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希尔保　杨旭

【内容摘要】美国为了减少校园欺凌问题而制定了全国性的《反欺凌法》。本文以男生的问题为分析点，认为男生行为不应该被病态化，男生不能为了在学校赢得认可而失去他们的天性。认为学生中的性别不协同者更容易成为欺凌的受害者。进而分析了欺凌问题的危害及其法律应对。美国各州的《反欺凌法》有差异，也有共同点，都将学校作为反欺凌法律规制的主体，构建积极的校园环境，开设社交情绪学习课程，承担减少欺凌事件的责任。反欺凌法律的影响可能超出立法者的预期，将在这些少年长大成人后悄然带来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

【关键词】校园欺凌 反欺凌法 社交情绪学习 男生问题 性别的协同性

一、引言

为了减少校园欺凌，创造更加安全和健康的校园文化，美国开展了一系列反校园欺凌运动，每个州都进行了校园运动、立法改革、政策倡导等。尤其为了提高男生的校园表现，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开展了一系列项目。引人注目的是自2006年开始的《美国教育法》第九修正案及其标准建立以来，公立学校更容易申请单一性别教育项目。欺凌问题和男生在学校中差强人意的表现，这两个问题是美国基础教育阶段（K-12 schooling）紧迫的社会问题，近期，学校围绕上述问题开展了两项运动。这两个问题的紧迫性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包括人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重点是什么，校园欺凌是否是新问题，与以前相比是否更加糟糕，改革是否使情况更加恶化等，这些问题备受质疑。本文探讨两项运动如何相互影响，作者认为在一些重要上，各方可能存在误解。

我们对男生问题介入的前提是：男生是独特的，他们具有希望成年人理解、接纳并支持他们的天性。他们不愿被规则束缚，得不到太多关注、往往具有注意力缺损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他们具有探索精神，他们身强力壮，争强好胜。换言之，试图解决“男生问题”者普遍接受男生及其男性化特征的刻板印象，与男生打交道时也遵从既有教育体系对男生的判定。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要介入欺凌问题，却需要持有不同的观点，即认为性别固化对个体境遇和个人归属感是危险的，他们通常不愿意像大部分墨守成规的男生或者女生一样，这些孩子将通过他们的同伴来理解性别刻板印象。多数情况下，未成年人因为性别不协同而遭到欺凌。性别不协同性的案例从非常明显的欺凌非异性恋者（LGBT）或者问题少年，到欺凌具有某种性别特点者，比如面貌和运动能力不同的孩子。在建立文化融合和去除非协同性过程中，最好的反欺凌实践是破坏固化期待。特别是学校设置了社交情绪课程，教授学生社交能力，而不是通过攻击或者自我破坏的行为方式表达情感。无形的在欺凌改革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校园文化，超越了对男生的刻板印象，鼓励在校园内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沟通。强调男生问题与解决欺凌问题存在紧张关系。

二、男生的问题

有研究人员从批判的视角研究了“男生问题”。在学校里，与女生相比，男生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迈克尔·凯摩尔（Michael Kimmel）将之概括为“数量、成绩与行为”三个方面。“数量”主要指与女生相比，男生的逃学率更高；他们完成高中学业、进人大学并顺利毕业的数量更低。尤其非白人男生更是如此。“成绩”是指男生子在许多语言艺术课程方面的成绩偏低，他们的平均成绩点数（Grade Point Av-erage，GPA）不理想，在一些科目中成绩偏差。“行为”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过诊断被认为具有行为偏差、情绪失调和多动症（ADHD）；自杀率高；经常有危险性行为，比如醉驾。“行为”也包括暴力行为，他们经常打架斗殴、犯罪、也极为可能成为犯罪活动的受害者。而非白人男生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则更大。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男生问题”通常会涉及到对男生的刻板印象：他们的行为不受规则约束；有多动症（ADHD）；不太听话，精力过剩，具有攻击性；他们感情用事，讲哥们义气。传统规则假定这些男生有“问题”的，并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关注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学校是给女生设计的，而在学校里，却同样要求男生久坐、与对手合作、讨论问题、遵守课堂纪律。有些规则制定者基于上述担心而提出男女生分校管理，也有人提出男女生同班，更注重男生在不同环境中的各种需求。我们在讨论“男生问题”这一话题时，可取的态度是男生行为不应该被病态化，而应该得到尊重和非评判的赞赏。男生不能为了赢得在学校的认可而失去他们的天性。

我们已经明确应对“男生的特点不适合学校”这一论点进行批判，所以笔者对男生问题只做简短分析，进而要讨论席卷全美校园的反欺凌运动。《反欺凌法》及其政策已经悄然改变了校园的性别文化。这种重大的转变可以描述为：校园欺凌危机导致加强立法以督促学校减少欺凌，学校引入认识欺凌的课程，包括教授学生破除对男生天性的偏见，减少欺凌的影响。

三、欺凌问题

（一）欺凌的危害

反欺凌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9年哥伦比亚中学的枪击事件。两名哥伦比亚中学的学生（他们被认为是欺凌事件的受害者）持枪袭击校园。他们枪杀了名教师、12名学生，并造成23人受伤，然后饮弹自尽。社会公众关心校园欺凌带来的暴力和自杀问题，而通过对欺凌问题的长期研究，管理部门更加关注与欺凌行为相伴的出勤率、表现不佳、压抑程度、犯罪行为和药物滥用等问题。

反欺凌运动的产生并非空洞无物，它由一系列运动组成。反欺凌运动将很多有着深刻根源的微观问题连接在一个宽泛的概念下，有不同的参与者。例如美国女歌手Lady Gaga的生而如此基金会（Born This Way Foundation）为了实现为青年赋权的使命，明确拒绝反欺凌运动，为青年赋权的使命体现在建立“更加善良与勇敢的世界”项目（The Kinder & Braver World Project），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学者参与了对欺凌问题的研究。这些领域包括预防青少年自杀、因欺凌导致的逃学、对欺凌者零容忍政策而导致的出勤率低；预防校园暴力、涉枪暴力犯罪；反欺凌立法对青年人精神健康支持；社交情绪课程与教育；身份平等性的认知，包括同性恋者的权益、残障者的权益、性骚扰和对《美国教育法》第九修正案（Title IX）的关注。

（二）法律应对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为应对校园欺凌而建立了一套法律机制。1999年哥伦比亚中学校园枪击事件后出台了第一部《反欺凌法》。如今，共有49个州通过了《反欺凌法》，一些州已经通过了第二轮的更为详细、深入而成熟的法律。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每个学生都受到了《反欺凌法》的影响。目前还很难评估这一运动在美国教育系统中的影响。

在以往的运动中，比如预防青少年自杀运动（Youth-Suicide-Prevention Movement）和基于身份的平等运动（Identity-Based Equality Movement），每个内容都需要我们充分运用既有研究进行干预，而这其中很多方面涉及法律问题。但最近的立法改革明确以反欺凌立法为特点，而且相当全面、广泛。由于立法刚刚出台，所以尚无这些法律对学生行为影响的权威评估报告。笔者认为，这一影响会在很长时间内显现出来，这可能超出法律制定者的预期。这些法律的特点是帮助学校朝着减少欺凌事件数量的目标迈进的。法律激励学校找到减少欺凌的方法。而这一路径可能带来社会文化的实质变迁。

尽管《反欺凌法》的内容在每个州有所差异，但是他们也有共同点。最早的法规有些是激励性的，它们鼓励学校采取反欺凌措施，或者学习认识欺凌行为，而不要求地区或者学校采取行动。晚近的法律规定无论在特殊性还是在强制力方面都更健全。各个州的《反欺凌法》不同，但是基本都含有下面内容。

1.立法的主要对象是学校，即将学校作为法律规制的主体。媒体报道中认为孩子是受管制的主体，但是很少有州立法以可能实现的方式直接对孩子提出要求。

2.要求学校实施反欺凌措施。法律也逐渐地吸纳了某些学校措施的合理内容。这些法律规定包括欺凌的定义、不同族裔群体的融合，比如同性恋、有色人种学生、残障学生。有些州要求在提及欺凌问题时要以上述问题为基础，这一做法在很多州引起了争议。争议的支持者认为，立法并不必然以文化观念上的分离为起点，而笔者认为文化分离将源于这些法律。

3.要求学校教职工向学校领导报告欺凌事件。这要求跟踪研究，揭示出成人在欺凌问题上的介入往往是不充分的。

4.要求学校调查已报告的欺凌事件。一些立法要求学校政策要事先公布对特定行为将采取何种处置及其结果，一旦出现让公众能够依照政策有所预期。换言之，这些法律要求对欺凌事件有明确的处理方式和程序。有人批评这些内容有时太接近执法模式（“Law Enforcement”Model），虽然法规通常不规定任何后果，而是让学校教育自由处置，而不是涉及执法。无论学校选择哪一种公开反欺凌的方式，都要求学校按照自己的流程对欺凌事件做出反应，凸显学校领导的作用，激励学校进一步减少欺凌事件。

5.要求报告和记录保存。跟踪学校在减少欺凌方面的进展，对学校施加压力以减少欺凌事件。

6.早先的法律主要是对学校施压，间接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后来颁布的法律更为明确而直接的要求预防欺凌。例如，后来的法律通常要求教师、学生、父母接受学校的反欺凌政策培训，向学生和教师讲解预防欺凌研究中发现的促进欺凌的因素（Bullying Dynamics）。法律通常要求学校开设预防欺凌的课程，有時要求这些课程建立在“循证”（Evidence Based）的基础上。法律规定中的其他方面，如报告和介人，鼓励学校开设预防欺凌的课程，进一步减少欺凌事件。这些课程并未鼓励学校改变性别文化，但正如本文第四部分所示，这些要求确实带来了性别文化的改变

媒体高度关注由欺凌行为引发的自杀和校园暴力，欺凌问题短期与长期的研究发展，以及现代电子通讯方式对青少年欺凌事件的记录。媒体的高度关注度也引起了美国文化、教育和法律界对青少年文化中欺凌问题的普遍关注。法律的干预措施能鼓励学校减少欺凌，但是实现减少欺凌这一目标的措施却可能扰乱既定的性别规范，这也是措施带来的副作用。

四、对性别规范的悄然破坏

就第一部分中提出的男生问题，国家反欺凌法律要求学校提供丰富的互动课程和社会能力技能培训。反欺凌课程教孩子如何避免这一行为，包括个人和社会的侵犯。但更为普遍而有效的措施聚焦在如何构建积极的校园环境（Positive School Climate），因为消极的校园环境通常与欺凌相伴。社会科学研究认为，欺凌是校园环境功能失调的一种症状，而不是个人问题，欺凌产生的根源是校园环境，而不是所谓的坏孩子。因为循证课程致力于改善校园环境，所以极大地减少了欺凌事件，新的反欺凌立法鼓励学校积极管理同伴群体。

（一）校园环境

校园环境一词用来描述校园内的社会和情绪氛围。“输入”的是孩子之间以及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关系质量、真正的社会行为规范、融合行为和归属感。积极的校园环境与低欺凌率相伴，而从糟糕的校园环境到积极校园环境的治理过程往往会降低欺凌。在积极的校园环境中，欺凌不是对规则的破坏，而是对关系的破坏。

实现积极学校环境的重要元素是社交情绪学习，它能够提高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会、情感和学术合作项目（Collaborative for Social，Emotional，and Academic Learning，CASEL）调查研究并制定了一套社交情绪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SEL）的核心技能。这些是反欺凌法案鼓励的标准技能。社交情绪课程的主要技能学习自我认知（识别你的感受）、自我管理（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地表达感情）、社会意识（换位思考）、人际关系技巧（建立基于合作和解决人际冲突的积极健康的关系）。社交情绪课程教会个人沟通技巧，提高整个同辈群体的沟通水平。

社会环境的改善对儿童的情感体验、学校成绩和减少欺凌事件影响显著。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项目取得的成果。教授学生社交技能，构建安全的学校环境，这样他们长大成人时就可能带来互动文化规范的变迁。美国文化中广为熟知的紧张关系，在反欺凌改革的讨论中并不明确。在立法辩论时，文化中的紧张关系不受重视，而且表述不充分，当国家积极支持受欺凌的非异性恋少年，而没有维护保守教师和学生的道德和宗教情感时，这些保守势力则试图通过立法反对非异性恋者。最近，密歇根州《反欺凌立法》的斗争就聚焦在这一特别冲突上。虽然立法辩论表面上重视文化冲突，但是并未着眼于表达模式（例如如何认知自我和他人的情感），而只作为表达的议题（在道德上是拥护还是反对非异性恋少年）。充分调查的地区很可能面临着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法律介入反欺凌和“男生危机”关系，这是一个是新领域，笔者只是发现了一部分。

总之，在减少欺凌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学校大有作为，《反欺凌法》也对此作出肯定。人们想知道反欺凌改革中哪部分发挥作用导致了欺凌案件的减少。于是在研究效果的基础上不断努力。根据研究，改革力图创造一个充满归属感和包容性的环境。学校教会孩子们如何社交，并营造积极的校园环境。这些技能减少了学生的情绪冲动，鼓励学生换位思考和运用更高层次的沟通技巧。社会变迁对性别期待提出了挑战。在许多法律中，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进行社会情感教育是学校的任务，反欺凌是学校的职责。法律实施后，兴起了社会情感教育，因为法律要求在课程中加强社交能力的培训，基于社交情绪学习是减少欺凌的措施之一。

（二）性别不协同与男生的非正式情感教育

1.性别不协同与欺凌。非异性恋者（LGBT）和“问题”少年往往成为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但是相对于年龄较大且能够明确自己为非异性恋者而言，6到9岁的孩子，我们在欺凌的研究中很难明确将之界定为非异性恋者，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是遭到欺凌最多的。研究人员将孩童时代性别协同性的衡量范围和程度做成量表，惊奇的发现，性别不协同的男生更容易成为欺凌事件的受害者。此外，当研究人员调查儿童欺凌的原因时，大量孩子回答说他们可以通过外貌、运动能力等来判断性别是否协同。

男生和女生在经历欺凌时表现是不同的。女生的攻击性更多体现在语言上，包括社会隔离。男生则更多的是身体上的冲撞和攻击。一些研究表明，最有可能成为其他男生持续性身体攻击目标的男生通常是不随意与其他人有身体接触，或者不愿参与恶作剧者。

2.嬉闹游戏和男生的情感教育。相对于女生而言，男生更倾向于嬉笑打闹。学者认为，从发展上讲，男生使用这些嬉闹方式学习彼此之间的界限和交流方式。在心理学文献中，嬉闹游戏被认为是学习交流的方式。换言之，男生进行“身体交流”，通过身体接触学习交流技巧。这个意义上而言，在男生世界的语言中，那些不参与嬉闹游戏的男生不与他们交流，也最容易成为欺凌的目标。一项对幼鼠的研究内容很好地阐述了这一过程。

我们认为打闹是重要而固有的社会行为，如果幼鼠不这样做，他长大后就与社会格格不入。这些幼鼠对良性的社会接触反映过度，比如社会性嗅探，这使得他们社会防卫过度，更容易升级为攻击行为。进而，在被带进大鼠的领地时，面对大鼠的主导地位，他们并没有表现出适当的顺从，他们不斷进行侵略性的攻击。他们采取的策略也无法避免优势鼠的愤怒。此外，童年期间没有打闹经历的白鼠，一旦遇到此类情况会表现得非常焦虑。最后，这些白鼠在协调与其他同类的关系时也会遇到困难。

尽管我们不能把白鼠和人类青少年的行为相提并论，但这一研究从侧面体现了人类嬉闹行为的原因。毫无疑问，白鼠的性别对分析问题很重要。对人类嬉闹行为的研究可能更为深入，但是同样认为身体接触是男生发展沟通技巧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

无论基于动物研究，还是神经心理学或文化规范，如果将身体接触作为我们对男生情感教育的中心，那么需要明确以学校为基础的社交情绪课程是社会沟通中自我认知的重要内容。

3.单一性别学校和男女混校的欺凌问题比较。很多人寄希望于单一性别学校环境中的男生在学校的表现能优于男女混合学校中的男生。《美国教育法》第九修正案颁布后，公立学校单一性别项目大量增加。但是这场运动的背后是政治认同。支持者们的受害叙述都是基于对男性的刻板印象。相比之下，单一性别学校重视男生和女生的差异。据说这些差异与反欺凌课程中认为的威胁相反。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与男女混班或者混校的情况相比，单一性别班级或学校应该采取何种反欺凌措施。

对单一性别学校中欺凌问题的研究不多。2005年美国教育部报告评估了单一性别学校和男女混校在很多方面的差异，结论是：“学校中的欺凌事件并没有作为独立问题而被充分审查”。在2009年5月，一份非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多米尼克·约翰逊（Dominique Johnson）认为当考虑到性别协同性问题时，单一性别校园中对欺凌的评估会出现不同结果。约翰逊通过分析性别协同的学生和性别不协同的学生之间的差异来评估性别影响。约翰逊还考虑了特定学校中性别协同性的数量。她发现，性别不协同的男生和女生更有可能被欺凌。她认为单一性别学校对性别不协同的女生而言更安全，但是学校安全与否似乎取决于整个学校的男女性别协同性。她对已有的男生数据持怀疑态度，但她解释说，事态可能被扭转：性别不协同的男生在单一性别学校环境中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当学生不遵从学校的性别规范时，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已有文献尚无定论，这使得嬉闹游戏的研究备受关注，即研究性别不协同的男生受到的惩罚，是来自于同伴欺凌，还是来自于单一性别学校为培养性别协同性而施加的惩罚。一些学校鼓励男生进行肢体沟通，他们鼓励表达的形式与社会、情感和学术合作项目相反，而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情感和学术合作项目能够降低欺凌事件，创造积极的校园环境。

既有学校教育模式在男生身上体现了失败，如果基于此我们将男生分离出来，他们会无所适从。对刻板印象威胁的强有力研究表明，学生按照群体对他们的期望行事。许多基于族裔的研究表明，由于成绩不好而将男生分离出来将同样影响男生的表现。但是欺凌问题更重要的方面是，对男生的刻板印象导致他们表现不佳。反欺凌立法下诞生了社交情绪课程，但是单一性别教育可能与这一课程的设想南辕北辙。

（三）新的隐性课程

我们已经探讨了男生危机、反欺凌立法、社交情绪学习课程项目、男生的“身体沟通”以及性别不协同性与欺凌的关系，现在我们再回到法律和政策上来。现在得出立法的影响还为时过早，我们应该看到法律将会在性别交流方面会带来重要的文化变迁。

《反欺凌法》要求并鼓励学校制定政策和开设课程，这会导致学校和地区对欺凌事件进行评估，这意味着定期对学生的欺凌经历进行调查。这些公开的评估和报告包括学校环境问题的所有原因，能给学校领导施加压力，进行改善以达到预期效果。一些学校没有正确解决欺凌问题，他们或拥护零容忍（Zero-Tolerance）政策，或和政策玩躲猫猫游戏，或对公开发布的政策置若罔闻。但是对那些真正践行反欺凌法律政策的学校而言，他们不仅按照要求行事，而且扩展了反欺凌的内容，从零容忍到对欺凌事件的处置方法，社交情绪课程和校园文化和环境治理措施，都非常有效地降低了欺凌问题的发生率。目前很多学校都采用了社交情绪课程的方式来降低欺凌事件。由于既有的不温不火的介入策略令人失望，法律则更加严格，我们希望社交情绪课程的应用更为广泛。社交情绪课程教会孩子们如何辨识自己的情绪，直接的表达情绪，使用语言而不是肢体，与他人的交往中能够换位思考，遵守社会规范，尊重他人，而不是处处找茬。学校要教授学生如何交往，如何融入社会，如果学生有进攻性的行为，要给予制止和指导，学校有义务减少欺凌事件。

社交情绪课程带来的改变可能远远超出立法者的预期。进一步的影响可能更令人意想不到。立法者歪打正着地建立了一个更融洽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每个人有着更丰富的情感和更融洽的社会交往。立法者当然也没有讨论学校中女性化的沟通方式和破坏男性沟通方式。他们已经着手减少严重的欺凌事件和与欺凌相关的自杀数量。

然而，当我们走过一个循证、有效应付欺凌的实践阶段后，我们看到学校文化的展开不知不觉中破坏了男生的情绪表达，不符合男生危机为导向的政策（Boy-Crisis-Oriented Policy）。这不仅是学校或者教育界的趋势，也是悄然影响到法律界。迈克尔·凯摩尔（Michael Kimmel）认为“当今，男生需要防御的恰恰是那些声称捍卫他们的人；需要救援的正是那些拯救他们的人。”

五、结论

反欺凌运动并没有使用破坏“男生气质”的语言。立法者和贯彻改革精神的学校管理者，不必认为这是一场基于性别的改革。众所周知，非异性恋儿童是弱势群体，他们也是欺凌问题争议的焦点和政策制定的推动力。改革运动旨在减少欺凌事件，而不是破坏男生气质。研究是政策出台的基础，研究者正致力于如何使实践更加有效。校园里开设循证的社交情绪课不是对性别模式的破坏。但是，这些课程确实旨在重塑校园文化和同辈文化，意在打造更加融合、宽容的环境，让学生能够更好地辨识并表达自己的情感，同时也能识别出他人的情绪。在这一环境下，孩子们将攻击行为视为对关系的破坏，而不是对社会规范的破坏。课程期望达到的理想状态是，无论在成人还是孩子之间的交往中，人们都能够发现并及时、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从而将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出于政策的原因，这一运动使校园文化规范化，摒弃了非言语性、竞争性、随意性的沟通形式。因为这样的沟通被认为是间接的、非包容的，没有自我意识中的感觉识别过程。学校领导显然认为男生有能力获得这些沟通技能，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在讨论男生问题的过程中，不加判断地称“男生具有差异”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会增加欺凌的可能性。

我们很难夸大反欺凌改革运动中，校园的社交情绪课程学习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支持男生文化或关注男生需要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紧紧围绕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