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贤德

摘 要：趙元任终生从事汉语研究教学与传播，他在语言学领域的贡献是全方位的。赵元任在老国音、新国音、音位学、音韵学、方言学、声调、语调、变调、轻声、儿化等多方面研究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对当时的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即便是今天在语言学领域的教学科研上也发挥着作用。

关键词：赵元任；汉语；语音

中图分类号：H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7）01-0001-06

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命运多舛，正如音韵学大师罗常培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所批评的那样：“考古功多，审音功浅”[1]；对语音的研究是“蔽于成见，囿于方音”[1]，不能解决积疑，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到了赵元任时代，赵元任则一反传统研究，其研究方法犹如一缕缕清新空气，给人以春风拂面、沁人心脾、拨云见日的感觉和享受。赵元任留学美国时就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中国语言的问题》长文，认为中国语音学的研究必须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并且提出了诸多重要观点，为后来的汉语研究与教学指明了方向。纵观赵元任一生，其语音学研究始终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老国音、新国音、音位学、音韵学、方言学、声调、语调、变调、轻声和儿化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其不少研究成果至今为人所享用。

一、承前启后之老国音研究

我国著名音韵学家张世禄先生说：“赵元任先生是我国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研究汉语音韵的前驱者之一。”[2]110国音的研究是赵元任语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国音有新老之分，二者差别在于老国音是以《国音字典》为准的语音系统，新国音是以《国音常用字汇》为准的语音系统。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们所使用的是基本以北京口音为标准，但是并没有完全按照北京音的系统，而是折中南北牵合古今而成的老国音。典型标志就是有入声、区分尖团音、有苏音（即江苏语音）。赵元任在20世纪20年代对老国音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著作中：1922年出版的《国语留声片课本》、1923年出版的《国音新诗韵》和1925年出版的《国语留声机片教程》。

赵元任在《国语留声片课本》里列出了两拼字和三拼字的全表，在“校正方言”部分中，他提醒不同方言区的人所要注意的问题。赵元任在课本说明部分，详细说明了国音字母名称的读法，分析了每一个字母的详细发音方法和细微的差别。

1923年出版的《国音新诗韵》是赵元任根据老国音的语音系统编成的韵书。赵元任在“序”里阐明了编写这本书的三个理由：一是这本书按照韵类和部首排列编排可以为作诗的人提供用韵的参考，也可以当作“国音熟字字典”使用。书中不仅有正体字和规范的读音，也有简体字和方言中常用而国音没有收录的读音；二是便于查找某个音是否押韵不押韵；三是这本书进行了古今音韵的比较，可以供对音韵学有兴趣的人参考。《国音新诗韵》全书分两部，第一部分“理论”分九章，第二部分“字汇”分为“分韵字汇”和“部首字汇”，对

3 000多个常用字的读音进行了标注和分类。《国音新诗韵》继承了我国古代作诗用韵的一些规则，吸收了西洋人作诗用韵的一些手法，也总结了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用韵的一些特点。《国音新诗韵》是一部当时供人写白话诗的韵书，也是一部系统研究老国音的著作。从这部书里，我们可以查找所收的字在老国音的声韵调，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1925年出版的《国语留声机片教程》是为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而著的留声片教程。其留声片是赵元任用纯粹的北京语音发音的，这是赵元任编写的第一部对外汉语初级汉语口语教材。

老国音采取双重标准，南北兼顾，成为“一种没有人说的语言”。为这种标准语灌制唱片的赵元任戏说：“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3]39赵元任对老国音的研究和传播，对北京语音的研究，为后来开始新国音的研究和制定打下了理论基础、学术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以进入30年代以后新国音的制定和传播就顺利方便得多。

二、继往开来之新国音研究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钱玄同主编、赵元任校订的《国音常用字汇》作为国音的标准，废除了老国音标准。人们习惯上将1913年确定的“国音”标准称为老国音，其标准就是《国音字典》，将1932年出版的《国音常用字汇》作为新国音标准。新国音采用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拼法两种形式，共收录9 920个字（加上异体字异读字共12 219字），字音明确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字形酌收通用的简体字，字序按照注音字母顺序排列。新国音的成熟是与北京音系的研究分不开的。新国音出来后，赵元任将国音的研究更加引向深入，取得了不少成果。如1932年发表的《英语语调（附美国变体）和汉语语调研究》，第一次将汉语语调，实际上就是北京语调和外语语调进行对比，这是语调对比较早的论文，并且在《北平语调的研究》的基础上阐明了汉语字调和语调的关系，字调是表义的，语调是表情的……。

新国音确立了北京音系为国音标准，在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情。

三、名震中外之音位学研究

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Haugen）在他195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现代语言学的方向》中说：“大约在1930年左右，关于音位理论的研究，正像在奥地利的特鲁别茨科依和中国的赵元任这样散居各地的语言学家都作出了贡献。这已经是在拉斯克和格里姆的窄小园地上跨进了一大步……。”[4]173豪根把赵元任和特鲁别茨科依相提并论，并且认为他们的成就已经大大超过了赫赫有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和发现“格林定律”的格林。[5]135豪根高度赞扬赵元任的一篇名震中外的音位学论文是《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

《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所集刊》上。当时赵元任已经做了大量广泛的方言调查工作，积累了无比丰富的方言语音材料。在此基础上，他结合英语、德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材料，对当时国际语音学界方兴未艾的音位理论作了深入的根本性的探讨。他所论述的都是当时还没有人概括出来的问题，甚至在后来被称之为集音位理论之大成的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这本专著里，也还没有作专门的探讨和论述，所以这篇超越同代学者研究水平的论文被大家誉为音位学领域的经典性论文。

赵元任的这篇文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成为音位学理论的经典文献，一直为各国语言学家广泛引用，也是赵元任所有著作中被人引用最多的一篇。1957年，华盛顿出版裘斯（M.Joos）主编的《语言学选读》（Readings in Linguistics）将这篇重要论文全文选录，并对此文有了一个简短的评论。他说：“我们很难想到有比赵元任的这篇文章更好的对早期音位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单篇论文了……。我把这一点看作是他有非凡的天才和没有任何偏见的证明。我也曾听人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这一点：赵元任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得不好，这仿佛是说，他的著作始终能使任何一个读者都感到满意。这一说法就我所知要么是千真万确，要么是接近千真万确。”[6]794-795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赵元任是理论跟实际并重的语言学家。写《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这篇文章时，作者正当年，那广博的知识，恰当的实例，深入的见解，严谨的逻辑，妥帖的文字，充分证明“名下无虚士”，议论不同凡響。[7]70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赵元任的评价是：“赵元任在记音方法和记音工具上也有重要的贡献。……《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一文阐明从语音材料归纳音位系统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答案不是唯一的。这篇论文现在已成为音位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将此文译成中文。译者叶蜚声教授在序言中说：“《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是音位分析理论的奠基作，问世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各国语言工作者的必读文献，被列入现代语言学的经典。”[8]195

赵元任的这篇文章奠定了他在音位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

四、中西合璧之音韵学研究

赵元任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从事音韵学的教学与研究时开始和罗常培、李方桂一起翻译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著的《中国音韵学研究》。

《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翻译是需要付出大量学术研究的艰苦努力。高本汉花费了十七年的功夫用法语写成此书，全书分为《古代汉语》《现代方言的描写语言学》《历史上的研究》《方言字汇》等四卷十八章，材料丰富，条理清晰，西方汉学家一致认为该书是同类著作中的权威，可是很长时间我国学术界并没有发现，直到1921年才有人介绍给赵元任，于是赵元任和高本汉商量决定翻译这部大作。

最初，赵元任准备独自翻译这部著作，但是后来看见这部书卷帙浩繁，个人力量恐怕一时难以完成。于是赵元任决定增加罗常培和李方桂，三人分工协作。

他们同高本汉商量，商定了五条翻译原则：一，将全书作一忠实能读之翻译；二，改其错误；三，加入新材料；四，改用国际音标注音；五，一部分重编。

赵元任主要负责语音学和方言材料的内容，罗常培主要负责音韵学方面的内容。全书文字的可读性、体例的一致性以及内容的确当性都是由赵元任负责的。

专著除了序言之外，翻译者还增加了“译者提纲”“字体及标点符号”“名辞表”“音标对照及说明”“常引书名简称表”等内容。其中“译者提纲”是说明全书的要点，是很好的导读材料；“名辞表”罗列本书使用的中文法文对照的语音学和音韵学名词，并有详细的附注；“音标对照及说明”通过瑞典方言字母与国际音标的对比，阐述使用音标的原理。

原著者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汉文版序言中深有感触地说：“中国民族史上的研究工作何等的大，一个西洋人再想要在这上面担任很大一部分工作，现在其实已经不是时候了。中国新型的一班学者，他们的才力学识既比得上清代的大师，如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俞樾，同时又能充分运用近代文史语言学的新工具；我们也不必在这里把人名都列举出来，只须举一些刊物。例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国学季刊》《燕京学报》《金陵学报》《文哲季刊》《北平图书馆馆刊》，此外还有许多第一流的杂志及各种目录。一个西洋人怎么能够妄想跟他们竞争呐！这一班新学者既能充分理解古书，身边又有中国图书的全部，他们当然可以研究到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而一个西洋人就只能在这个大范围里选择一小部分作深入研究，求适度的贡献而已。”这些都是肺腑之言。到了1940年，一本占有781页篇幅的巨著由长沙商务印书馆以精装的形式出版了。

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中国音韵学研究·序》中介绍了此书翻译出版的经过，并对此书的翻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音韵学研究》……经之营之，五年乃成，虽同仁在期中不专治此，然为此销费之功夫实超过数计之数倍矣。此固近年我国译学上未有之巨业，瞻望明代译天算诸贤，可无愧焉。”（见《中国音韵学研究》傅斯年序）

《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出版，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尤其是经过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等著名语言学大师的改正和改进，中国音韵学史更加日臻完善。

五、披荆斩棘之方言学研究

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是从赵元任开始，而且是赵元任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开始了几乎长达十年的汉语方言的田野调查。赵元任和他的助手为了调查方言吃尽了苦头，因此，说是披荆斩棘地进行方言调查一点也不夸张。赵元任对中国方言情况是最有发言权的。根据赵元任对方言调查研究情况，我们认为，赵元任对汉语方言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主要是：（1）制定方言调查表格；（2）开展大规模方言调查；（3）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说；（4）首创汉语方言田野调查法；（5）撰写区域性方言调查报告；（6）撰写单点方言调查报告；（7）撰写方言研究的专题性论文。其中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我国方言学上的奠基性著作，开创了我国方言调查研究的新局面（赵元任方言研究的贡献，我们另有专书介绍）。

六、具体而微之声调研究

赵元任开创了汉语声调的科学研究方法，采用实验语音法来研究汉语声调，这是以往所没有的。

上世纪20年代，刘半农和赵元任两位大师，各自从西方引进了新技术，几乎同时用实验说明了声调的高低是声带振动频率的变化现象，是可以用仪器测量出数据的。刘半农用当时法国带回来的测量声波的“浪纹计”，并改进创制了“刘氏声调推断尺”，使从声调频率对数值描绘调线得到很大的便利，并由此测得了几十处汉语方言单字调的音高数据，找到了汉语声调的本质。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在声调研究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赵元任则采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字调的数值，这是开创先例的。他认为，从物理上来看，字调是最简单又最容易研究的现象。赵元任在了解国外的实验语音法的基础上，采用新的实验语音法来调查字调的实际情况，并为此写出了详细的实验报告，包括仪器的准备、实验的步骤、实验结果的图形以及实验要注意的事项。赵元任还经常注意如何改进分析声调的仪器。指导助理设定改装电动浪纹计，并请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丁西林所长帮助研制一套“自动音调记录仪”，打算较好地分析和描记声调。可惜工作进行得差不多，即值七七事变，各所西迁，只得停下来，直到解放后才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完成这项任务。

赵元任的声调实验法开创了我国科学记录声调的先河。后来中国社科院的实验语音研究室就是在刘半农、赵元任等前辈奠定的基础上建成的。

1930年，赵元任在国际语音协会IPA会刊《语音学教师》上发表了《A system of“Tone-letters”》（一套标调的字母），创制了一套五度制的声调符号，为记录和描写各种声调提供了使用简便的方法。这套方法，已经被中外许多语言学家广泛使用。赵元任的学生、我国著名实验语音学家吴宗济这样评价五度制标调法：“在调查记音时，可以不用仪器，凭耳听判断来定出调级和调型，非常便利。这对于一般语言工作者来说是足够准确了，而且在印刷中刻就一套调符的铅字，与汉字同排，也很方便经济……这足以说明‘赵氏调符是放之四海而皆能应用的。”[9]由于赵元任是采用科学的实验语音研究法研究声调，所以研究的结果或得出的结论非常精细，可以说具体而微，细致而微。

七、字正腔圆之语调研究

如果一篇文章完全按照每个字正确的读音去阅读，读者或听众可能都觉得还不像是汉语。为什么呢？这里面涉及汉语语调问题。只有语调加入进去，读者读起来，听众听起来才觉得像是话。同样，一个外国人学汉语多年，但是我们听起来还是觉得他的汉语说得不地道，总有一股洋腔洋调在里面，这是因为外国人没有掌握好汉语语调的窍门。而要达到字正腔圆的效果和目的，那是非要掌握汉语语调不可。所以赵元任开始了对汉语语调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语调的文章，如《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语音的物理成素》《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北平语调研究》《英美语调（附美语变体）与汉语对应语调初探》《汉语的字调跟语调》《国语语调（讲演）》《语言问题》等。他建立了汉语语调研究模式，详细描写了汉语语调形式与功能的意义，对汉语语调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和描写等。赵元任对汉语语调的研究具有前瞻性，为后人研究语调开辟了新的道路。

八、特殊音变之轻声研究

赵元任在1922年《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开头的凡例中第一次提出“轻声”的概念，此后在系列的教材、论文中都使用了轻声的概念，并作了描写和论述。赵元任在《汉语口语语法》讲述声调部分重音的时候，将重音分为正常重音、对比重音和弱重音。赵元任认为，弱重音实际上是一种轻声，这种弱重音的幅度差不多压缩到零，其持续的时间也相对地缩短。在大多数情况下，弱重音出现于后附音节，也就是说，它紧跟在一个重音音节之后，这个重音音节的声调决定这个弱重音音节声调的高度。有少数情况，一个弱重音紧挨在一个重音音节的前面，通常是一个代词或是如“或者”之类的连词。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前附音节，其调高是平均数，即在五度制的线上是3：。因为声调已经压缩到零，所以赵元任称之为轻声。赵元任认为，几乎任何带四个正规声调之一的字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变为轻声字，只有少数几个字，如后缀和助词，总是轻声，不属于四个声调中的任何一个。

那么轻声一般出现在哪些地方呢？赵元任认为，从地理上讲，北京方言轻声里的语音负荷比在其他方言里重得多。在有些方言里，如广东方言没有完全弱化的轻声。从语法上讲，北京方言里的轻声出现在后缀、作宾语的代词（有对比重音时除外）和动词的重叠部分上。感叹词没有一定的声调，但不总是非重音的，并且可以有语调，有的听起来像四个声调中的某一个。动词的宾语从来不是轻声。多数文言词语、反映现代生活的新名词、科学术语，这些都不含轻声。有些例子（包括半新名词或正在同化为日常用语的翻译词语）存在有轻声或没有轻声两种形式。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可轻声”。

赵元任关于轻声研究的成果后来多数为大家所接受并且使用开来。

九、九曲回肠之变调研究

当声调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某些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变化，这属于变调。在官话以及其他方言中，一个音节的声调主要受后一个音节声调的影响，而不是受前一个音节声调的影响。在所有的汉语方言中，官话中的变调在最为简单之列。主要有下列几种变化。

（1）最常见的变调是，在第三声之外的任何其他声调前的第三声变成半三声。半三声的调高是21：，即全三声减去上升部分。

（2）两个三声相连，第一个三声要变成二声。

（3）在三音节组中第二声变成第一声。如在三音节词或词组ABC中，A是第一声或第二声，B是第二声，C是轻声之外的任何声调，那么在一般会话速度的语流中，B就会变成第一声，但是在慢速说话中不会改变。

（4）两个四声相连，第一个四声不下降到底。

赵元任还研究发现有四個字的声调环境决定其声调交替：“一”“七”“八”“不”。它们在停顿前是第一声，但“不”在这个位置更经常说成第四声。它们在第四声前是二声，在其他声调前是四声。相当多的人将处于任何位置上的“七”和“八”都说成第一声，因此，外国学生说这两个数字的时候可以到处用一个声调。但是“一”和“不”的声调是非变不可的。

赵元任关于声调变化的研究影响着后来语言学家对语音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后来大多写入教材，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十、千变万化之儿化研究

赵元任早在《国音新诗韵》里就对儿化韵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儿化韵的一些规律。赵元任在《中国话的文法》里认为儿化韵是从“里”“日”“儿”派生出来的三个同音后缀，是官话中仅有的非音节因素。它在词根语素的韵母中引起一套很复杂的形态音位变化，这套变化最好用一个带有卷舌韵尾的韵母来表示出来。这种变化所遵循的总的原则，赵元任称之为“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即，如果词根语素的韵母跟卷舌韵尾不是不能共存，那么其发音倾向是凑在一起。赵元任在《中国话的文法》将儿化韵母制成一个表格，清晰可见，一目了然。赵元任对儿化韵的研究也影响着后学者，直到今天，赵元任总结出来的这些规律在有关语言学教材中被反复引用。

赵元任从小就对语音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有一双分辨率非常高的耳朵，具有天生的语言模仿能力，因此，他非常重视语音的教学与研究。赵元任1959年在台湾从事《语言问题》讲座时，非常重视语音的讲解。语言问题一共16讲，系统阐述了语言学与跟语言学有关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其中有7讲讲述到了和语音学有关的问题。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先生，这位享誉世界的中国语言学家与世长辞。他的学生，现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之后缅怀先生的文章中，写了这样一首挽诗：“离朱子野逊聪明，旷世奇才绝代英。提要钩玄谈古韵，鼓琴吹笛谱新声。剧怜山水千重隔，不厌輶轩万里行。今后更无青鸟使，望洋遥奠倍伤情。”[10]元任先生对于中国现代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的杰出贡献，“言有易，言无难”的严谨治学精神，“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深切爱国情怀，永远激励着我们后辈不倦学习并不断践行。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吴宗济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世纪声路 大师足音——吴宗济先生纪念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6.

[2] 苏金智.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10.

[3] 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M].北京：语文出版社出版，1997：39.

[4] 岑麒祥.普通语言学人物志[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73.

[5] 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读[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135.

[6] 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M].商务印书馆，2007：794-795.

[7] 苏金智.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70.

[8] 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5.

[9] 吴宗济.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声调研究上的贡献[J]，清华大学学报，1996（3）：58-63.

[10] 袁毓林.融会古今中西对流──赵元任早年的语言学研究及其影响[J].汉语学习，1995（6）：42-45.

ZHAO Yuan-rens Influence on Chinese Phonetics Studies

ZHAO Xian-d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Mr. Zhao Yuanren has devoted his lifetime to the studies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dissemination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linguistics can be considered as omni-bearing. He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many aspects of Chinese studies， including ancient phonetics， new phonetics， dialects， phonology， tone， intonation， modified tone， light tone， suffixation， which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circle and eve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odays linguistic teaching and research.

Key words： ZHAO Yuan-ren； Chinese； phonetics

責任编辑 徐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