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雪 周华蓉

摘要：三峡地区地处巴楚之交，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在该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楚文化遗存，其中的楚系青铜器是三峡地区周秦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交融情况的真实体现。文章对三峡地区周秦时期楚系青铜器的考古发现情况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其地理分布、器物形制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楚系青铜器在三峡地区的传播轨迹以及巴楚民族交流的真实情况。

关键词：三峡地区；周秦时期；楚系青铜器；考古发现

中图分类号：K87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7）02-0008-09

楚系青铜器是我国先秦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楚国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特征的重要体现。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言，是构筑“楚文化的美轮美奂的高堂邃宇”[1]3的六根支柱之一。在阐明楚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周秦时期，楚文化在处于巴楚之交的三峡地区的传播，留下了大量的楚文化遗存。伴随着三峡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也随之大规模开展，这期间长江沿岸西起北碚东到宜昌均有楚系青铜器出土。通过对三峡地区楚系青铜器的介绍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楚国青铜文化的面貌以及巴楚文化交流的关系。

本文所指的三峡地区地处长江上游的东部，其地包括湖北省所辖的宜昌、秭归、兴山、巴东和重庆市所辖的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县、万州、忠县、石柱、丰都、长寿、涪陵、武隆、渝北、巴南、北碚、江津以及重庆主城区。在这一区域里发现的楚系青铜器主要出土于遗址、墓地和窖藏坑中，器类多为兵器、食器、酒器和水器，以及少量的工具和生活用具等。

现将三峡地区楚系青铜器的考古发现情况介绍如下。

一、三峡地区西周、春秋时期楚系青铜器的考古发现情况

（一）三峡东部地区

三峡东部地区泛指长江沿岸瞿塘峡以东至湖北宜昌的这部分区域。

1.三峡东部地区西周时期楚系青铜器的考古发现情况

2012年，宜昌市白洋工业园发现一窖藏坑，坑内出土1件铜鼎和11件编钟，时代为西周中晚期。[2]另据考古调查和勘探，在万福垴窖藏坑的周边地区发现有好几处西周晚期和东周时期的楚人居住遗址，出土青铜器的万福垴遗址，占地面积约56万平方米，是一处大型的聚落遗址。[3]

2.三峡东部地区春秋时期楚系青铜器的考古发现情况

（1）秭归。1985年，秭归县周坪乡怀抱石村一农民在开荒造田时，于乱石下发现3件青铜甬钟，有大、中、小各1件。大、中号钟上饰有云纹，小号钟为素面。[4]225时代为春秋早期；[5]2011995年～1997年，湖北省秭归县庙坪墓地出土4件青铜兵器，其中矛3件，镦1件。时代为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6]49-145

（2）巴东。1998年～2005年，湖北省巴东县红庙岭墓地出土2件青铜剑和1件青铜带钩。时代为春秋晚期。[7]63-184

（3）巫山。1998年～2000年，重庆市巫山县蓝家寨遗址出土2件青铜带钩。时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8]a.103b.12000年，重庆市巫山县水田湾墓地出土青铜剑、青铜带钩各1件。时代为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9]125

（二）三峡西部地区

三峡西部地区泛指长江沿岸瞿塘峡以西至重庆江津这部分区域。

（1）云阳。1998年～1999年，云阳县李家坝墓地出土2件青铜带钩。时代为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10]348

（2）万州。2001年～2004年，万州区大坪墓地出土1件青铜带钩。时代为春秋战国之交。[11]6-59

二、三峡地区战国时期至秦代楚系青铜器的考古发现情况

（一）三峡东部地区

（1）宜昌。1971年～1981年，湖北省宜昌市前、后坪墓地出土青铜器12件，器形有鼎、壶、盘、剑、鐏、镜、带钩等。时代为战国早期至秦代。[12]382

（2）秭归。1981年～2003年，湖北省秭归县官庄坪遗址出土2件青铜带钩。时代为战国早期；[13]363-5011986年，湖北省秭归县下尾子遗址出土1件青铜剑，时代为战国时期；[14]3901995年～1997年，湖北省秭归县庙坪墓地出土青铜器27件，器形有盘、铃、剑、矛、镦、器盖、磬形饰等。时代为战国早期到战国晚期；[6]49-1451997年，湖北省秭归县河坎上遗址出土青铜器5件，均为带钩。时代为战国早期；[15]3192003年，湖北省秭归县兵书宝剑峡悬棺出土青铜器5件，器形有盘、匜、矛、凿、刮刀等。时代为战国中期；[16]1382006年，湖北省秭归县沙包岭墓出土青铜器4件，均为磬形饰。时代为战国晚期。[17]402

（3）巴东。1997年～2006年，湖北省巴东县雷家坪遗址出土青铜器7件，器形有壺、剑、矛、盖弓帽、辖等。时代为战国晚期；[18]112-1181998年～2005年，湖北省巴东县红庙岭遗址出土青铜器17件，器形有剑、矛、戈、鐏、锯、带钩等。时代为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7]63-1842002年，湖北省巴东县仁家坪遗址出土青铜器5件，器形有剑、戈、鐏、器盖等，时代为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19]396

（4）巫山。1997年～1999年，重庆市巫山县麦沱墓地出土青铜器7件，器形有鼎、鐎壶、勺、壶、带钩等。时代为战国末期；[20]1192000年～2001年，重庆市巫山县秀峰一中墓地出土青铜器10件，器形有鼎、敦、勺、剑、戈、铙、刮刀、带钩等。时代为战国早期到战国晚期前段；[21]1772001年，重庆市巫山县高唐观遗址出土青铜器7件，器形有铎、剑、戈、矛等。时代为战国时期；[22]3952001年，重庆市巫山县瓦岗槽墓地出土青铜器4件，器形有剑、戈、弩机、鐏等。时代为战国中晚期；[23]1512004年～2006年，重庆市巫山县土城坡墓地出土青铜器11件，器形有鼎、勺、壶、匜、剑、戈、戟、矛、镜等。时代为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晚期。[24]

（5）奉节。1998年～2000年，在奉节县瞿塘关遗址战国墓地中出土青铜器10件，器形有鼎、勺、壶、剑、戈、戈鐏、带钩等。时代为战国时期。[25]a.276b.202

（二）三峡西部地区

（1）奉节。2000年～2003年，奉节县宝塔坪遗址出土青铜器3件，均为铜铃。时代为战国晚期。[26]

（2）云阳。1997年～1999年，云阳县李家坝墓地出土青铜器40件，器形有鼎、敦、盒、勺、壶、匜、矛、殳、八角形器、鐏、镦、削、刮刀、凿、带钩、器盖等。时代为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27]a.244b.3481998年～1999年，云阳县故陵楚墓出土1件青铜器盖。时代为战国时期；[28]3892001年～2002年，云阳县马沱墓地出土楚系青铜器11件，器形有剑、戈、矛、匕等。时代为战国早中期到战国晚期；[29]a.626b.3482002年，云阳县营盘包墓地出土青铜器3件，器形有带钩、磬形饰等。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30]467

（3）开县。2002年，开县余家坝墓地出土1件青铜剑。时代为战国晚期。[31]979

（4）万州。2001年，万州区曾家溪墓地出土青铜器14件，器形有鼎、勺、盘、匜、剑、削、带钩、磬形饰等。时代为战国中晚期到西汉初期；[32]2001年～2004年，万州区大坪墓地出土青铜器19件，器形有勺、壶、匜、铃、凿、带钩、带钩链条挂饰、磬形饰等。时代为战国早期到战国晚期；[33]6-592002年，万州区礁芭石墓地出土青铜器2件，器形有剑、戈等。时代为战国晚期；[34]8422003年，万州区嘴嘴墓地出土楚系青铜器3件，器形有鼎、勺、剑等。时代为战国晚期。[35]

（5）忠县。1994年～2000年，忠县崖脚墓地出土楚系青铜器有33件，器形有鼎、钲、铃、剑、矛、磬形饰等。时代为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36]a.679b.905c.1413

（6）涪陵。1972年～2002年，涪陵区小田溪墓地出土青铜器102件，器形有鼎、盒、勺、壶、尊缶、鉴、浴缶、盘、编钟、编钟插销、剑、戈、弩机、弩机臂盖、鐏、镦、锯、盖弓帽、伞杠、车軎、镜、带钩、器盖等。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37]a.431b.426c.520d.13391998年～1999年，涪陵区蔺市遗址出土1件铜镜。时代为战国末期至秦[38]813；2000年，涪陵区镇安遗址出土1件铜削刀。时代为战国晚期。[39]747

（7）北碚。2010年，北碚区庙嘴墓地出土青铜器4件，器形有勺、矛、削、带钩等。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40]212

此外，2003年云阳平扎营楚墓M3、M9陪葬坑，2005年奉节永安镇大型楚墓M66，均出土有鼎、敦、壶等铜器。[41]65这两处墓地的报告尚未正式发表，无法获得更多信息。

三、三峡地区出土楚系青铜器的典型器物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三峡地区目前发现楚系青铜器的总数量有400余件，其中以乐器类和兵器类数量最多，其次是食器类和酒器类，乐器类主要为编钟，兵器类主要是剑、戈、矛等，食器类以鼎最为常见，酒器类主要是壶。从三峡地区出土的这些楚系青铜器形态来看，其形态多与楚国腹地当阳、枝江、荆门、江陵等地出土的同类器基本一样。下面对这些器物进行简单介绍。

1.鼎，多为弧顶圆盖，盖顶三简化兽钮，子母口，深弧腹，有的腹与盖饰有弦纹，三兽蹄足，有的足根外侧饰兽面纹。标本宜昌前坪M23：3，鼎足为铁质，盖边为三牺纽，从制法上看是分铸而后焊合的，通高26.5厘米[12]382（图2，1）。

2.壶，有提链壶和铺首壶两种，提链壶在三峡地区较为少见，多为长颈，圆腹，圈足，有盖，有链式提梁。标本宜昌葛洲坝M1：2，近口部饰三角云纹，颈饰蕉叶纹，腹部和圈足饰蟠虺纹带，通高31.5厘米[12]382（图2，2）。铺首壶在三峡地区较为常见，多为弧顶子母盖，顶上有三个或四个简化兽钮，直口微敞，斜肩，鼓腹，高圈足，肩部有二个铺首衔环，壶身有的素面，有的饰弦纹，有的饰卷云纹等。标本巫山麦沱M43 ： 1，口径9.4、腹径20、通高32厘米[20]119（图2，3）。

3.编钟，有甬钟和钮钟两种。标本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I式甬钟，铣间与鼓间直径之比尺寸悬殊偏大，近呈瓦扁形，篆部饰窃曲纹[2]（图3，1）。涪陵小田溪M1：81，钮钟，长方形鼻纽，两铣下垂，口不齐平，舞、鼓、篆等部分都有精美的花纹。[37]a.431b.426c.520d.1339（图3，2）。

4.剑，在兵器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形制差异不大。多为圆首有格剑，有的茎上有箍，有的茎上无箍，茎亦有实茎、空茎之分。标本开县余家坝M129：4，通长42.3厘米[31]979（图4，1）。

5.戈，多为狭援长胡，栏侧带穿，直内，少数戈内上有刃。标本巴东红庙岭M50：1，胡长11.3、内长7.8、援长15.2、厚0.3～0.6厘米[7]63-184（图4，2）。

6.矛，多为窄叶隆脊，双叶后收，上有血槽，有无系矛、单系矛和多系矛之分。标本秭归庙坪M22：5，无系，长15.35、宽2.5厘米[6]49-145（图4，3）；标本忠縣崖脚BM3：12，单系，长21、宽2.2～2.8、厚1.6厘米[36]a.679；b.905；c.1413（图4，4）；标本秭归庙坪M51：1，多系，施乳钉纹。残长20、宽3.9厘米[6]49-145（图4，5）。

除上述典型的楚系青铜器外，三峡西部地区的云阳、涪陵等地出土了一些兼具巴、楚两种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应为楚文化影响下当地仿铸之器。如云阳故陵M3出土的1件铜剑，剑身为柳叶形，但茎、身之间装配有剑格，应是在楚文化一字格铜剑影响下出现的改装剑（图5，8）。又如涪陵小田溪M3、M4各出土1件铜壶，其形制特征、纹饰结构与楚式铜壶相同，但装饰工艺的地方风格明显，应为当地仿铸之器（图5，1、2）；小田溪M1、M9各出土一件铜罍，应为模仿楚式铜浴缶所铸（图5，5、6）；小田溪M6出土的铜缶应为模仿鉴、盆等楚式铜水器所铸等[42]197（图5，7）；小田溪M1出土的编钟钟架，笋套为巴式虎头形，编钟插销又以楚器上饕餮形云纹兽为饰，应为仿楚式编钟铸造而成（图5，3、4）。这些青铜器出土在战国晚期，正值楚文化第三次西进结束之时，此时三峡西部地区出现上述仿铸之器说明楚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减弱，亦从侧面反映出在楚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当地巴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四 、三峡地区出土楚系青铜器的有关认识

（一）地理分布特点及原因分析

从目前三峡地区出土的楚系青铜器时代早晚以及分布地点来看，三峡东部地区明显要早于西部地区，该地区西周中晚期到春秋中期的楚系青铜器多出土于三峡东部，且数量和种类都很少，只有食器类的鼎、乐器类的编钟和兵器类的矛。到春秋晚期，兵器的种类有所增加，出现剑和镦，亦出现了带钩等小件杂器。据研究，春秋中期到春秋战国之交正值楚文化的第二次西进，[43]《左传》记载：公元前634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公元前611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楚国先后灭掉了夔、庸等国，向西扩张势力。在三峡东部地区的宜昌上磨垴、秭归柳林溪、巫山跳石、巫山蓝家寨、巫山大溪等遗址中均发现有西周晚期到战国早期典型的楚文化遗存。在三峡西部地区的奉节新浦遗址及云阳李家坝墓地亦发现有一些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楚文化遗物。可见此时楚国已完全控制了鄂西及巫山地区，楚文化辐射范围波及到奉节、云阳附近乃至万州地区。上述该时期楚系青铜器的发现亦反映了这一事实。

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的楚系青铜器分布于西起北碚，东至宜昌的长江干流及各支流沿岸的墓葬中。战国早期，其数量和种类都有显著增长，出现了酒器类的壶，水器类的盘、匜，挹取器勺和镜、磬形饰、铃等杂器，此时亦开始出现战国早期楚墓中较为常见的鼎、壶、匜铜器组合。战国中期，种类和数量较之战国早期几乎各翻了一倍，新增了食器敦、盒，以及兵器戈、戟、鐏、镦、殳等，出现了此前所没有的刮刀、削、凿等青铜工具。到了战国晚期，种类和数量都达到了顶峰，盘、匜等水器消失，出现了盖弓帽、车辖等此前所未见的铜车马器。器类以容器和兵器居多，另有少量的工具、杂器和车马器等。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见有相当数量的具有典型楚器特征的青铜器与巴文化器物伴出的现象，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战国时期秦、楚两国在巴地开始正面交锋，三峡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盐业资源使楚人不会轻易放弃峡江地区，大量楚系青铜兵器的出土亦验证了这一事实。正是由于楚人在该地区的活动，楚文化也不断沿长江干流西渐。

战国末期至秦，该地区出土的楚系青铜器数量有所减少，且多集中在西部，与之伴出的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增多，出现了兼具巴、楚两种文化因素的当地仿铸之器。可见此时随着楚国在秦楚争霸中落败，其对三峡地区的控制力已经削弱，巴、楚文化由共存趋向融合。

（二）巴墓与楚系青铜器

1.巴墓中随葬有楚系青铜器的现象

在宜昌、秭归、巴东、涪陵等地的巴墓中经常发现随葬有楚系青铜器的现象。如在秭归县兵书宝剑峡战国中期的巴人悬棺葬中发现的铜戈、矛上铸有巴式兵器中常见的虎纹、螳螂纹，然而悬棺内除了巴式兵器外，另还发现有楚式铜器盘、匜等。

涪陵小田溪墓地为典型的巴人上层贵族墓葬，墓葬中出土的大批青铜器中除了柳葉形剑、铜鍪等典型的巴式青铜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具有明显楚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如小田溪M1出土的14件一组的铜编钟，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出土的楚系编钟形制相同；两件铜尊缶（原报告称“罍”）与楚国腹地出土的铜尊缶器形非常接近；出土于M2的镂空（透雕式）双龙纹铜镜和湖南长沙枫树山M11出土的战国方形透雕蟠螭纹镜形制相似。

此现象说明该时期巴人在生活、文化等方面深受楚文化的影响。

2.楚墓中随葬有巴式青铜器的现象

在三峡地区发现的一些楚墓中多有巴式青铜器出土，这样的现象不仅在三峡东部楚人的腹地，而且在三峡西部也屡有发现，如云阳李家坝墓地、云阳故陵墓地、开县余家坝墓地等，在上述这些墓地中，这些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口大底小，有的墓底四周有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有的带边箱和头箱，椁室平面呈II形，有的椁室上下及周围涂抹有青膏泥。随葬品有鼎、敦、壶、勺、圆首有格剑等楚系青铜器，亦有鼎、敦、壶、匜等楚系仿铜陶礼器组合，当为典型的楚文化墓葬。然而随葬品除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外，亦有铜鍪，柳叶形剑、矛及双翼戈等铜炊器和兵器，有的兵器上还饰有虎纹和手心纹等巴蜀图语，这是典型的巴式器物。可见楚人在三峡地区扩张势力、传播楚文化的同时亦受到了当地巴文化的影响。

3.楚地的巴人墓葬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战国中期以后，自丰都往东至湖北宜昌皆为楚人管辖范围，前面言及的兵书宝剑峡巴人悬棺葬所在地的秭归理应属楚国管辖区域；巴东西瀼口战国墓葬M8，随葬品为2件青铜剑和1件青铜戈，剑为柳叶形，戈为楚地罕见的鸟嘴状长胡戈，[44]301可见该墓属于巴文化墓葬；宜昌前坪葛洲坝西汉墓葬M4出土一枚刻有“瞫偻”二字的铜印，“瞫偻”应为墓主的姓名，据研究“瞫”为巴人五姓之一，该墓墓主人或许是巴人后裔。此外该墓还出土一件刻有“枳”字的铜戟刺，[12]382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即今涪陵地区）”，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墓主人的族属问题。此文献亦记载巴国“战国时，尝与楚婚”；同书《蜀志》中记载公元前316年前后“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上述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或可解释在楚国控制地区甚至楚国中心腹地发现巴人墓葬的现象。

由以上三种现象可以看出在两周时期三峡地区的巴人和楚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有着频繁而深入的往来交流，生活以及生产方式等都受到了对方的强烈影响。

五、结语

从三峡地区出土的400余件楚系青铜器的种类来看，礼乐器和兵器数量几乎持平，约各占总数的30%，礼乐器集中出土于少数大型墓葬中，亦有相当数量的小型墓葬只出1、2件铜兵器和几件陶器，甚至有个别墓葬中仅放置有1件铜兵器，或可推测这些小型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应为下层军士，可见两周时期活跃在该地区的巴、楚两族之勇武好斗、军事征伐之频繁。而车马器仅占总数的约6%且残损不全不成组套，这与楚国腹地沮漳河流域当阳、荆门、枝江、江陵等地东周时期楚墓中多有成组、成套车马器出土的现象绝然不同，或与三峡地区地形复杂，多崇山峻岭，不便于车马运输，其交通运输以水路为主有关。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三峡地区西周中后期至春秋晚期的楚系青铜器仅在东部地区有零星发现，战国早期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战国中期和晚期数量最多、分布最广，至秦代数量有所减少且在西部地区出现当地仿铸之器，可见三峡地区的楚系青铜器有着清晰的发展序列和传播轨迹，时代从西周中晚期到战国末期至秦，地理分布从最东边的宜昌到最西边的北碚，充分反映出三峡地区两周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民族交融的真实情况。

注 释：

[1]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宜昌博物馆：《宜昌万福垴编钟出土及遗址初步勘探》，《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28日。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调查勘探报告》，《江汉考古》，2015年第5期。

[4] 张新明：《秭归县出土的几件青铜器》，见《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孔义龙：《两周编钟音列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所院，2005年。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秭归庙坪》，科学出版社，2005年。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红庙岭》，科学出版社，2010年。

[8] a.重庆市博物馆等：《巫山蓝家寨遗址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b.重庆市文化局等：《巫山蓝家寨遗址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9]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巫山水田湾东周、两汉墓葬发掘简报》，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10]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 重庆市文化局：《万州大坪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年。

[12] 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见《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秭归官庄坪》，科学出版社，2005年。

[14] 宜昌市博物馆等：《秭归下尾子遗址发掘简报》，见《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秭归河坎上遗址发掘简报》，见《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二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

[16] 秭归县屈原纪念馆：《秭归兵书宝剑峡悬棺清理简报》，见《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五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

[17] 潜江市博物馆：《秭归何家岭、沙包岭墓地发掘简报》，见《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五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

[18]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巴东雷家坪》，科学出版社，2009年。

[19] 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仁家坪遗址2002年发掘简报》，见《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20] 重庆市文化局等：《巫山麦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巫山秀峰一中战国、两汉墓地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2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高唐观墓群发掘简报》，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23]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巫山瓦岗槽墓地2001年度考古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24] a.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重庆巫山土城坡墓地2004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

b.武汉市考古研究所等：《重庆巫山土城坡墓地2006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

[25] a.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奉节上关遗址发掘简报》，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b.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奉节瞿塘关遗址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奉节宝塔坪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5年第4期。

[27] a.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

b.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c.四川大学考古学等：《重庆云阳李家坝巴文化墓地1999年度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2011年。

[28] 中国历史博物馆故陵考古队等：《云阳故陵楚墓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29] a.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阳马沱墓地2001年度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報告集2001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b.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阳马沱墓地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

[30] 福建省博物馆等：《云阳营盘包墓群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

[31]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重庆市开县余家坝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

[32] 镇江博物馆等：《万州曾家溪墓地考古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33] 重庆市文化局：《万州大坪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年。

[34] 广东省文物考古所等：《万州礁芭石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

[35] 重慶市文物考古所等：《重庆万州嘴嘴墓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3年第1期。

[36] a.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等：《忠县崖脚墓地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b.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等：《忠县崖脚井沟遗址群崖脚（半边街）墓地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c.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等：《忠县井沟遗址群崖脚（半边街）墓地1999年度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

[37] a.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见《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b.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涪陵小田溪4座战国墓》，见《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d.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

[38]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涪陵蔺市遗址发掘简报》，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3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峡考古队等：《涪陵镇安遗址发掘报告》，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40]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北碚区庙嘴墓地考古发掘简报》，见《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

[41]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重庆文物考古十年》，重庆出版社，2010年。

[42] 朱萍：《楚文化的西渐——楚国经营西部的考古学观察》，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

[43] 白九江：《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

[44] 鄂西自治州博物馆：《巴东西瀼口古墓群发掘简况》，见《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责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蒋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