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善修

“国民性”，乃国民性格之称谓。自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失利后，外强依仗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给沉睡的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要改变被动挨打的现状，就必须改变“中国人之性质”[1]，即国民性，开展“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2]工作，使中华民族“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3]而林语堂则呼应着中国时代思想风潮，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开始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探索，给中国人“悬起一面镜子”和“向人心掷去炸弹”[4]。

早年的林语堂，深受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激进“立人”思想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激进的批判。“先生的‘欧化的中国此乃弟近日主张，且视为唯一的救国方法，明白浅显，童稚可晓，绝不容疑惑者也。”[5]同时，他还开出改造国人的六条药方：“一曰非中庸，二曰非乐天知命，三曰不让主义，四曰不悲观，五曰不怕习洋气，六曰必谈政治。”[6]

在经历了早期的激进后，到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的思想观念有了明显的转变，其批判的锋芒已不是那么激烈，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有同情和省定。但在当时的高压下，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出来”[7]，于是幽默浪潮在中国文坛呼啸而起。林语堂也提倡幽默，但其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仍是严厉不变的。他指出“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以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8]

抗战爆发后，林语堂举家迁美。虽身处异国仍心系故土，他开始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深入开掘国民灵魂所蕴含的伟大力量。

他宣称“我要表现中国人的观点”，“一种为中国最优越最俊智的哲人们所知道，并且在他们的民间智慧和文学里表现出来的人生观和事物观。”[9]卢沟桥事变不久，他即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接着又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热烈赞颂中国国民一致抗日的精神。而在《日本必败论》中，林语堂全面地比较中日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后，断言“中国胜，日本固败，中国不胜，日本亦败。”[10]此时的林语堂已经改变了原来认为“中国是地球上最糟乱最失败的国家”的成见。

抗战后，面对西方读者的林语堂，为了唤起世界公众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他完全回归传统，以至过分肯定了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和“中庸”价值，甚至对一些繁文缛节、陈规陋习也大加赞赏，诸如称“缠足”，“其作用等于摩登姑娘的穿高跟皮鞋，且产生一种极拘谨婉纤的步态，使整个身躯形成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称“妓女与妾”，可“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11]；称“玩世”，是“享受人生”等[12]。这不能不说是林语堂于国民性问题认识上的局限。

20世纪50年代后，长期的旅居生活使林语堂开始将目光转向人类终极关怀，他要以“唯情”的东方哲学治疗“唯物”的西方物质主义，以救助那些堕落迷失的灵魂，他相继出版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著述《武则天传》《中国生活》《辉煌的北京：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等。晚年的林语堂过于倚重传统，显然有失误之处，但整体而言，其中的不少见解仍有其独到之处。

林语堂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从“根本改造”、“全盘西化”出发，经过幽默滋润，再经过回归传统、儒道互补，最后以“出世”精神皈依自然，寻求完美人性。他对国民性的探讨，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国人对自身的反省和认识，不啻提供了形象的中国国民灵魂启示录，这无疑是其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呵旁观者文，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33.

[2]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27.

[3]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69.

[4]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5]林语堂.给玄同先生的信，林语堂经典散文全编：第3卷[M].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111—112.

[6]林语堂.给玄同先生的信，剪佛集·大荒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3.

[7]鲁迅.从幽默到讽刺，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2-43.

[8][1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2-40，146-152.

[9]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上海：上海西风出版社，1941：2.

[10]林语堂.日本必败论，宇宙风[J]，1938年7月1日第73期.

[12]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林語堂文选：下册[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