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杰雄

摘要：中西文化的差异，从其奠基人的出身不同可以找到根源。西方文化奠基人把求真看作人生的旨归、目的、乐趣、幸福、人生意义、善的条件、人性的表现、人格高低的象征和把成为知识分子当作最高的人生道路，他们重逻辑、认识论和方法论，概括能力强，抽象层次高。中国文化奠基人只把求真当作手段，善和真常常分离甚至对立，他们重感性直观，逻辑思想贫乏。古希腊、古罗马等西方社会特别是雅典政制时期为其文化奠基人提供了自由、民主和闲暇条件，塑造了他们的独立人格。而中国农耕经济和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使中国文化创造者表现为极大的文化依附性。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奠基人；不同出身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7）01-0109-05

一

西方文明是接受其它文明发扬光大，后来居上，实现跨跃式发展的结果。自给自足的狭隘的农耕经济和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主要依靠自我探索、创造，而发展的内在动力却不足。

希腊文明，即现在所谓西方文化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流传下来的，通过不断扬弃、自新发展起来的，在世界上很强势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从源头上讲，它是接受其它文明，实现跨跃式发展的结果。

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在西部为埃及、巴比伦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相比这些文明，当时作为爱琴海中的各岛屿、希腊半岛及小西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带的古希腊，属后发地区。古埃及早在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100年间已产生私有制和国家，不仅有了文字，且发明了冶炼技术，最能反映其文明程度、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金字塔在公元前2800多年就建造起来了。古埃及丈量土地的技术和占星知识也已达到相当水平。

希腊兴起于伊奥尼亚。因希腊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接壤区，当它兴起时周边各民族早已成为文明古国。希腊实行的奴隶制民主，特别是雅典政制时期，在城邦奴隶主阶级（身份高贵、拥有财富、享有特权——拥有土地和权力）内部可以有相当的民主。这样它的城邦奴隶制形式较之于别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奴隶制也更发达，更具有青春气息和进取精神。于是，他们很快将埃及和巴比伦的丈量土地的技术与占星知识变成了严密系统的几何学与精确完整的没有迷信色彩的天文学理论。而之所以能这样，还与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和这个地区多民族、多部落有关。一是许多都是不大的岛屿和半岛，任何一个地方经济上都不能完全自给；二是各岛屿之间，岛屿与半岛之间交通在当时都不方便。再不方便也得交往，那就得想办法，这就需要知识。很早就有比较发达的商贸往来和相互之间的战争，贸易往来必然逐步派生出平等、自由和民主；三是战争要克敌制胜就需要计算，知道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和改进武器。实践的需要使希腊人渴求知识，重视知识，使科学得到飞速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讲过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科学与自由、民主从来都是不可分的，因为不同学术思想的讨论、争论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古希腊奴隶制较之于其它国家与地区的奴隶制有较多的自由、民主，因此它的科学也较其它地方发展更快。希腊人使用铁器早于中国约500年，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菲洛劳斯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绕着某个中心火天体而运动，每24小时转一圈，并产生白天和黑夜；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人埃拉托西尼斯根据实测推出地球的直径。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先民当时确实还远远落后于他们，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

以中國为中心的东方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之夏、商、周。黄河流域与近东文明发源地不仅相隔遥远，且有大漠和天山阻隔，交通往来极为不便，吸取其文明根本就不可能。这样，中国古代文化就全靠我们的祖先在实践中摸索，自己创造，故进步就极缓慢。四大发明，因中国人口多，经验的主体多，故发现的几率比人家自然大。再就是中国早期实行的是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靠天吃饭，商品交换不仅在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始终不发达。这种生产方式很难提出对高度发达的思维能力和先进科学技术的要求，这也是我国当时科学技术落后于当时古希腊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空前专制独裁，严重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

二

下面我们再从中西文化奠基人不同的出身背景看他们怎样造成了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

西方文化奠基人与后续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有两个异常明显的特点：一、绝大多数是贵族出身，可以无生计之忧而潜心于思辨的探究；二、除苏格拉底外他们都是大科学家。他们以学术为乐趣，以求真为旨归，把人生的意义归结为求知，把求知当作人性的表现，把人格高低的象征看作是人生意义的实现，把做知识分子看作最高尚的人生道路，把能否在知识的海洋中为人类作出贡献是人生的最大幸福。近代西方科学家就变化无穷的自然现象探求其不变的规律，揭示其数学结构，终于造成人类知识的不朽伟业，其最初灵感都是受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所启发。古希腊的哲学家于天文、数学、物理都有很高的成就。如毕达哥拉斯就是著名数学家；亚里士多德集西方古代学术之大成，其生物学的研究差不多是西方实验科学之典型，他曾把数学、物理学这些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伦理学、政治学）与创制科学（诗学、修辞学、辩证法）作为所有科学——即哲学的总称。

这实际上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只有吃饱了、穿暖了才能讨论玄而又玄的哲学。古希腊哲学家大都出身于贵族，他们无生计之忧而潜心于思辨的探究；二是古希腊哲学是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重视科学，并且可以说科学技术在当时的古希腊达到人类顶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他们不满足于宗教神话，进而要想探究天地万物的根源。哲学于此时开始，受科学影响很深，它一旦产生，又深刻影响并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就是说，西方哲学就是与科学融为一体的。哲学（ДИАЛЕКТИКА），爱智，其涵义相当于近代所谓科学。因为那时只有这么一门学问，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而上学（МЕТАФИЗИКА，物理学之后）一词出现之后出现了分化现象。不仅西方文化奠基人那里是这样，西方近代的一些学问大家也同样为大科学家。如笛卡尔就是解析几何的发现者，对光学与解剖学也有自已的贡献；斯宾诺莎是一位光学家；莱布尼茨首创了微积分；洛克于生物学、医学有很深研究；康德早年在大学就讲授过数学、物理学、自然地理、人类学等课程。直到当代，像罗素、维特根斯坦、波普尔、马赫这些人也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一般人只知道是伟大物理学家，其实他还有非常深刻且独到的哲学思想，他早年在哲学上下过苦功夫。相对论是理论物理问题，更是哲学问题，完全是通过思辨推导出来的。大哲学家培根也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誉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西方哲学与科学同源，初期二者不分，最早哲学问题是天地万物的根源。“一与多”、“变与不变”都是思辨争论的中心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西方文化奠基人完全是从好奇心出发，目的是为了求“真”。“ДИАЛЕКТИКА”词根就是对话、辩驳，这些贵族出身的人，聚到一起就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发表各自的意见。如果出现不一致的认识，有人就要驳斥对方的不同看法，千方百计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指出对方是错误的，把对方说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于是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对方如果不服，就会千方百计地反驳。光说不算数，还要设法用别的办法来证明自已的话，这样认识标准问题就自然而然提出来了。于是就出现了像伽利略所说的那样，一千条理由驳不倒一个事实，而一个事实却可驳倒一种理论。因此，古希腊哲学一开始抽象思维的层次就很高，富有探究和批评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的为知识而知识。因此，能不囿于传统，不屈服于权威，崇尚推陈出新，不故执己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一传统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形成了。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思想就不同于自己的老师柏拉图；康德对费希特是有恩的，后来费希特嫌康德唯心得不彻底，提出了更彻底的唯心主义路线，即自我设定自身，自我建立非我，达到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以此来猛烈攻击批判康德，把康德气得要死。再如波普尔年轻时就崇拜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等人，后来除爱因斯坦未遭到他的批判外，其他人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批判中实现了自已的超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思想，把学术不断推向前进。这也是西方批判精神强，科学发展快的秘密。由于这种哲学内容远离实际应用，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却容易使之概括能力强、抽象层次高。西方又进行了文艺复兴，提倡人的权利、自由，彻底解放人，牢固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它提倡道德，是为了使人变成真正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既有丰富的感情又有很高的理性的人。一句话，做个真正高尚的人。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文化的奠基人的出身及其创立文化的时代背景。

我们中国的文化创始人为士人出身，家中鲜有恒产，孔子少贱，庄周家贫。他们从小生活在下层，看到的是人们劳苦一生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有的还卖儿卖女，遭到大灾，到处逃荒要饭。更有甚者，闹到人相食的地步，军阀混战，男子还要替他们卖命。他们比一般人多学了一些东西，不愿在农村受苦受难甚至受到死亡威胁，于是提出了“学而优则仕” [2]。学好了，就去当官，实在当不上官，就做人家的幕僚、食客。这不仅可以解决温饱，还可以光宗耀祖，这种倾向在“废拙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达到了极致。实际上，这是一种“形而下”的思想，对下可以避免受苦受难甚至杀戮，对上可以光宗耀祖。这种对社会的反映根本无须有很深的认识，只要对自己服务的主子和自己有利即可。而在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可能使我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得到提高的机会，但都白白错过了：先是后期墨派与先秦名家，继而是西学东渐的时候，再就是“五四”运动时期。

有人说我们不是出了屠呦呦吗？有国人得了诺贝尔奖，这确是值得骄傲的事。但我们如果实事求是地讲，这毕竟是属于实践科学的发明，而且它有很多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的结累，与爱因斯坦所作的科学发现是不同的。

说我们抽象思维能力不强，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如陈景润等，还有很多到西方学成归来的人，他们不仅在西方学到了人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学会了西方学者的思维方法，如何泽慧、束星北等，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认识到，归根到底科学技术、创新才是国家进步的根本。于是派出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现在不少学成归来，不仅业务很好，抽象思维能力也特别强，如潘建伟等人，这就为我国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西方文化奠基人与中国文化奠基人创立文化的背景迥然不同，在认识世界的方法上也根本不同。在西方文化史上认识论、方法论的著作多如牛毛，如工具论、新工具、纯粹理性批判，等等。很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里已提出了相当完备的形式逻辑，而欧几里得几何就是运用形式逻辑的一个典范。而我国除先秦名家和后期墨派有很少这方面的东西外，儒、释、道反而对于名家和墨家的这种有限的形式逻辑的思想进行了强烈的、不正確的批判，于是导致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中形式逻辑的思想非常贫乏，无怪乎我国明清思想家也说我国创新少。之所以出现如此的结局，就因为我们的文化奠基人缺少西方文化奠基人的那种“由数达理”的公理化的形式逻辑和思维方式。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科学所以停滞不前，用徐光启的话说，“旧《九章》中亦有之，第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3]85，“《几何原本》之六卷始卒业矣，至是而后能传其义也” [3]82。施威策对中国有那么古老的文化却没有发展为现代科学技术感到不可理解，爱因斯坦在回答施威策的这个疑问时这样认为，不好理解才是正常的，如果它有了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好理解了。爱因斯坦给施威策的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奇怪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4]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君子远庖厨”[5]。

我觉得，在爱因斯坦上述所提出的制约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之外，还应补充一点，这就是中国缺乏科学技术的形成所必需的法治环境。

把对在知识的海洋中作出贡献的多少看作是人生意义大小——这是西方文化奠基人的基本信条，他们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当了马其顿国王，恳请老师去总理国家大事，他一口就拒绝了，他继续他的科学研究。为此，他的学生还给他派了500士兵，为他收集资料。爱因斯坦为犹太复国，在美国不辞劳苦、辛勤奔波，但是当犹太人请他回去担任国家元首时，也被他拒绝了。西方文化为西方人牢固树立的榜样就是德谟克利特所说的，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而我们中国人即使做了博士、博士后，只要听说可以去当官，即使是一个小科长也趋之若鹜。

西方哲学概括能力强，抽象层次高。如西方哲学家留基伯很早就把世界的本源抽象成了单一的原子。我国是金、木、水、火、土，前者是看不见的，后者都是实有，充满了感性色彩。中国人讲道德，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你看都是结论性的，都是感性直观的东西。再看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他的讨论因为有选择权，所以就有道德职任，把伦理道德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更是企图把它写得像几何学那样，原理与原理之间一环扣一环，把社会科学当自然科学做。

我国文化奠基人创造的这种重世用而不重玄想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聪明和智慧主要表现在具有很强的感性直观的能力和凭直觉正确地把握事物的能力上，而不表现在揭示事物本质、事物与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那种特别思辨的抽象思维能力上。这种主要凭直觉把握事物的特征，决定了我们得到的知识是整体的而非分析的，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往往也是表面的，不深刻、不精确的，不易得到关于事物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方面的系统知识。根据这样的认识来作决定，往往现出一种直接性，容易陷于头痛医头、顾此失彼的境地，常常缺乏高屋建瓴的考虑，总是摸着石头过河或认为逮住耗子就是好猫。这种文化好面子，重虚荣：经济稍有发展，宾馆、商场盖得越大越好，就是为了争“亚洲第一”“世界第一”；请客吃饭，不上几十道菜，不吃得剩下大半，不表现对客人的热情大方，主人就没面子；在农村有了点钱，不是考虑如何扩大再生产，而是争相盖住宅楼，搞攀比，即使没有钱，举债也要盖；领导为了自己的业绩，对硬件建设非常热衷，而对需大量投入而又不可能很快看到回报的教育、科研和环保等软件建设缺乏兴趣。一句话，顾眼前多，考虑长远少。在知识方面，表现为我国术荣学萎——在古代就拥有极为丰富的各种实用技术，但在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却不多见，更未能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也是现代科学更为落后的原因。不用说，西方很早確立了知识产权制度，我们国家有些地方至今有了发明还搞父传子这一套，这也不能不说是我们落后的一个原因。

在西方文化那里，“知”与“德”、“无知”与“恶”是相等同的，“知识即德性，无知即罪恶”[6]。在中国文化中，讲“善”不仅可不以“真”为前提，还可以抛弃“真”，牺牲“真”，乃至于讲“善”而不许讲“真”。如《春秋谷梁传》就公开提出要：“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7]更有甚者，像在《隋书·刑法志》中那样还公然规定，“陷亲极刑”[8]，指出凡告父母者，不论其控告属实与否，均判以极刑。以上都是只讲善恶、不讲真假是非的典型。中国人就是“求知”，也只是手段。之所以要努力读书，是因为书中有“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是为了“仕”。这里的“优”主要不是表现为有真学问，真正掌握了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而是指是否符合统治者的需要的口味。“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这就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依附于权力，很难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自己要保住饭碗，甚至还想过得比别人好些，有些进取，就必须看主子的脸色行事。主子感兴趣的，就大加引伸、发挥；主子不感兴趣的，就不想、不说。这样的人生目标只能使中国知识分子注意看风使舵、察颜观色。而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容许有不同思想产生，对有不同看法的人总是残酷镇压。普通老百姓只知秦王朝搞过“焚书坑儒”，其实汉有“深文周纳”，晋有所谓的“非所宜言”，唐朝搞过“罗织经”，满清王朝搞过“文字狱”，直到国民党时代还搞“文化围剿”。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整有独立见解的人，哪朝哪代都未间断过。仅清朝乾隆年间制造的文字狱就有一百三十多起，平均一年两起还多。被整的人轻则丢官、遭贬，重则不仅引来杀身之祸，有的还遭至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这种对待好思考、有独立见解的人的惨无人道的做法，把人搞得噤若寒蝉，什么都不敢想。解放后，这样的事还发生了多起。“文化革命”中，“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愚民政策，他们打着“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9]的幌子，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他们还公开反对抠名词、概念——对问题作逻辑思考，他们公开提出“跟着感觉走”，以卖弄浅薄为时髦。

更为重要的是，特别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在人不可能都是圣人的思想基础上，一部全民拥戴的、严格的、完善的，时间相对也比较长的法律体系和一个有效的法律系统，为这些国家较好地提供了较完善的法制环境，保证了这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进行。而我们国家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建立还不久，受中国文化奠基人创造的文化特征的影响，人民中有法不依、执法者执法不严的情况还经常发生，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只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政治与经济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也只有不断寻求创新，政治与经济才能获得长足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2.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202.

[3]徐光启.徐光启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574.

[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5.

[6]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6.

[7]承载.春秋榖梁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68.

[8]魏征，令狐德棻.隋书：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700.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3.

责任编辑：王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