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旭

摘 要：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最早是源于各自的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走到了一起，并开始建立早期的合作关系。本文力图通过对大革命期间，双方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以及各自的利益冲突的研究，深入挖掘大革命期间苏联与冯玉祥双方关系破裂的渐变过程，客观地分析了冯苏关系变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关键词：大革命；冯玉祥；苏联；冯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138-02

1924年，冯玉祥通过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控制的北京政府，解除北京城内所有卫队武装，囚禁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迫使北京政府免除吴佩孚的一切职务，提出“不扰民，真爱民”的口号，表示“誓将为国民效用”，建立国民军，开始走上了与苏联漫长而曲折的合作之路。

一、早期的援助关系

（一）北京政变的发生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趁吴佩孚在山海关督战，准备向张作霖发起猛烈进攻时，立即班师回京，并联合直系军阀司令胡景翼和北京总司令孙岳，发动军事政变。为打击直系军阀，他联合皖系军阀，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的大元帅。冯玉祥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想和孙中山一起掌控北京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北京政变发生后不久，一方面为了区别于北洋军阀的部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军相呼应，冯玉祥正式将所属队伍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自此开始，国民军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武装力量出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北京政变的爆发，使冯玉祥和他所率领的国民军一下子成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对华政策的新重点。”[1]445此后，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为争夺华北斗争不断，北京政变发生以后，由于国民军占领的大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地方，而且大多是位于西北一带的土壤较贫瘠地区，必然会出现作战所用的枪支弹药严重匮乏，士兵所需的粮食水源极度短缺，使得国民军在与奉系军阀交战时，时常处于不利地位，战况严重不利于己。为了扭转这种战局，冯玉祥急迫寻求“合作伙伴”，向苏联请求援助是当时国民军唯一可行的出路。

（二）苏联寻找东方盟友

此时的苏联也面临着相似的窘境。十月革命爆发以后，苏联建立了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世界上出现了除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国家形式，它的出现威胁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主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容忍的事情。西方列强把这个新生的国家政权看作是洪水猛兽，他们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极力压制苏联，试图把这个新生政权尽早地扼杀在摇篮里。苏联面临着被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包围的不利境地，为了打破这种现状，同时也为了保证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安全，苏联十分迫切需要在东方寻找可靠的盟友。苏联早期的领导人列宁曾说过：“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2]因此，苏联领导人认为，必需发动并联合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运动，才能巩固苏维埃国家的政權，苏联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本营才可以长久的存在下去。加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早已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注意。他们认为冯玉祥带领的国民军是首选的联合对象，苏联想通过援助冯玉祥的国民军，给予国民军所需的武器装备以及一切作战所需，打击奉系军阀从而牵制日本，使日本转移围困苏联的作战注意力，打破列强对苏联的层层包围，从而让苏联获得喘息的机会，重整旗鼓。

（三）苏联的有偿援助

1924年10月27日，经徐谦和李大钊的介绍，冯玉祥与苏联大使加拉罕取得了联系，并向苏联方面提出了援助请求，随着双方关系的不断发展，开始讨论援助的具体事宜。1925年3月21日，苏联正式通过了援助国民军的决议。据统计，从1925年3月到1926年7月，国民军从苏联得到步枪38 828支，日式步枪17 029支，德式子弹约1 20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1926年10月，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3 500支步枪、1 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 000把马刀、10只火焰喷射器[3]。苏联还派遣若干名顾问，帮助国民军开办军事学校，建立兵工厂。因为苏联是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才给予国民军充足的军事援助，使国民军有实力与奉系军阀做斗争。所以苏联提供给国民军的援助是有偿的，同时也附加一定的政治条件如“外蒙古和我们之间订立三方友好互助口头协议，冯玉祥要做出接受我们对蒙古的计划和关于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向外国人提供任何租界的单方面书面保证。”[1]603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早期苏联与冯玉祥的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合作的双方都是为了摆脱各自的困境，从对方手中获得自己的必需品，或是有形的利益，这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结成的合作关系，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没有双方共同认可的原则和标准的合作关系注定是不健全、不牢固、不真诚的。双方都以各自的利益为出发点，将互谋利益的思想贯穿于合作的各个阶段，为以后双方关系破裂埋下了早期伏笔。

二、合作的高潮

（一）寻求军事援助的访苏之行

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迫于被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合包围的压力，决定辞职下野，赶赴苏联进行实地访问考察。冯玉祥于5月9日抵达莫斯科，“以学习游历为名，其实最主要的主张是寻求苏方的支持和帮助。”[4]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才是冯玉祥此行的最重要目的。在冯玉祥的多次催促下，苏联方面于1926年6月7日，决定向冯玉祥“提供物质援助，向他转交按照基本计划尚未提供的其余武器和弹药，以及总额为4 343 617卢布和50戈比的备件”，“使其成为进一步加强军队的保证。”[1]2848月，当冯玉祥再次向苏联方面寻求物资援助时，苏联只是在原则上表示同意，没有实施具体的援助行为。因为苏联政府认为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革命成败不定，苏联要合作和援助的对象应该是具备强劲的作战实力的军队，同时苏方也不确定冯玉祥回国后的政治态度。基于这几点考虑，苏联是不愿为冯玉祥提供太多援助的。然而在冯玉祥进行五原誓师以后，苏联看到了冯玉祥的革命政治态度，国民军也逐渐恢复了之前的实力，才答应提供给国民军大量援助，凡是国民军“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可以从苏联在库伦的军械库拨给，数量、种类不限制。”[6]由此可见，冯玉祥此次访苏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内形势，想通过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达到武装军队来对抗吴佩孚等人军事压迫的目的。而苏联则是出于对国民军实力的考量，以及想借此牵制住冯玉祥达到为其所用的政治目的。冯苏双方时刻都在谋划，如何利用当前有限的投入使自己既得利益变的最大，在此基础上，寻求军事援助的访苏之行正式拉开序幕。

（二）访苏期间思想上的变化

冯玉祥此次赴苏访问一方面是为争取苏联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则是去苏联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试图增长自己的理论知识，使之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救国救民方案。此次访苏，使冯玉祥的思想觉悟性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冯玉祥曾说：“余之短促，在只顾当前，无远大目标；在偏重军事无政治办法，是亦当自负者也。”[7]冯玉祥在苏联代表的陪同下，开始对苏联进行实地访问和考察，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多位领导人，包括加里宁、季诺维也夫、伏罗希洛夫等，并与他们详细交谈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发展状况。苏联方面安排专人为冯玉祥讲解革命理论，以及军民合作的重要性，帝国主义的本质等等。苏联领导人也多次向冯玉祥说明理论指导革命的重要意义，并且指出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可以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因此苏联方面认为，中国也应该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中国也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使得冯玉祥开始认识到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并且回国后在绥远五原进行誓师授旗典礼，正式就任国民军总司令，并把自己所带领的部队纳入国民党，并要求其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响应北伐，并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冯玉祥表示“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冯玉祥回国后所做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北伐的胜利，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三、冯苏关系的彻底破裂

（一）宁汉对峙局面的形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先是在南京秘密颁布政令，命已经光复的各省，共同实行清除共产党的决议。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由白崇禧具体执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计划。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人士被残忍迫害致死，使大革命受到严重损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蒋介石迅速建立起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宁汉对峙局面由此形成。蒋介石与汪精卫为了获得对各自有利的战局，双方都极力拉拢冯玉祥。同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相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汪精卫的武汉政府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对于冯玉祥来说，武汉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冯玉祥所率领的国民军是国内实力最大的军事集团，人数增到近50万人，因此军队的经费问题是冯玉祥关注的首要问题。在郑州会议开始前，冯玉祥向武汉政府提出，要求每月给予国民军300万元作为军费开销，而实际上武汉政府只给冯玉祥60万元的国库券和铜圆。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再次要求武汉政府发给步枪10万只、子弹50万发、大炮500门、现款200万元。汪精卫根本无力满足冯玉祥的要求，回電冯玉祥说，武汉所属全部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没有这么多。因此，冯玉祥没有从武汉政府得到他想要的军事物资。虽然此时苏联也在极力拉拢冯玉祥，并“决定从库伦的军械库中拨给冯玉祥步枪3 000支，步枪子弹50万发，3英寸炮弹5 000发，炮40门。”[1]315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于军阀出身的冯玉祥来说，掌握一支具有强大军事作战实力的军队，才是他在作战时取得胜利的关键性法宝，这也是他一直追寻的不变信仰。既然当前苏联方面不能马上给予他满意的答复，冯玉祥也早已失去了耐性，自然而然地导致冯玉祥把合作的目光转向了蒋介石。

（二）联蒋反共致使冯苏关系彻底破裂

在冯玉祥的军备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冯玉祥准备联合蒋介石。1927年6月19日，冯玉祥到达徐州，蒋介石在徐州花园饭店举办宴会欢迎冯玉祥的到来。为了拉拢冯玉祥，蒋介石利用大好时机，在宴会上蒋介石赠送冯玉祥50万元犒劳国民军，并许诺自7月起，南京政府每月拨给冯军250万元军饷。冯玉祥受宠若惊，并当即发表演讲说：“蒋总司令不避劳苦，决心北伐，故能得今日革命事业，不但救军阀虐待下之民众，亦且救我西北军，本人当惟蒋总司令马首是瞻。”[9]至此，冯玉祥与蒋介石走到一起，双方在共同北伐、宁汉合流和反共等相关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使得大革命形势发生恶化，先是汪精卫建立武汉政府开始禁止工农运动，后又对外宣称“分共”，这就导致了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联合统一战线破裂，宣告了大革命的彻底失败。因为冯苏关系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所以从冯玉祥抵达徐州的那一刻起，加之他在徐州会议后，正式发表联合蒋介石的个人声明，以及对苏共和中共党员进行联合镇压，就必然导致他与苏联关系走向彻底破裂。

四、结论

大革命期间冯玉祥与苏联双方在利益一致的条件下合作，一旦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或是一方的利益得不到及时的满足，这种合作关系就会瞬间瓦解，不复存在。冯苏关系从合作走向破裂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对中国革命和北伐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待，用全面、客观、发展的角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出历史性评价。

参考文献：

[1]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第1册[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2]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4.

[3]普力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0.

[4]内蒙古政协.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4辑[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125.

[6]鹿钟麟.一九二六年访苏前后的回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9：129.

[7]冯玉祥.冯玉祥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18.

[8]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4：18.

[9]铁岩.绝密档案：下[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