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於天禄

圣贤境界是儒家文化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承载着一系列深刻的伦理内涵，是传统士大夫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规范社会秩序、确立道德原则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塑造力。研究“圣贤气象”的寓意与生发路径，有利于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一、“圣贤气象”的形成

“圣贤气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伦理命题，其形成经历了长期的积淀和凝炼过程，从而成为传统文人所恪守的道德信条和价值理念。

（一）酝酿时期：先秦儒学奠定道德基础

“圣贤气象”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早期中国文化由“图腾崇拜”转向“圣贤崇拜”的贤人思想中。“圣贤崇拜”也为后世儒学阐述“圣贤气象”的具体内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先秦儒学所赞赏的“圣人风骨”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如“孟子称性善，言必称尧舜”，体现出先秦儒学的道德政治诉求和寻求社会变革的美好希冀。另外，先秦儒学提倡的“君子人格”也对“圣贤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孔子所向往的理想人格， 有‘圣人‘贤人‘志士‘仁人‘君子等。”[1]而“君子人格”是达到“圣贤境界”的前提条件。这是由于圣人与贤人只有极少数人通过后天努力才能实现，而“君子人格”具有更强的现实性，普通大众均可通过自我提升达到这一境界，即具有重义轻利、明是非、慎己行的品行与操守，这为后来的“圣贤气象”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阐发时期：汉唐儒学探寻发展路径

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汉代儒学不断融合黄老道家、阴阳学等多种思想，唐代儒学则更具融合与多元色彩，进一步探索具体的圣人观与为圣路径。董仲舒“将人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与‘中民之性，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被称为性……中民如果成善，则必须教化。无王教，则质朴不能善。”[2]董仲舒的思想实质上赋予了圣人以“神”的地位和身份，但“为圣之道”其实并不可为。而王充则明确圣人只能学而知之，即为圣在于进学。唐代儒学的圣人观在汉代儒学的基础上，在“以气论圣”与“以心论圣”的为圣之法的讨论中进一步展开。“以气论圣”是指圣人承载天命的地位，而“以心论圣”则强调修养道德的意义，强调“心本论”是为圣的最终进路。总之，汉唐儒学对“圣贤气象”具体内涵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宋明理学的系统论述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成熟时期：宋明理学明确内涵标准

在儒学的发展中，宋明理学从“希贤希圣”传统思想中逐渐探求到了“圣贤气象”的实质。宋代以后，“气象”一词被“用来临摹物态人情、探究性命道德、反映文体特征”[3]。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等人重点研究了圣人与“气”的内涵關系，如周敦颐将崇尚古代圣贤、学习效仿圣人言行的思想传统系统总结为“希贤希圣”；朱熹系统界定了“圣贤气象”的内涵，朱熹及二程均将此作为士大夫的最低行为标准与典范楷模，进而总结开创了由承袭礼法、纠察自身、内在反省、效仿作为等构成的修身模式与内涵标准；王守仁、陆九渊等明代心学大师则重点探究了其进修路径，指明了到达“本心”与“良知”的具体方向。之后，“圣贤气象”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形塑自身气质形象的标准，最终形成了社会阶层的良性上升与优势流动。

二、“圣贤气象”的基本精神

“圣贤气象”的基本精神有以下几点：

（一）心境平和

心境平和的实质是一种有限的心境感悟与无限的外部意识相统一的过程，是过程的平静之气与结果的坦然之心相承接的过程，是指贤达之人能够处事不乱、宠辱不惊，强调弱功利之心、求平常之性。这一精神境界在“圣贤气象”形成的不同时期得到了不同的贯彻，如唐代儒学继承了佛学的“禅”与黄老道家“消极无为”的思想，共同构成了文人士大夫的本心与知性，这也成为宋儒“格物致知”“本心求理”的重要前提，目的在于心性养成，追求“内圣”境界从而彰显“外王”的气质，如程颐的“正心诚意”、陆九渊的“本心”思想等。

（二）率性自我

率性即依顺本心与秉性，率性自我就是展现自我的本真精神、不虚伪，强调自我意识与个体的独立性，是“圣贤气象”具体内涵中保持文人正直操守、德行品格的支撑理念。率性自我的精神更反映出一种有所为且有所不为的自律意识，注重发现与思考问题的排他性，以此培养个人修养与国家、社会意识。宋明理学对于“知”与“性”的认知要求极高，要求士大夫不能受外在物欲和权威的干扰，保持修养身心、治学问道和为官从政的清白性与真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本心警示的作用。

（三）超凡脱俗

超凡脱俗主要表现为两种维度，一是注重培养文人淡泊名利的思想意趣，即远离世俗纷扰，自我守静；二是强调脱俗后的自然一体和万物一体的意识，主要表现为圣人观层面的互通关系问题。圣人强调自然而然的万物一体意识，如《中庸·治国》中“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而“贤人”则需后天修炼养气后达到与自然的统一，即思而后得，勉而后中，因而二者中和便是文人独立于世、与自然一体的最高境界，也是“圣贤气象”的重要价值标准。

（四）家国意识

从根本上看，家国意识强调一种重视社会责任、培育现实忧患意识的胸襟与情怀。先秦儒家一直倡导这种社会担当精神，如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和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思想，宋明理学受当时国家、社会危机的影响，很好地继承并光大了这一精神，对后世如文天祥、袁崇焕等诸多士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家国意识更强调为国尽忠、为民请命的圣贤风骨与义士情怀，是保障民族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民族精神支柱。

三、“圣贤气象”的内在特质

从上述“圣贤气象”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内涵分析中可以看出，“圣贤气象”囊括了多种道德文化元素，如求道、尚德、循礼等，从而形成了明显的内在特质。

（一）道德特质

“圣贤气象”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提升士大夫阶层的道德素质，从而提升其社会意识与家国责任感。为此儒学尤为强调道德认知，提出了“求知”“求道”与“循道”的三重境界，如朱熹提出“穷极知识”，即通过积累知识以明确道德，丰富学识内涵以培育品德操守。在此基础上还要求重视礼仪教化，培养求真意识，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宋代末期士大夫对社会道德滑坡、伦理失衡、纸醉金迷现状及误国文人的批判中。可见，“圣贤气象”以士大夫重视自身道德为前提，进而将良好的道德素质推己及人，以求对社会民众产生积极影响。

（二）心理特质

从心理上看，追求“圣贤气象”的过程就是发自本心、自我锤炼的形塑过程，是尽心、去私欲、求知动态过程的统一。理学家们认为普通的中性之人只要做到尽心、知性、循道就是成圣的途径，正如陆王心学倡导的“发明本心”和“致良知”等具体方式，均是从“心道”的理学角度阐述“圣贤气象”，凸显自本心追求“圣贤气质”，进而相互转化的心理过程。

（三）审美特质

理学家认为“圣贤境界”是内在涵养与外在表象互通形成的统一美学境界，成为继“魏晋风骨”与“士大夫精神”之后，对中国古代文人固有情怀与人格之美的集中继承与意蕴展示，更是“从审美意识所理解的‘万物一体境界，这种境界既是道德的，又是美学的……它融理性与情感为一体，以主观体验为主要特征，审美主体和美感对象合二为一，进入物我一体，内外无别的美感境界，超出了性体的限制，深入到美的本质，因此，才有最大的精神愉快。”[4]

四、“圣贤气象”的现代启示

最后，“圣贤气象”虽为传统社会的修身标准，但其倡导的治学理念与道德标准、追求的浩然正气与历史道义、提倡的圣贤涵养素质等在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在物质追求中不失道德标准

“圣贤气象”不失道德本心的道德特质在商品经济繁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如王守仁極为倡导“德”在规范社会礼仪中的重要性，“明德”就是人心之本性，王守仁称之为“良知”。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做圣人的潜能，需要做的只是遵从良知的指示并付诸于实践，而良知的根本就是“善性”与“道德”。

从当代中国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在极大丰富民众物质资料生活的同时也在拷问着国人的道德素质。物质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思潮出现盲目化、极端化和拜金化的倾向，部分社会群体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却忽视了道德文化素质的同步性，社会的道德观、义利观等教育存在滞后问题，由此引发的负面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社会进步与混淆公众道德认知的重要因素，因而有必要从“圣贤气象”观念中汲取营养，保持重义轻利、尊师敬道、以德服众、严于律己的德行与积极正确的心态，时刻遵守本心的善性道德，克服唯物质主义的错误倾向。此外，更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不断将“圣贤气象”的优秀内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不迷失在物质社会中。

（二）在世俗社会中保持豁达心态

另外，“圣贤气象”独特的心理气质也对现代人很有启发意义。当代社会浮躁、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圣贤气象”所保持的“静”“达”“通”“敬”等观念对于舒缓人们的心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圣贤气象”要求坚持以知养性的精神和态度，时刻保持正直操守与豁达心态，如周敦颐认为“为圣之道”就应“主静”，即“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仁、义、理、智、信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程颢认为“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并指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 可见，“‘敬其实亦可看作程颐所追求的一种境界。”[5]

反观现实，不难发现有些人存有缺乏守静恬淡与安贫乐道的社会心态，这种现象固然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陡增和市民社会的世俗化等原因密切相关，但更多与自身修养和平静的心态有关，因而“圣贤气象”的精神仍值得当今民众思考和效仿，使自己在忙碌的社会竞争中放平心态，以达到处变不惊、遇事不乱的超人境界。

（三）在大众消费中体现审美情趣

最后，“圣贤气象”生发出的美学意义也值得当今社会借鉴思考。理学家们倡导的审美情趣是以知性为基础的表里合一的气度，是由内而外充实丰富的一种圣贤人格，更是内在美学的魅力彰显，对当今大众的审美观整合具有较大启发。这种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是相通的，如“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即道德的本体与美学的实质内涵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而二者转化的方式在于“致知”与“用敬”，就是要知道存在于外界和自我本性中的理，利用见性和顿悟之法方能成圣人，进而感悟道体的内涵之美。

近年来，在互联网时代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娱乐审美、审丑之美等不良价值观，而网络审美价值观的多元化在促进艺术交融的同时也产生了多种不良误导和暗示，使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倾向，因而明确何为真正之“美”意义重大。“圣贤气象”追求的就是一种真正的美，即内涵之美、道德之美与知识之美，是从内向外散发的灵魂与心灵之美，这对当代积极弘扬正确的美学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通过上述对“圣贤气象”这一传统命题的深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在价值对当代中华文化建设，特别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需要不断挖掘，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参考文献：

[1]迟成勇.论孔子君子人格的道德意蕴及其现实价值[J].理论与现代化，2007（5）：102—107.

[2]沈顺福.从半神到人到神：儒家圣人观的演变[J].江西社会科学，2013（12）：21—27.

[3]王培友.论两宋理学“气象”蕴含及其诗品性格[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4—20.

[4]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512.

[5]付长珍.程颐境界哲学的理性之维——兼论二程境界的不同取向[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6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