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佳训

这是一柄历史文化蕴涵厚重的青铜古剑，羽冠鷁首，琵琶五弦，琴心剑胆，荡气回肠，整个剑躯积淀着斑驳陆离的岁月印痕，无声地诠释着东方文明的“天之精神”，是当之无愧的国宝重器。遗憾的是，28年前神剑重现天地之时，没有引起学界和世人的瞩目，因而未能纳入其在文化人类学应有地位——代表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蕴与阳鸟文化艺术结晶的国宝档案之中。笔者经多学科比较研究，多方慎重考证，试将此剑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科学价值与文化艺术价值阐述如下：

一、青铜古剑形制特征、铸造年代及对比研究

1986年6月，吉林省蛟河县新农乡兴农村洋犁地北岗，当地农民宫严柱扶犁趟地时意外发现了一柄青铜古剑。同年7月，这件深藏地下重昭日月的旷世奇珍，被文物发现人正式捐献给吉林市博物馆。

蛟河出土的这柄青铜古剑造型极为独特：剑首有一对相向而立的鸟，考古界称之“对头双鸟首”，以与触角式柄剑的“回头双鸟首”相区别；剑身为琵琶形，有对称五弦阴刻图纹。依据其独特的形制所包孕的文化蕴涵，笔者将之定名为“双鷁首五弦琵琶剑”。截至目前，考古学意义上出土的双鸟首五弦琵琶形制的青铜古剑，在中国、东北亚乃至全世界，均属首次，即便是后世文物也罕有所见，其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及出土文物的艺术价值，则不言而喻。

详查这柄青铜古剑的形制特征：此剑通长44.5厘米，其中，剑身长31.5厘米、剑柄（格）长9厘米、剑首长4厘米；剑叶最宽处是4.3厘米，尖节处宽3.6厘米，剑身长与剑叶宽之比为1：7.3厘米，剑柄宽为2—4.6厘米，剑首最宽处6.6厘米；剑锋部菱形脊最厚径0.7厘米，中脊管0.8—1.2厘米，中脊两侧剑叶厚0.1—0.2厘米，剑格剑柄厚0.9—2.2厘米，剑首最厚处2.3厘米。剑身两侧刃呈弧曲状，在片后1/3处形成尖节，叶尾弧收。两叶中间起脊，脊贯前锋，后联“短茎”。锋后之脊断面呈菱形，中间之脊断面呈近六棱形圆柱状，两叶扁薄，刃口锐利。“短茎”为扁圆形，比中脊略粗，因与剑柄连铸实际上已不是真正的剑茎，而是剑茎的孑遗。从剑身的形制看，相当于林沄同志在《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一文所说的“丁”字形柄青铜短剑中的A型剑，从剑身的长宽之比和尖节所在部位看，颇与辽宁省喀左南洞沟石墓所出的那件曲刃短茎式青铜短剑相似，该剑剑格平面呈扁喇叭状，横截面作椭圆形，其上有二道平行的凸弦纹带，弦纹中间有平行斜线纹，一面为16道，一面为18道。剑柄横截面亦作椭圆形，表团中部有一道凸弦纹，形成不甚明显节突，将柄分为两半部，前半部为素面，后半部有凸起的杉叶纹。从剑柄形制看，与“丁字形柄”很相近。该剑剑首相向立于杉枝之鸟，最富个性，鸟啄相接，胸脯相对，头顶长缨，为四道平行突线纹组成，左右分开，鸟身表面有三道对称凸旋纹，象征羽毛。从鸟的形象分析，有专家认为颇似夏秋季节在东北地区郊野栖息的一种戴胜鸟。笔者认为，根据“二重证据法”综合考证，应为东夷古族图腾的“鷁”，具体理由后文详细论述。

这柄青铜剑的冶铸工艺，由于锋部微残，可见内部与表层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质地和颜色，即内部是闪光的黄铜（或为红铜，有资料显示，严谨意义上冶炼出的黄铜，始于晋代），而表层却是乌亮的铅锡（因不宜取样测定，不知里表准确含金属元素的比重，但据肉眼观察剑的内部铜的比重最大，起码占百分之七八十，外表铅锡的比重最大，剑身、剑柄、剑首皆然）。其铸造工艺，显然是先铸造铜所占比重最大的剑身、剑柄和剑首，然后外挂一层铅锡以保持光亮不锈，这层外衣的厚度为0.5毫米。这种做法，与古代铜镜做法颇为相似。据王士伦先生研究：“战国至汉初所铸铜镜，就其合金成分来说，铜约占74%，锡占25%，铅占1%。”这种铜、锡、铅的比例，与“丁字形柄”剑身的比例相近。另据沈从文先生研究：“镜子埋藏在地下经过两千二三百年，出土后还多保存得十分完整，镜面黑光如漆，可以照人。照西汉《淮南子》一书所说，是用‘玄锡做反光涂料，再用细毛呢磨擦的结果。”不能不令人赞叹的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冶金匠师已掌握了用“玄锡”做涂料的工艺，并且成功地用于青铜兵器的制作。{1}

关于该剑的渊源，有专家认为：就剑首对头双鸟而言，是受长城鄂尔多斯双兽头剑首的影响；就剑柄和剑身而言，则是由东北系丁字剑柄演变而来；就总体而言，应将其列入东北系铜剑的范畴{2}。笔者认为，吉林省蛟河地区出土的这柄青铜古剑，或许表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并不比中原落后。但仅凭单件出土文物，尚不足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必须结合同一历史时期的地域文化、民族属性以及青铜器冶铸技术水平，全面、深入地研究考证，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被称为“百科全书式”，集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认为，严格意義上的剑（长剑），可能始于中国东南的吴越地区。他在所著《青铜剑的渊源》文中表述：“林遮峪、白浮一类带兽头形首的剑，其实是北方民族短剑的一种，和所谓鄂尔多斯式的锋刃器乃是一体，而与以桃氏剑为代表的长剑不会有直接联系，至于由西南而来的柳叶形剑，和后来长剑有关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尚缺少中间链环。”文中，李学勤还提到一柄云雷纹有翼剑，认为它与长剑有着密切联系。这柄剑流行于东南地区，“长19厘米，首、茎中空，直通剑身，茎上有两箍和一对小翼，剑身有脊，基部圆角，从茎至身，遍饰云雷纹及斜角云纹，确系珍异之品。”它产生的具体年代应当在西周中晚期，其形制特点，近于春秋战国的长剑，而西南的柳叶形剑却没有。李学勤说：“浙江长兴雉城发现的云雷纹剑之一，长度已达到35.8厘米，这已经足够用以挥舞劈刺了。如此说来，严格意义上的剑，恐有可能始于东南，即吴越地区。”

李学勤先生的论述与蛟河地区出土的这柄铜剑，在长剑及制作年代两个方面都极相吻合。关于青铜古剑的年代问题，经专家学者比较考证：从剑身形制看，与丁字形青铜剑A型Ⅱ式剑身颇为相近。具体说，就是与辽宁喀左南洞沟石墓出土的一件曲刃短茎式青铜短剑极为相似。A型Ⅱ式剑身的编年，依据林沄同志的研究大体在春秋时期。而从这柄“对头双鸟首”青铜剑剑柄的形制看，却又与林沄同志所划分的“丁字形剑柄”中的B型Ⅱ式剑柄有些相似，如柄上的凸旋纹带所形成的不甚明显的节突和由节突所形成的前后两部分等。B型Ⅱ式剑柄的编年，依据林沄同志的研究大体在战国早期，而“对头双鸟首”取代“丁字形剑柄”后面的盘和磁铁矿重石，在时间上也不会早于B型Ⅱ式剑柄。如此分析，这件“对头双鸟首”青铜剑，制造流行的年代为战国早期。笔者以为此论趋于保守，问题关键还是局限于东北系铜剑范围的比较研究，如果对比诸多吴越名剑铸造年代及该剑形制特征体现的古文化内涵，则蛟河出土青铜古剑的铸造年代应于东周晚期，而这一时期恰是中原地区青铜长剑流行的年代。

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名剑多出自吴越。《越绝书·外传记宝剑》云：“欧冶子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吴王阖闾之时，得其胜邪、鱼肠、湛卢。”{3}《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请干将作名剑二枝。干将者，吴人也；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金铁之精不流，于是干将夫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战国策·赵策》谓：“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金试则截盘义。”春秋争霸，吴王阖闾既铸成干将、莫邪二剑，余铸得三千，并号扁诸之剑。《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载：“吴败齐师于艾陵之上，还师临晋与定公争长。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古籍佚书记载的吴越名剑还有著名的永用剑、伍子胥剑、必卢剑、步光剑，以及越王勾践督铸的转魄、悬翦、惊鲵、灭魂、却邪、真刚……

近代考古出土的吴越名剑甚多，尤以湖北江陵县望北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4}，工艺精湛，制作精美，锋利无比，驰名天下。该剑通体长55.7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剑身布满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玻璃，背面镶有绿松石。这柄剑的剑身还刻有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专家考证，鸠浅即勾践。笔者认为，鸠浅系本名，华夷旧俗；鸠者，鸟也！说明越王族系阳鸟图腾氏族。这柄埋藏地下2000多年的青铜古剑，出土时剑身依然闪烁着炫目青光，寒气逼人，不见一丝锈迹。现场有人伸手去拿剑，手指刚一碰到剑刃，殷红的鲜血顿时流了出来，可见剑刃的锋利程度。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的专家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活化分析组及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史》编写组的学者们一道，采用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法对越王勾践剑进行无损科学检测，他们发现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铜、锡及少量铝、铁、镍、硫组成的青铜合金，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经过硫化处理。剑的各个部位作用不同，铜和锡的比例也不一样。剑脊含铜较多，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剑刃部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锋利无比；剑身菱形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以保持花纹的艳丽并使之历经千年不锈。

后世吴越名剑，唐代有“鸦九剑”，白居易诗云：“欧冶子死千年后，精灵暗授张鸦九，鸦九铸剑吴山中，天与日时神借功。”笔者考论，鸬鹚俗名水老鸦，张鸦九之“鸦”，源自鴡鸠氏图腾。宋代有“灵宝剑”，沈括《梦溪笔谈》：“钱塘闻人绍，一剑削十大钉皆截，剑无纤迹；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锵有声，复直如弦。古之所谓灵宝剑也。”

二、“双鷁首五弦琵琶剑”古文化蕴涵考释

剑者，两面有刃，其端甚利，可击可刺，是中国传统的冷兵器之一。剑，亦称宝剑，超越其物质意义上的抽象概念，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统符号。

“剑”的史料传说，丰厚华美，源远流长。君子之剑，谐和日月；王者之剑，威慑八方；桃木之剑，驱鬼避邪；侠客之剑，除暴安良。更有甚者，剑侠之术，呵气化剑，千里之外取敌酋首；剑仙之道，身剑合一，盘绕穿行于鸿钧蛮荒、海市蜃楼……，这里所形容的“剑”，已不可同凡间之剑同日而语了。

然，人力冶铸之剑，天工化物，鬼斧神工，亦可达“天人合一”之化境，成為古族方国奉祭的神器。蛟河出土的这柄“双鷁首五弦琵琶剑”，即可享此等盛称美誉。

五弦琵琶剑积淀的古文化蕴涵，笔者初步考释有三：其一，古典有载，少昊子宴龙始作琴瑟，琵琶是古代祭祀昊天上帝和龙神升天潜渊的古弦乐器之一；其二，琵琶形制，似离火之焰，南方朱雀之象，故有“火精”之烈；其三，古代神话中，守护东胜神州的东方持国天王，手持琵琶，是主乐神。《史记·乐书第二》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按以乐，其正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包容之意，是用和谐的音乐来化解世人的心魔，维持天地间正义和秩序。

五弦之乐，源自五音：宫、商、角、征、羽。古人认为，音乐与舞蹈皆源于凤凰。凤为五方神鸟，其像五形：东方青凤，南方赤凤、西方白凤、北方黑凤、中央凤皇，皆起于东方君子之国。五方神鸟，和谐共鸣，是美妙动听的天籁之音。“昔者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5}虞舜南巡时，曾令随员演奏韶乐九成，美妙的音乐召来了凤鸟。于是，山地上，舜帝与百姓欢歌劲舞；天空中，五彩云霞凤凰翾飞，百鸟朝凤和呜炫舞。伟大的舜呵，弹奏起五弦琴，用圆润的歌喉唱道：南风呵！多么和煦温暖，百姓的积怨解除啦！南风呵！来得正是时候，百姓可以增长财富啦！

五弦琴是古代北方民族始创的弹弦弦鸣乐器。许多古老的弦鸣乐器都经历过五弦形制。《礼·乐记》载：“筝，五弦筑身也。”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张战国初期的五弦琴，与文献记载的“筑”相近。“琵琶”得名，是模拟弹乐器上所发之音而得的状音字。在一个位置竖放或斜放乐器上，“琵”是模拟向左弹所得之音，“琶”是模拟向右弹所得之音。南音琵琶流行于闽南、台湾一带，有“横抱琵琶”之称。自南北朝至隋唐500年间，五弦琵琶，盛传不衰。唐代五弦琵琶有大、小之分。《新唐书·礼乐志》载：“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弹拨，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司为掐琵琶。”说明琵琶竖抱以手弹拨始于唐代。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宝物库，收藏着一张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堪称世界文化宝库的稀世之珍。这是唐王廷送给圣武天皇的艺术精品，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在风靡世界的民族舞剧“丝路花雨”中，人们看到了舞娘反弹琵琶的优美舞姿，她手中所持正是唐代五弦琵琶的仿制品。唐代诗人对五弦妙响尤为偏爱。张祜《王字五弦》赞曰：“五条弦出万端情，拨间关漫态生，唯羡风流田太守，小金铃子耳边鸣”。韦应物《五弦行》诗有：“美人为我弹五弦，尘埃忽散心悄然”之句。白居易、元慎都有《五弦弹》长诗。

五弦琵琶剑包孕的古文化蕴涵，人们还可以在《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得以深化：“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琴，以来阴气，亦定群声。”文中之意，要用五弦琴声，来调和阴阳，安定万物。琵琶化剑，离火真阳，五弦生阴，阴阳和合，这应是铸造五弦琵琶剑之本意。持剑之人，既凸显出镇抚天下的王者风范，亦寄托着救民水火的仁君襟怀。上古圣贤“王天下”，必历象日月星辰，春秋鼎盛；后世王者“霸天下”，宜节制涂炭杀戮，祈祷清平。

“对头双鸟”造型图饰，最早发现于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和“双头鸟纹”骨匕图饰，文物距今7000年上下。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双凤纹”、良渚文化玉器的“神徽”鸟饰皆对称成双。其中，余姚反山17号古墓出土的黄玉冠状饰雕纹刻于面两额的一对神鸟，相向而鸣，栩栩如生。考古出土的殷周铭器图饰，也多见对称鸟纹和长冠鸟纹。这些少昊阳鸟族群的神徽图饰，说明东夷民族崇拜太阳与飞翔的鸟类。木雕、玉雕、青铜铭器及兵器鸟纹饰中孕朦的文化内涵，就是祈求从神性化的图腾身上获取智慧与力量。

蛟河出土青铜剑的“双鸟首”，就其鸟形纹饰古族渊源综合考证，实为“双鷁首”。“鷁”，水鸟，喜群居。《辞源》及古字典，或云“形如鹭而大”，或云“形似鸬鹚”。鹭，也叫白鹭、鹭鸶，天生丽质，身材修长，繁殖期头上生出两根10余厘米长的羽毛，胸背处也长出丝状长羽，随風起舞，婀娜多姿。“鷁”形似鸬鹚，所指的应为红脸鸬鹚。这是一种中等体型的闪光黑色鸬鹚，成鸟头具两簇冠羽，头侧有几根白色丝状羽，脸红色，体羽带紫色及绿色光辉，腿部有白色斑块。上古时期栖居于中国东北、西伯利亚东部、库页岛、阿留申群岛及今日本岛屿。鹭鸶、鸬鹚，是少昊阳鸟族群“九鳸”之鸶鳸氏、“五鸠”之鴡鸠氏的古族图腾。

典籍佚文中有关“鷁”或“鹭鸶”的记载颇多。《辞源》作：“鷁善翔而不畏风，即船头所画者是也。”古人在船首绘画彩鷁之形，后泛指鷁舟、鷁舸。《淮南子·本经训》曰：“龍舟鷁首，浮吹以娱。”明张煌言《舟行阻风口号》之二：“明朝鷁首还东指，禁得谁摶万里风。”陈汝元《金莲记·偕计》云：“鷁舟千里，冲浪长江。”古诗亦称鷁为“战鷁”。这是说，“鷁”图腾是勇猛善战的古族化身。《隋书·音乐志》谓：“建鼓，殷所作。又翔鹭于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鹄也。取其声扬而远闻。或曰鹭鼓精也。越王勾践击大鼓于雷门以厌吴。晋时移于建康，有双鹭哾鼓而飞入云。”鹭羽，也是古代祭祀文明的符号。《诗经·陈风·宛丘》歌赋：“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有情兮，而无望兮。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宛丘，《尔雅》释为“丘上之丘”，就是东夷古族观天制历及祭祀天地的神坛。诗歌大意：姑娘们手持一根根艳丽的鹭羽，摇着鹭鸶羽毛为饰的旗帜，击鼓，击缶，围绕宛丘，翩翩起舞。这种祭祀礼仪没有冬夏之分，每一天都要虔诚、庄重地举行。

这里描述的祭礼仪式，古称“鵻醴”。《辞源》纪：“鵻禮，《尔雅》谓裨笠，秦人謂之祀祝。间蠶時晨鸣人舍者，鸿鸟皆畏之。”《淮南子·说林》载：“鸟力胜日，而服于鵻醴”。（注）“鸟在日中而见，故名胜日”{6}。追本溯源，穷流探秘。“鵻”简作“隹”。《尔雅·释鸟》：“隹其鳺鴀”。《毛傳》：“隹，鳺鴀也。”《诗经·小雅》：“翩翩者隹，载飞载下。”古人榑木罔谷诸离纪历。榑木，立杆测影之表木，亦称骰表。《说文》：“神木，日所出也。”《汉书·魏相传》曰：“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规”为准绳，“矩”为尺木。《说文》曰：“东，从日在木中”，是说“东”这个时辰，以规矩权衡“射准”之法，尺木于日影端点直立与准绳相交得弦切点，再依此点用尺木平和求得对面准绳的弦切点，此时尺木正好同表木中点相交，此谓“日在木中”，亦曰“日中而见”，记作“十”。《左传》云：“举正于中”。“正”“中”皆为象形文字，其造字结构不同于原始图符，而是仿形于“天圆地方八极图”，亦作“象形”。中华太古象形文字谱系，是先天太极阴阳合和的统一体，是东方文明象形思维的智慧结晶。书契之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皆类“象形”。这种由“象形”中横竖方折圆弧点角八种笔划，或单体形文或交错贯通其画而成的“象形文符”，体现出古人对“道”的理解，象为道统，形为文体，望文切意，得意忘形。“正”字分解，上为天，下为地，篁竹神木通贯天地，左边为直竖的量天尺，中点向右一小横的端点，就是“十日”中的“东”位。“中”字，乃春分、秋分正午日晷之象。其时，太阳处于赤道上方，日正中天，午阳曰杲，日影长五尺七寸八分，取整数标尺数六，而日晷两面的晷针，同时指向十二时且影长相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正”“明德”“中雍”“平和”俱源于此。

以此探悉，“日中而见”之鸟成“雙”，源出东、西相对而鸣的榑桑太阳鸟。“隹”，《辞源》作：“鸟短尾者之总称。”依据古汉字寓意，“雙”本身就是对头双鸟。双鸟对头，和鸣日中，曰離鴸，亦称鳺鴀。離鸟、鳺鸟，古称鶗鴂、伯劳、子规、杜宇，学名红脸杜鹃，其鸣音好像“不如归去”，《辞源》作“秋分鸣则群芳歇”；鴸鸟、鴀鸟，古称鴸鸃、鳲鸠、鸣鸠、郭公，就是报春的布谷鸟，谷雨后始鸣夏至后乃止。以此可知，无论離鴸，还是鳺鴀，都是伏羲太阳历“十日”东、西时辰及春分、秋分两个节气的标识，也是一日或一年的开始与结束。“鵻醴”，就是在每天东（早5—7时）、西（晚5—7时）两个时辰举行迎日（浴日）、送日（踏月）仪式；每年春分、秋分举行迎鼓、舞天（龙）、祭春神、芒神，“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引自《诗经·齐风·甫田》）等东夷古族传统祭祀礼仪。这表明，“双鸟朝阳纹”、“双头鸟纹”和“对头双鷁首”，其渊源都衍生于东夷古族的阳鸟文化。

若详考蛟河出土的这柄青铜剑，与同时期河北、内蒙古及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出土的青铜剑匕，无论是剑身长度剑柄剑首形制，均有所不同；而这种琵琶形制的青铜剑，却与古朝鲜陵墓的琵琶剑近乎一致。古朝鲜出土有琵琶形青铜剑和琵琶形青铜矛头，平壤檀君陵前，有两座高矗琵琶形剑的剑台，朝韩学者认为，这是半岛独有的古朝鲜文化象征。其中之缘由，就在于琵琶形剑有着相同的东方文化蕴涵和古族渊源。东亚诸国传统文化有着思维方式的一致性，以及在传统哲学和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内共同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反映在太阳崇拜、鸟和鱼图腾崇拜上的意念，以及“卵生”“水生”感应神话，朝鲜、韩国、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中华典籍东夷太昊、少昊、玄冥古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中展现出太平洋文化圈在传播和形成过程中昭示千古的印迹烙痕。

综上所述，双鷁首与五弦琵琶形制结合化而为剑，既是“天之精神”的神性象征，也是“仁者无敌”之伟力泉源，包孕了“太阳崇拜”“鸟力胜日”“阴阳和合”等东方传统文化之精髓。相比较而言，这柄青铜古剑，无论是剑首剑柄形制还是剑身纹饰所包孕的东方文化蕴涵之厚重，都要远胜于平壤檀君陵前矗立的琵琶形剑，甚至超越以工艺精湛驰名于世的“越王勾践剑”，故可称之为“东方神州第一剑”。

三、“双鷁首五弦琵琶剑”与东夷古族源流初探

关于这柄青铜古剑的族属，鉴于目前发现甚少且未见共生遗物，似难以判断。就其出土地点在西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以及与这种剑有着一定演变关系的触角式铜柄铜剑的相关资料推测，有专家认为很可能是濊族的遗物。笔者多年潜心研究中国姓氏起源及中华、东北民族源流史，对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和学术论文，包括国内外典籍佚文相互参照，得出与以上专家论述相异的推定之论。

至今7800年—4100年的海水大回潮波峰期，“水逆行，泛滥中国”，海岸线西进到今京广铁路线，华北、东北平原大多为海浸之域。遂古之初的燧人氏族群迁徙沂泰及长白山区，在这里组合为少昊二十四族，亦称阳鸟族群。北方土著鱼图腾的玄冥氏古族，俗称河伯、井龙、冰夷，史称颛顼高阳氏。《山海经·五藏山经》中鸟、鱼图腾影像近百，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图腾族群。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彩陶缸面上，东方白鹳叼着一条鲢鱼，旁边立有带柄钺形石斧。用古族图腾文化解析，其一，表示白鹳与白鲢图腾氏族联姻，若依谐音考释，河南有管姓、廉姓氏族，廉氏为颛顼苗裔；其二，天圆地方合而为钺，代表最高军事指挥权，钺形石斧和柄把上面的六合、四隅、罔罟纹饰，表示这个联姻部族有司天表及专司征伐之权。陕西市北首岭出土同属仰韶文化的一件水瓶，绘有水鸟衔鱼图纹，蕴藏着同样的氏族图腾文化涵义。少昊阳鸟族群与玄冥鱼图腾族群联姻，演绎了夷夏兩大文化族群携手并进的辉煌史篇。《淮南子·天文训》云：“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鱼为“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鸟为阳，鱼为阴，鸟为男根，鱼为女阴，阴阳合而万物生，这里面，也包蕴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涵。从人类文化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角度探析，正是一把开启中华民族及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古族渊流之门的金钥匙。

昔，“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后来，武丁因梦在傅岩得贤人，“嘉靖殷邦”“殷道复兴”。傅岩即傅山，是夏王朝的天文祭祀中心。史料有载，傅说隐居傅岩“圣人窟”，是个奴隶。源出少昊玄鸟氏的殷高宗，为何偏找位“奴隶”并请其列百工之首？这一点，绝不仅仅是武丁识人及傅说之贤，“嘉靖殷邦”透露出的最大玄机，在于武丁实施二头酋领并政的邦国政治，鸟、鱼图腾族群联姻，是稳定和巩固殷商王朝政权的成功举措。《山海经》记载，共工水难，“天倾西北”，颛顼与玄冥氏娲皇联姻，死后化“鱼”葬在鮒鰅山，其后人鲧是熊罴部酋领，“鲧”从“鱼”，死后也变成一条“鱼”。大禹治水在巫山遇到九尾狐为其出谋划策娶女娇名“娲”，当然也是玄冥氏母系氏族的处女祭司。结果大禹不仅接替帝舜统领九州，夏后启还建立了“家天下”的大夏王朝。中华千古，与鱼图腾族群联姻而得天下，可谓历代圣贤百读不厌的真经！史载，帝喾生契、弃，为商、周之祖。《礼记·祭法》曰：“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殷人郊“冥”，即玄冥水神。历史上，殷代、周朝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王族，大多为少昊、高阳族裔。长白山地区的夫余、王满朝鲜、高句骊、渤海、女真、满洲王族，亦为中原列国王族裔种，包括朝鲜半岛的《三国史记》中，多有卵生、水生感应族源神话。中华史册，千秋彪炳，玄鸟氏兴殷，鸤鸠氏兴周，鷞鸠氏兴秦，凫鹥氏兴蜀，……。故而，著名史学家田昌五先生说：“少昊之后立国者，可谓群星灿烂。”

少昊鴡鸠氏与鸶鳸氏历史渊源甚深。古籍佚书中，鸬鹚、鹭鸶，都是江浙古族图腾。《史记·吴本纪》记载，吴始祖为帝喾长子太伯（帝喾，周人古公太王）。《诗经·国风·周南》开篇：“关关鴡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描述的是高禖神婚的场景及赋辞，表明鸤鸠图腾的周族与鸬鹚、鹭鸶图腾古族联姻，这些氏族成为开拓江浙淮鄂的主体民族。鷁图腾古族，殷代为卢戎，能征善战，军力强大。《诗经·商颂·殷武》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颂扬成汤之孙殷武大军，深入楚境，俘虏荆楚军队的功绩。卢，繁作“鸕”，从鸟，卢戎曾是殷朝讨伐荆楚的重要军事力量。周书记载，卢戎随从武王伐纣平商，封地卢国，与罗国为邻邦。罗国早在夏启时既已封国。秦嘉谟补辑《世本》载：“罗氏，本自颛顼，未胤受封于罗。国为楚所灭，子孙以为氏。”罗国王族大罗氏，应为颛顼玄冥氏。“罗”繁作“鱳”，从鱼，从木。《说文》：鱳，“以丝罟鸟，以罔从维”，是说大罗氏掌司天表。韩国1982年版《罗州罗氏大同谱》卷一《姓原考》说，“周代成王因大罗氏有功封罗国。”罗姓与朴姓、鄂姓，都曾列于南方“七大姓”{7}。全国姓氏排行榜，罗姓第20位，人口超过千万。依此推定，春秋时代罗国人口远高于卢国。周武王、周成王分封列国，东夷赢姓徐国、黄国、江国、柏国、许国，少昊族勇猛善战的鷁图腾之卢国，卢戎联姻古族大罗氏之罗国，以及“天下明德皆出于帝舜”的少昊凤鸟氏陈国与越国（越人鸟图腾，鸠、勾皆为本名），均封于江浙淮鄂与楚国为邻。显然，这是周朝对荆楚军事、政治遏制力量的布局。《诗经·大雅·荡之什》赞曰：“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地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表明江汉地区有一支周朝专司征伐、威武昂扬的大军，是威慑蛮夷犬戎安定南方的重要屏障。《逸周书》称楚为“荆蛮”，与“犬戎之寇”并称。周成王歧阳大盟会，夷戎君长四方高座，而让黄帝族裔的楚君熊绎和鲜卑酋长看守祭神火堆{8}。楚国、鲜卑同周朝及中原列国结怨。熊绎之后熊渠自称为王，曰：“我蛮夷也，不舆中国之号谥。”《后汉书·东夷列传》谓：“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卢、罗联军自此进入与楚国频繁战争的状态，史书记载曾数败楚军。公元前690年，卢国、罗国同时为强楚吞并。

笔者考释，卢、罗失国，残余各部退往山东半岛，与之相关史书有谓“六鷁退飞”。鷁，衍生词汇有鷁路、鷁退。《左传·僖公十六年》曰：“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杜预注：“鷁，水鸟。高飞遇风而退，宋人以为災。”都是用来比喻被迫后退的不利处境。许多学者搞不清这段话的切实含意。正确解读，应为六个鷁图腾部族（鸶鸕六部），撤退途中经过宋国都城。卢、罗两国为强楚所灭，对殷商族裔宋国而言，当然预示灾难，故曰“风疾也”，警示之意。春秋时期，卢国、罗国、黄国、江国、柏国、陈国、蔡国、杞国、宋国及诸多姬姓小国，先后为楚国所灭。鷁路、鷁退之说，或许透露出这些昔日中原王族的无奈处境。卢、罗灭国后五年，齐桓公立（公元前685年），在位43年，合诸侯凡26次，伐楚践盟，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自太公立国，历来重视通商和手工业的齐国，一跃而成为军事强国，君贤臣能、以法治国、提升国力之外，卢、罗军力加盟不可忽视，齐桓公封其遗族于“卢”，即山东长清的“卢子国”。国内学者研究认为，秦始皇派方士“海外寻仙”，卢生、韩终率卢国和罗国遗族，迁徙朝鲜半岛东南部。古辰韩“十有二国”，称斯卢、斯罗，即“鸶鸕”“鸶鱳”谐音，联姻部族之复合图腾。如果联想到徐、金、白汉字姓皆始于江浙淮鄂，或可推定，徐福所率3000“童男童女”，正是江浙淮鄂列国族裔，这些氏族广泛分布在朝鲜半岛，或有少数氏族跨海远赴倭国。《后汉书·东夷列传》说，“三韩”有七十八国，大者万余户，小者千数家。辰韩“十有二国”，“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秦始皇时代这种大规模的部族迁徙，且不通过战争手段使马韩割让大片土地，显然为中央王朝昭命所致。笔者认为，当年的斯卢、斯罗十二部，奉始皇帝诏令迁徙朝鲜半岛东南，承担封禁汉江地障的特殊使命。这是一段至今没有完全破译的历史之谜。《盐铁论·诛秦》云：“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史记·朝鲜列传》载有“秦故空地上下障”，同清代封禁长白山一样，此当为封禁神州圣地。古东海之隅长山太白，为少昊旧国、太古神墟，秦始皇曾三次东巡，祭八卦神墟，寻蓬莱仙境，“秦故空地上下障”当位于今鸭绿江、图们江和汉江之间。据考证，高句骊、濊人以“十月祭天”，依据的正是“秦正建亥”以阴历十月为岁首的历法。高句骊王朱蒙卵生神话及半岛南部氏族的《朴赫居世神话》《金首露王神话》《昔脱解王神话》《金阏智神话》，同秦人女祖先女脩吞玄鸟陨卵生大业的神话雷同。《史记·秦本纪》说女脩为“颛顼女孙”，然历代秦王建“四畤”，祀白帝，祭青帝、赤帝和黄帝，独不建黑畤祭黑帝，说明秦人女祖先实为颛顼玄冥氏。高句骊、辰韩后族均有内涵相同的“水生”神话，与半岛土著“濊”有着共同的图腾文化源头。卵生、水生神话，是长白山地区古族神话中内容最完整、形式最活泼的部分，其蕴含的正是少昊氏鸟图腾、玄冥氏鱼图腾联姻的族源神话。依此推论，斯卢、斯罗十二部是朝鲜半岛“秦故空地”南线护障部落，而北线的护障部落应为高句骊早期的卒本夫余。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里，详细地记录了辰韩大大小小的部落国家，有许多是以卢为国名，如莫卢国、驷卢国、万卢国、捷卢国等。他说，公元前57年古新罗建国，新罗是由辰韩部落联盟中斯卢六部所建，所以也称斯卢。《三国史记》是一部用古汉字记载的史书，其文体类同《春秋》《乘》等中原列国史书。史书记载的“三韩”文明程度，远高于半岛土著濊、貊。古辰韩始祖姓朴氏，讳赫居世，剖卵而生，与井龙肋生的王后阏英，并称“二圣”。新罗王族“朴氏、昔氏，皆自卵生。”《昔脱解王神话》中，多婆那国王后生大卵置柜中漂浮于海为神鹊飞鸣而守，卵生王子成为新罗第四代国王，这个神话透视出新罗昔姓为少昊鹊鳸氏{9}；《金阏智神话》源出古东夷阳鸟文化，金氏自谓少昊金天氏族裔，笔者推定，“白鸡”即白鹭，古辰韩金姓王族，应为少昊鸶鳸氏；至于朴姓，昔江汉卢国王族，当为少昊鴡鸠氏。新罗神馆奉祀“东海圣母”，为中国之神，帝室之女，不夫而孕，抵辰韩生子，为海东始主。“帝室之女”源出颛顼高阳氏，为信奉原始萨满教的大罗氏祖源神话。古辰韩自始祖创业，先后称徐罗伐、鸡林、斯卢、斯罗，国名未定，历22世。智正麻立干立，正国号为新罗，上号国王，中原北齐武成皇帝诏封“东夷校尉乐朗公新罗王”。新罗国起初实行贵族民主制，由朴、昔、金三姓贵族交互继承王位，其他贵族按不同的骨品身份任官职，国家大事须经国王和高级骨品贵族参加的“和白”会议决定{10}。新罗史分三代，凡五十六王，下代新罗六部演变为李、郑、姜、崔、裴、薛六姓，贵族汉字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新罗李氏应源出徐戎为主体的江苏赢姓诸国遗族，与秦灭国后遗族皆以木子李为姓同，裴氏亦源出赢氏。姜、崔均为姜齐王族姓氏。山东薛国奚仲之后，春秋为齐国所灭，遗族以国为姓。《后汉书·东夷列传》说：“灵帝末，韩﹑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包括新莽、东汉和南北朝动乱，以及“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的隋代后期。中原地区特别是山东半岛和江浙诸地流民经水路涌入半岛南部，并逐步发展衍化成为新罗主体民族。山东半岛姜姓国，包括齐国、申国、甫国（夏代吕国），皆于周代列封东夷故地，王族源出羌戎，四岳之后，大姜之家，体质人类学为蒙古利亚人种大陆支，同太平洋支的东夷人种有着明显区别，韩国长颅人种的明显特征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春秋，图腾史话。鸟鱼联姻族群与炎帝、共工族裔的龟蛇图腾族群，有着难以化解的历史积怨。昔共工水难，天维塌陷，“历阳之都，男女俱死”{11}，亡者皆史称“颛民”的少昊玄冥氏族裔。秦、徐、黄、江、柏、葛国王族，皆为少昊鷞鸠氏，帝舜赐姓赢氏。秦为西垂大国，与颛顼苗裔的玄冥氏联姻，遂世有功，“以佐殷国”。羌蜀联军助武王伐纣，焚毁殷都，秦王闻帝辛玉焚，自登祭坛殉纣死节，后王数代不朝周室，幽王后始列诸侯。秦兼并天下，尽收周九鼎，始皇帝将姜姓羌俗长女入赘之夫全部遣往苦寒之地，造成了数万孟姜女哭长城的历史悲剧，大概就是基于这种狭隘的报复心理。民族和睦需要良好的政治条件，魏晋之后鲜卑入主中原动荡，隋王朝崇佛抑儒的政治纲领，使华夷诸夏族裔矛盾日趋激化。隋、唐王朝倾全国之力伐东盟，势必引发新罗国内矛盾及政治争端。新罗乘隋军进攻高句骊之机，夺地五百里，两国结怨。加之新罗王大肆崇奉佛教，氏族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部分氏族部落北迁加入渤海。渤海国建于唐高宗时期，史料记载：“尽得夫余、沃沮、弃韩、朝鲜、海北诸国”{12}，“高丽逋残稍归之”。古族迁徙，除自然地理变迁之外，政治影响是主要因素。以朴、罗、鄂、卢、索、萧、金、白等姓氏为例，原本是春秋战国江淮地区大姓，秦代出现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唐代之后又出现在北沃沮故地，成为生女真部落、最古老的满洲姓氏。笔者50年代，听卢姓家长老人讲，卢、罗两姓，属满洲正黄旗，世袭联姻，家族传承祖地湖北。其实，秦楚鲁氏，汉字姓卢；鄂木绰氏，汉字姓罗。两姓中的“楚”“鄂”，都隐含着江汉旧国之邦謎底。黑龙江省密山县新开流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距今6000年的“骨雕鸬鹚首”，图案奇特，做工精细，显然为少昊鴡鸠氏图腾神物。这里曾属于神秘的北沃沮{13}，也是生女真佛涅、虞娄、安车骨及东海窝集部的栖息地，表明鸶鸬、鸶鱳图腾部落，迁徙到了长白山内陆地区。

东北民族渊源神秘而复杂的历史现象，考释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的汉字姓，从中可以得到有益启示。中原列国王族迁徙东北地区后均在汉字姓后加“隹氏”，即国学大师陈梦家先生所说的“隹夷”。“隹夷”本作“鵻夷”。许多汉字古体均有鸟偏旁，譬如，羲作“鸃”，華作“鷨”，“夋”作“鵔”，“离”作“離”，“朱”作“鴸”，虞作“鸆”，在史学研究中应注意把握这一现象。“鵻”简作“隹”，后衍化为其意善美的“佳”字。满族姓氏溯源，“隹氏”即“佳氏”。以汉字姓加“佳”的满洲氏族，初步统计超过80个。如虞佳氏、田佳氏、郑佳氏、唐佳氏、高佳氏、鄂佳氏……，包括位列“八大姓”的马佳氏、佟佳氏、瓜尔佳氏、齐佳氏。按《中国古今姓氏词典》《千家姓》寻根溯源，在不完全统计的满族232个汉字姓中，含有上百个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王室贵族姓氏，且多属少昊、高阳族裔，却甚少炎黄古族姓氏。姜戎列国王族与满族汉字姓无缘{14}，却出现在新罗后期六部姓氏中。反之，少昊高阳族裔的春秋中原诸国，陈国、齐国、宋国、郑国、邓国、萧国、戴国、卢国、罗国、程国、鄢国、邾国、苏国、徐国、黄国、柏国、许国、郯国、鄂国、蒋国、唐国、温国、毕国、甘国、盛国、顾国、邢国、虢国、邘国、曹国、蔡国、卫国、鲁国、魏国、韩国、赵国及部分楚国王室贵戚姓氏，则全部或大部成为满族汉字姓。初步考证，满洲族泰楚鲁氏、鄂木绰氏，索绰罗氏、瓜尔佳氏，汉字姓卢、关、鄂、索、罗，应与卢国、罗国王族同源。根据清代后妃谱系考察，昔日中原失落的卢、罗王族，同颛顼玄冥氏族裔一道，成为清代地位高贵的皇室姻亲。其中缘由，显而易见，满洲皇族缘自少昊凤鸟氏。帝舜凤鸟族裔的陈国、齐国王族，汉字姓陈、田、胡、满、姚、蒲、虞、盖、孙等，都是生女真及满洲大姓。“满洲”族名，在以往历史上存在过，因时代遥远而一度湮没无闻。经清皇太极访诸族老，得以追溯出旧名，颁旨把族称改回“统绪绵远，相传奕世”的满洲原名，并明诏宣称，满洲不是珠申（肃慎）族属。笔者认为，满洲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民族，与文明程度落后的肃慎毫无共同之处。后金和大清国皆以凤凰为祥瑞，宫殿最高建筑是“凤凰楼”或“五凤楼”；满洲族祭索罗杆子，即八维坛圜结索罗网的天杆表木；清代官员的“顶戴花翎”，是标准的天齐榑桑周天准绳形制，冠顶东珠与花翎合成太阳鸟；康熙、乾隆皇帝冠顶的九颗东珠，象征着榑桑九日聚顶的无上权威。各级官吏鸟图腾服饰及宫廷隆庆舞、扬烈舞，与《夏书·益稷》舜帝和夔所描述的类同，而有别于中原历代官员服饰与宫廷舞。可以说，清朝历代皇帝宣称“华夷同风”“满汉一家”，同蛟河出土的战国青铜古剑一样，都是有着深厚的民族渊源与历史文化背景的。

四、“仁道之剑”与“王道之剑”的历史性演变

剑者，兵器也！然于诞生之日，即与君子结缘。《山海经·大荒东经》开篇明言：“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东口乃大壑之口；佩剑之风，始于少昊之国。汉许慎《说文》谓：“凤凰起于东方君子之国。”《山海经》《抱朴子》古籍佚书中载有“丹穴之山”“丹峦之水”，秦始皇、汉武帝越海东寻的“蓬莱仙境”{15}，其所指都是太古之初东海之隅的少昊之国。

君子之国，衣冠佩剑。佩剑之人，宜天心仁厚；礼仪之邦，尚剑胆琴魂。这是一柄铜铸的榑桑，天剑之冠，鳺鴀春秋；天剑之身，阴阳和合；天剑之胆，仁谐日月；天剑之心，中正明德；剑影菲菲，焰隧金芒，紫气赤霞，风雷荡漾；剑气淋漓，纵横四海，文脉千秋，游心太玄。呜呼！五弦震颤，春风化雨；琵琶离火，光曜中华！

此外，丁字型长剑所蕴涵的“天之精神”，从丁字形古文化内涵亦可窥见一斑。丁字古文，长竖上部小横，是独体象形文符“┴”、“│”組合字。许慎《说文》释意，“┴”，高也。“│”，上下通也。两个象形文符上下组合，本身就是倚天长剑之形。“┴”同时还是古数象字“六”，衍生“六合”之意。此说明，这柄青铜古剑包蕴的“天之精神”，源于铸剑匠师的“象形思维”。象形思维基本特征是“取象比类”，通过联想或想象阐发事物更深层的意旨，进而指导人们的创造发明和社会实践。这一点，或许正是少昊之国君子衣冠佩剑的初衷。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少昊以鸟纪官，鴡鸠氏为司马，主司军事，一名王雎。从东夷阳鸟文化及古族渊源推定，蛟河出土的“双鷁首五弦琵琶剑”，最合理的诠释，应为当年统帅卢、罗联军的少昊鴡鸠氏王者之剑。依照吴王夫差剑、越王鸠浅剑命名规则，或可称之“王雎剑”。笔者认为，该剑在史传中的真实命名，即为《越绝书·外传记宝剑》所载铸剑大师“欧冶子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的盖世名剑“湛卢”。“湛”，精湛、清澈释意，亦通“战”，声讯字。“鸬”，形“鷁”，源出“双鷁首”。“湛卢”者，“战鸬”也！青虹天剑，代天行道，辖战鷁之威，维系天地间公正与秩序，这应是越王允常为该剑命名之本意。进而推论，这柄青铜古剑是西团山文化的主人，少昊鴡鸠氏、鸶鳸氏族裔的满洲氏族祭坛上供奉的传世神器。

让考古界倍感疑惑的是，这种有着鲜明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特征的青铜剑，在战国之后的中原地区近乎失传，现代考古出土的战国前期青铜名剑，形制大都雷同于“越王勾践剑”，即便是后世流行的玉具剑也未见琵琶五弦形制。此中奥秘，似可结合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进程并透析重大历史事件进一步考论研讨。

唐朝诗圣杜甫诗咏：“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卢。”在安史之乱后的李唐，诗文流露的，是对维系社会安定秩序的期盼，更是对“仁道”和“明君”的渴望。杜甫一生贫困流离，就是因为其诗文洋溢着社会大同的理想色彩，很难与封建制度及帝王将相的思想合拍。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最高统治者所提倡的“仁道”，更多是维护江山社稷的愚民政策，而“王道”，才是封建帝王追求的真谛。因此，在经历战国纷争的风云变幻之后，中国传统铸剑文化所蕴涵的“天之精神”，其表现方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以考古出土的两柄青铜古剑为例，“双鷁首五弦琵琶剑”和“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都包孕着厚重的文化色彩和“天之精神”。笔者考论，结合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就属性而言，前者为“仁道之剑”，后者为“王道之剑”。

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剑身绚丽的菱形暗格罔纹和剑柄的同心圆，决不单纯是一种保护性装饰，而是蕴涵着“王天下”的深刻含义。

《易·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是说原始氏族社会颁布历法祭天祀神，通过“结绳记事”独特方式昭示天下，亦作“结绳之政”。“绳”字篆体，左“糸”右“黽”。《说文》释，“糸”，细丝也，象束丝之形；“黽”，蛙的一种，大腹，头似蛇。所谓“结绳记事”，是在束丝构型成蛙状的“黽罔”中标记象形文符，属于中华酋邦社会“王天下”的神权标识。“王”通“罔”，声训字，“王天下”源出“罔天下”。《易·系辞》说伏羲“作法绳而谓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離”。“罔罟”是什么？就是伏羲受蜘蛛结网启发，以丝束结榑木四索罗织天网，每斜面等腰三角形中，横竖各十道，其状纵横，状似桑田，故谓“榑桑”。“诸离”，是榑桑树上的十个太阳鸟，代表白昼的十个时辰：以日在树下为杳，日见地平为旦，日升树下东南为旭，日升树中为东，日升树上东北为昃，日在树顶为杲，日降树西北为昃，日降树中为西，日降树西南为昏，日落树西方地平为夕。所谓“天时”，就是古人依据日鸟对应的时辰和节气务农渔猎。榑桑树又作“鸟秩树”，编制罔罟是方便悬挂“报时鸟”，俗称“罔天下”。巴黎卢浮宫馆藏4000年前的“山羊罔罟纹样”彩陶杯，与西安半坡出土的“八卦人面阴阳鱼罔罟纹样”彩陶盆，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形浮雕罔罟纹样”“蛙状黽罔纹样”彩陶器，都蕴含着仰韶先民薪火相传的古文化精神。“罔罟”和“黽罔”，更是马家窑文物彩陶纹样的母题之一。这些数千年前制造的珍贵彩陶器皿的纹饰涵义，给后人留下了中华太古天象文明与祭祀巫术融汇一体的清晰印痕。据此考论，青铜剑体菱形暗格罔纹与同心圆的古文化涵义，正是以“罔天下”来表达“王天下”的“天之精神”。

至于中国铸剑文化变异的历史谜团，通过对战国前期政治及历史事件的解读，则前后因果关系非常清晰。

太史公尝言：“四海之内，咸戴舜功，兴九韶之乐而凤凰翔，天下明德自虞舜始。”中华酋邦社会2000多年的传统价值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儒教与法家的思想大交锋导致社会激烈动荡，周朝礼制所倡导的中正明德的“仁道”精神，随着诸侯割据列国纷争而陷于崩溃，春秋无义，战国争雄，空谈仁义，势成笑柄。宋襄公是个颇有作为的政治家，以仁义见称。初立，以贤臣子鱼、公孙固为辅，宋国由此大治。他曾积极维护齐国霸权，桓公死后，助齐国平定内乱拥立新君而小有名气。平定齐乱后，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霸业，尝言：“夫力诚不足恃也，然则仁义足恃乎？”宋国图谋称霸，楚国自然不服，宋楚结怨，兵戎相见。史书记载：宋国发兵攻郑，与楚军决战于泓水。楚人未济，目夷曰：“彼觽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次年，含恨而终。以现代人眼光看来，宋襄公迂腐，以仁义施于战阵，既误国，又害己。伟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了一句“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襄公的笑谈更是广为流传。

随着社会思想大变革的持续深入，“仁道”衰落，“王道”盛行，既是封建专制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古代铸剑文化演变的缘由。儒、法两家思想的大交锋，导致列国王侯和铸剑师对剑道“天之精神”内涵的重新认识。而欧冶子所铸盖世名剑之首的“湛卢”，则刻印着尤为深刻的历史烙痕。冯梦龙著《东周列国志》书中言道：楚昭王卧于宫中，既醒，见枕畔有寒光，视之，得一宝剑。及旦，召相剑者风胡子入宫，以剑示之。风胡子观剑大惊曰：“君王何从得此？”昭王曰：“寡人卧觉，得之于枕畔，不知此剑何名？”风胡子曰：“此名‘湛卢之剑，乃吴中剑师欧冶子所铸，昔越王铸名剑五口，吴王寿梦闻而求之，越王乃献其三，曰‘鱼肠，‘磐郢，‘湛卢。‘鱼肠以刺王僚，‘磐郢以送亡女，惟‘湛卢之剑在焉。臣闻此剑乃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出之有神，服之有威，然人君行逆理之事，其剑即出。此剑所在之国，其国祚必绵远昌炽，今吴王弑王僚自立，又坑杀万人，以葬其女，吴人非怨，故‘湛卢之剑，去无道而就有道也！”昭王大悦，即佩于身，以为至宝，宣示国人，以为天瑞。然而，历史似乎同楚昭王等人开了个大玩笑，先后拥有过这把盖世名剑的越、吴、楚三国君主，不是兵败灭国，就是争霸失利。剑，是封建统治者权利、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湛卢剑得主如此境遇，列国王侯何敢染指，怕不是望剑生畏，退避三舍，愈远愈好。越王勾践曾拥有“湛卢”“鸠浅”两把盖世名剑，前者并未改变卧薪尝胆的苦难命运，后者却成为矢志灭吴的复仇之剑。显而易见，君王们祈愿求索的，决非阴阳和合的“仁道之剑”，而是扬威天下的“王道之剑”。“仁道”“王道”是封建社会反复出现的政治命题，这正是同样包孕天道的湛卢与鸠浅两剑铸劍文化内涵的本质区别。

现代考古出土的中原地区青铜古剑表明，战国后期所铸名剑形制皆为“王者之剑”，这或是五弦琵琶剑在中土失传的根本原因。但在东方文化世代传承的长白山地区，依然保留着“双鷁首”和“琵琶”剑制。朝鲜半岛出土的琵琶形青铜古剑及琵琶形青铜矛头，清太祖努尔哈赤所持长剑的“双鷁首”剑柄，或可表明，五金之英，太阳之精，鷁首东指，搏风逐浪，依然是阳鸟族裔东方民族的不懈追求，只是包孕天道阴阳和合的青虹天剑终成千古绝唱！

吉林蛟河出土的“双鷁首五弦琵琶剑”，以其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物价值和举世无双的文化艺术价值，为中国的铸剑文化史写就了绚丽灿烂的动人诗篇，这柄青铜古剑所透视出来的中华文明精神蕴涵与太极阳鸟文化艺术结晶必将永垂青史。

注释：

①青铜，实际上是红铜和锡、铅合金，早在中国原始氏族社会新石器文化末期，绵长2000多公里的阿尔泰山脉相交的亚欧草原，就孕生了大夏民族初创的青铜文化。这种青铜文明由西向东，同时期出现在黄河、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马家窑文化遗址（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土的一件青铜刀，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兵器。整个青铜时代包括夏、商、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1600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杂器。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快，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金属原料铜锡铅比例有详细规定。

{2}以上均参照蛟河县《文物志》。

{3}《越绝书》记载，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恳请天下第一铸剑大师欧冶子为己铸剑。欧冶子奉命之后，带着妻子朱氏和女儿莫邪，从闽侯出发，沿闽江溯流而上，在山高岭峻、四季雾凝的松溪县境内，发现了铸剑所需的神铁（铁母）和圣水（冷泉）。欧冶子在这里住下后，辟地設炉，用三年时间，炼成盖世名剑，遂以剑名山。野史相传，欧冶子铸成宝剑。抚剑泪落，因为他终于圆了自己毕生梦想：铸出一把无坚不摧而又不带丝毫杀气的天剑。现代考古发现给这段古籍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说明欧冶子铸盖世宝剑一事并非神话。

{4}越王勾践应写作“句践”。古时并无“勾”字，以“句”字通之。乾隆刊武英殿本《史记》错引了明代不正规监本写成“勾践”，造成后世从误者甚多，导致近代已积非成是。

{5}《史记·书》『乐书第二』，中华书局出版1975年本。

{6}《辞源正秩编合订本》第1695页鸟部亥四五。

{7}《千家姓·字帖查源》10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8}《国语》『晋语下』：“昔成王盟诸侯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

{9}现代韩国已少有昔姓，若联系到满洲族源神话佛库伦吞喜鹊坠卵生布库里雍顺的故事，或可推定辰韩昔姓王族北迁，与“勾骊夷蛮”的陈国王族满姓联姻，融合为最古老的满族姓氏——爱满氏，满语汉译“外藩、番主”，女真旧姓“谙蛮”。

{10}“和白”会议协商对象当为半岛南部的白氏部族。《三国史记》有载，辰韩王后阏英系“井龙肋生”。《大戴礼记·帝系》：轩辕族酋领“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嬇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肋，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季连。”《国语·郑语》：“昆吾为夏伯矣。”季连为楚人祖先、有熊氏族裔，故《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于昆吾有皇祖伯父之称。女嬇氏“启其左肋，六人出焉”，寓意轩辕六部皆同鬼方氏即突厥古族联姻，而肋生传说正是印欧语系民族神话的特有形态.春秋楚国，平王无道，强纳聘为太子妃的秦国公主，又让陪嫁的秦女嫁给太子建。依照周礼，秦国公主的这位陪嫁女亦出自王族，即《史记·秦本纪》中玄冥族裔的白冥氏。白氏所生之子名熊胜，后太子建被废携家出逃，熊胜尚母姓，人称白公胜.楚惠王二年，白公胜被楚陵尹子西召回国后制造了一场内乱，兵败自缢亡命，其弟白公燕带族人亡命出逃。辰韩女主“井龙肋生”传说透露出，脱楚后的白氏部族与大罗氏联姻，后随同斯卢斯罗部迁移到朝鲜半岛南部。

{11}引自《论衡》命义篇。

{12}“弃韩“之说，表明脱离“三韩”的部族是一种有组织的主动所为。

{13}当为“斡砠”，积石祭天坛，金王族以“斡”为本名。

{14}《金国语解》《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简明满族姓氏权略》中，均未发见山东羌裔姜戎国的姜氏、吕氏王族汉字姓。

{15}根据典藉佚文及古今地理学资料综合集成，在现代航拍图片绘制的东北亚地形图上，利用计算机技术让海平面升高百数米，就会发现，古东海之隅的白头山脉、咸镜山脉与太白峰峦，共同组成一幅巨大的“凤凰”图案。蓬莱者，凤来也；咸镜者，仙境也，皆为谐音。《山海经·海内北经》说：“蓬莱山在海中”。此表明，距今5200年前长白山超级火山爆发之前，这里曾是类似青海湖的高山湖泊，“凤来仙境”正处于高山湖海四围之中。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萨满文化艺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