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在对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进行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在接受着他者文化上的反向影响，各类文化的传播互融也体现在美国电影上。一般而言，美国电影中的文化交融现象由近至远，可以分为美洲本土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与当地有色人种之间的文化交融，美洲与欧洲两大西方文化重镇之间的交融，以及西方与东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下的文化交融。文章即从以上三方面出发，分析美国电影中的文化交融现象。

[关键词]美国电影；文化交融；美洲本土；西方世界；东西方文化

文化被认为是一整套由人脑在经过思维整理加工之后形成的内部知识体系，而文化个体长时间演化后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文化体系。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同时又是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化大国。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在对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进行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在接受着他者文化上的反向影响，各类文化的传播互融也体现在美国电影上。一般而言，美国电影中的文化交融现象由近至远，可以分为美洲本土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与当地有色人种之间的文化交融，美洲与欧洲两大西方文化重镇之间的交融，以及西方与东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下的文化交融。

一、美洲本土文化交融现象

作为在文化上较为强势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一，有“大熔炉”之称的美国一方面凭借着清教主义、盎格鲁-遵从（Anglo-conformity）主义、社会达尔文思想等已经树立起某种较为统一、固定、包容性和同化性极强的民族文化与美国核心价值观，即戈登所标示的“A+B+C+……=A”，A即为盎格鲁一萨克逊文化；但另一方面，美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和文化关系依然是较为复杂的。在美国建国前后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由于最初的北美十三州为英国殖民地，移民的主体为盎格鲁-萨克逊族裔的英国新教徒或农民，美国人的思维曾长期为白人至上的民族主义理念所主导。在经历了与美国土著印第安各部落之间的隔离、对抗与和解，对非裔黑人移民的奴役与反奴役，歧视与反歧视，以及拉美裔、亚裔等少数族裔也在谋求拥有民族身份归属之后的公正平等后，美国内部也经历了长期的文化冲突与交融。戈登对此用公式“A+B+C+……=E”来表示。这两种文化交融模式也都体现在了美国电影中。

例如，在迈克尔·曼执导，根据库珀“皮袜子”系列小说中第二部改编而成的《最后的莫西干人》（The Last of/the Mohicans，1992）中，故事发生在“七年战争”期间，当时的北美大陆正是英法双方争夺不休的广袤殖民地。片中主人公们因各自的出身成为文化交融的各方代表，英军长官的千金柯娜姐妹，以及爱慕柯娜的军官邓肯均为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他们所接受的也是英国贵族教育。同为白人的男主人公霍克依却是在当地莫西干族人的抚养下长大的，而随着印第安各部落之间的仇杀以及殖民者带来的瘟疫与战火，莫西干族已经仅仅剩下霍克依及养父金卡加、安卡斯一家三口。金卡加父子是纯血统的莫西干战士，均骁勇善战。而站在主人公对立面的，同样是印第安人的马瓜等人却属于另一部落，因为家人为英国人支持的莫霍克族人所害，因此甘愿充当法军的马前卒，对他认为属于英军阵营的柯娜等人展开追杀。

马瓜等人虽然为法军效力，但其外在装扮与内在信仰、习俗等均未被殖民者同化，例如，他们几乎没有学习法国人的枪炮而是依然用斧头厮杀，甚至对于同样居于美洲的其他印第安部族之间，马瓜等人也只选择了血腥仇杀而没有和解、交流的意愿。而霍克依则是文化交融的代表人物。他有着不折不扣的白人基因，但是他甘愿成为“最后的莫西干人”，在影片的开始，霍克依与金卡加父子三人轻快地在林中穿梭，共同追逐一只野鹿。从霍克依的身上观众可以看到印第安人特有的某种来自大自然的神秘的勇气与力量，以及作为土著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在三人追上鹿并痛快地了结它的生命后，三人以印第安人特有的方式祷告它来生能够远离杀戮。另一方面，莫西干战士们并没有排斥与白人的交往，霍克依与柯娜相爱，安卡斯也与柯娜的妹妹坠入爱河，高贵美丽，代表文明世界的白人小姐与壮硕孔武的印第安勇士之间彼此欣赏。霍克依不仅会说英语，也会使用白人的火器，柯娜也在目睹金卡加的印第安式祈祷后有所感动，尽管美洲大陆的青山绿水沦为猎杀之后的坟墓，但是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文化交融也就此拉开序幕，电影带有较为鲜明的盎格鲁遵从意味。

此外，盎格鲁-萨克逊白人移民与非裔移民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也在美国电影中层出不穷。如乔纳森·戴米根据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诺奖作品改编而成的《真爱》（Beloved，1998），影片表现的是美国废奴运动历史中个体的悲剧，影片的配乐有意识地使用了传统的非洲乐器与民谣，以彰显以女主人公塞斯为代表的广大黑奴的民族之根；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与女作家爱丽丝，沃克联袂打造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1985），则更倾向于表现美国黑人对当地以白人为主导构建起来的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如《紫色》中主人公西丽努力抵抗了黑人丈夫亚伯特的暴虐对待，成为一名独立自强的女性。而在迪·里斯执导的《蓝调女王》（Bessie，2015）中，则通过传奇歌手——“蓝调天后”贝西，史密斯坎坷的人生经历进而表现蓝调这一源于黑人的艺术在美国社会中终于走向主流，从而更进一步地表达黑人群体在存在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中是如何从与白人族群的格格不入，到逐渐脱离底层空间，寻求自我价值，重建本族文化。

二、西方世界文化交融现象

正如美国当代主体民族来自于欧洲，美国的建国离不开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电影文化也诞生于欧洲，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与德国的约瑟夫，马莱索等人对电影这一声画媒介的发明进行了最初的奠基，随后数十年世界电影也居于欧洲旧大陆的统治之下。尽管当前美国好莱坞称霸全球电影市场，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始至终美国电影都需要汲取以欧洲大陆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文化营养。就文化人才而言，如导演中的弗雷德里克·希区柯克、比利·怀尔德、吕克·贝松，演员中奥黛丽·赫本、英格丽·褒曼、费雯·丽等都来自欧洲。就文化素材而言，好莱坞更是一直依靠着西方世界的文化母题、传说壮大自身。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欧洲电影的征服，尤其是在1991年歐盟发起媒体资助计划之后，欧洲人在电影上开始试图追赶充斥着恐龙、外星人、西部寻宝者与警官故事等的好莱坞，以分走一部分为美国人“可口可乐”文化占有的市场份额。

以美国电影中长盛不衰的吸血鬼题材电影为例，吸血鬼德古拉的传说最先源自英国，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以小说《德古拉》将其发扬光大，而其最早被搬上大银幕也是在德国导演F.W.茂瑙拍摄的《吸血鬼诺斯费拉图》（1922）中，它所带来的恐怖效果脱离不了当时德国动荡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美国电影运用在摄影、剪辑与特效等技术上的优势，并且汲取了现代表现主义文化，有意将吸血鬼的形象引向苍白英俊的贵族偶像路线，如尼尔·乔丹的《夜访吸血鬼》（1994），凯瑟琳，哈德威克执导的《暮光之城》（2008）等。除却题材之外，美国电影对于具体的西方名著的借鉴更是不胜枚举。如迪士尼动画《狮子王》（1994）就是明显脱胎于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借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世界的背景，表达的却是美国文化中英雄在磨难中自我成就，最终领会责任真谛的母题，《哈姆雷特》之中的悲剧结局也出于商业化的需要而被改变。

三、东西方文化交融现象

而与文化上有着较多同源性的美欧两个大陆之间的交流不同，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融则因为巨大的差异而一波三折。在美国未立国之前，西方对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的想象是带有主动美化的意味的：“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文化持续不断地美化中国，把对异域文明的想象与热情，先后投注到中华帝国的物质财富、制度文明与思想信仰方面。……启蒙运动高超过后，……政治清明、道德纯正的‘孔教乌托邦变得唯美、神秘、奇幻，甚至具有颓废的特征。”而在启蒙运动，西方逐渐崛起，东方又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西方人在审视东方文化时带有强烈的优越感，美国社会之中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也接近于古老与现代、民主与专制、理性与愚昧、活力与停滞等的对立，甚至根据早期东方移民的形象对东方人产生了某种集体想象，如孱弱、瘾君子等。如默片时代D.W.格里菲斯执导的《残花泪》（1919）中男主人公程环便是一个吸食鸦片的华人，最后因为爱人露西被父亲毒打而开枪打死了露西的父亲，最后在露西身边自杀。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左右产生的“傅满洲”系列电影则可以视作当时美国“排华”意识下的产物，如《神秘的傅满州》中拥有细长眼、八字胡的傅满洲博士是黑暗世界中的邪恶之人，是白人的敌人。此时东西方的对抗多于交融。这样的情形在70年代李小龙有意识地将“武侠”和“功夫”引入美国电影中时得以改变。

“武侠”是一个在美国电影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涉及文化交融的主题。随着近年来电影市场的全球化，好莱坞的电影市场不断扩张，同时东方的电影也有着走向世界的要求，东方尤其是东亚的“功夫”因为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而在美国电影中备受青睐，成为一扇西方窥视东方的窗口。如美籍华裔导演李安根据王度庐小说改编而成的《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2000）中，中国功夫的博大精深，道家思想的玄妙深奥乃至中国建筑的美感，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情感处理方式等被李安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李安在表现主人公命运时又使用了西方语境之中的悲剧美，反之，李安在处理《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2005）等美国故事时，也有意以东方文化中的“意境”美和“哀而不伤”的艺术追求来处理片中的画面。这种在文化交融上的不断尝试使得李安在拍摄谈及人在多种文化与信仰之中徘徊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2012）时游刃有余。

除了中国之外，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化也频频出现在美国电影之中。早期的这类电影带有猎奇性，文化交融的意味不强，如默片时代的《巴格达窃贼》（The Thief of Bagdad，1924），后期才有意识地融合进西方思维对东方故事进行再创作，如借用阿拉伯传说外壳，但将电影故事发生地设置在美国，所关注的是当代人内心空虚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灯，与神无关》（The Lamp，2011）等。但由于时空、文化积淀等的阻滞，在交融过程中也难免出现肤浅或误读的遗憾。如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Kill Bill：Vol 1，2003）中对日本武士道文化的借鉴，就带有明显的游戏性质。又如马克·福斯特讲述美国阿富汗移民阿米尔经历的《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2007）上映后在中东地区引起的巨大争议等。

综上所述，美国电影在叙事内容、影像符码乃至投身于其中的电影人等方面并没有盲目的民族化和单一化倾向，而是积极地进行跨文化呈现与传播。美国电影积极挖掘了其内部各种族之间，西方世界内部以及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各文化的独特艺术价值，并进行了现代化、本土化的表达，在全球获取票房胜利的同时，又为各国开辟了一条良性的文化交融之路。

[作者簡介]王晓裴（1983- ），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与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