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今年是《随想录》创造完成的三十周年，《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曾是《随想录》（1986，香港）中最重要的一部《真话集》的责任编辑，9月29日晚应巴金故居之邀他为上海读者分享了自己与晚年巴金的交往。

《随想录》以每三十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为巴金1978年在香港《大公報》开辟《随想录》的专栏集结。从巴金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其间历时八年，长四十二万字。自第一篇《随想录》在《大公报》发表后，巴金、《随想录》就与香港联系在一起，从最初的“酬答友情”到一百五十篇《随想录》的发表，其间引起的各种话题和讨论也使香港处于事件中心，对《随想录》而言，香港不仅是一个重要注脚，其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在《随想录》研究中需要被重新探讨和言说。

感怀与巴金的交往潘耀明感叹，“最主要的是，巴老教导我怎么做一个既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我过去的人生中受益匪浅。”

潘耀明称，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将他所有的著作基本上都看完了。作为出版人，他接触过很多老作家，但巴金本身是意义非凡的，“他非常严谨的，不光是他的写作、讲话，他的生活就很严谨的。在我来讲，给我一种仰视的感觉，而且巴金好像不大开玩笑的，他写稿都是认认真真的，包括他写给我的信都是一笔一画自己写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