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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学生时代的中国梦

2017-05-30李雪

宁夏党校学报 2017年3期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中国梦

摘要:周恩来一生致力于“为中华之崛起”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回顾周恩来学生时代中国梦的探索历程,学习他树立远大志向、形成优秀品质和过人能力的自觉意识与行为,对于培养当代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教育意义。

关键词:中国梦;中华崛起;爱国主义教育

中图分类号:D4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21(2017)03-0017-05

收稿日期:2017-03-03

作者簡介:李雪(1987-),女,吉林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中国梦是近现代中华民族为之追寻和奋斗的总体目标。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中国梦具体表现为“建国梦”、“富国梦”、“强国梦”。中国梦的实现与每个人的努力奋斗息息相关,这就要求中华儿女从小形成爱国主义情怀、树立远大理想,从而为实现新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思想基础。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提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少年的学习能力、道德品质和理想追求关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与兴旺发达。周恩来在少年求学时期将实现“中华之崛起”视为自己的求学目标,为他在探索和践行中国梦的人生道路上提供了方向指引。

一、银冈学堂:孕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萌芽

童年时代的周恩来在嗣母、生母、祖父的精心栽培和私塾先生的严厉教导下,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为他的优秀品质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传统文化教育终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潮流,与新式的学校系统教育之间有很大差距。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周恩来的学生时代要从他1910年在铁岭银冈学堂读书开始。12岁的周恩来“从伯父召,趋辽东”,由堂姑父王言伯从老家淮安把他带到南京浦口与三伯父周贻谦会合后,自上海经海路至牛庄,再由辽河上溯至铁岭马蓬沟渡口上岸。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他“1910年春,到奉天省银州(铁岭的旧称),秋移居奉天府”,可以知道周恩来到达铁岭的大概日期为1910年的春天。一般来说,半年的时间在人的一生中是极其短暂的,但是在少年周恩来的成长过程中却是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里少年周恩来孕育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铁岭也成为他“新生活的起点”。

(一)20世纪初铁岭动荡的社会变革是周恩来孕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信念的社会原因

在经历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本已严重殖民地化的铁岭再次被划分为战胜国日本的势力范围,城区设置多处兵营和物资军火仓库,殖民贸易强化着对当地的贸易掠夺,铁岭人民遭受着深重的灾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情形,当时铁岭许多先进的爱国人士纷纷举起救国大旗,加入了反殖民侵略的队伍中。特别是1910年周恩来到铁岭读书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夕,辽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在铁岭紧锣密鼓地宣传革命主张和组织群众运动,以此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和腐败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一时间爱国救国热情空前高涨。如此场景深深地触动了少年时期的周恩来,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这也成为他能够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远大理想的现实因素。

(二)银冈学堂先进的西式教育是周恩来孕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信念的主要原因

在家乡淮安,底蕴深厚的家庭文化教育和私塾教育赋予童年时代的周恩来以“礼”、“仁”等传统儒家思想,而银冈学堂的西方新式教育则是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形势传授救国救民新思想,使少年周恩来受到了西方启蒙教育和爱国主义熏陶。银冈学堂是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原湖广御道史郝浴所建,是辽北地区重要的教育文化场所,据《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十六日刊言,“据悉该县(铁岭)兴立学校义务等事俱觉胜于他处……”。光绪三十三年(1907),铁岭县令廖彭“为振兴学务”选派了劝学所(银冈学堂的管理机构)办事员到日本学习教育事项。铁岭特别重视新式教育的发展,银冈学堂开设国文、算数、历史、地理、体育、手工等多门课程,给学生传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还效仿近代教育模式,举办公开讲座、春(秋)郊游、运动会、课外实践观摩等活动,让学生全面接触社会,积极提高自身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周恩来被安排在银冈学堂的三年级甲班学习,首次接受先进的西式教育的周恩来很快适应学习环境,不断提高个人本领,据他的同学曹荣的回忆:“周恩来和白洪模[ 注:白洪模后来成为山东大学的数学教授。]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同学,老师每问,必对答如流”。

(三)银冈学堂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周恩来孕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信念的根本原因

银冈学堂自己编写乡土历史地理教材,让学生全面了解家乡的历史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对家乡所造成的严重破坏,让学生勿忘国耻家恨,从小树立起热爱家乡、保卫祖国的思想感情。在课外,教学生演唱《何日醒》、《快猛醒》等歌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此外,还经常邀请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士到银冈书院来做公开讲座。据《盛京时报》记载,宣统元年(1909)银冈学堂开学之日,县令徐麟瑞亲自到学堂讲演,激励学生振兴图强,并指出“今日在书院求学之时代即为他日在世界自立之基础”[1],这句话不仅作为演讲的重点内容而刊载于《盛京时报》,还作为书院重视和落实县令讲话内容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线,告诫学生设立的理想目标必须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刻努力学习是为“民族独立、国家崛起”于世界而打好基础,使学生的读书目的渐趋明确,这为少年周恩来孕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提供了生长土壤。宣统二年(1910),当时由校董曾宪文主持的铁岭学界人士大会在银冈书院召开,改良派的赵振清提出将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改良上的主张,遭到了银冈学堂教员王先生的激烈驳斥,王先生振聋发聩地提出武装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口号赢得了在座学界人士和学生的认同与掌声。仅从以上两个事件来看,银冈学堂特别注重对学生的革命思想的灌输,周恩来在这种学习氛围的熏陶下,萌发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信念。这一推论在总理胞弟夫人王士琴女士访问银冈书院时所说的话中得到证实,她说道:“听周总理亲口说过,他少年时期在铁岭银冈书院(学堂)读书时,教师为他讲述革命道理,在思想上受到的影响很大,那不是现在的革命思想,是早期的革命思想启蒙。”此外,周恩来总理在1962年来铁岭视察时,邓颖超同志对陪同同志说道:“周总理来铁岭前,回想起少年时期在铁岭的情景,激动得一夜没睡好觉,他登的第一座山是铁岭的龙首山,他进入的第一所学校是银冈书院(学堂),他早想来铁岭,这是他的第二故乡”。铁岭的银冈书院对周恩来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1946年周恩来同李勃曼的谈话记录中提到的:“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2]

以往讲述周恩来的成长过程和学习历程的著作或研究中大多直接从他在沈阳读书开始,而忽略了在铁岭求学这一转折点,导致对周恩来少年时代思想转变研究不彻底、不充分,不利于全面分析伟人的成长历程和思想发展脉络。虽然周恩来北上铁岭求学的时间如他与李勃曼的谈话中提到的只有六个月,而且具体日期还尚未能有更加充分材料证实,但这并不能降低铁岭及银冈学堂对少年时代周恩来的影响程度,也不能成为忽视研究周恩来铁岭求学阶段的借口。笔者认为,环境的改变对于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姑且不谈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仅从周恩来那时所处的动荡社会背景谈起,他从远离殖民迫害的江南小城来到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东北,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殖民活动给当地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亲身感受到东北地区进步人士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清政府反动统治的爱国救国热情,这难道不会对自幼懂事的周恩来产生重大影响?由此看来,铁岭及银冈学堂对于少年周恩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周恩来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东关模范学校: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

1910年秋,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小学堂(以下简称为东关模范学校)建成,周恩来转入沈阳学习,并插班进入小学堂的高等丁班。由于在铁岭银冈学堂6个多月的初步学习,使得周恩来能够很快适应沈阳新的学习环境。在这里,周恩来刻苦努力,增长见识,很快提出了他学生时代的“中国梦”,即著名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一)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个人素质能力全面提升

东关模范学校是当时沈阳师资力量较强的学校,课程设置齐全,教师水平高,教学质量好。学校开设近十门课程,涵盖了培养一个优秀人才的全部课程。周恩来每门课程都很好,经常受到老师的夸奖与表扬。其中由他1913年撰写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感言》一文还在奉天省的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附上国文老师的评语“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而后这篇作文又被编入《学校国文成绩》和《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两书中。除了学习以外,周恩来还特别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尊重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勇于奉献。周恩来所在班级有一位下肢残疾的同学,周恩来主动要求与他同桌,并承担起帮助他、照顾他的重任;学校烧茶炉的吴师傅生病了,周恩来不仅主动去帮他烧茶炉,还将平时积攒下来的钱拿出来让他买药治病。仅仅通过以上两个事例,就可以看出周恩来少年时代优良品质的点点滴滴,这些点滴的汇聚,升华了周恩来的个人素质。

(二)加深对动荡时局的认识,救国责任意识明显增强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呐喊,号召无数中华儿女为中华崛起、为民族独立事业而奋勇前行。东关模范学校是一个进步学校,教师中不乏革命党人,历史老师高亦吾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经常向学生鼓吹反清革命,并且把章太炎的文章和同盟会的刊物拿给学生看,还曾把邹容充满激情地鼓吹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借给周恩来看”[3]。在学校这种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周恩来的救国责任意识不断增强,他带头剪去辫子,以实际行动表示对革命的拥护,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如此来看,他在一次修身课上提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就不足为奇;他在沈阳农村的魏家楼子与同学的爷爷何殿甲先生对对联中发出了“誓做中华的主人”的豪言壮语就显得很正常了。因为在他的心中早已立下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和担负起“国家将来之艰巨责任”的决心。周恩来在沈阳学习的两年,是他学生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他顺利考入南开中学打下了良好的学业基础。

三、南开学校:积蓄“为中华之崛起”的能量

1913年秋,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开学校。在这里长达四年的学习生活使他在品德、学业以及能力上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南开学校是由中国近代爱国教育家严范孙和张伯苓仿照欧美近代教育方式创办的一所学校,以“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4] 为宗旨,培养了大批救国建国的栋梁之才,周恩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一)注重“知行合一,学以致用”,锻炼组织领导能力

在南开学校浓厚的学习氛围的影响下,周恩来更加刻苦努力,奋发图强,在升入二年级时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诚能动物论》一文,在学校组织的作文大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但是他并不仅仅满足于课业知识,还经常在课余时间阅读进步书籍,聆听学校组织的国内外名人演讲,以此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南开学校为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和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升,大力支持学生的社团活动。学校三大社团组织之一的敬业乐群会就是由周恩来以及他另外两位同学共同发起的,在周恩来担任会长期间,社团各项工作都办得有声有色;在他担任校刊《校风》经理部的总经理一职时负责多项事务,培养了他多方面的能力,同时他出色的领导组织能力也初步凸显。

(二)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发扬爱国奉献精神

周恩来曾在校刊《校风》上发表多篇文章,论述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指出当时中国已处于危险境地,因此他呼吁南开的青年学生应具备“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应将救国救民视为己任,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爱国思想同时也体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中,如1915年南开中学成立“南开学校国民长期救国储金会”,倡导全校师生为缓解国家财政困难而捐款,周恩来不仅能够做到每日捐款,同时还在社会上进行演说、劝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募捐的爱国救国行列中。周恩来的奉献精神在南开学校主要体现在参加的各种社团活动和公益活动中。周恩来积极参加各种新剧表演,并饰演重要角色,其中在新剧《一元钱》和《仇大娘》中打破封建传统束缚,男扮女装,通过通俗的、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人们摆脱愚昧落后的封建旧思想。在南开的公益活动中也少不了他为之忙碌的身影,从为《南开星期报》(校刊《校风》的原用名)筹款而参加新剧义演,到成为一名天津通俗演讲员进行启发民智的义务宣讲,都体现了周恩来的为了集体、为了国家,甘愿忍受劳苦、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

具体来说,周恩来在南开求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学的4年,也就是对周恩来的人格塑造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学时代;第二阶段是周恩来在1919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第一期大学生。然而由于“五四运动”爆发,学生运动兴起,他因领导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而遭到长达半年的关押,为此,周恩来失去了南开大学的学籍,但他与南开并没有从此分道扬镳。相反,在南开学校董事严范孙的帮助下,获得了赴欧洲留学的机会与资助,这也成为他人生道路的又一重大转折点,为后来踏上马克思主义的救国救民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留学日欧:开启践行“为中华之崛起”的奋斗征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的:“近代以来,我国大批留学人员负笈求学的足迹,记录着中华儿女追寻民族复兴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旅欧勤工俭学和留苏学习的进步青年相继回国,在火热的斗争中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5]。周恩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两年在日本和四年在欧洲的留学生活使他能够以更加客观、清晰、理性的态度来审视中国社会局势,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为中华之崛起”的中国梦的奋斗征程。

(一)考察社会,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留学期间,周恩来在勤工俭学的同时特别关注所在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和社会民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像潮水一样涌向日本。周恩来很快获知俄国革命党的信息,并说该革命党是“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束缚全部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做头一个试验场了。”[6]为此还通过阅读辛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和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著作[7],初步接触到俄国革命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从他在1919年4月5日准备回国前夕写下的“一线阳光穿云出”诗句,也可以看出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的喜悦心情。在周恩来留学欧洲期间,他看到了与书本上截然不同的欧洲,这里并不是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而是一个动荡不安、矛盾不断显现的社会。周恩来赴欧留学不久,在英国停留了一个多月,他一边学习,一边进行社会考察,亲眼目睹了英国的工人运动背后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也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唯有集结力量进行反抗斗争。在此期间,周恩来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为他革命思想的不断成熟奠定了基础。

(二)追求真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周恩来在认真考察和比较的基础上,为了追求真理,挽救中国人民于苦难,他最终做出了救国道路的抉择——踏上马克思主义救国之路。在1921年2月,周恩来由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共产主义作为中国革命、为中华之崛起的理论指导,以苏联十月革命道路作为参考经验,开启了践行中国梦的探索。周恩来曾在给天津觉悟社社员的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首先加入了中共巴黎小组(旅法支部),筹备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机关刊物《少年》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其中在《少年》的第5期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要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8]然而周恩来追求真理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留学期间,他在精神上遭受过苦闷、痛苦和挣扎,在生活上也遭受了贫穷、困苦与艰辛,正如他后来说过的“一帆风顺是不能磨练人的”,就是在这种身心都遭受到巨大磨练的基础上,才使得周恩来在留学期间更加明确了人生的航向,从而为之奋勇前行。

周恩来以上四个时期的求学经历,对他的个人能力的提高、革命思想的成熟和人格魅力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也为后来参与领导民族独立和中华崛起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求学过程中,他始终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信条,始终将实现民族独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学生时代对“中国梦”的探索对当代学生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教育意义:一是他读书时立下的宏伟志向是指引当代学生奋勇前进的指向标;二是他学生时代所形成的乐于助人、坚毅的品格是激励当代学生自强不息的动力。当前国家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亟需大批的社会栋梁之才,即所谓“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当代学生同样肩负着“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因此,必须充分发扬周恩来在学生时代的学习精神,让当代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热爱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并为“为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盛京时报[N].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周恩来同志谈个人和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1946年9月).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C].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6.

[3]周恩来传(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0.

[4]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3.

[5]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3-10-22.

[6]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56.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8.

[8]伍豪.革命[J].少年,1922(5).

Chinese Dream in Zhou Enlai's School Days

Li Xue

(Marx Institute of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

Abstract: Zhou Enlai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rise of China".Reviewing of China dream exploration course by Zhou Enlai as a student,he set up learning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of ambition,formed excellent quality and extraordinary ability which ha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and education for cultivating the patriotism of the contemporary youth.

Key words: Chinese dream;the rise of China;patriotism education

責任编辑:梁春阳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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