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会艳

纵观中国小说史，官场小说的创作由来已久。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官场小说”这个名称的正式提出，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之后。由于当时官场腐败现象日益突出，王跃文的《国画》的发表，立即引起了人们对官场的极大关注，以此，广大的读者更称王跃文为“官场小说第一人”。自此，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其小说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与中国古代官场小说相比是有承继关系的，但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却有更大的突破。古代官场小说更关注的是奴性、兽性与神性。而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更加突出人性。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与其他现当代作家的官场小说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忧患意识。不管是哪个创作阶段，王跃文放不下的总是当今官场的病态。另一方面，审美视角的风俗化也是王跃文官场小说创作满怀忧患意识的体现。他将纷繁复杂的官场事项与其背后所隐含的官场伦理融为一体，将其概括为官场的日常习性与规律，形成了现实生活内容的风俗化，关注现实，关注大众，关注低层官员。

王跃文官场小说创作的第二个特点是作家对其倾注的悲悯情怀。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而造成悲剧的原因不是他们自己本身，而是中国的官场规则。另外，王跃文又通过反讽叙事来表达他的悲悯。在王跃文的笔下，官员们日常生活中“威仪挺拔”，为国为民，义正言辞，而一下班后就原形毕露，吃喝玩乐嫖无一不能。这种情景反讽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几乎都有体现。而其他的官场小说作家，或是赞美，或是揭露，或是艳羡，真正能触及到对人的关注的少之又少。还有，王跃文大学毕业后进入基层，从乡间官员一直干到省城，他对中下层的官场十分熟悉，这就使得他能够对人性予以关注。

荒诞意味是王跃文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特点。荒诞意味最为重要的表现，是对客观现实本身的荒诞特征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揭示。在人物命运描述方面，官场中人的官场命运及其心灵状态的基本情状是，官场蹭蹬则万事憋屈，曲意逢迎却平步青云，官运顺通则金钱美女巴结样样少不了并且不请自来，一旦失事则人走茶凉，这就是越是精细经营，离生命意义反而越遥远的荒诞现实。在故事情节方面，王跃文把重点放在了揭示官场常规生态及阐释其内在“游戏规则”上面。用白描手法冷眼旁观又感同身受地把官场人物身在游戏规则中事事处处不自在、尴尬无奈却还煞有介事的荒诞、滑稽状态归谬式地暴露出来。王跃文也对社会环境中存在的荒诞现象，进行了集中描述与揭示。对于一些社会病态现象，王跃文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荒诞可笑之处并以漫画式的方式有力地揭示出来。王跃文在其官场小说中设置了不少具有象征、隐喻意味的情节，也显示出明显的荒诞意味。《国画》开头朱怀镜和“跟疯子也没什么两样”的画家李明溪在看球赛时李明溪一阵“狂放的笑声，无意间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一细节描写，显然是作家有意为之，目的就在于强化整个事件的偶然性與荒谬滑稽的特征。

最后，王跃文在写官场小说中采用了多重视角。王跃文的创作聚焦于官场，另一方面，他也尽可能的选取多角度、多参照系，来多层次，多侧面的打量和审视当代官场。例如《大清相国》完整地描绘出古代官场的人生状态，《国画》对李明溪、曾俚，《大清相国》对傅山等读书人形象的描绘，《苍黄》对银杏树下散步境界的描绘。不管是明暗还是情节思维等等多重视角的构建都使得王跃文对官场的审视与批评获得了广泛的参照。

“我曾多次辩解：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正意义。”所以，不管是与古代的官场小说相比，还是与现当代的官场小说相比，人性关怀是王跃文官场小说最本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