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在《道德经》翻译中的体现

2017-05-22武婷婷

北方文学·中旬 2017年5期

武婷婷

摘要：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在翻译中译者应尽量减少自己观点的介入。而在意义多元化的语境里，译者的主体性渐渐凸现，译者在促使不同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译者和原作者都是在各自的语境下建构不同的文化。《道德经》翻译为英文，译者不仅是单纯的语言中介者，其创造性也有所发挥。

关键词：译者的主体性；《道德经》翻译

一、译者主体性与我国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回顾

（一）译者主体性

在翻译的漫长发展中，译者一直生活在原文作者的阴影之中，努力使自己做“隐形人”，处于“一仆二主”的尴尬地位。随着翻译理论从原文到译文的转变，译者的身份也经历了从幕后到台前的变化。翻译理论研究者终于意识到，作为翻译活动的最终执行者，译者是翻译研究最不应忽视的一维， “与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相比，译者主体属于译学本体论范畴，是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校琴，2006：14）。

查明建，田雨（2003）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意识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二）我国译者主体性研究

杨武能是较早注意翻译主体问题的学者代表。他认为译者首先是阐释者，同时是接受者，更是创作者；文学翻译的主体是人，即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原作和译本都是他们创作的客体；在此过程中，译者无疑处于中心地位，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许钧则从整体上确立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位置，肯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其他的学者也开始多角度、多层次地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总结和反思。译者主体性的探讨不再仅限于文学翻译者的主体性，对从事法律翻译的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研究。另外，也突出了实证性个案研究。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视角被引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主要有阐释学视角、译语文化视角、多元互补理论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女性主义视角、适应选择论视角以及解构主义视角。

二、文学翻译问题

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Jiri Levy （1966）在其著作中，运用语言学理论讨论文学翻译标准和技巧等方面的问题。Levy 认为，文学翻译重在再创作。他继承了自古罗马戏剧翻译家Terence 开始的传统，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学艺术，焦点在于再创作。（谭载喜，2004：201）因此，文学翻译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能够从中获得智慧、知识和美感，使译作具有和原作相应的艺术感染力。要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译者的文学素养、译者是否熟悉原作的内容以及能否判断并再现原作的特征。

张今，张宁（2005：160-165）主张保存文学翻译作品的历史性，并且译品应该具有时代性。1.历史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将作者的历史心理真实地加以反映，而不应该予以现代化或者古代化。文学作品的历史形式主要是指体裁。一定的体裁总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紧密联系，荷马史诗不会出现在现代。在语言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尊重文学作品的体裁。

2.时代性。我们的文学译品首先要包括的，就是我们时代对于作品的理解。翻譯史证明，伟大的作品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译本。文学译品的时代性还在于译文要具有现代读者易于理解的语言形式。在这当中，译者必须努力化艰涩为鲜明，把原作中现代读者所不易理解的含义、典故和比喻，融入鲜明完美的语言形式中，使其既能为现代读者所理解，又不失本意。

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处理好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关系。二者是一种辩证的统一，作者的风格应当通过译者的风格得到表现，而译者的风格又应当以作家的风格为依归（张今，张宁，2005：85）。在上乘译品的境界中，译者的风格是若隐若现的。

三、译者主体性在《道德经》翻译中的体现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短短五千余言的《道德经》因其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和“哲化诗”的形式，引发了无数的争辩。《道德经》也是公认的除了《圣经》以外，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由于原文的版本问题、译者主体的情况、以及主流翻译策略的不同，对于《道德经》的翻译体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以下主要从三方面说明译者主体性在《道德经》翻译中的体现。

（一）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

“阐释之所以具有多样性，必先具备本文提供的某种可能性。如果本文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结构，那么对它的阐释就必然只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无所谓多样性可言”（金元浦，1997：359）。马王堆汉墓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通行本则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1973年以前，大部分英译本都以王弼的注本及其它几个流行版本为底本，文本之间的出入并不大，对原文的理解及翻译也没有太大的影响。1973年，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本的《道德经》后，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因为帛书本与先前已有的底本出入很大。1977年出版的林语堂的译本就是以帛书本为底本的。

辛红娟，高圣兵（2008）对不同时期的《道德经》英译本进行了历史分期描述，绘出《道德经》英译脉络图，将其分为三次高潮。他们指出，在第三次翻译高潮1972-2004年中，译者的版本意识很强，世传本、帛书本和竹简本等不同的版本选择成为一大特色。译者选取哪个作为自己的底本，成为影响其译文的首要因素。

（二）译者对原文的前理解

阐释学认为，人对世界、自身以及一切事物的理解必然有时间的限制，因而理解总是具有历史局限性。在中国古代，有韩非、王弼、河上公等对《道德经》的注释；在近代，有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辩论；在当代，更有任继愈，陈鼓应等著名哲学家对《道德经》的经典论述。译者最先接触到的文本和自身文化、社会因素对他将产生重大影响。

哲学著作本来就深奥难解，《道德经》本身又是一部作于距今2500年前用古汉语写就的古典哲学著作。东西方传统哲学在表达上截然不同，西方哲学重逻辑，用词准确明晰，是“科学之科学”；而中国传统哲学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哲学家们对自己诗意境界的一种陈述。而古汉语中的通假字，一词多义以及汉语句法上的某些不确定性，又使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产生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的翻译结果。

（三）译者由汉语到英语的转换过程

在《道德经》第一章中，老子阐释了他形上与形下完美合一的宇宙观，这是他智慧学说体系的最高哲学范畴。第一章是老子《道德经》的核心和要义之所在，第一章翻译的好坏从根本上关系着翻译文本的学术质量和水平。以下仅以Edward Harper Parker及Arthur Waley的《道德经》第一章译本为例做比照分析。

1.“道可道，非常道。”

Parker （1903）将其译为：“The Providence which could be indicated by words would not be an all-embracing Providence.”

Arthur Waley （1934）的译本则是“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老子《道德经》的“道”不仅是“天地万物之理”，即“太极”、“天理”、“规律”，“法则”即“本体论”；而且，“道”也是一切生命之源，是活生生的生命不息、天人合一、互为和谐的生命流程。Parker将“道”译为“Providence”似乎比Arthur Waley简单的“Way”更贴近“道”的本意。

2.“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Parker （1903）： “Non-existence” is a name for the beginning of heaven and earth.

“Existence” is a name for the genetrix of the innumerable objects of creation.

Arthur Waley （1934）： “It was from the Nameless that Heaven and Earth sprang；

The named is but the mother that rears the ten thousand creatures， each after its kind.

大多数情况下译者很难做到既表达原文精深微妙的思想，又保留原文簡洁凝炼的行文风格，所以就面临内容与形式的取舍问题。

Waley明确表示他不准备在译文形式上费力气，而是致力于精确地再现原文的哲学思想（1934年，第14页）。他的翻译不拘泥于形式，句式不对等，却照顾到了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而Parker努力再现古汉语精炼的语言与优美的节奏。句式大致对称，译法却几乎完全接近原文的表达方式，大胆采用异化的表达。让读者既能领略原意，更能欣赏汉语简练的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