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法人》记者 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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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扬：名扬天下三四部

文 《法人》记者 武杰

“中国的行政法学者或者学过行政法的人，应该没有不知道王名扬教授的，应该没有未读过王名扬教授的行政法著作的，应该没有在其书架上不摆放王名扬教授的‘外国行政法三部曲’——《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中至少其中一部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曾经如此形容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名扬先生及其著作。

王名扬被称为中国刑法学界的“普罗米修斯”，他所著的《美国行政法》《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被视为是中国行政法学的奠基之作。1987年，已经71岁高龄的王名扬教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行政法学专著《英国行政法》，这部25万字的著作填补了国内外国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

2016年，王名扬先生的法学著述，在其故旧门生的努力下第一次全部集结出版。《王名扬全集》共五卷六册，分别为《英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上、下册)》《论文、词条汇编》《译著、教材汇编》，总计近300万字。

在《法治周末》报社主办的“2016年度十大法治图书”的评选活动中，《王名扬全集》高票入选年度十大法治图书。

如今，距离1987年出版的《英国行政法》已经过去整整30年，但王名扬在行政法学界的地位和作用却不曾衰减，这在普遍认为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著作生命力短暂的今天，并不多见。

一套全集几代努力

王名扬先生逝世后，他的老同事、同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应松年一直心怀企望，想将王名扬的全部著作收集、编辑、出版，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一代行政法巨匠的尊崇和思念，更重要的是期望他的著作能够在新时期建设法治中国、推进依法行政的事业中，继续发挥理论的参照和借鉴作用。同时，应松年也希望从中发现王名扬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为行政法学人，尤其是中青年一代提供启示，树立榜样。

2012年，在王名扬去世4年后，应松年教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由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高家伟以及刘东刚博士、姜漪等人组成《王名扬法学全集》编委会，历经3年完成了这部凝聚王名扬毕生心血的全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蒋浩介绍说，之前北京大学出版社就曾出版过王名扬老先生的《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及其最后一部未完成作品《比较行政法》，反响一直很好，出版社也一直希望可以出版他的《美国行政法》，聚齐“行政法三部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松年教授提议出版《王名扬全集》的计划，这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想法一拍即合。

蒋浩还指出，在老一辈的行政法学者中，王名扬先生的著述是最多的，同时引用率也是最高的，这也是这套全集值得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

将近3年的时间，在编委会每个人都要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收集整理、翻译录入的工作量和压力是非常大的，然而高家伟教授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不断强调的却是遗憾，“这套全集还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如果再版一定要做的更好，我还要继续做”。在全集出版后，王名扬教授的女儿王娅娣又找到一些父亲留下的手稿。《王名扬全集》出版近一年后，高家伟还在做后续的录入整理工作。提起这些，他的语气里尽是惋惜，而这更多是因为编委会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对王名扬的作品和人品有了更深的认知和感悟。

“君子”“学贯中西”“孝”……高家伟教授试图为王名扬找到最合适的形容词。

而在编写《王名扬全集》之前，高家伟对王名扬的认知完全不同。1991年，当高家伟到中国政法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曾经上过王名扬的课，一辈子未改的湘音、一板一眼的上课风格、“宅”在学问里不出世的风格，再加上太过通俗易懂的著述，让外人看来他“没什么水平”。然而，朴实无华是王名扬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甘于清贫则是如今浮躁的学术届更难得一见的品质。

他留下了比名利更具力量的作品

应松年教授曾这样评价：“王老的著作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化。他曾说过，在他编写‘行政法三部曲’时，都曾和这些国家的学者商谈过，征求过意见，应该怎样安排这些国家的行政法体例，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阐述、介绍，最后他确定按中国人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思想习惯来编排和写作，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种体例。所以，他的著作不是简单的翻译和单纯的述说，而是在综合研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以中国化的思维、语言进行阐释，使我们易读、易懂、易接受。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大家。”

现在，高家伟教授对王名扬的评价里充满了赞誉。虽然王名扬没有承担过学校和社会的行政职务，没有在国家行政法方面建言建策，甚至在法学成为显学、法学家成为社会名人的时代，依旧少有人知道王名扬的名字，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却比这些名利更具力量。

高家伟说，民国时期出生的那一批学者都有非常好的国学基础，再加上法国十年的留学经历，他的文章用深入浅出形容更为贴切，语言简洁通俗、逻辑清晰明了，正是这样的写作风格使得王名扬的著述可以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挥填补空白的“启蒙”“燃灯”作用，使理论界和实务界、尤其是一大批对法学知识如饥似渴的青年人对现代行政法有了全面深刻的直观认识，为当代的行政法教学研究和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开始这一切的时候，王名扬已经66岁。1982年，王名扬才回到法学本行，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教师。

一波三折求学路

1958年王名扬回国时，在给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填报自我简介“工作的可能范围”一栏时，王名扬自述：“资产阶级行政法、法学理论、国际法，可以一面准备一面工作；资产阶级民法、刑法及宪法，略加准备即可工作；资产阶级商法，准备后即可工作。”

这便是他对自己在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十年以及在武汉大学、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共20年学术能力的总结。

1916年，社会动荡不安的民国初期，王名扬出生在湖南衡阳的一个贫困家庭，父亲在族人的资助下上学读书，成为乡村教员，教了一辈子的数学，他同样也是在族人的资助下才有了读书的机会。

王名扬早年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因为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他一边放牛，一边刻苦学习，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第五师范。师范毕业做了一年小学教员之后，王名扬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1940年大学毕业，他考入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师从当时的行政法学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研究生。3年后，他获得行政法学硕士学位，并在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行政法学讲师。而此时才是他行政法学之路的开端。

1946年，王名扬考取了最后一批国民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准备到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继续研读行政法。法国拥有“行政法母国”的显赫地位，法制史学界一般以法国国家参事院的成立作为行政法产生的标志。由于当时法国正处在战后恢复期，直到1948年王名扬才去法国。

原定3年的学习期结束后，由于当时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法国政府便允许他们延长留学期限。1953年，王名扬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又在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了3年的俄语和日语。

王名扬的回国之路如同求学之路一样，也是一波三折。1958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王名扬最终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被分配到了北京政法学院教学。

然而，回国后，迎接他的并不是一展宏图的舞台。当时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不能讲课，必须先进行思想改造。此外，“教改”后的课程表上基本上没有法学课程，教法律的教师要么靠边站、要么改行。后来王名扬被调到了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法语。1969年，和其他老学者一道，王名扬被下放到河南固始县和息县的“五七干校”，开始了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涯。从此脱离法学领域，

1983年，几近古稀之年，王名扬才得以重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行政法与外国行政法。至此，最好的年华已经被浪费了20年。王老感叹，想起来，真是南柯一梦，人生真易老。

然而，却少有人听到过他的抱怨——无论是对于这段经历，还是对于跟随其一生的贫困。

王名扬书桌上放着《电脑爱好者》。

年近古稀培养“黄埔三期”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恢复国家法制建设，作为国家法科重点大学的中国政法大学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恢复共和国法制建设的任务，中国政法大学还成立了行政法硕士导师组。王名扬并无意接受中国政法大学的邀请，重回法大，但当他听说是去培养新中国新一代行政法硕士研究生，这无疑触动了他的行政法情结，激起了他专业报国的夙愿，欣然同意回到法大。

王名扬教授在家中。

在政府法制建设领域，王名扬、潘汉典、方彦、应松年、朱维究等老一代行政法学家，自1980年代起在中国政法大学开启了新中国行政法学科建设的奠基工作，培养改革开放后的首批行政法教师、首批政府法制机构的领导以及首批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俗称“黄埔三期”。

《英国行政法》正是王名扬给“黄埔三期”授课的讲稿。对此背景，朱维究教授回忆说：“在中国行政法初创时期，为了给政府机构培养合格的法制官员，王名扬先生带领应松年老师和我，老中青三代一起，合作培训第一批政府机构的法制官员，含各部委法制局局长，各省、自治区的法制局局长。每次给研究生上课，到学校开会及参加各种活动，他都得从经贸大学坐公交车远道赶来法大，却从不迟到。”

“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开始招收行政法学专业的研究生时，尚无任何这方面的教材。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我把书稿直接写在没有格线的白纸之上，修修改改，看上去密密麻麻。我一个七十老翁别无他求，所求者，要紧的乃在于翻烂参考书、吃透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用最可靠的资料著出最新的作品。”王名扬曾回忆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父亲拟定了‘五部曲’的写作计划，亦即《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王娅娣说。

自此王名扬的心思全部集中在此。为了保持充沛的精力，他的日常生活简朴而有规律。除非极端天气，每天早晨起来跑步半小时，随后洗冷水澡，一顿简单的自制早餐后再加一杯粗茶，他随即开始写作。午餐后午休半小时后，王名扬又开始写作。

坚持运用一手资料的王名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国家图书馆浏览最新的法律原文资料。为了充分掌握外文资料，带上几个面包便能在图书馆里待上整整一天。朱维究教授表示，“王老的刻苦精神，到目前为止，也就在极个别的青年学生身上看到过，就连那些同辈的人里面也几乎没有像他那么刻苦的”。

于是，这才有了他71岁出版《英国行政法》，73岁出版《法国行政法》，79岁出版《美国行政法》——为此他还在75岁时专程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孤身一人在美生活了近两年……

为了写《比较行政法》，在电脑还未在中国兴起的时候，80多岁高龄的王名扬开始自学电脑，学习五笔输入法。他的书桌上一直摆放着一本《电脑爱好者》。直到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休息静养，此时《比较行政法》只写到了第四章。

王娅娣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比较行政法》之所以没能写完，直接原因是，“父亲在早晨跑步锻炼时摔伤了小脑，自此之后他的平衡性与记忆力都明显下降。他出于写作质量的考虑，与其写不好，干脆不写了”。

高家伟教授说，王名扬的倔只对自己，大抵就是这样的体现；对学生他总是和颜悦色，回答学生的问题也总是充满耐心，但就是对学问、对自己不曾松懈半分。

王名扬出了名的还有他的清贫。不足50平方米的居室中一床、一书桌、一椅子、一书柜，还加一方形饭桌、两个破旧的待客沙发，挤得满满的，要在其中走动，就得小心避让。椅子坐垫破了，用一张破皮披上，桌子已是摇摇晃晃，不堪使用。友人们为了他可以躺着看书，买的可以摇起来的护理床也被他要求退了货，仅同意换了一台可以知晓天下事的电脑。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栋说：“王老的外国行政法‘三部曲’是自己完成的，没有课题作为依托，也没有资金支持，学校的各种奖项也跟他无缘。”

王名扬的不出世，不交际让很多人不解，但是2008年，在王名扬先生的告别仪式上，一幅挽联准确地概括了这位学术大师的一生，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他的一生：

求学法国问道中业九二载，纸笔人生君不见跋山涉水，甘苦自怡未酬壮志身先逝；身居陋室名扬天下三四部，辉煌巨著有道是黄卷青灯，桃李如云常使后学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