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与苏雪林理性精神之对比

2017-05-12偶禺舒

宿州学院学报 2017年2期

关键词：苏雪林冰心理性

偶禺舒

安徽大学文学院，合肥，230039

冰心与苏雪林理性精神之对比

偶禺舒

安徽大学文学院，合肥，230039

苏雪林和冰心同为“五四”时期第一代女作家，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受到儒家伦理传统和西方启蒙理性的双重影响，在思想上都确立了“五四”时期所倡扬的理性精神。在文学书写上两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在对婚恋态度和人生道路的抉择上却迥然不同。对比分析二人的异同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上世纪初成长起来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女性的内心世界。

苏雪林；冰心；理性精神；新女性；对比

1 问题的提出

冰心与苏雪林是20世纪闻名于中华文坛的两位才女，因她们才华横溢、散文风格相近，俱誉为“冰雪聪明”。准确地说，与冰心并称“冰雪聪明”的苏雪林仅早期散文创作的风格与冰心相近，其后期作品与冰心的风格大相径庭，但二人在同一时代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理性精神又是相似的。陈卓从“自然爱、母爱、散文创作和女性意识”[1]等多个角度对两位女作家进行了比较，着重研究了我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但未总结出时代对两位女作家思想和创作的影响。林姝承认冰心一登上文坛就秉持理性的文学理念，并从“清醒的时代理性、传统‘士’文化赋予的身份理性以及性别理性”[2]三个角度进行了探讨，这种分析较为全面，但以时代观点论之，冰心的理性思想可以说完备、成熟，却不能定为典型。

新旧时代交替，面对旧传统与新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广大知识分子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胡适、鲁迅等时代先锋都不可避免地向旧传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屈服和让步，从他们的封建包办婚姻可略见一斑。在新时代的理性思想和旧社会的封建行为之间彷徨，构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镜像。苏雪林对新理性与旧道德态度上的极大反差，对传统与现代的暧昧态度，构成了她在大众眼中“通体都是矛盾”的基本形象。其实，苏雪林自“五四”运动之后一直秉持理性精神，然而她与冰心毕竟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她们对理性精神的理解、实践自然存在差异。苏雪林因攻击鲁迅，给世人留下了偏激、刻薄的印象，削弱了她早期作为新女性所展现的理性形象。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苏雪林和冰心的理性精神进行对比，探讨文学革命发生初期女性知识分子对理性精神的接受情况。

2 冰心与苏雪林的理性精神

冰心与苏雪林理性精神的产生既受儒家伦理传统(内因)的影响，又受国外启蒙理性思潮(外因)的影响。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两位女作家形成了具有时代共性同时兼具个性的理性精神。

2.1 内因：源于儒家的伦理传统

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号召要打倒孔家店，但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早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每一个细胞，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伦理道德系统。

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一套伦理道德系统，具有非常明显的理性色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认为“中国思想始终是唯理的，而且它的所有正统学派，对于知识和考察，都十分重视，再从这方面看，它确是偏重于唯理主义者的态度”[3]。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提到“儒家如果亦有其主义的话就应当是理性至上主义”[4]。当然，两位学者在书中所谈论的理性与西方哲学体系中的理性传统是有区别的。西方的理性一直属于认识论范畴，它是与情感相对立的另一面。儒家思想中所涉及的理性是人自我实现的理想状态，体现为人生命本质的内在状态。这种理性发展到宋明时期达到鼎盛，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宋明理学。传统的理性精神使儒学的伦理道德观与认识论得到有机统一。回到“五四”运动时期，进步青年所尊崇的“理性精神”不仅是认识工具，而且包含了伦理价值判断，这是受到儒家思想长久浸染的结果。

2.2 外因：西方启蒙理性的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理性自觉倾向，他们所呼唤与表现的理性精神既有鲜明的18世纪欧洲启蒙理性色彩，又带有儒家伦理传统的深刻影响。对饱读诗书的苏雪林和具有古典情怀的冰心来说，她们的理性精神也主要源于这两方面。

苏雪林从小就读《三字经》《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后来读的书也离不开说唐、说岳、西游、封神等古典文学。她在入读安庆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之前，就已接受了相当丰富的传统文化教育，加之在安庆女师肄业数年，几个国文教师又是热心的卫道士，所教授的文字尽是宣扬伦常礼教。苏雪林调笑说：“他们是大冬烘，我们也就成了小冬烘。”[6]这些教育决定了在苏雪林的知识结构中传统文化占据着很大一部分。另一方面，苏雪林去北京那一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她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荡。虽然当时她们在课堂上接受的还是枯燥的古典文学研究课程，但是那年轻易动的心灵早已被卷入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浪潮中。“我们那时把康德所谈‘人类理性’发展到了最高点，无论什么问题都要拿来放在理性的权衡上称量一下。只须理性这一端的砝码略为向下低沉，即使我们平素至所溺爱的，至所偏袒的，也不敢不放弃，不愿不放弃。”[7]“五四”运动的理性精神像一盏聚光灯，瞬间照亮了苏雪林，使她确立了以理性为标准的新思想，这对她此后的生命有着深刻的影响。

冰心从小生活在有着浓厚儒家思想的大家庭中，这种大家庭并非腐朽的封建大家族。她的父母思想较为开明，与当时批判的思想僵化、顽固、不通人情的封建家庭是不同的。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是一名爱国军人，冰心从小就十分敬仰她的父亲，在父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影响下，很早就树立了爱国、强国的崇高理想。因此，在思想上较早确立儒家伦理道德传统的冰心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这也决定了冰心与传统文化不可能产生决裂的情绪。她接受的是东西方双重文化的洗礼，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她有崇高的人格理想和社会责任心，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身份理性意识，并且对社会境遇有清醒的理解。冰心幼时被作为男孩抚养，脱离闺阁的教育使她在人生视野上更加开阔。她的父亲教给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母亲给她无尽的爱。经过新式学堂的培育，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启蒙大众的可能，无尽的母爱成为她“爱的哲学”的前奏。“‘五四’运动启蒙时期，冰心一直扮演两种启蒙角色：一是理性的医生，二是温和的牧人。”[8]作为理性的医生，冰心像所有启蒙者一样用极担忧的目光审视有弊病的社会，希望通过理性的分析开出可疗救的药方。

由于冰心与苏雪林都是受到传统文化与启蒙理性双重影响的“五四人”，所以极易观照她们当时创作的“理性文学”和日后的理性人生。

3 冰心与苏雪林相似的“理性文学”

新文学发生的第一个十年，尤其是在“五四”运动这一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时期，东西方文化融会撞击，新旧思想相互博弈，在短时期内形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但总得说来，这时文坛上所体现出的“五四”新思潮的时代品格不仅与传统文学有根本区别，而且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理性精神”的凸显。

3.1 启蒙文学的自觉书写

《新青年》最早以鼓动“文学革命”为主，文化先驱者们一开始就主张文学服膺于文学启蒙。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文学社团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宗旨，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由于强调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指导新文学的创作，使第一个十年的现代文学具有了强烈的理性批判的色彩。冰心就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暴风骤雨中成长起来的，她自觉接受西方科学民主知识，是新文坛最早最快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之一。她的自觉追求使她在新文坛一出手就显出“五四”运动的时代品格。“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破旧立新、思想激进的年代，培养了一批善于思考、强烈要求进步的青年。这些青年承担起时代的任务，把启迪民志作为奋斗的目标，这在文坛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此时年轻的冰心借助自己与生俱来的理性迅速登上文坛，顺应时代步伐，并彰显出独树一帜的魅力。从1919年9月开始，她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在《晨报》上发表，通过对照的手法提出家庭、教育乃至社会人生的普遍问题。接着连续发表《斯人独憔悴》《超人》等一系列问题小说，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可以说，冰心是这一时代的标志。稍后，苏雪林也渐渐登上文坛。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的科学文化和专业技术教学中，将思想政治课程与大学生实践活动相结合，是思政教育工作者和专业教师协同育人的切入点，这种协同育人机制的实施不仅需要“人”的合作，更要切实可行的制度保证。首先要从制度上支持、协调和保障搭建专业教师、思政工作者和学生交流的工作平台，定期组织专业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参加专业的教育培训和沟通；然后建立起专业教师与思政教育工作者协同育人的激励机制，将专业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考核与评定教师的职位等级、优秀评比挂钩，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思想政治学习积极性，从而提高专业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有效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结合在一起。

苏雪林的成名主要得益于当时的《晨报副刊》与《益世报》。1919年10月，苏雪林在《晨报副刊》发表《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以关注“妇女”问题开始响应新文化运动。之后受邀担任《益世报·女子周报》的主编，并且以每月两三万字的产量成为该报主笔。根据苏雪林回忆录中的记载，当时她在《女子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多以探讨妇女问题为主，诸如“被恶姑虐死的童养媳、一心想着贞节牌坊牺牲青春和幸福的节妇以及对于我国妇女一生受着男性的压抑，没有教育权、经济权，无论怎样聪明干练，总不能到社会上去活动，只好在家庭中做三从四德的奴隶”[9]。这说明当时苏雪林以一个“五四人”的身份观察社会问题，顺应“五四”的文学发展潮流。通过对妇女生活经验的描述，反映社会现实以及礼教对女性的迫害，体现出一个“五四”作家在张扬理性精神的时代中如何走向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的道路。

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苏雪林“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作品总是被放逐于两岸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其中包括大家对她言行“不理性”的印象。晚年的苏雪林在《浮生九四》中回忆称：“‘五四’影响我最大的便是‘理性主义’。”[10]1994年7月，苏雪林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曾说过，“五四”运动以前，她对“我”这个概念并不明确，而之后，她对“我”有深刻的了解，认为“我”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与权利，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在自传体小说《棘心》中，苏雪林更是借着主人公醒秋反复述说当时的理性在她们心中占据着无比尊贵的地位，并以此强调“五四”给她带来的心灵成长。

3.2 散文领域的“冰雪聪明”

冰心和苏雪林作为第一代女作家登上文坛已久负盛名，因二人在写作上表现出文辞优美、意蕴隽永和思想含蓄的特点，在散文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故在当时文坛有“冰(冰心)雪(苏雪林)聪明”的美誉。苏雪林以其早期的美文特质与冰心比肩并称，还被认为是“闺秀派”的另一支流，甚至被方英称为“女性作家中的最优秀的散文作者”[11]。冰心的散文成就有目共睹。早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郁达夫就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12]。因此，就散文成就而言，两人不分伯仲，而且两人在新文学初期走上文坛，对当时新文学的发端、女性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冰心的散文具有明显的“冰心体”特征，她自觉融入旧文学中优秀的语言成分创作出一种新的语体，对当时语言欧化的严重现象起到一定的矫正作用。冰心善于哲理说教，在散文和小诗中经常跳脱出一位谆谆教诲的形象来启发读者理解某种深刻的道理。苏雪林的散文以《绿天》为代表，展现了女性写作的清新、幽丽，两位女作家在散文书写上各具魅力。虽然苏雪林坦然直言《绿天》不过是作者撒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但是在这“美丽的谎言”背后也暗含了作家对文学作品中艺术标准的理性认同。苏雪林在自传体小说《棘心》中也有明显的说教痕迹，常借醒秋之口进行大段的反省和议论。文学作品说理性强的特征在“五四”时期是很普遍的，这是典型的启蒙时代理性精神的显露。

苏雪林和冰心都是“五四”的产儿。冰心对“五四”文学所弘扬的理性有着自觉追求，她积极响应“为人生”的写作宗旨；苏雪林早期的创作“无论就题材选择还是艺术手法方面都呈现出多元驳杂的复杂倾向,但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却较为一致地体现出一种服膺新道德、提倡新文化的“新女性”姿态”[13]。

时代赋予她们新思想，使她们有别于传统的“闺阁”作家，也不同于“五四”之后的其他女作家。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女作家身上有很深的时代痕迹，她们高扬“理性精神”，并乐此不疲地用这种精神衡量社会与人生；她们走出家庭，追求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这是她们理性精神的表现，也是时代对她们的期待。

4 冰心与苏雪林的不同理性人生

4.1 不同的婚恋选择

婚恋问题一直是研究女作家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文学时期，女性刚刚获得解放，女作家们作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而备受关注，其中对待婚恋问题的态度也是反映一位作家思想的重要方面。在这一问题上，苏雪林常常受到诟病，而冰心似乎更能赢得认同和理解。

冰心是一位善于思考、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但她的家庭观念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她和吴文藻的婚姻以家庭为目标，情感上则“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无可挑剔，无可非议。这与她个人幸福的成长经历有关。她追求的是婚姻和家庭的完整，对于两性在情感选择上的动摇与徘徊难以认同。因此，她毫不留情地谴责梁玉春的“第二春”行径，对徐志摩和林徽因的交往方式也不甚赞同，甚至写长诗《我劝你》、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来劝诫与讽刺这种现代男女的交往方式。这也许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思想落后、保守，但其中守成于传统的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义正言辞的批评对于一向行事作风温文尔雅的冰心是少见的，可见她的态度之鲜明。

冰心一向以“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作为目标，且言行举止尽显闺秀之范。在郁达夫等现代知识分子的眼里，冰心似乎是一切才女的完美标准，古往今来无人能媲美。在抗战期间，冰心中立的姿态得到国共双方的尊重厚待，她没有明确的政治是非观，双方都能持重对她。因此，冰心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淑女”的代表，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才女观。相比而言，苏雪林展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姿态。

如果说“五四”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那么苏雪林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新女性，她对婚姻的独特选择是在传统的禁锢下所作的反抗。社会和家庭抛给她一个矛盾的难题，她作出独特的选择足以理解，不必用“贤妻良母”的旧标准去衡量。“五四”的时代精神所张扬的是个性与理性，鲁迅可以将母亲送的“礼物”(朱安)放在家里置之不理，苏雪林为何不能？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时代赋予的。苏雪林生在一个精神上倡扬理性而身体仍保持封建传统的矛盾时代，她没有冰心幸运，但仍能坚守自我，保持终身独立，最终实现个体人生价值。作为20世纪新女性，她能像娜拉一样出走并独立完成自我，体现出独立、自主、理性的“五四”时代精神。

4.2 不同的人生道路

苏雪林与冰心同是“五四”时期第一代女作家，二人都是恪守理性精神的典范，在人生重大抉择面前展现出对理性精神的不同理解。理性之于冰心可以说是本性自然而然的展露，而之于苏雪林，更多的是依赖理性精神来压制她内心的本真欲求与奔腾的情绪“激流”。她思想中的理性精神，是她得以在新文学中建立非凡事业的重要支撑，离开了这种规范，单凭任意随性或“正义的火气”难以取得巨大成就。

冰心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在感情上从不曾冲动过，表现出一种“新淑女”的规范。她也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所以国共内战时对她影响不大。苏雪林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这也是决定她人生方向的重要原因。从历史角度出发，离开大陆，远赴香港、台湾是苏雪林理性而清醒的选择。苏雪林中年时期写下的散文《青春》《中年》《老年》充满了对人生况味的体察，文笔更加成熟、老道，青年时期的浪漫气质于字里行间消隐，替之以平常的时光碎影和苦涩凄凉的人生寂寞。因此，苏雪林的创作带给读者更多样化的感觉，她的创作随着人生年龄、境遇的不同而表现出立体的层次感。

苏雪林对理性精神的持守成为她性格中更有张力的一部分。她一方面追求心中理想性格的发展，渴望像冰心一样具有与生俱来的理性涵养；另一方面，她的性格中又有一种“尚武”的特质。两股力量使她在人们心中形成了看似矛盾复杂的形象。初登文坛的苏雪林因一篇并不非严谨的文艺批评惹出轰动一时的“呜呼苏梅”事件。之后，作为右翼知识分子，她坚定地把“反鲁”作为半生事业，且如她自己陈说的“木瓜”气质：不为外物所动，遇事则憨头憨脑，具有一种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至死不渝的精神。在家国危难时，为支援抗战，毁家纾难；在求解屈赋之谜时，为寻找失去的线索，再度赴法；在学术上遇不到同仁时，自负能在千年之后找到知己。她的“憨头憨脑”实则源于她的感性直觉，在感性直觉外又夹着她明确的价值标准。

苏雪林终生追求学术真理，坚守理性。她曾就王国维投水之事评说：“像王静安先生投水殉情，我也谅解他，对他也不失其尊敬，但有时却怪他身系学术文章之重的人，做此匹夫匹妇之愚行，哪里犯得着……可见种族情感果然基于人类的天性，不是理性所能解释的。”[14]纵观苏雪林的一生，她始终把学术放在第一位。她坚守理性精神，穷其一生都在学术上作终极追求，无论是辗转香港、台湾，还是后来远渡重洋再回法国。可见，理性精神在苏雪林的人生道路中也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苏雪林的理性精神和冰心的理性精神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但都对各自人生道路的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苏雪林的理性精神更多地表现在对价值标准的“坚守”中，而冰心的理性精神则更多地体现在行为处事的“合情合理”上。两人对“理性”的不同把握，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也丰富了“五四”“新女性”的文化内涵。

5 结语

通过对比两位女作家的理性精神，观照两位作家在新文学初期的理性文学以及此后的理性人生。“五四”给两位作家染上了理性的色彩，最终成为时代新女性。但两者因个性不同，对理性的理解也不同。冰心是新淑女的典范，在新思想和旧道德面前多一分理智；苏雪林看似矛盾，实则在传统与现代的漩涡中凭借理性精神获得独立人生。建国后，大陆对冰心的研究成果丰硕，其大名可谓家喻户晓；而苏雪林在大陆则鲜为人知，这和苏雪林与鲁迅结下恩怨且在1949年去了台湾有关。尽管她毕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成就不在冰心之下，其盛名在台湾也是尽人皆知，但目前对苏雪林的关注、研究还嫌不足，盼学界人士继续努力，给苏雪林在文学史上一个公允客观的定位。

[1]陈卓.“冰雪聪明”：苏雪林与冰心比较论[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3,32(6)：49-53

[2]林姝.浅析冰心早期文学思想的理性色彩[J].传奇，2010(10):18-23

[3]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1：514-515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34

[5]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2-24

[6]苏雪林.苏雪林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27

[7]苏雪林.我的学生时代[C]//沈晖.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62

[8]潘晓丽.五四时期冰心启蒙姿态与文本投射[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8

[9]苏雪林.忆写作[N].联合报，1999-04-22(12)

[10]苏雪林.浮生九四[C]//苏雪林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93：41

[11]方英.绿漪论[C]//沈晖.苏雪林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389

[12]范伯群.冰心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