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光

科学研究影像的第一人称特质及人格

罗红光

引言：2016年秋，第三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四位学者的论文汇于本刊“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趋向”专题发表，从不同的视角展示视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与学科发展的前沿趋向。罗红光研究员以高屋建瓴之姿，剖析作为科学研究文本的影视作品的学术人格与学术价值，并强调“觉”在学术研究之中长期被忽略的知识生产功能；李文英博士揭示了影视人类学研究与影像民族志创作活动中同样处于边缘位置的其美学品格与“审美”机制，召唤影像学术文本的诗性回归。梁君健博士以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哈佛－皮博迪探险队在新几内亚的人类学考察以及《死鸟》《战争的庭院》等经典影像民族志的创作为分析个案，回顾视觉人类学学科发展从科学时代转向修辞时代的重要历程。郭春宁博士的文章为视觉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域：与人类学有交叉的动画式纪录片，并以此昭示——每一种媒介，都有其自身维度可以触及的真实与想象。“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创办三年以来，学术成果日趋丰硕，借由本专题之发表，愿与学界同仁交流共享。

（朱靖江）

影视表达由视觉、听觉、触觉共同组成，借助媒体传播。这一现象背后是与身体直接相关的那些“直观”，而“直观”具有“第一人称”的性质，它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一般不被认为是“客观”的，也不属于科学的理性行为。科学研究影视作品有如下属性：其一，关于“觉”的实践存在于“发现”与“发明”两个领域中，在这两个领域里，它们是作为视听对象本身的客观和作为研究者的技术性客观而存在的；其二，“觉”既是存在于人类身上的自然现象，又是人们普遍拥有的一种心智劳动——生产知识的实践，创作者、创作对象和观赏者共同参与了人性、思想性的生产过程。因此，科学研究影像刻意地“掩藏创作者”主体的存在是一种误导。

科学研究影像；觉；第一人称；人格；主观；客观

一、问题所在

对生活的体验和对情感的历练，那些与我们联系紧密的生活实践一直以来都与我们的文字交流习性息息相关。在拥有数千年文字传承历史的中国，人们早已习惯于将自己的各种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所感受到的东西凝练成一首诗歌、一篇散文或者一部专著，作为读者，我们所能接收到的不仅仅是作者的那些感觉，超出感觉的收获则见文见志。毋庸置疑，如同此时此刻我撰写的这篇小文，文字表述早已成为我们身体表达的一个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人类同时具备另一种感官方式，即视觉、听觉、触觉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感官给我们呈现的对象是感性的，因而也是主观的、个体的。从学术上说，第一人称的感觉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客观性”，正因此，它也就具备了所谓的自由氛围。关于影像的艺术创作，如电视剧、电影等，可以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之上，其目的在于表达人性、思想性，甚至科学性。而科学研究影像制作需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即便是科幻影像作品，也必须建立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之上。

在人类科学研究史的传统中，如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有过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它们的论文或著作中会使用一些照片、图片、音频甚至视频，给人予图文并茂的感觉。但是这些图片、音频、视频在科学研究领域却处于文字“附属品”的地位，没它无妨大雅，有它赏心悦目，被充斥为文字作品的“佐证”。可见，“视觉”的东西在传统的科学研究成果中居于一种“旁证”的地位，在目前的科学研究体系中，视觉产品往往不被纳入科学研究的成果形式，仅仅作为“资料”而已。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作为个体的人，无论你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经营日常生活，我们的感官所接收和传递的信息远比我们所写所读的文字信息要丰富得多。如果与阅读体验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感官所接收到的信息几乎有一个不能穷尽的量，正如法国学者塞托说的那样：一种在生活中不可实践的实践，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却具有无限种可能。［1］（P293）

人类学最为活跃和丰富的是思维活动，而且能够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不仅仅是文字，当然还有视觉、听觉和触觉感受到的东西。视听以及3D感官的挖掘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视听可能。但是，视觉或听觉天生地纠结于“客观”与“主观”的矛盾之中，因为人们无法拒绝“看”和“听”首先作为第一人称实践的自然存在，它以所见所闻为第一要务，而且其所见所闻的对象是不以研究者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依据对象自身的直观性所能够表达的客观性。相比之下，文字却能够通过语法给定的概念及其规则进行再现，即转换成另一套话语系统的表述方式。这两种呈现规则前者是基于客观存在的发现，后者是基于人们判断能力的实践性发明。

二、“发现”与“发明”

科学研究无非有两种成果形式，即“发现”或“发明”。人类历史上的大航海让人们首先从视觉上认识到“地球是圆的”，它对改变国人“天圆地方”的世界观产生过重要影响。当人们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时候，人们凭借身体所能及的“觉”描述世界。这时候的“觉”被物理空间所限制，此时的“客观”也只能说是有限的。同理，“铀”被居里夫人发现之前，实际上它就在那儿，只是人类没有发现它而已，因而它没有意义，人们甚至可以说它不存在。一旦发现了它，人们或者使用日常语言，或者使用数学语言，或者使用逻辑语言“改写”它，“铀”成为对人类有“意义”的符号性存在。又如，人类发明了各自的语言文字、视觉工具，它们各有其自洽的修辞方式与结构，并约束着使用者，使表达、记忆、评价有了规范……

图1 心智的第一次飞跃

由图1所见，从“自然界”向“人世间”的转换，人类经历了从“发现”到“发明”的过程，它将自然存在“改写”为对人类有意义的存在，实现了从“感觉”到“觉悟”在“觉”上的升华。人类在改写自然这一点上，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里，其心智劳动并没有本质上的高低之别，所以，人类的一种自然的劳动就是这种心智劳动——觉，它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转换成对我们（人类）而言有意义的概念，要改造它、发展它，使之作为知识的客体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以便传承，利于传播，而无须像动物新生代那样——必须从零开始，这就是“觉”的力量。

公认的科学研究遵循的是一套人类学发明的“理性范式”。［2］（P16）它要求研究人员必须依据规定好的实验通则，即采用一种给定的技术性表达方式和程序来进行实验，其结果是证实或证伪你的假设或者前人的理论，从而达到生产知识的目的。

图2 心智的第二次飞跃［3］

影视人类学家在研究他（她）的对象时，同样也离不开“发现”与“发明”这样一个知识生产的实践过程。我们知道，“知识生产”依据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与表述，因而它是超越了个体的一种共识。自然科学家研究出来的自然“法则”是一种知识，社会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事项“规则”同样也是知识。正因为前者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所以它具备物质性；而后者则是人类发明的思维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它的产出是人性、思想性，并带有自身的判断力和批判精神。

三、两种“客观”

视觉作品包含了两种实践，呈现客观事实和呈现思想——这是导演赋予作品的力量。以下用我的实践经历来详细说明之。作为个体的我，1999年12月巧遇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访问北京大学。1993年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参阅过他关于中国的著作，于是他成为我拍摄对谈的第一位人选，对谈的题目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这个题目显然与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兴趣直接相关。当时的拍摄极其单纯，就是无间断地记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截至目前已经拍了32部。每次拍摄对谈从选题、人选、焦点问题及其对谈过程均重复出现“发现－发明－再发现”的过程。最近的一次拍摄于2016年9月20日，这次对谈是在文化人类学专家和国际传播学专家之间进行的，拍摄同样由专业学者、摄影师、导演三方合作完成。

（一）发现客观现象

图3来自于伦敦大学“社交媒体”跨国研究小组。图中反映了一对情侣一虚一实，不能同时在场的情景。这也预示了本次对谈的社会背景。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图像、音频、视频走出了附属工具的领域，逐渐进入了具有独立的社交媒体的时代；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人们逐渐走出了封闭的、遥远的、田园的田野，进入一个虚拟的相互连接的社会。如今一个偏僻村落的事件足以放大到全球性事件，其中也不乏出现那种“遥远的邻居”“比邻的天涯（远方）”，如此社会重组、文化创新不胜枚举。互联网革命性地改变了传统面对面的交往方式，譬如手机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的生存技术和话语体系中，它俨然变成了我们手的一部分、眼睛的一部分、耳朵的一部分，甚至头脑的一部分，［4］手机似乎成了我们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呈现给人们一个虚拟现实，使人们观念上的集体意识更加凸显。虚拟社区、集体意识、微信民族志等，它改变了建构社会和文化的方式，同时这也对经典人类学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图3 虚实交互行为

图4 社交媒体

本次对谈的学术背景、人际交往行为在人之所以成为人、个体何以可能的问题上始终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经典人类学的那种田野，刻意地寻找“他者世界”，也可能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在虚拟社会中，人们主要依靠图像、音频和视频来表达自我。虚拟社区、集体意识不仅改变了建构社会和文化的方式，同时也是对经典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挑战，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发生改变，在数码时代人类学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二）发现客观对象

发现拍摄或研究对象是基于摄制主题的第二项基础工作。在众多可能的中选择适合具体拍摄的对象，实际上是一种发现或挖掘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具有导演的自由度和任意性。如第一次拍摄《学者对谈》是在作为人类学者的我和作为历史学者的杜赞奇之间进行的，杜赞奇与我本人的邂逅只有“缘分”，没有“因果关系”。这种选择背后的创意来自于导演对对谈的设计——心智劳动，并非来自对谈主体自身的特质。本次第32回对谈的拍摄过程也不例外。这种自由和任意，既有风险，也是富于创造性的领域。

对谈者之一：《数码人类学》一书的作者，丹尼尔·米勒是伦敦大学（UCl）人类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丹尼尔成为后现代主义物质文化及消费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代表作有《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1987）、《消费理论》（1998）、《东西》（2010）等，他非常关注数码对文化的影响。他主持了英国最大的关于“社交媒体”的科学研究项目，在世界上6个国家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科学研究成果。以下的判断，也是基于他这些年来的研究经验和资料而来的。

图5 陈卫星

丹尼尔·米勒

对谈者之二：陈卫星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1994年毕业于法国司汤达大学，获得信息传播学博士学位。陈卫星回国后一直从事传播学历史和理论、媒介文化和国际传播研究，相继出版的著作有：专著《传播的观念》（2004年）、《以传播的名义》（2004年），译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2001年），编著《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2001年）、《全球化背景下的广播电视》（2001年）、《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2003年）。除此之外，陈卫星曾是插队知青，78年高考、进而考研、留学等，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围绕被导演给定的命题：“新媒体时代中人类学的理想与前景”，对谈双方一边是人类学者，一边是传媒学者，两位对谈专家的存在对导演而言，具备了“跨专业、跨文化、跨国籍”的基本条件，在学理上也具备了互为主体的“他者”意味。不言而喻，双方首先基于各自的经验展开思辨性对话。

让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坐在一块谈论，这可以反映出不同客观的主体意志。但是常见的知名学者如同电影明星，很多是被采访、被注目的，这样的对话节目呈现为单向性的访谈。而《学者对谈》会特别强调对话，嘉宾双方的交流是一个平等的沟通过程。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接触过很多老前辈，他们都很有想法，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因为语言的问题，在与国外学者交流时会遇到一些阻碍。因其思想表达不充分，客观上导致沟通的不平等。可见，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当你运用自如时，它可以放大自我；相反，当当事者不在该语境中时，他（她）将不自在。所以我采用母语对谈的方式，搭配最好的翻译，让他们坐在一块，完全表达他们各自的思想，尽可能地消除语言上的障碍。因为我想获得的是他们的思想碰撞，而不是所谓的“名人访谈”（如CCTV主持的《高端访谈》）的形式。这时我们会发现，使用母语谈书论道时，双方都表现得非常自在，而且可以充分地表现主体特征。与那种单向、被动的交流情景、不自在的沟通状况相比较，《学者对谈》呈现了各自的话语权及其主体特征！通过设置，给主体以自在的话语空间就是笔者所说的“发现客观对象”，而且这时候的所谓“客观”是以拍摄对象为主体为前提的客观，并非研究者（此时为导演）量表（技术范式）里的那种客观。

（三）客观判断的阐述

本次对谈在上述论题下，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对话。

1.“他者”还遥远吗（数码技术给世界格局带来了什么变化）？

2.人际交往的新型组合方式意味着什么？

3.在研究方法上，虚拟民族志的虚与实如何互动，又如何转换？

上述三个焦点问题，每一个都是设立在“发现”基础上的。围绕某个焦点问题展开的“判断”，便是我们所说的“共同创作”过程。在此，我们仅针对其中互联网技术革命影响下“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对“人性”的影响进行阐释。

导演预设：如前文对背景的陈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变化，即人们从一个相对封闭的、面对面的熟人社会关系逐步转变为虚拟的、陌生人式的交往模式。这种变化意味着人性未来发展的一些新的方向。

图6 拍摄现场

陈卫星：数码的发展将对人性观察的周期缩短了，然后使得人性随时处于一种在技术驱动下的裂变和自我变异中，在这个过程中，就基因科学的角度而言，这会不会预示着技术的介入使得人性自身发生变化，会不会让我们转向基因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丹尼尔：我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即人们对这些新媒体的描述以及回应它们的方式，因为每当一个新媒体发展时，就会有两种极端的回应。一方面，你常常在报纸上看到非常怀旧的回应，它们会说，哦，在这些新媒体兴起之前，我们是更好的人，有适度的面对面的关系，现在每个人都在低头看自己的手机，结果我们失去了一些真实的人性。另一方面，有些人面对新媒体非常兴奋，他们会说，哦，我们不再是那种人了，现在我们是超人类、后人类，我们是赛博人，因为我们不能够再割裂技术和人类。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因为每当有新技术出现，人们总会有同样的回应，不断重复，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并没有什么新意。所以我们有这个问题。

我认为问题在于“人性”这个词的含义。当我们使用“人性”这个词的时候，是以一种非常保守的方式在不断使用它，指的是迄今为止所有与人有关的事。或许我们应该对“人性”有新的定义，包括所有人能够所为之事，也包括十年后、百年后的所有新发明。所以在我的研究中，我称其为“获取理论”，因为我认为，新技术使我们获取了成其为人的新能力，而非失去人性。

陈卫星：我同意你的结论，人性的定义是开放的，但我们回到最开始的话题，就会发现，任何技术，尤其是文化技术的介入对人的影响，这是一个长期的、有意义的话题。我们不能说技术决定制度，但是技术肯定是制度运行的重要实施手段，比如在肯尼迪的时代靠电视来进行竞选，而奥巴马时代是靠微博来进行竞选。这样就会形成人类制度运行的一个观察点，我们看到，在有技术条件和能力的国家，可能相对容易较快地适应这个过程，但在一些技术观念比较传统的地方，往往会在制度运行和技术冲击之间形成更严峻的挑战。我们很遗憾，不是处于创造技术的位置，但我们知道，技术的运行可能是有资本的推动，但技术最后被社会所接受，肯定是技术表现了某些人性或者是创造了某些人性新的特质。技术的发展使人实现了对象化的发展，就是你最早很出名的“对象化”的概念。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开放的，在人性和制度之间创造新的范式，这种范式可能会预言着未来新社会的特点。

丹尼尔·米勒的判断：在数码时代，距离已经死亡，人们借助社交媒体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对方并共享信息，“他者”并不遥远。社交媒体使人们变得同质化，但是每个地区还是以当地文化为基础来使用社交媒体的，并未因此而改变当地的习惯风俗，反而是文化更多地影响了社交媒体的使用。

陈卫星的判断：从19世纪社会学形成以后，人们对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与人的关系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进行了各种猜测。齐美尔提出了“陌生人理论”，费孝通针对中国的社会现状提出了“差序格局”。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开始按照职业、学历等要素建构社会关系，无论如何建构都内含对传统的遵循。中国有一个已被数字媒体证明的案例：我国电信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短信费用，短信消费中的大部分是逢年过节的祝福短信，因为拜年送祝福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这也验证了米勒教授的观点，即数字化也有对传统的遵循。数字化最关键的问题是，我想你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个问题，就是一种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性解放的幅度和范围，人自由化表达的可能性。所以就这个角度而言，在步入新社交媒体时代后，我认为我们与他者的距离同时存在着远和近之分，之所以近是刚才讨论的传统的影响和行为，之所以远是因为它带来了我们更大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也可能会鼓励我们想办法让它变近，这就会产生新的社会行为，或者说人类学意义上的冒险，而这种冒险又为人类行为的未来发展增添了很多新的话题。

丹尼尔的判断：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研究对象，虚拟民族志应该与真实的田野相结合，虚实并用。例如有关政治的研究，土耳其这样一个目前政治动荡的国家，在网络上也很难找到其国民关于政治的描述，因为人们使用社交媒体仅仅是为了人际交往而并非做实事评论。这说明，虚拟民族志对于某些研究对象而言存在短板，必须要与真实的田野相结合。

图7 导演：罗红光（右）

上述对话为我们呈现了围绕“客观”的交织物，即现象层面的“客观”、分析层面的“客观”。

1.社会现象：在丹尼尔组织的研究项目中，由王心远博士主持的一项子项目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的人际交往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交媒体将“陌生人”这个概念带入了他们的生活。在此之前，陌生人从未被纳入人们的社交范围，现在村民们开始和陌生人对话，尽管他们还处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中。这是一个形态上的转变，陌生人不再是“自己人”的对立面，社交媒体成为人们与陌生人分享亲密关系的一个空间。陈卫星认为，中国由于缺少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因此群聚是普遍现象。当人们要发表具有批判性言论或者比较害羞时，都需要一个陌生人圈子，因为人们在虚拟空间里会有更多相对开放的表达。设想仅以文字为依托的人际交往，其空间和时间均会受到限制。这一变化已经着实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客观现象。

2.概念系统：面对充斥人们生活的新媒体各类终端，如随身携带的一部小小手机，它既可以通话，也可以作画、摄影和摄像，因此，学界内“虚拟民族志”应时而生。在影像所拥有的视、听、触觉的基本功能基础之上，由它引发的一些关键概念的变化与衍生，举例如下：

现象层面

①人际交往：面对面（全方位直觉）→社交媒体（跨时空）→想象的人际性

②人际关系：熟人社会→陌生人介入→移动和想象的圈子

③生活方式：社会分工、分层→有意识的个体化

学术层面

①民族志：虚拟民族志→微信民族志等

②参与观察：参与社会活动→参与意识活动→虚实转换

③“觉”的表述：视、听、触直觉→伴随某种实体的精神状态

3.表达范式：与技术至上、视觉表达对象为“物”的所谓客观论相比较，在当代，视觉人类学的研究更广泛地关注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对文化的影响，考察在现代视觉媒体影响下的文化涵化、文化冲突和文化变迁，研究不同文化传统和族群视觉认知及其视觉表达的差异。视觉、听觉这一被置于研究“附属工具”的时代将成为历史。研究证明：人们在如何使用、如何选择群体和工具的时候，他（她）的主体性仍在发挥作用，并没有因为新媒体的出现，《世界是平的》了。研究发现，人们仍然按照自己的审美和自己的道德观去做出一些重大的选择，所以说，相同的工具并不能推导出相同的拍摄行动，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人们还是会根据自己的一些传统价值观来相互聚集，形成一个群、一个圈什么的。可见，我们所说的：研究对象是鲜活的，有主体特征的；拿摄像机的人及其导演的主体特征表现在对技术的活用、虚实转换等方面，如果失去了作品的“觉”这一反映主体特征的成分，我们的评奖结果要么都像麦当劳里批量生产出来的“薯条”，要么都是一等奖获得者才对。

忠实地记录并呈现客观对象，这只是完成了视觉制作的第一步。视觉人类学还必须进一步尝试概念生成（第二步）、反观其他（第三步）的实践。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庞涛导演提倡的“学者电影”，它是一整套集空间立体感、形象性、主体性为一体的主体表述，这种尝试甚至允许情景创作，它充满了第一人称色彩，也就是笔者所说的“反观其他现象”，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一种创作。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鲍江导演尝试的“回放”，让被拍摄者观察自己。这些都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才会出现的“觉”。

简言之，“觉”既来自被表达的人物，也来自于作为研究者的导演，前者的“觉”表现了生活世界的客观，学者的“觉”来自于观察客观之后的理性判断。当两种“客观”高度一致的时候，我们才能相信它具有“客观性”。相比之下，直觉的各种终端技术只是“觉”的附属物，它不代表“觉”本身，因为“觉”来自于包括生活者在内的制作者的人性和思想性，所以没有主体人的技术性客观主义是一种不完整的表达。

四、科学研究影视作品的人格特征

回到我的主题来说，这个“主体”是有人格的。我留学时的同窗，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张展鸿教授，他曾经通过照片来研究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真正本土人阿依努（Ainu）。①日本本土人，居住在北海道一带，以打猎、打鱼为生。他从日本明治维新时留下的很多纪实照片和纪录片中，分析那时研究阿依努的一批日本学者用什么样的角度，选取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光等之后发现：那些照片的拍摄者们会有意识地让拍摄对象阿依努侧着脸，以突显他们的高鼻梁、深眼窝，用光讲究，让阿依努的浓眉大眼和浓密头发能突出一些。那是一个黑白摄影的时代，照片的拍摄者将自己的文化观念嵌入其中，以便凸显阿依努和大和人种的不同。我们知道，大和人跟我们汉人相像，仅从五官上来说，阿依努却是深眼窝、浓眉毛、重毛发的他者。用这样的拍摄策略能够从视觉上清楚地呈现我们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表现，一张照片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张照片背后拍摄者所承载的文化。研究者根据这样的分析发现：原来在拍摄他者的时候，拍摄者自己的文化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这种锁定目标的观察视线之于后人，特别容易产生的后果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因此，研究者能够通过照片、录像分析拍摄者其人的人格特征、学术风格等，进而分析导演所拥有的文化。同样，《学者对谈》内部的主体各方及其导演、摄影师等均可以被呈现。这意味着“客观”背后存在文化。那么，什么东西会促使研究者有这样的眼光去看待视觉作品呢？我认为这与人类学的自我反思性——“他山之石，意在自我”的方法论息息相关。这就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觉”，你可以调动你的视觉、听觉、触觉等“第一人称”的诸多特质，在“发现→发明→再发现”的过程中，发挥自我身体的能量。为什么我们会对视“觉”那么感兴趣？就是因为视觉所给予的信息完全超越了我们的文字。传统“文字型民族志”（written ethnography）在转换成文本表述的过程中，“觉”的自然状态也被转换成逻辑语言的线性状态，其损失是不言而喻的。在呈现视觉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完整地提供作品所赋予的信息，它给读者的直觉应该是非常鲜活的、公平的。观赏者也会因此引发属于自己的“觉”。所以，我们说拍摄的对象有主体特征，这是一种客观，观赏者同样具有文化品格，夹在中间的制作者的“觉”体现在建立两种客观之间公平的对话平台上。当三方客观达到高度一致时，理论才是有效的。

《学者对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视觉人类学上的尝试，从在设计阶段就已经准备将导演的主体特征嵌入拍摄过程中：

（一）命题：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切磋。

（二）三跨：一是跨文化，二是跨专业，三是跨国籍，通过这种“跨”来减少同专业人士心照不宣的话语，并在话语实践层面谋求一种创新。这意味着他（她）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他者”；其次，研究有成的学者也成就了他（她）的自成一说的学术人格。这三个“跨”就会导致对谈双方在交流时，顾及对方能否很好地理解，履行了一种你来我往的沟通理性。

（三）判断：对谈双方从各自的学术脉络来说“他”的概念，就“他”的知识系统来讨论，争取让不同专业的对方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双方在对谈的这种方法设计中达到“理解”的实践。譬如围绕新媒体的影响与人性的关系，双方就此展开讨论，导演通过影像呈现这种理解的全过程，同时达到呈现主体各方的目的。

我们用下图描述“发现→发明→再发现”的实践过程。

图8 心智劳动

事实上，这种合作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我相信视觉人类学也有同样的问题，即影视所特有的专业技术和人类学的方法如何结合的问题。影视和人类学不能进行一种简单的相加，不是说你拥有了影视技术，找到了拍摄的民族，就可以进行人类学的拍摄。它需要你有田野研究的“觉悟”，把呈现不同客观的“术”融合成“道”，才是视觉作品的人格所在。

实际上到了非常抽象的层面，科学家的想象力要大于他的唯物的感官。所以从一个好的作品中和一个好的导演身上，你会发现除了技术以外，对技术表现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甚至我们会发现“非他莫属”的那种对“觉”的共鸣。所以，我们不必纠结技术分工如何，鼓励大家可以像《学者对谈》中的那些学者一样，跨专业地互惠、互利和互动。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不是一个专业能够解决的。缺乏对话能力的影像民族志不具备他者文化的代表性。正如古人讲“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好像你就不可能知道为什么鱼在那作乐，其实庄子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觉”来呈现鱼儿欢快地畅游那样的镜头感，虚为借助“他者”的状态，实为呈现自我的“觉”的力量。同理，还是庄子的话，“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几千年前，古人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当代仍在继续。所以，我们其实是他者的一部分。在研究过程中牺牲对象的主体特征，或者为了研究做“去我化”处理，都陷入“多重客观”的怪圈。

按照哲学思维来看，如果出现两个以上的“客观”，就失去了“客观性”，只能称其为“客观现象”，恰似研究者的技术性客观主义现象和被历史验证的传统习俗的现象那样。“客观”来自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围绕视觉的事实和理性分析所呈现的逻辑事实的讨论涉及跨越领域的对话，其中自然也就包含了基于“实践理性”的发明与批判。几千年来，人们为此尽善尽美地成就人之所以称之为人这一角色的实践——“觉”。

（责任编辑 彭慧媛）

［1］［法］塞托.日常生活实践：实践的艺术［M］.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trans.by Fang l inlin and Huang Chunliu，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15

［2］［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Max Webber，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trans.by Yang Fubin，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1999

［3］罗红光.科学现象的文化视角辨析［J］.科学与社会，2013，（3）.

luo Hongguang，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Phenomenon，Science and Society，No 3，2013

［4］Absebt Qualia，Fading Qualia，Dancing Qualia，in T.Metzinger（ed.）ConsciousExperience，Ferdinand Schoningh，1995，Reprinted in T.O'Connor＆D.Robb，Philosophy of Mind：Contemporary Readings，Routledge，2003

The First Person and Its Personality in the Scientific Studies of Image

Luo Hongguang

Film and television expression consists of vision，hearing and touch and it is assisted by themedia communication.Behind this issue are the“intuitions”that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body.Intuition is featured with the“first person”and it is not commonly regarded as“objective”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refore is not considered as a rational behavior.There ar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in a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Firstly，the practice of“sense”（Jue）exists in the fields of“discovery”and“invention”，where，the practice exists as both the object of seeing and hearing and as the technical object used by the researcher.Secondly，“sense”notonly exists asa natural phenomenon in human but also actsasamental labor possessed by human.Thismental labor concerns the practic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which the creator，object of creation and the viewer participate together to produce the humanity and thoughts.Therefore，it is misleading to deliberately“conceal the creator's subjectivity”in the scientific studies of image.

scientific studies of image，sense（Jue），personality，subjective，objective

J90－02

A

1003－840X（2017）02－0084－09

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影视人类学会学术委员，中国社会学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 100732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2.084

2017－02－02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About the author：l uo Hongguang，Research Fellow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Academic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Visual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Vice Secretory of the Scientific Sociological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Chairman of China－Japan Profess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Beijing 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