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平

〔摘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探寻决定供给质量和效率的创新供给规律。研究发现，高科技服务业是影响创新供给的主要因素，而服务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最初的生活型服务业基本上与创新无关，创新只是零星的公民个体创新或单个企业创新；随着生产型服务业的逐渐发展，出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产业创新；再后来高科技服务业从中分化出来，由其引领的集群创新以及国家之间以大科学工程为纽带的国际联合创新开始呈现，并形成由高科技服务业支撑的、以知识服务和技术服务以及研发服务为内容的日新月异的创新供给局面。这种变化既是创新供给的演变规律，也是高科技服务业促进创新供给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高科技服务业；创新供给；创新规律；创新广度；创新高度；创新厚度

〔中图分类号〕F1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3-0028-07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历史表明，世界中心地位的确立是以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决定的，世界中心的转移也是随着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强弱变化而变化的。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阐述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理念”居于首位，成为最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国家发展动力转型的根本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创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1〕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性。但是，科技创新是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创新供给也不可能自然而然持续不断，需要国家培养创新主体、提供创新条件、培育创新依托载体、制定有利于创新的激励机制，形成可持续的创新供给。那么到底如何理解创新？新时代的创新具有哪些规律？依据创新规律，中国该如何实现高科技服务业引领下的创新供给跨越式发展？又如何培养创新主体、提供什么样的创新条件、选择什么产业作为创新依托载体以及制定怎样的创新激励机制从而实现民族进步和国家兴旺发达的目标？这将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创新三维向度与创新供给的内在联系

1.创新的广度决定创新供给的复杂性

创新具有广度、高度和厚度三个维度。就广度而言，创新不只是经济领域内的技术创新。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创新局限于“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显示了在经济发展层面对创新的一种解读。而德鲁克在熊彼特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系，进一步从经济学与管理学层面对创新作出了阐释。〔2〕事实上，从国家发展层面而言，创新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情，也是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参与和各个领域共同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都需要創新，只是技术创新是其中最彰显、最突出、最受人瞩目、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创新。世界各国发展历史证明，每个国家都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偶然的技术创新可能即使在没有良好的创新条件下也能出现和完成，但是经常性的、广泛性的、高效性的技术创新一定是长期理论思考、制度变革和文化积淀的结果。不仅如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和文化发展本身也都需要创新，并且只有创新才能为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管理创新创造创新的前提。另一方面，创新是一个系统，技术创新本身需要相应的创新环境，而创新环境的营造是政治、社会、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文化厚重的背景下才能为想创新和能创新的创新者个人和创新组织提供创新的元素以及创新的平台。理论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思想源泉，不仅决定着技术创新的技术路线设计框架，还决定着技术创新的突破口选择；文化创新和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制度创新则决定着技术创新的完成效率。没有长期的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沉淀和积累，便不会产生耀眼的技术创新成果。

创新的广度规定了创新供给的复杂性。从宏观创新供给角度而言，我们不仅应该重视单纯的科技创新，还要重视直接科技创新之外复杂的社会创新、文化创新、生态创新、国防创新、治党管党创新等，这些方面的创新供给都会影响科技创新供给的效率、质量、数量和持续时间。即创新的广度是国家经济社会各方面进行协同创新供给进而实现协同发展的理论根据。 从微观创新供给角度而言，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则是创新供给元素，只有这些创新供给元素共同作用，才能孕育出创新基因、培育出创新种子，实现创新目标。

2.创新的高度决定创新供给的辐射性

创新就高度而言经历了个体单独创新到国家需求创新的嬗变。个别的、偶然的创新实践最开始是一种无国家意志支持下的技术发明、技术转化、技术应用等，但普遍的、规范的创新实践通常是在国家意志支持下产生的结果，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皆如此；二次大战后，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制定了自己的专利法。实践证明，《专利法》已成为国家意志下支持国家创新的法律手段，各个国家对发明专利的保护程度决定了不同国家创新的高度。

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专利事业得到蓬勃发展，1984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专利法》于1985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如果以《专利法》为开端，那么可以认为，我国在国家意志层面支持创新的法律手段比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晚了一两个世纪。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国家支持创新的重大意义时即开始了奋勇向前的追赶。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受理发明专利申请共1102万件，同比增长187%，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美国商业专利数据库IFICLAIMS发布的2015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全年授权专利数约为298万件，同比下降虽不到1%，但这是自2007年以来授权专利数量首次下跌。

创新高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供给辐射范围和国际地位。创新高度高的国家，创新辐射能力强，创新供给辐射范围广，创新供给控制力大。不仅如此，创新高度还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当英国资产阶级意识到专利保护具有国家创新收益时，便开始着手制定了一系列以奖励技术发明为表现形式的法律法规，这时候创新成为英国的国家意志和英国建立庞大的“日不落帝国”的强大武器。创新为英国不断地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并扫平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当英国创新乏力时，另一个具有创新高度的国家——美国同样依靠创新走向了取代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超过美国的创新能力与创新高度。

3.创新的厚度决定创新供给的累积性

创新就厚度而言是一个长期的累积性、动态性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它需要理论积累、思维积累、思想积累、文化理念积累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长时间艰苦的沉淀。这种积累越坚实、越厚重，显性化的技术创新成果越丰富。尽管自然科学领域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的时间越来越短，在18世纪大体为100年，19世纪为50年，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约为7年，今天IT产业的产品更新周期甚至已经下降到3-6个月，但是技术创新的思想厚度、文化丰度和制度成熟度却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或缺的。更何况，自然科学领域技术创新本身的正义使用和伦理价值是由思想和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的，而思想和文化以及由其衍生而来的制度便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精髓。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供给积淀决定着自然科学领域技术创新供给的厚度。自然科学方面的创新供给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创新供给是国家创新的两大支柱。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理论源泉，是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方法、路径与依据的思维基础。假如自然科学领域的创新供给是国家直接的创新结果，那么，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供给不仅是国家间接的创新结果，而且还是决定国家直接创新成果效率的根本。哲学社会科学是隐藏在自然科学背后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自然科学创新的精神支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意义上创新精神的灵魂所在和实施国家创新战略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所在，是制定激励创新机制的价值取向所在。鉴于此，哲学社会科学积淀的思想深度有多厚重，自然科学的创新供给成果就有多丰富；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创新供给有多深邃，自然科学的创新供给成果就有多先进。这便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高科技服务业发展趋势与创新供给的演变规律

当工业文明的曙光照亮世界各地尤其是首先照亮欧洲大陆时，现代服务业如同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推广等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需的服务业逐渐成为加速工业发展的推进器和催化剂。进入21世纪后，从现代服务业中分工细化出来的高科技服务业更是成为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开拓者和智慧源。从传统服务业到现代服务业，从现代服务业再到高科技服务业，二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服务业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而高科技服务业则是“创造美好的明天”。高科技服务业的创新功能是新时期服务业最明显的特征。

1.关于服务业必须更正的几个认识误区

要承认当前人们对服务业的认识是存在误区的。误区之一是不了解服务业地位的时代蝶变。传统观念认为服务业是低人一等的產业。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服务”往往意味着“服侍”别人，从事服务业的人必然是低效率、低收入、低素质的从业者，而接受服务则意味着既是一种享受和奢侈，也是一种高贵身份的显示，服务业因此被认为是低贱的产业。在古代，说唱行业、卖艺行业、商业都是不入流的服务业；但而今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最具竞争力的服务业，电子商务同样不能与古老的商业同日而语；高科技服务业则不仅不低贱，还实现了社会地位的蝶变，变成了只有高智商者才能从事的“高大上”产业，变成了政府重视的产业。

误区之二是对服务业价值的认知不足。以往人们认为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的产业，只是转移价值的产业；服务业自身既没有创造价值的方式，也没有创造价值的能力；服务业的利润来源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利润的让渡，从事服务业人员的工资也来源于实体经济领域创造的利润。但而今的高科技服务业不仅创造价值，且处于价值链创造的最前端和产业链的最高端。因此是高科技服务业决定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价值实现能力，而不是相反。

误区之三是没有看到服务业功能的华丽转身。传统观念认为，创新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事情，基本上与第三产业服务业没有关系。甚至在工业化初期，人们还将服务业的功能定位于增加就业这一表象，并没有关注和理解服务业的创新功能。市场营销专家佩里切里认为，服务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或“中心作用”，并通过竞争作用和倍增器作用体现出来。〔3〕华尔诚在总结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时指出，服务业至少起到了四种作用，即推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加强国际竞争力和保持可持续发展。〔4〕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服务业不仅能够创新，而且是目前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先锋队。产业结构软化、制造业智能化和实体经济服务化都是现代服务业创新功能的体现方式。

2.高科技服务业成就了怎样的创新供给规律

高科技服务业也称为知识密集服务业（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是指显著依赖于专门领域的专业性知识，向社会和用户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或组织，它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社会中扮演着主动且关键的角色。〔5〕高科技服务业的出现是工业化逐渐发展的结果。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将人类的经济活动阶段划分为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6〕在前工业化社会，服务业主要为个人服务和家庭服务，这时的服务供给范围是狭小的，服务供给质量是较低层次的，服务是一项重复性的工作。在工业化社会，服务业主要与商品的服务有关，是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行业，是实体经济产业链的附属链，主要以金融、保险、运输、售后服务等为主。在后工业化社会，则是以知识型服务和公共服务为主的创新行业。知识——这一新的生产要素逐渐走到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前面，成为引领其他生产要素创新的关键要素。鉴于此，鲍莫尔将以知识为深耕对象的研究与开发即R&D定位于服务活动，而且认为是高层次服务活动，是高科技服务业具有创新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7〕高科技服务业的创新本身来源于以人才高层次深度智力劳动为内容的研究与开发，来源于以专业化技术服务为内容的跟踪服务，来源于以智库为主要形式的高层次公共服务。正是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高难度研发和服务推动了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国家治理创新，从而使新技术引领的新产品形成独一无二的市场竞争力，并推动以制度创新为内容的国家治理创新向自律、自省和自觉的社会存在状态前进。

进入21世纪以来，高科技服务业的创新供给再次呈现出一些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形成了高科技服务业的创新供给新规律。就创新供给的对象而言，传统服务业仅仅在服务方式、服务态度等方面服务于居民、家庭和企业，创新供给数量少、质量低；但而今的高科技服务业更多的是服务于政府和国家，并通过首先服务于政府和国家，然后服务于企业、家庭和个人。国家对创新供給的需求强烈程度已经成为任何企业、家庭和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各个国家纷纷将创新需求间接地渗透、融入到教育、医疗等知识服务业中，并直接地分解、分派到高科技服务业尤其是研发设计行业中。比如军工领域的高科技创新人才，更是需要无条件地接受国家的创新任务，确保高质量完成高精尖军事武器创新供给任务，实现捍卫国家国防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任务。

就创新供给的范围而言，过去的服务业更多的是服务于本国范围内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仅在本国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但而今的高科技服务业更多的是为世界各国提供创新服务，不仅有货物贸易服务，更有服务贸易往来，而且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高科技服务业输出创新供给的标志性特征。〔8〕2015年，世界服务进出口规模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法国。我国服务进出口额于2012年首次进入世界前三位，2015年服务进出口额达到713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进出口额比重的77%，较上一年提升14个百分点。自中央政府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后，我国推出的工程承包、研发设计、运营维护等与高端制造业紧密相连的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带动我国为更多国家提供创新服务的重要引擎。

就创新供给的合作方式而言，过去高科技服务业中的研发与设计大多是一国范围内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的合作，后来发展成为产业之间的集群创新和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创新，再后来呈现出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政府之间协同创新，在我国以“2011计划”为代表。但而今的创新供给已经跨越国界，其中以国际大科学项目合作为代表的国际创新供给正在成为高科技服务业提供国际知识服务的新形式。人类基因组测序、国际空间站建立等都是国际间的大科学合作研究工程。高科技服务业主要可以为用户提供硬知识服务即技术服务，软知识服务即研究与开发、咨询服务、物流服务和电子商务服务；硬知识服务的专业化、高端化和软知识服务的国际化、开放化成为新时期创新供给的新特点与新趋势。〔9〕

3.高科技服务业引领的创新供给要解决什么问题

按照问题导向的原则，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是有一定方向选择和目标追求的，高科技服务业也不例外。那么，高科技服务业引领的创新供给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高科技服务业的价值追求又是什么？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后发现，不论是理论创新还是技术创新，也不论是制度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都有其价值取向，创新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方向选择，而决定创新者价值取向的是思想文化。有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就会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方针和制度，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创新，就会在创新的路径设计上形成什么样的框架。

结合国内外现实，创新指向生态化成为高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时代要求。从时间维度来看，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致诉求，而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正是来源于非持续增长造成的环境危机，因此首先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过三次产业革命，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不堪重负。从环境负担与技术变革的关系看，巴里·康芒斯认为，技术创新行为的生态化转向对于减轻环境负担至关重要。〔10〕但是技术创新生态化转向是不会自然发生的，而只能是体制创新转向、产业创新转向和文化创新转向的结果。因为新型工业化的本质是生态文化、生态技术、生态产业、生态产品的统一。生态文化是源头，生态技术是过程，生态产业是状态，生态产品是结果。高科技服务业以生态文化为价值取向，以研发生态技术创新为手段，以全生态产业链建构和生态工业园建设为载体，以生态产品制造和生态环境服务为依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加速器，通过将生态文化渗透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体制创新中形成高科技服务业引领下的创新活力，以此恢复生态平衡和化解生态危机。

但与此同时，创新指向正义化则成为高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价值追求。创新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和创新成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两个问题是创新指向正义化与否的根本标志。曾经日本以中国人、俄国人、以色列人等为试验材料，将细菌和病毒注入人体内进行活人试验，这样的化学药品与生物药品研制不仅是惨无人道的创新，更是灭绝人性的非正义化创新，以这样的方式研制出来的新药特药带着血腥味儿，理所当然受到世界各国的深深谴责。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创新要以人道主义为底线，以尊重人格、尊重国格为底线，以自然能够承受为底线，这是创新的正义价值观。高科技服务行业有着强大的技术、强大的资本、强大的研发团队，其创新能力更是如日中天，但是高科技创新同样有道德边界和伦理要求，不可以将创新建立在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的天平上，而只能将创新方式置于安全、平等、人道、友善的地平线上，体现出创新的向善、向好、向美之追求，这是高科技服务业引领的创新正义所在。

创新成果的使用同样包含着正义和邪恶的斗争。迄今为止，专利是对创新成果进行保护的最好形式，在专利保护期范围内，有偿使用创新成果是各国认同的商业规则，任何不尊重创新成果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尊重创新者的创新成果，是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的高素质表现，也只有尊重他人创新成果的个人、企业和国家才会真正地进行自主创新，才会让创新成果在使用过程中合法合规，才有属于自己企业、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创新成绩。第三次产业革命使核武器成为新时代的创新宠儿，然而，核武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却是国防创新伦理需要讨论的问题。对于邪恶者而言，核武器是强权国家威胁弱小国家的利器；对于正义者而言，核武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后盾。不仅仅是核武器，还有化学武器、生化武器、光学武器、太空武器等都存在创新正义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对上述国防创新成果的使用都应给予哲学考量和伦理判断。

四、高科技服务业支撑的创新供给路径探索

增加创新供给数量、提高创新供给质量，必须从创新需要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入手，为从事高科技服务业的高端人才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精益的教育服务和公平合理并且能激发智力劳动者积极性的收入分配政策。良好的医疗服务是增强创新供给的条件和保障，接受精益教育服务的各级各类人才是创新供给主體，导向明确的收入分配政策是创新供给动力。由于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积极主动、自觉自动、持续地发生，而创新惰性、创新中断、创新依赖正是引发创新供给停滞和创新供给匮乏的根本原因，所以需要政府制定和实施精准的医疗政策、精益的教育政策和收入分配激励政策，确保微观层面积极创新供给持久和宏观层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

1. 建立精准医疗服务体系，为创新供给提供条件和保障

任何产业领域的创新必须最终落实到各级各类人才身上，而人才创新的基本前提是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精准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是为人才提供优质健康服务的坚实保障。我国目前的医疗服务虽然在医疗保障、分级诊疗、城乡医疗服务均等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医改成果，但是，总体上医疗服务仍然是模糊的、非精准的、低层次的，疗效也不太令人满意。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现象的继续发生，应针对医疗服务行业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进行改革。一是严格新药特药的审批标准和审批程序，形成劣药出清机制。药品安全是制药行业首先应遵循的规则，以往生产和流通的那部分非安全药品已经产生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一定要确保药品安全、药品质量和药品疗效。互联网时代，还要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建立临床用药疗效统计制度和药品疗效查询制度，建立药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使副作用大或疗效不明显的药品真正从医药商店和医院被淘汰，形成“良药驱逐劣药”的市场出清机制。二是提高医科大学和中医药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要特别重视以中医人才为主体的高水平全科医生培养，建立全科医生首诊首疗、专科医生复诊后疗、中西医合诊合疗的诊疗制度。因为高水平诊疗服务是以高水平全科医生从事医疗服务行业为前提的，西医能解决局部病患之处，中医和西医科学结合则能解决人的长期和整体健康问题，这是建立精准医疗服务体系的核心内容。三是改革各类各级医院医生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以医生技术水平为基础和以诊疗效果评价为标准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医生诊疗水平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体现医生的个人诊疗技术价值，鼓励医生形成钻研医学业务、勤于学习诊疗技术、认真负责、善待患者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四是探索建立医养结合、分级诊疗的社区精准医疗服务网络。在目前分级诊疗基础上，探索分级诊疗与医养结合新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做到积极预防和精准诊疗并重，养老和医护并行，家庭医生和社区医生并存，确保人民群众尤其是创新人才的身心健康。也可利用现代化医疗专用网络在社区开展远程高水平医疗服务。

2. 发展精益教育服务，为创新供给提供创新供给主体

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和创新规律表明，教育是一个国家创新供给的源头，人才是一个国家的创新供给主体。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正是因为美国集世界优质教育资源于一国，深入细致地发展了创新性教育。〔11〕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创新；教育的质量最终决定创新供给的层次和综合竞争力。有多么精益的教育，就有多么高质量的创新供给。对于中国而言，现在的创新供给成果是过去几十年教育的结果，未来创新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则取决于现在精益教育的发展程度。

自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开始，高等教育从此走上了规模发展之路。这种规模化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让许多学生圆了大学梦，提高了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了人才培养数量，是大众化高等教育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这种粗放式规模化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却蕴含了诸多问题，其中人才培养质量较低是最突出的问题，而人才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高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关系到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关系到自主创新能力的强与弱。〔12〕因此，对粗放的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实现从大众化、规模化高等教育向精细化、专业化高等教育转向。

一是树立大教育观，将优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和城乡基础设施功能配套同步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优秀教师在地（市）、县、乡中同样能够享受高收入和城市服务，让这些地方的孩子同样接受高水平的基础教育和公共服务。以往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单纯的充实基层优秀教师不足的办法，只是过去狭隘教育观下的举措；而今需要在对基础教育进行规范投资和标准化建设的前提下解决基层基础设施配套供给不足问题，使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同步发展，从根本上缓解大城市基础教育供给不足、交通拥挤、居住拥挤以及学区房房价居高不下的矛盾。

二是树立精益教育理念，形成精益教育体制。从内容上而言，应重视基础研究，而不是单纯地重视应用研究，要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从课堂规模上而言，应建立以小班上课为基础的、以优秀教师服务半径可及性为要求的精益课堂教育，让学生们的创新萌芽、创新潜质和创新冲动得以快乐地释放，让学生们的创新思维、创新思想和创新思路得到尽情地展现。〔13〕从师生关系方面而言，应将现在的师生分离式教育变为师生融合式教育，让紧密的师生关系成为师生思想碰撞、思想交流的基础，让课下沟通成为师生创新交流的桥梁。

三是树立全民终身教育理念，大力发展社区家庭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其根基都在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之中。家庭教育是新时期建立家校合作教育体制的起点，是未来家校合作教育成功与否的着力点，是家校合作这一崭新人才培养方式的支撑点。只有首先教育好了养育孩子的父母，才能使学校教育中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深入学生的内心深处，才能使得学校教育中的创新思维、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落到实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是孩子成才的温暖环境，以全民终身教育为新理念的社区教育应培养有创新精神、有崇高追求、有坦荡胸怀的启蒙家长，培养有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榜样家长，培养有责任、有担当、守规矩、懂法律的优秀家长。

3. 改变分配现状，形成创新导向型收入分配格局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的收入分配思想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法制建设比较滞后，邓小平的本意是让通过诚实劳动的改革者先富起来，可是法律上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怎样富起来，从而给一些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留下了机会和可能，导致后来的确出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却并没有起到让创新者先富起来的导向性激励作用。

收入分配政策是激发创新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可持续性的有效措施。只有公平的、正义的、有效率的收入分配政策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实现这样的分配政策则是以实质平等原则、应得报酬原则和基本需要原则为基础的。〔14〕实质平等原则是确保每一个人机会平等和防止机会垄断，这是公平分配的起点；基本需要原则是确保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保证社会平稳运行的保障性安全网；应得报酬原则是以个人能力素质创造的贡献多少进行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

对于从事高科技服务业的智力劳动者而言，用创新努力程度和创新成果衡量其智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再根据智力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收入多少，是激勵创新者持续创新的有效措施。高科技服务业从业者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形成一个阶层。激发从业者的创新积极性、主动性和可持续性，必须以提高这个群体的整体收入作为突破点，再在这个群体内部形成收入差距。合理的收入差距是产生创新活力的动力和拉力，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是抑制创新能量迸发的阻碍因素。为此，需要形成“比收入先比创新，比位置先比能力”的收入分配理念，让摆脱了创新惰性的高科技服务者更勤奋，让出现创新中断的高科技从业者摒弃自己的弱点，让患上创新依赖症的高科技服务者增强创新自信心。

五、结语

一个发展中大国要通过创新发展实现民族进步和国家兴旺发达，有必要从源头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应深入研究创新供给规律。正确认识创新的广度、高度和厚度，认识创新供给的复杂性、艰难性和累积性，分析高科技服务业与创新供给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把握创新供给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世界、服务于全人类这一规律基础上，明确创新供给的生态化指向和正义化指向，构建高科技服务业带动下的创新供给保障体系，通过发展精益教育，培育能够适应高科技服务业需求的创新供给主体，制定有利于高科技服务业进行创新供给的动态收入分配政策。显然，高科技服务业是创新供给的依托载体，高科技服务业向纵深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基因、组织要素和各个领域之间的协整性决定着创新供给的效率和创新供给的能力。

高质量持续性创新供给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成果，更需要理论创新成果，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创新成果可以为国家创造经济价值，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成果同样可以为国家创造价值，只不过是精神领域的文化价值，这样的文化价值在国际上体现的是中国话语权，在国内体现的是国家治理能力。因此，科学地认识和全面地评价创新成果是创新型导向国家制度与政策的主要内容。提高教育、医疗、高科技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整体工资福利水平应成为建立全面激励型收入分配政策的着力点；适当拉开上述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创新能力从业者的业绩工资水平，则是重点激励型收入分配政策的突破点。由哲学社会科学渗透而来的价值观决定着创新供给的方向和路径，导向明确具有激励作用的收入分配政策是确保创新供给持续的动力源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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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