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文学区域的界定

“河湟文学流派”在青海文坛的倡导，大约是二十世纪80年代的事情。它的自觉发育和生长，与新时期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或者说，二十世纪80年代河湟乡土文学的起步和发轫，无论是叙事的小说文本，还是抒情的诗歌和散文文本的本土醒悟，决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和存在，也不是天外来星，更不可能离开中国乡土文学的大环境而独成气候。是青海文学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寻根”热中本土化意识的觉醒和个人身份醒悟的标志。

“河湟文学”是青海文学的有机部分，是青海文学生态体系中的一支劲旅。它的脉搏是随着青海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脉律一起跳动的。

何为“河湟文学”？目前还只是一种不十分清晰的命题，还没有一个评论家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回望青海文学的当代历史进程，关于“河湟文学”，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青海文坛引起了纷纷扬扬的一些争鸣：或以题材划分，或以地域界定，或以人文环境和文化色彩理解，我认为都是有理由的。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鸣，本身也就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从另一个角度说，通过充分的争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有意义的发现。

河湟文学有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存在，那么其产生的环境是什么？特征又是什么？认知和研究中应遵循怎样的规律和价值取向？在没有开篇之前，有必要进行学理性的探讨。

目前，有关“河湟”的地域概念学界有大中小三种之说。从广义上的地域概念来看，“河湟”应该包括大通河（浩门河）下游的甘肃天祝、永登、兰州红古区等地和甘肃大夏河、洮河流域，考虑到实际的行政区划和历史沿革，本人主张时下的“河湟”应特指青海东部湟水流域以及大通河上游以南的山区和贵德、同仁等黄河沿岸的农业区。因此，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河湟文学流派”，就是以河湟地域为范围的区域性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农耕文学流派，属于乡土文学体系。换句话说，应该以青海东部地区为中心。更具体地说，“河湟文学流派”的腹地应该在湟中—湟源—西宁—大通—平安—互助—乐都—民和这个文化带上。由此看来，从目前的行政区划来说，海东（包括西宁）应该是“河湟”的中心地带。

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湟文学的品质应该是乡土文学。

河湟地区历史十分悠久，从民族构成来看，有汉族、藏族、土族、回族、撒拉族、蒙古族等，从宗教信仰来看，汉系儒释道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并存。因此，探讨“河湟文学流派”存在的意义、成就、特征、审美属性和价值取向，就是准确把握、认知和弘扬这一地域的文学坚守和文学精神，促进河湟地区的社会和谐发展与经济建设不断繁荣，在青海乃至中国文学的大视野中来认知“河湟文学流派”，理清“河湟文学流派”和青海乃至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以及和中国乡土文学的传承，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之一。

文学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群体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群体的真实生活写照和生命传记。透过文学的璀璨星河，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群体的生活常态和生命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湟文学是河湟多民族人民的传记。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群体，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曾经发生和经历过什么，就不知道如何选择前进的道路，不知道如何对待过去，也不知道如何对待未来，更不知道哪些东西应该抛弃，哪些东西应该坚守和发扬广大。有学者研究表明，今天的土族就是中国历史上虎踞北方、龙蟠西北长达350年之久的吐谷浑民族，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明末或清初），朝廷的地方官员为了上报名册的简单和方便，大笔随便一挥，将吐谷浑民族简写成了“土民”或“土人”，从此割断了土族的群体记忆。万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青海的“土人”才有了一个有尊严的名称“土族”，也才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一员，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基于这样的情况，关注河湟谷地的地域性文学创作，探讨河湟文学存在的理由、成就、特征、审美属性及其价值取向，是必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

这是一个变革和飞速发展的时代，不光是文学，许多社会现象连哲学和社会学都无法准确把握。这是一个物质特别丰富的时代，是文化断裂、传统伦理崩塌、信仰扭曲、精神空虚的时代，这样一个纷繁多变的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个世界好快，好眼花缭乱，快得连追逐时尚的年轻人都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人们想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细微里体验一下真正的生活和生命常态，已经是一种奢望。人们急切地直奔金钱、财富和荣誉的目的地，上了高铁、上了飞机、上了信息高速，绝尘而去，眼看就失去了“根”了。这太可怕了，有些人大声呐喊：小心！太危险！人们却听不见，或装着听不见。面对西方文化无孔不入的侵蚀，传统变得如此的脆弱不堪，不要说处于边缘的地域和民族能留住自已的一些东西，连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汉语也迷失了方向而找不着南北。怎么办呢？不能在指责和谩骂中对抗，只能放慢脚步，在宁静和温情中感悟人性和人情中的美好，在美好的记忆中回味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处于边缘区域的河湟文学的存在提供了理由。尤其是独居此地的土族和撒拉族更是56个民族之中艳丽夺目的奇葩，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

水有源，木有本，唯有源头活水来。河湟文学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学，其产生与发展是从属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大环境、大趋势的，置大文学传统不顾，而只谈地域性、民族性的河湟文学如何了得，结果只能是坐井观天，或一叶障目，甚至会闹出牛角比牛大的笑话来。众所周知，从诗经开始，中国的传统诗歌逐渐发展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的绵绵长河中，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远离政治和文学的中心，王朝更替，民族纷争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长期落后，高贵的汉语言诗歌竟然也能徐徐抵达这片文明的边缘地带，并在这里得到继承、繁衍和茁壮，除了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系无比强大和更加强大的凝聚力，没有更合适的理由。比如，河湟地区历史上出现的一大批优秀的本土诗人，他们的理想模式、文学观念、表达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无疑来自大文学传统的影响——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河湟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现象，是邊缘化的，是一朵迟开的花朵，只算得上中国文学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甚至就是一个小小的涟漪，是中国文学大合唱中的袅袅余音，只能给予合适的评价。这并不是说河湟文学没有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可言，我是说，只能在大文学的视野里才能看出河湟文学存在的理由和伟大，比如，在中国民歌的背景上看河湟地区的“花儿”，才能看出她特殊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也才能看出她的生命意义。我在《乐都，文明的碎片》一文中说过，“花儿”是河湟这片土地上孕育的《诗经》，现在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但在“花儿”中如何吸取营养，能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机注入现代文化元素，展现时代气息，又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河湟谷地有黄河和黄河上游重要的两条支流——湟水和大通河，是山宗水源之地。在偌大的青海版图上，河湟谷地的面积只有2.5%，却密集着青海75%的人口，集中着80%以上的工农业产值，因此，青海文学无论如何不会忽视这片土地的。这里又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处于中原通往中亚、西亚、西藏的通道上，聚居着汉族、藏族、土族、回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千百年来，多种民族在这里杂居，多种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汇，孕育出多种文明，多种文化形态在这里交替出现。河湟文学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学，不论是作家队伍，还是创作实践和成就，已形成了一种比较客观的规模，或者说是一种体系，文学成就丰硕，文学创作日益成熟，并越来越彰显出地域和民族的特点，各种文学形式越来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只能把河湟文学放在一种地域文学的定位上，比如说以张承志为代表的宁夏西海固文学流派、以汪曾祺为代表的江苏里下河文学流派一样，用理性的视角来探讨和认知一种文学现象和流派，才能做出一些客观的评价。

河湟文学脉象分析

河湟谷地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本土作家虽不能与当时国内文坛大师们相提并论，但在河湟谷地这一边缘化的地域文学现场中，他们的出现和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文学精神和文化意义，他们在这文明边缘地带“苦行僧”式的放声歌唱和尽情叙说，甚至就是一种绝响，是一个文化奇迹。比如说，生活在前清时期的“炒面诗人”李焕章，比如说，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贵德诗人张荫西、乐都诗人谢铭等，他们在物质生活食不果腹的状况下，仍然操守传统文化的良知，坚持耕读传家的生命本色，一边耕田种地，一边仰望文学高远的天空，用如此精美的古典诗歌，坚守着精神上的高贵，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迹吗？

因此，河湟文学特殊的地域价值和文学精神，“李杜苏辛”多么伟大也不能替代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也因此，河湟文学特殊的价值和审美属性，不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尚和畅销，不在于粉墨登场的大红大紫，也不在于获得鲁奖和茅奖或者更高的什么文学奖，而是代表了一种地域和民族的文学现象、文学存在和文学坚守，是这个地域与民族过去和当下的存在。比如河湟谷地的农民作家武泰元、王连学、祁之来、熊国学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以打工来谋求最基本的生活，确把文学和写作看得比粮食和财富更重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文学的追求，不影响他们精神的丰富和人格的高尚，他们跟自己小说文本中精心塑造的主人公一样，那种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叙说的愿望，恐怕不会比体制内的作家们差，也不会比任何腰缠万贯的土豪们差，他们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对河湟谷地老百姓生活状况和生命状态的关注，同样放射着朴素、智慧的光芒。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在这涉及着千家万户的社会转型期，拥有着一般人没有的精神上的富足和高贵，代表着一种坚守和传统精神。

河湟文学就像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片森林里有汩汩潺潺的泉水和溪流，也有遍地的不被人重视的花花草草；有蓬蓬勃勃的灌木丛，也有正在生长的小树；有参天挺拔的青海云杉，也有中途电击雷劈的枯树，还有不被主流待见或者长在森林边缘被忽视了的大树。正是这些千千万万的物种群构成了森林，构成了河湟文学的生态体系。

时序进入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能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基于把青海文学与中原文学区别开来，有个比较合适的定位，青海的文学批评家就把青海文学以地域、人文为界，划分为“环湖雪域游牧文学”和“河湟农耕文学”两大流派。以雪山、草原、湖泊、部落、游牧、佛教为主体的带有浓郁的荒原意识和藏传佛教文化色彩的“环湖雪域游牧文学”，是青海文学的一支劲旅，占据着青海文学的半壁江山，在这半壁江山里，格桑多杰、杨志军、梅卓、多杰才旦、才旦、江洋才让、龙仁青、万马才旦等作家，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高标，尤其是杨志军的“荒原”系列小说，不论在青海还是在全国都是一个高度。而“河湟农耕文学”同样也占据着青海文学的半壁江山，在这厚重的半壁江山里，其强大的包容性和丰富的民族性更值得关注。曾产生过《秋夫诗选》（韩秋夫）、《土族风情画》（王歌行）、《南园风情录》《沙沱情暖》（王立道）、《枪手》（王文泸）、《水磨沟里的最后一盘水磨》（鲍义志）、《荒地》（韩玉成）、《魔琴》（轩锡明）；以至稍后一些产生的，《民生街》《麒麟河》（陈元魁），《平常日子》《家丑》《温暖的乡村》《泼烦》（李明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李成虎），《支书老吴》《麦子熟了》《救命恩人》（陈宗基）等比较成熟的作品，这是一种可贵的近似于挑战的信息。这些作品的面孔一出现，就让人耳目一新，就让人觉得走出了与中原文学相似之中的模糊性和别样性，以地道的河湟人的面孔和语言，独具的情致和语言以及河湟谷地特有的风情民俗，用创作实践和实绩，向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郑重地展示了新时期（转型期）“河湟文学”最初的姿态，这是河湟谷地本土作家们的大胆实践和卓越努力。此时的“河湟文学”已开始脱胎换骨，不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以至题材还是叙述方式，渐渐抹去了民间文学过分通俗的外壳和秦晋以及中原农耕文学的面纱。换言之，“河湟文学”从最初的学习和模仿走向了自身的特点，并日渐成熟，这是十分可贵的，是青海文学区别于中原文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给模糊不清的青海文学贴上了鲜明的地理标签。

王文泸、韩玉成、鲍义志、轩锡明、陈元魁、王建民、杨廷成、李明华等是河湟文学流派的最早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在这遥远、边缘、僻静的河湟谷地一隅，他们坚守着文学的传统和良知却不墨守成规，他们以严肃厚重的小说，以独创的智能显示了河湟文学最初的尝试，如《湟水谣》《月儿呀，月儿》《荒地》《水磨沟里的最后一盘水磨》《魔琴》《温暖的乡村》《家丑》等作品，用地地道道河湟人的视角和本土元素，最早唱出了河湟谷地灵魂纯粹的庄稼人的心事和生命状态，演绎着这片土地上生死轮回的生命史，而最早把这一文学现象纳入文学理论视野的是王建民、牛八、宋执群等。

从此，30多年来，一大批生于河湟谷地、长于河湟谷地的作家相继登上文坛，形成无可置疑的“河湟文学”作家群。“河湟文学”的河床越来越宽了，水量也更大了，有惊涛巨浪，也有微波荡漾，众多的优秀作品先后问鼎全省和全国重要文学奖项，特别是鮑义志的《水磨沟里的最后一盘水磨》获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骏马奖，鲍义志的短篇小说集《鸣咽的牛角号》、马学功的诗集《家园的颂辞与挽歌》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之后，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批作家的地域文学创作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如果说还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作家和作品还只是处在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的状态之中，那么经过30多年几代作家的不断努力和实践，当下，一个充分体现文学地理标志（河湟谷地）特点的多民族、多声部歌唱的文学流派——“河湟农耕文学流派”基本形成。尽管目前还没有产生鲁奖和茅奖的重大作品，但“河湟农耕文学流派”的形成是显而易见的，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河湟农耕文学流派”在青海文坛的形成和初步繁荣，它的真正含意不是在中国文坛产生了红得发紫的什么大腕作家，产生了多么大的轰动效应，也不是获取了鲁奖和茅奖或者更高级别的什么奖项，而是确立了青海文学本土化的转型——这片被称为“河湟谷地”的土地上有了自己的文学和文学代言的群体。

我們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从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等乡土叙事开始，到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关中”、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文学在本土化的行进中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这中间的乡土叙事也经历了四种形态，即“启蒙叙事”“田园叙事”“阶级叙事”“村落家族叙事”。

鲁迅的“绍兴”叙事是“启蒙叙事”。鲁迅时代的乡村似乎是病着的、麻木的、愚昧的、脆弱的乡村，是蹒跚行走着的乡村，因此他以一种极为鲜明的思想启蒙立场看待乡村世界，是主题先行的“彷徨”中“呐喊”的启蒙，在他的小说里这样的乡村是一种病态的乡村，必须改变。

文学乡土化的脚步行进到了沈从文、废名、孙犁、汪曾祺等的时代，是另辟蹊径的“田园叙事”，他们以一种优美的意境呈现出理想中的乡村，看到了人性和人情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从乡村中感到了一种少有的宁静和温情，他们似乎用“桃花源”般的田园世界批判和诅咒现代都市文明。

柳青、周立波、浩然等的“阶级叙事”时代，是以阶级斗争的立场看待乡村社会，乡村世界中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成为小说的中心内容。

文学到了路遥、张炜、陈忠实、刘震云、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的“村落家族叙事”时代，出现了一种焦躁不安和背弃，看到了一种激荡和冲突，乡村旧貌换新颜，农民们过上了从来没有过的油汤辣水的好日子，人们一个个脑满肠肥，却在利益的驱动下失去了方向，心儿里慌了不说，脚步儿也乱了，他们以盘根错节的家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新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迷茫和精神的缺失。乡土中国文学中的叙事就是这样慢慢地摸索着，慢慢地行进着。

如果说乡土中国文学叙事经历中的这四种形态是成立的，那么纵观河湟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前辈作家们如火如荼进行着“启蒙—田园—阶级”这些重大的乡村叙事时，河湟文学作为边缘的地域和民族文学，步履是迟缓的，成就无疑是尴尬和苍白的。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时期的河湟文学几乎没有留下一点声音和足迹，进入新时期，河湟谷地的作家们还没有做好文学上的准备，几乎一下就赶着鸭子上架，一猛子走进了“村落和家族叙事”的重大主题，这让河湟谷地的作家们有点儿手足无措。因此从文学的传承和成长上说，河湟文学不仅营养不足，而且生长期比较短。这就像苗木的生长一样，由于生长期比较短，还没有形成木质，更不要说形成优良的木质。比如说，一棵成材的柏木，至少需要百年的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湟文学还只是刚刚起步，完成了文学的模仿阶段，最多也就处在文学的青春期。我的看法是，河湟谷地的作家们谁也不要自以为是，谁也不要狂妄自大，在文学璀璨的星河里我们都是身体力行的学徒，谁也不要指望凭着所谓的灵感一口吃出个大胖子，一夜整出《创业史》《白鹿原》《秦腔》来，更不要异想天开地去争什么鲁奖和茅奖，尽管鲁奖和茅奖并不能说明什么。就贾平凹新时期30多年来艰苦卓绝的文学实践和探索来看，除了踏踏实实地写出作品没有更好的理由。在文学的乡土中国和民族叙事中，河湟文学不要说跟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的强劲势头去比高下，就是跟邻近的甘肃、宁夏比，弱势还是显而易见的，千万不要被时下文学表面的繁荣所迷惑。遗憾的是，我们之中的许多作家没有一个静下心来，像路遥和贾平凹那样用毕生的精力和生命去对待文学和对待过文学，而是像甘肃乡下隔三间四的赶集一样，沉溺于各种文学活动。还在10年前，在西宁的许多文学场合里，我们已经很少看见陈元魁的身影，那么他在干什么呢？毫无疑问，他在那个时候就逃避了热闹，在静心来写作他的《麒麟河》和《民生街》。因此，文学没有捷径，我们应该时时刻刻肩负文学使命，时时刻刻虔诚地仰望文学的星空，放开眼界，坚守文学精神，文学不是物质生产，谁也不要异想天开，一夜暴富。

马尔克斯看完卡夫卡的《变形记》之后，被震惊了，惊得目瞪口呆。他在一瞬间忽然明白：“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毫无疑问，马尔克斯是站在卡夫卡的肩膀上写出《百年孤独》向世界文学冲刺的。莫言则是中国乡土化叙事的马尔克斯，他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而我们河湟谷地的作家从目前产生的作品来看，可能只是站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浩然的《金光大道》或者是柳青的《创业史》的肩膀上东张西望的，这种起点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人家是站在山巅之上观望文学的星河，而我们可能站在山脚之下，或者是山腰里，沾沾自喜看见的是陨落的几颗流星，不要说是写作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要靠与生俱来的感觉，就是数天上的星星，站在山巅之上要比站在山脚之下多数出多少来。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即使你站在山巅之上，不一定就能发现最明亮的星星，在你的写作中你也许错过了许多本该照亮你的星星，这里有个敏感和愚钝的问题，也是要做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作者简介：李明华，1964年生，中国作协会员，鲁十三高研班学员，青海乡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