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跃

摘要：促进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核心，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有何影响广受关注。本文通过综述比较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文献发现：大多数学者从规模、结构、效率等方面搜集数据测度农村金融发展的情况，但在具体指标上面，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综合现有的研究结论发现，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金融的规模能促进农民增收，而农村金融的效率抑制了农民增收。学者们对农村金融的结构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是将来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可能方向。

关键词： 农民增收；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结构

一、前言

从2004年至今，中央1号文件已连续14年关注“三农”问题。早在1982—1986年，中央1号文件就曾经连续5年聚焦“三农”问题，当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三农”工作历来备受各方高度关注。其中，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当中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吸引着众多优秀的经济学者的长期关注。

在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民收入也有了较大的增长。有不少经济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促使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这当中，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他们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增进了人们对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关系的认识，但关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学者们尚未达成广泛的共识。鉴于此，本文拟对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文献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将来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研究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测度

研究同一个问题时，使用不尽相同的测度方法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在讨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澄清不同学者是如何测度农村金融发展的。农村金融发展指的是“金融发展”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延伸，它包括两个维度——深度和广度，前者指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增长，强调量的方面，后者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强调质的方面[1]。学者们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选取的测度指标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具体来说，用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包括规模、结构、效率等方面，如王志强和孙刚[2]、钱水土和周永涛[3]；王修华和邱兆详[1]、陈冲[4]就选择了部分或全部上述指标来展开研究。下面分别从规模、结构、效率这三个方面来探讨不同学者是如何测度这些指标的。

对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常用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来表示——前者是戈德史密斯于1969年提出来的，计量检验中，常用金融资产/GDP来表示，谭燕芝[5]、钱水土和周永涛[3]使用这一指标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后者是麦金农1973年提出来的，常用货币存量M2/GDP来表示，温涛、冉光和和熊德平[6]使用了这一指标。然而，李林、张颖慧和罗剑朝[7]，华志远[8]都认为，由于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和农村货币存量这两项数据难获得，无论用戈氏指标还是麦氏指标来度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时，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们用农业贷款占农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代替戈氏和麦氏指标。

就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而言，文献报告了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考虑到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进行的分类，基于这种分类，温涛、冉光和和熊德平[6]深入分析了我国金融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钱水土和周永涛[3]用乡镇贷款占农村贷款之比来表示这种分类下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另一种分类方法是按金融活动是否受到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分类，可分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9]。为了便于计量检验，杜金向和董乃全[10]基于对全国2万多农户自1986年以来的固定点调查数据，用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与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主要是民间借款）来度量这两个指标。唐礼智[11]用农业贷款余额来衡量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水平，而借鉴郭沛[12]提出的估算法来估算非正规金融。

对于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来说，钱水土和周永涛[3]在借鉴王志强和孙刚[2]用储蓄贷款比率度量金融发展效率的基础上，用农村贷款与农村存款之比来表示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而孙玉奎和冯乾[13]则对这种表示方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种方法不能真实反映金融机构的中介效率，因为实际计算中，这一比率大于1，即贷款金额比存款金额还要大，这意味着部分农村贷款的资金来源并非农村存款，他们认为应该用农村信用社贷款额占存款额之比来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更为合理。

除了常见的从规模、结构、效率这三个角度来度量农村金融发展之外，胡帮勇和张兵[14]还增加了农村金融机构分布密度这一指标，数值上，他用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与农村人口数量的比率来表示这一指标。

上述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水平，然而，量化时，这些指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使得研究的结果难以比较，另外，这些指标全部集中在银行业之内，而对银行业之外的其他金融几乎没有涉及。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余新平、 熊皛白和熊德平[15]加入了農业保险（以农业保费收入和农业保险赔付额来表示）这一指标。除了银行业和保险业之外，证券、投资、担保等金融业务由于在农村当中的发展有限，数据难以获取，故而现有文献中几乎没有报告这些方面的内容。

（二）研究使用的数据类型

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这两者进行计量经济分析时，绝大多数文献[6，1622]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且以年度数据为主，也有文献[2]使用了按季度来划分的时间序列数据，使用这些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时，学者们都考虑到了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问题，并进行了相应处理。即便如此，乔海曙和陈力[23]指出，由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时间序列数据是不完整的，故而，他们使用的是县域金融的截面数据。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侧重于从纵向上考察同一个对象在不同时间的变化，使用截面数据的研究侧重于从横向上探讨不同对象在同一个时间的区别，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则可以同时兼顾从纵向和横向来分析多个对象在不同时间的区别。有些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文献[10，2426]就报告了使用面板数据来进行研究的结果。

不同于从统计年鉴等渠道获取的二手数据，一些文献报告了通过实地调查，力图获得一手数据的情况，尤其是针对非正规金融领域，较多地通过实地调研得到一手数据。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27]通过对辖区内的10个地级市进行抽样调查，以了解非正规金融的发育程度和交易特征作者原文中使用的概念是民间金融，而不是本文中的非正规金融，但两者定义相仿，本文不严格区分两者的区别。。为了了解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情况，钱水土和陆会[28]就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获得了温州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相关数据郭斌、刘曼路[29]报告了基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估算温州地区非正规金融规模的一种方法，他们结合对温州257家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的调查数据，首先估算出当地中小企业对资金需求的规模，再用这一数据减去从正规金融渠道（主要是银行信贷）获得的资金规模，从而得到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的资金规模。。唐礼智[11]在研究泉州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数据也是来自实地调研所得到的一手数据。应该注意到的是，尽管一手数据比二手数据更具说服力，但难以在更大范围之内开展实地调研，所以，这些文献报告的大多数只是在某个城市调研得到的结果，而缺少省域或者全国范围之内的调查。杜金向和董乃全[10]的研究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他们基于对全国300多个村庄2万多农户自1986年以来的固定点调查，获得了一手的微观面板数据，以这些数据来研究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从使用的数据类型来看，现有文献报告得最多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其次是面板数据，使用截面数据的最少，数据类型的差异会影响计量结果的说服力。综合来看，使用面板数据得到的计量结果往往比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所得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因为面板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计量分析过程中遗漏变量的问题。遗漏变量几乎不可避免，因此，很有必要在实证论文中对此进行讨论[30]。这些数据中，从统计年鉴上获取的二手数据较多，有少量基于实地调查所得的一手数据。数据类型的多样化一定程度上成为研究结果不可比的一个可能原因。

（三）研究方法

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文献当中，大多数文献[6，31]都能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实证检验的过程中，文献[22，3235]报告最多的是遵循这样的思路展开研究——基于改进之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引入金融发展的因素，构建可检验的计量模型，先使用协整分析研究长期中两者的关系，其次，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探讨其短期的动态关系，然后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进而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这些研究思路按照标准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展开讨论，得到了有意义的结论。

除了上述较为常见的研究思路，还有一些文献报告了使用其他方法来开展的研究。为了避免事先假定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满足特定的函数关系所带来的误判，张方波和赖明明[31]报告了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而在娄永跃[36]的研究中，则同时使用了协整分析与灰色关联分析这两种方法。宋冬林和李海峰[37]则同时使用了主成分分析和协整分析。为了充分考虑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陈亮和陶冶[26]利用空间计量分析的方法，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2003—2010年这8年的情况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

这些研究思路各有各的长处。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进行计量检验时大部分文献在两个方面有疏忽：第一是这些文献大都没有对计量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分析。钱水土和许嘉扬[25]；温涛、冉光和和熊德平[6]不在此列，他们对计量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缺少稳健性分析的计量结果总是或多或少让人产生疑虑。第二是有一些文献在对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行解释时，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这两者是因果关系，这并不准确。其实，两个变量之间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所要检验的并不是我们日常用语里面的因果关系，这一检验只是反映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动态预测关系， 即某一變量的历史信息是否对预测另一变量未来走势具有统计显著性， 而非因果关系[38]。

三、研究结论及对结果的分析

综合现有文献报告的结果发现，学者们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紧密相关，前者对后者会发生重要影响这一点上能够达成共识，张方波和赖明明[31]用灰色关联度法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性时发现，两者的相关性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更进一步，他们指出，按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效率等指标与农民收入的相关程度大小排序，结构与其相关性最大，效率与其相关性最小。但是，进一步探究这种影响究竟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或是其他类型的关系时，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目前，有几种常见的观点：第一种是促进论，即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第二种是抑制论，即前者抑制了后者的增长；第三种是综合论，这种观点是对上述两种看法的进一步细化——认为应当区分金融发展的不同指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区分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不同来源的影响；区分长期与短期的不同效应；区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不同影响。

（一）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持促进论意见的代表文献有：王虎和范从来[18]基于1980—2004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39]对湖北省的实地调查表明，农业贷款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但其贡献度在下降。陈亮和陶冶[26]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角度进行考察也得出了这两者均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的结论，而且非正规金融促进农民增收的效应更大一些。持促进论的学者还包括：杨雯[32]，刘玉春和修长柏[35]。

（二）农村金融发展抑制农民收入增加

以温涛、冉光和和熊德平[6]为代表的学者则持抑制论的意见。他们选取1952—200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没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反而造成农村资金的大量转移和流失，成为城市居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谭燕芝[5]的分析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另外，这篇文献还报告了反向作用的结果：农民收入增长促进了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实证研究支持抑制论的学者还包括刘旦[40]，朱德莉[22]。

（三）细分农村金融發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为了充分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一些学者进一步细分了（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里面的规模、结构、效率等方面指标对农民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研究的范围则分为两大类，一类把全国看成一个整体来分析，另一类则考虑到地区差异，划分不同地区来研究，或者把研究视角缩小到一个省或者一个城市。

1.把全国看成一个整体对象进行研究

陈冲[4]的研究表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和规模对农民收入增长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短期之内，这种正向关系不显著；而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抑制效应在长期和短期都是显著的。苏静、胡宗义和朱强[21]从非正规金融的视角出发，研究得到的结果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扩大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效应在短期之内是正向的，而在长期则是负向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胡帮勇和张兵[14]则把农民收入细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并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对这两者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对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都有正向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和农村金融分布密度抑制农业收入而促进非农收入的增加，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对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都是负面作用。方金兵、张兵和曹阳[41]认为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为正向的关系，而效率与其关系为负向的。加入保险等非银行业的农村金融发展情况之后，余新平、 熊皛白和熊德平[15]发现，农村存款、农业保险赔付与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正向关系，而农村贷款、农业保险收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负向关系。

2.把全国分为不同地区进行比较研究

考虑到全国各地发展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杜金向和董乃全[10]把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来考察，结果发现，东部地区正规金融的信贷资金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却是负效应；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对东中西部农民的收入增长均为负效应。钱水土和许嘉扬[25]的研究也区分了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同影响，他们报告的结论是，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且东部的效应大于中部；而在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抑制农民收入增加。

3.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省或一个城市的情况

基于一个地区、一个省或一个城市的研究结论与针对全国范围进行研究的结果有一些差异。贾立和王红明[42]研究了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与农民收入正向相关，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负相关。陆彩兰和洪银兴[43]把研究的范围缩小至江苏一个省的情况，他们发现，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当地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起着较大的抑制作用。胡金焱和董鹏[44]的研究发现山东省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农村信贷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而农村储蓄抑制农民收入增长。华志远[8]对山东省的情况进行研究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唐礼智[11]选取福建省泉州市为对象研究发现，长期来看，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加都表现出正向的关系，且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效应更明显一些。短期来看，非正规金融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而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有轻微的负面效应。

从细分的这三类不同范围的研究结果来看，把全国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时，多数文献[4，14，41]报告的结论支持金融发展的规模对农民收入增长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效率指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是负面的，结构指标对农民收入的效应有正有负陈冲[4]，方金兵、张兵和曹阳[41]支持结构指标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是正向的，原因是乡镇企业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促进农民增收；胡帮勇和张兵[14]则支持相反的结论，因为乡镇企业获得的贷款占农村贷款的比例越高，说明越富裕的群体越容易获得贷款，信贷资金在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从而不利于农民增收。。相比之下，把研究范围缩小到一个省时，研究结论与全国相比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的地方。相似的是，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促进农民增收，例如，陆彩兰和洪银兴[43]研究江苏省的情况时就得出了这一结论。差异的是，效率指标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全国的研究，大多支持负面效应，而省份层面上，却有研究支持正面效应[43]。此外，差异还体现在农村信贷和农村储蓄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是正是负这一问题上，在全国层面上，有证据支持农村存款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是正的，而农村贷款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是负的[15]，然而，在省际层面上，却有证据支持相反的结论，即农村信贷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储蓄抑制农民增收[44]。

（四）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机制及原因分析

1.机制探讨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前者到底通过什么渠道对后者产生影响的呢？王虎和范从来[18]认为前者通过物质资本存量、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业结构变动、国家财政支农这五个主要渠道影响后者，这五个渠道与农民收入都是显著正相关的，其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钱水土和周永涛[3]也检验了类似的影响机制，他们更强调了物质资本、农村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三个渠道，而没有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和国家财政支农这两个渠道。

2.原因分析

（1）农村金融发展不利于农民增收的原因分析

在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不利于农民增收的原因时，不少学者从制度与结构两个层面进行讨论。在制度层面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下，需要动员经济资源投向重工业领域，为了动员农村经济资源，农村金融不得不服从国家经济战略的安排，源源不断地把农村经济资源输送到重工业领域，这样发展起来的金融体制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有所改善，但金融发展并没有把农民收入增长当成其重要目标。在结构上，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反映到金融领域，必然使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同时存在于我国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而且必然表现为以农村金融抑制为代价来达到城市金融深化的目的[6]，李林、张颖慧和罗剑朝[7]也从制度与结构这两个层面剖析了其中的原因。

（2）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原因分析

考虑到农民的收入来源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且农民的非农收入稳步提高，农民对非农收入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这一收入结构上的变化使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物质资本的积累，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财政支农政策的推进等方面促进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提高[18]，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金融发展能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3）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影响农民增收的原因分析

前文的分析中发现，多数学者的研究支持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大促进农民增收，而金融发展的效率抑制农民增收的结论。究其原因，金融规模扩大之后，农民获得信贷资金的渠道增加，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降低，从而有机会调动更多的资金来为自己增加收入服务，于是金融规模的扩大能促进农民收入增加[14]；而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低，二是农村贷款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低[40]，在农村金融资金配置的过程中，由于资本“嫌贫爱富”的本性，农村金融资金大量外流，并且贷款向非农领域倾斜明显，资金短缺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难题[4，14，4041]，这使得效率指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是负的。

总而言之，由于选择的指标不一，计量分析方法不同，选取样本区间差异等多方面的原因，学者们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面尚未达成广泛的共识。如何通过发展农村金融促进农民增收的问题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四、综述所得及研究展望

综合上述文献报告的结果发现，学者们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共识也有分歧，具体来说，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在测度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选取上，大多数学者都能从规模、结构、效率等方面搜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但在测度农村金融发展的具体指标上面，表现出非常多元化的特点，且各有侧重点，这是造成研究的结论不可比的一个原因。

其次，在研究的方法上，大多遵循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思路，且实证检验当中，最常見的是事先假定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再将金融发展的指标引入扩展之后的函数中，接着开始协整分析、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再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实证检验所使用的数据以从统计年鉴上获取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主。

第三，就研究结论而言，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金融的规模能促进农民增收，因为金融规模扩大，使农民借贷时受到较小的约束，更容易获取金融资本用来投向增加自己收益的领域；而农村金融的效率，抑制了农民增收，因为农村金融资本外流，且贷款向非农领域倾斜，农民获得贷款变得困难。学者们对农村金融的结构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农村金融发展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渠道影响农民增收。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研究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既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也包括区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角度；研究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促进农民增收的可能办法；基于面板数据，在省际层面，对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寻找各个省份之间的差别，分析如何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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