

凌波“职业跨性别反串者”成就了黄梅调易装电影，并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荣膺第二届金马奖“最佳演技特别奖”。她饰演的女扮男装角色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凌波的表演引领了黄梅调电影性别迷离的潮流，成为1965年邵氏兴起武侠电影中具有浓烈男性气质的女侠客之先驱。邵氏公司在香港宣传时，重点放在她饰演反串角色的难度、表演技巧、扮相受到男女老少共同的关注上。台湾编剧家钟雷说：“凌波的演技是成功的，因为她能使男人看起来像女人，女人看起来更像男人。”在诠释了梁山伯、董永、花木兰和时装剧中的秀珠之后，邵氏发文：“在这四种不同的角色造型里，她已经有过四种不同性格的突出表现，说明了她的戏路是广泛的，演技是纯巧的。”

四、结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女明星媒介形象建构所传达出来的文化意义，在重写电影史的过程中，可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电影的品位和价值。恰于香港商业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邵氏明星生产与竞争策略助其拥有多如星海的女明星，促进了香港商业电影阴柔美学的发展和完善。邵氏紧跟香港消费文化流转的步伐，其女明星的媒介形象建构始终能有良好的商业回报。而邵氏舍弃了锐意创新并引领文化潮流的媒介先锋身份，导致后期出现大量类型演员，限制了演员表演天分和潜力开发。纵有得失，邵氏的明星生产、竞争策略、女明星媒介形象的建构方式仍被之后的香港影视业效法，并为香港电影的未来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和教训。

[作者简介]陈雅舟（1987- ），女，山东济南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学专业2014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电影表演与明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