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如

摘 要： 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将语言确立为“首要性”因素。本文从非理性主义批评立场出发，对语言进行反思与探讨，为陷入瓶颈的非理性主义文学寻找突破口，探寻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关键词： 语言革命 现代派 非理性主义 文学超越 反传统

以语言为代表的符号系统有效地简化了世界，使世界变得有序而易于理解。同时，对世界的符号化处理使得信息交互和知识传承成为可能。可以说，没有语言符号，就不会有人类文明的辉煌。

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和征服世界的铠甲，但若囿于语言这一媒介，管中窥豹地认识世界，便是用语言作锤为自己打造一座语言牢狱，身陷符号和逻辑的吊诡，披枷带锁，作茧自缚。

一、语言：是铠甲也是枷锁

语言是铠甲也是枷锁。这种枷锁不可见，却几乎贯穿在人们的所有日常中。人先天地就被语言所贯穿、所引导[1]，语言如空气如水分一般建构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却浑然不觉。我们习惯于语言，习惯于语言照亮的家园，而忘记世界并不仅仅是语言呈现给我们的部分。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是人与生俱来就存在于其中的东西，人就在语言中，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存在，人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人只有先在于语言的引导下，才能理解自我和世界：语言预先给他规定了视野，引导着他的眼光，为世界赋予了意义并为世界万物命名。正是语言，使世界成其为所是，使万物成其为所是，语言对于人，就像他生息于其上的大地，就像他须臾不可或离的家园[2]。

人身处语言的家园，歌颂语言的功勋，却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语言导致世界的简单化和僵硬化。这种简单化首先来源于符号、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的一一制约和指代。这种将世界有序化和符号化的尝试构成语言最初的基础职能。语言符号的基础职能是指代，符号永远无法指代全部的对象，无法指代完全的对象。无论是外部世界或是人类的内心世界，语言所及的领域都是有限的。此外，指代倾向于将对象看作永恒不变的客体，这导致对象的僵化。事物永远处于变化中，而指代忽视对象的无常生灭，倾向于把对象简单化为永恒不变的客体，以便于掌握。我们常常困于语言的迷宫中，对语言建构之外的一切视而不见。

经由语言认识世界无异于管中窥豹。更糟糕的是，我们常常认为小管中所窥见的便是世界的全貌。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它帮助我们看到部分的世界，但障碍我们看到全部的世界。

二、现代派与“语言的首要性”

经由语言认识世界无异于管中窥豹，那么，语言需要被重新审视。对这一符号工具的运用都应当从无意识进入有意识，以掌控语言而非被语言掌控。然而，语言是存在之家，人类生活于语言的家园中，要挣脱语言获取对世界非常规的认识，殊为不易。除了书写和口头表达外，人类所有思考必须借助语言，一切文化建筑其上。语言并不因功勋卓著而引人注目，它几乎如同光线一样“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个无处不在的“隐身”人。这使得语言很难被注意到，就很少被审视和反思。

直至近代以来非理性主义兴起，现代主义文学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以乔伊斯、罗伯·格里耶、纳博科夫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由文本的内容转向语言。语言在文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俨然有甩开内容鸠占鹊巢地担任主角之势。

被很多学者称为现代主义文学开山第一人的乔伊斯首先将语言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芬尼根守灵夜》中，乔伊斯大玩语言、文字游戏，文本首尾相接循环轮回，不同国家语言纷纷登场，不同字辞灵活拆卸重新组装，甚至创造出大量的新词。比如著名的Bababadalshygharaghshytaka

mminshyarronnshyko Nnshybronnshytonnshyerronnshytuothu nnshytrovarrhounshyawnskawnshytoohooshyhoordenenshythurn uk[3]，用100個字母、10多种不同文字拼成“雷击”一词，模拟连绵的雷声。文中还引入了大量的歌曲、字谜等，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割裂时间因果链、中断事件连贯性、淡化情节，将“故事性”摔成一堆碎片，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内容、突出了语言。《尤利西斯》包含大量的语言游戏，以及各种不同风格的文体、大量陌生化的叙述话语、词句，例如：

On the steps of the Paris stock exchange the gold-skinned men quoting prices on their gemmed fingers. Gabble of geese. They swarmed loud， uncouth， about the temple， their heads thick-plotting under maladroit silk hats[4].

在这段原文中，乔伊斯通过合并已有的词汇创造了“gold-skinned”和“thick-plotting”这两个新词，用来描述犹太商人，尤其是“thick-plotting”这个词，非常形象地讽刺了那些脑袋里装满了阴谋诡计、精于算计的商人。

类似的现象在罗伯·格里耶的《橡皮》、《窥视者》、《嫉妒》等作品中也极为常见。格里耶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反传统文体实验，以零度写作颠覆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模式、意义模式和二元对立模式。格里耶在与罗兰·巴特的论战中谈到了他的文本理论，他主张消除传统小说的完整意义，以碎片化的语言模拟不确定的、平面化的现实。

纳博科夫对文字游戏情有独钟，他还尤其钟爱咬文嚼字和细节雕琢，重视作品形式和语言的艺术性。为了提高文本的游戏性，《洛丽塔》戏仿了多种文学样式，字里行间满是双关语、新造词、字母转换，并使用了美国习语、法语、俄语、古英语，文风新颖、繁丽而晦涩，恍如迷宫。游戏性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语言的时代使命

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语言被赋予首要性，这其实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语言和数理逻辑作为理性主义的基石，本该受到非理性主义的非难。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彻底反传统的姿态向理性主义宣战，必然要对柏拉图以来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禁锢下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革命。鉴于在理性主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语言和数理逻辑在这场革命中应首当其冲。

革命的发起者们对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物化、异己、精神荒原感到焦虑。战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消解了一切存在的神秘感和纵深感。显微镜下，万物被分解为分子，分子分解为原子。世界是一片离散的荒漠，充满了堆积的粒子，而人类除了符号和逻辑外，一无所有。传统的理性主义对世界的复杂性视而不见，用语言和数理逻辑建立起一套体系，并把所有事物都塞进这个体系中，以便于理解。这种简化在带来科技繁荣的同时，也造成精神的贫瘠和世界的荒芜，对理性主义的反叛势在必行。在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和学说的影响下，非理性主义声势渐壮。

前面笔者谈到，语言和逻辑造成世界的简单化与僵硬化。非理性主义显然朦胧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不断证明理性主义的自大与荒谬。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宇宙全息论……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世界的复杂性也许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或许正如海德格尔在《时间与存在》中所提到的，世界是绵延的，而非离散的[5]。固守“符号指称”、“1+1=2”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世界，我们需要探索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因此，语言作为理性主义的重要根基，被推上审判台。

语言的罪行是：语言霸占了全部的认识，霸占了全部的文学，并将真实性从文本中挤压出去。现有文学仅仅是语言的建构，除了语言外什么也没有。语言是故事的条件，故事是语言迷宫。我们被语言缠绕，被语言欺骗。语言像个大独裁者，严厉控制并把守着人类认识世界的途径。

然而，这个独裁者接受的第一道来自非理性主义的判决并非冷落和放逐，相反，如前所述，它被加冕“文学首要性”之冠并被捧上高坛。

这一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语言狂热一方面是时代必然——后现代主义需要借语言来解构世界、消解中心，也消解“只有语言的文学”，另一方面要借机反思语言本身。世界成了语言统治下的荒漠，那么，语言需要随理性主义一道被推翻和解构。

推翻语言谈何容易，根本全无可能。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没有脱离语言的文学。文学必须运用语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某种自我部分正在随着解构主义一同觉醒。

这种觉醒存在于文化的潜意识深处。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后现代主义作家将语言推上高坛，其深层动机可能恰恰是想反对语言，捧杀语言，让语言的缺陷在高处自主暴露。这种狂欢和捧杀消解了语言的严肃性，并把它从精英的庙堂放逐至民间市井，人人都可与之亲近呷笑。大量的文字游戏，表面是语言地位的上升，实际是语言地位的下降。文学对语言表面在亲近，内在在疏离。或者说，文学试图通过语言狂欢，解构语言，以唤醒对语言的疏离和某种全新的可能，对这种全新可能的探索或将带领人类重新认识世界。

四、文学的超越与自由

这种探索和尝试并不容易。非理性主义是作为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面而生，实际还是传统理性逻辑生成，无论怎样标榜反理性，其核心依然深藏理性主义思维方式。非理性主义永远不可能真正消除二元对立，做到无概念、无逻辑。只要一思考，就必然落入传统惯例。何况文学必须依托文字，离开文字无法书写，无法表达。非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决定了它很难担任反理性主义革命的称职指挥者和有力武器，这是很多后现代作家面临的写作瓶颈。

以超现实主义文学的探索为例，它企图从逻辑樊篱中解放出来，以“自动写作”和“梦幻记录法”抛却理性，但其所谓的超现实、超理性世界即使再离奇神秘，实际还是用语言在思考，从未真正超越语言和逻辑。总体而言，非理性主义文学包括現代后现代的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所有流派，依然是符号的游戏，存在很大的局限和解构空间。

在这种游戏中，作者和读者以符号系统相互沟通，符号系统本身是局限的。语言是自律、封闭的系统，符号是对世界有限的折射，而非世界本身。符号不能承担完整的全部的完满的沟通。因此，写作是一种自我僵化，表达是编码构建虚假，阐释是对僵化对象进行解码的可笑机制。

面对如是机制，或许只有停止表达和阐释，世界的真实本质才会自主述说出来。

当然，停止表达和阐释并非要杀死文学，而是要反对编码式文学，反对一切“convention”。世界不应是语言建构的总和，文学的作为不应止于语言迷宫。语言和逻辑所建构出的文学是人的世界，不是自然的世界，不是大道的世界，文学应该冲破人类的维度，探索更高的维度。一条或许可行的道路是：直接面对世界，从价值系统回归事实系统，让文学挣脱传统和惯例，获取某种超越的自由。

五、结语

理性主义和逻辑思维既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优势，又在逐渐成为其发展的瓶颈。而非理性主义的局限性之所以根深蒂固，正是因为它触及西方文化的核心，且根源于这个核心。西方文学要开辟出一番新气象，探索出新的前景，可以从突破非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入手。要实现这一点，或许可以从古老的东方文化中找到启发。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海德格尔文集：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乔伊斯，著.戴从容，译.芬尼根的守灵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乔伊斯，著.萧乾、文洁若，译.尤利西斯[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5]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