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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吃喝风,这回好像真刹住了

2017-05-08冯伯群

档案管理 2017年3期
关键词:档案局饭店

冯伯群

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不仅缺乏食欲,反而心生反感,说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

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档案局,无论是做档案业务指导工作,还是做报刊编辑工作,出差成了家常便饭。全国各地跑来跑去,怎么也没想到,吃饭竟成了令人发愁的大问题。一脚迈出北京,便成了“上边来人”。地方上高接远送,把你当成了贵宾。待客之道,首推吃喝,当地名贵的菜品,高档的酒水,伴随着主人殷勤的话语,你的饭量、酒量均由不得你自己做主而一再放大。饭菜还好说,这酒真是考验人的真枪实弹了。“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宁伤身体,不伤感情”“少夹菜,多喝酒,听老婆话,跟党走”“我先干为敬,看得起我,您也干了”。酒桌上的话,明知不能当真,但如果你自己定力不足,或者肚子里没有储备足够的酒桌语言,碍于情面,只好自己放倒自己。人家给你备下了好酒好菜,总不能让人家说你看不起人家吧。

出差如果一次只去一个单位,吃喝几顿也还能勉强应付。麻烦的是多数外出,不可能只去一个单位。即便是只去一个省,除了省局和几处下属的市、县档案局,大多还要去当地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部门走一走。特别是随局领导下去检查工作,一次转上一两个省、两三个省是家常便饭。我最多的一次跟着局长转了4个省,跑了一个多月。几乎是一两天就换一个地方,天天要喝酒,顿顿有人陪,车马劳顿不用说,胃先承受不住了。更不用说大吃大喝既浪费时间,又影响工作,有时该谈的事还没谈,人已经喝迷糊了。

有一年遇到一位可称酒仙级的局长,原地没动,17瓶啤酒就喝下去了,这还是前几天因为心脏病发作,刚刚出院的水平,据说最高纪录是43瓶。作陪的两位女将更是豪爽得吓人,大啤酒杯子,满满的一杯白酒,60多度的白酒,一仰脖儿,咕咚咕咚就先灌下去了,第二杯接着续上,等着和你干了。那天晚上是怎么回的宾馆,我是浑然不知。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12点了,来请我们下去吃饭的人已经在门厅等候多时了。

接待客人,搞那么多菜,喝那么多酒,完全没有必要。简简单单吃点儿当地特色的小吃不就很好吗?那年在西安,省局中午的宴请过后,我提出晚上不要他们安排了,局里有我一位同行和朋友,我们一起聚一聚。当晚我们去城里的一条小吃街,边走边吃,边吃边聊,舒服极了。

说起小吃,闹过一个笑话。一次去郑州,省局请吃饭。下面同志给局长报告吃饭的安排,我远远地听见好像说是要去百吃一條街。百吃一条街,肯定是各种小吃聚集的地方啦,想起那次在西北的一次经历,心下不由暗暗欢喜。等到了地方下车一看,有点儿不对头,满街豪华的饭店,阔气的门脸,根本不是吃小吃的那种小饭馆。“不是要去百吃一条街吗?怎么到这儿来啦?”我的话音刚落,局长和他的下属们一阵大笑:“哪有百吃一条街,是白吃一条街。”原来,这条街上都是高档饭店,来这儿吃喝的大多是公款消费,自己不花钱,所以老百姓给起了个名字——白吃一条街。

有新民谣曰:“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民间对公款大吃大喝的讽刺,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一次,在东北一个县里的小餐厅,县长正招呼着我们品尝当地的名吃:“手扯鸡,来来来!”门外却来了一声:“朱门酒肉臭!”主客双方一时尴尬,也只好装作没听见。

其实,请吃的与吃请的一样,也并非乐此不疲,动用公款大吃大喝对双方来说,除了一丝渐渐淡化的自责,也都感觉是一种负担。某地档案局的局长就对他手下分管接待的办公室副主任说过:“以后咱们这个接待工作也得改一改,别一来客人就把人家灌得晕晕乎乎的。”不搞宴请,如何待客,总不好让客人到机关食堂排队打饭吧。饭桌上,某市委一位秘书长说得很干脆:“吃自助餐嘛!”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节约开支,节省时间,又不脱离群众。但从来没见哪里真实行过。就是老百姓也见怪不怪,逐渐麻木了,“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尖锐的讽刺变成了无奈的调侃。

为了这口吃喝,上头发过红头文件,好像还不止一次,明确规定“四菜一汤”,还有过更细的要求,“接待不得上白酒”。但总是上边雷声大,下面雨点小。或者就是干打雷,不下雨。伴随着刚响过的雷声,直径几乎超过了洗脸盆的4个盘子里,雄踞着从澳洲乘飞机过来的龙虾、渤海香蕉般个头的大对虾、东海名贵的东星斑、南海的珍珠蟹。虽然此地距海边数千里地,餐桌上却推出了一场被主人戏称为“四小龙齐上阵”的精彩节目。而白酒被称作饮料,“对策”战胜了“政策”。

说起“对策”,我也当过一次“导演”。那年去青海,来到互助土族自治县,闲聊中得知当地有一种吃食“嘎面片”,意思与北京的片儿汤近似,同样有名的还有本地的土豆,说是又沙又面。我灵机一动,大胆建议,今晚用餐,告诉宾馆不要再弄什么宴席了,就做这两样东西最好。当时也倒不完全是出于廉政的考虑,来青海前,已经去过了宁夏、甘肃,下一站还要去新疆,一路走一路吃,真有点儿吃不消了。等一上桌,我就傻了眼,宾馆做的菜肴一样不少,额外一盆面片,一盆土豆,是县档案局的同志回家做了再端过来的,人家宾馆的餐厅根本就不做这两样东西。我自作聪明的建议,成了弄巧成拙的瞎指挥。宾馆那边一点儿没省,反倒给档案局的同志添了麻烦。这算是一个教训,今后出门儿再也不敢瞎出主意了。其实前些天在某地时,一位领导在餐桌上就说过:“下去了,给什么就吃什么吧。”他话里有话,我却没用心体会。

退休之前几年,调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去外地出差的任务少了许多。本想着吃喝这副担子该歇歇肩了,不料根本歇不成,区别是主与客掉了一个过儿,过去是出去吃别人,现在是在家请别人吃。来自全国各地的档案工作者,不管什么名目,凡来北京,我们这家档案馆几乎是必到之处。一个星期来好几拨儿,同一天同时接待两三拨儿也是常有的事。每到旅游旺季,国家档案局都下发通知加以劝阻,效果嘛,与“四菜一汤”的文件基本一致。

逢有饭局,多数得有一位馆领导出面。一般的客人安排在故宫西华门外的泽园饭店,有点儿头面的客人还得去上点儿档次的地方。王府井的四川饭店、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北海公园的仿膳、和平门的全聚德、隆福寺的娃哈哈……个别常去的地方,馆里善交际的司机跟他们都混得脸儿熟了。请客吃饭,中午不得休息,晚上不能按时回家,来的是生人,饭桌上又不好冷场,还得没话找话说,别提多难受了。但来了客人,怎么也得请顿饭吃,那些年整个社会就是这么一个风气,公款吃喝成了习惯,成了规矩。陪客,成了几位馆长的负担,其中我的负担似乎还要更重一点。一是年龄相对较轻,被认为比较抗折腾;二是在国家档案局那边工作时往外跑得勤,认识的人比较多,来馆里的客人有不少干脆不通过馆办公室,直接跟我打招呼,自己躲了不露面,说不过去。面对这种没有规矩的规矩,弄久了,我的心又有点儿活泛了,吃饭搞简单点儿不行吗?在青海那回,是自己出主意,结果是人家做了主,这回在自己家门口,该自己说了算了,于是本人做主的公款吃喝有了三次创新。

第一次,华北来了一位客人,多年的熟人。记得我在局里工作时,还请他去过有名的粤菜馆子新阿静,那时改革开放不久,粤菜饭店风头正劲。落座之后,客气加礼貌,我把菜谱递过去,他用手一指,我吃了一惊,心下暗暗叫苦,那是一道“龙虾三吃”。那顿饭3个人花了780多块,当时档案局办公大楼里工资级别最高的副部长级干部,一个月也到不了这个数。

有过这次龙虾垫底,我信心满满地领他去吃北京的特色风味,饭菜合一的卤煮火烧。不料大碗一端上来,看见里面的猪肠子、猪肺,他就说:“我不吃下水。”我顿时没了方寸,尴尬之中,不知他是否想起了几年前的大龙虾,自己找了个台阶,说可以吃里面的火烧和炸豆腐,这才算是勉强圆了场。

第二次,胶东来了一位局长,老乡也是老朋友了。我每次从他那里回京,临上飞机之前,他都要交代餐厅炸一兜子小鱼,北京叫舌头鱼,我们那边叫小沓板儿,给我带上。也是在档案局那边上班时,我不止一次接待过他,就是他手底下的人来,我还请他们去过晋阳饭庄吃香酥鸭。记得上次他来京时说过,常来常往的,别又是酒又是菜的弄这么大排场,吃点儿老北京炸酱面、炒饼就最舒服。这和我算是心灵相通了,加上我调来第一历史档案馆不久,公款请客还是有点儿顾忌。为了饭桌上活络一点儿,我叫了一位处长作陪,局长和他的一位同事,4个人去了一家小饭铺。这位处长堪称美食家,对老北京的吃食颇有研究。他介绍说,炒饼里的配菜不能用大白菜,必须是洋白菜才是正宗的做法。炒饼上来,恰如其说,虽是家常饭菜,也要有点儿说头儿,还真是有面儿。但这位局长看着炒饼却不动筷子,说是他不吃葱、蒜。这一下可把我说愣了,山东人不吃葱、蒜,还是山东人吗?我虽然不是山东出生,但父母、祖辈都是山东生人,我们家吃饭,除了早点,几乎每顿饭都少不了这两样,我出差到老家那边去,不论多高级的宴席,大都会有一盘葱段、一盘蒜瓣,配上一小碟黄酱。再说这炒饼,炝锅时不下葱花,起锅前不放蒜末,有这么做炒饼的吗?作陪的美食家也傻眼了,不知说什么好。服务员过来解围,说是本店还有饺子。什么馅儿?猪肉大葱,不行。猪肉白菜,肯定有葱花,也不行。韭菜鸡蛋,这下总算是可以了。

第三次,日本冲绳县公文书馆仲村洋子馆长来访。我陪她游长城、十三陵,中午在昌平六亭饭店用餐。下午回来的路上,她提出可不可以到农贸市场看看,去哪儿呢?最好比较顺路,也不能太脏太乱,坏了国家形象。她见我没有马上回答,改口说,如果不容许,就不去了。这说的什么话,中国现在是改革开放了,再说农贸市场也没什么可保密的。我跟司机一琢磨,想起来了,熊猫环岛附近有一处农贸市场,室内的大棚,也还干净整齐,就去那儿。市场里有卖心里美萝卜的,我买了两个,卖萝卜的小贩把萝卜切得像一朵花似的,仲村馆长和她的随员大湾女士很高兴,又问起烤白薯。这可不太好找,天色已晚,送她们回酒店了。第二天,烤白薯没找到,我带她们去了护国寺小吃店,既省钱,又有新鲜感,也算外事接待的一项创新。豌豆黄、芸豆卷、姜汁排叉、艾窝窝,几样小吃效果不错。就是豆汁儿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一股发酵后的酸臭味儿,她们连连摆手,接受不了。为了证明这东西不是坏了,我和司机把她俩的那两碗分着喝了。没几天这事传了开来,有同事拿我开心:“冯馆长,给日本人喝豆汁啦,不怕人家说你们中国的饭馆卖腐败变质的东西啊?国际影响很不好呀!”

三次创新,虽算不上彻底失败,但也绝对说不上成功。从此往后,我也没了心气,把西北的那位领导说的话改一改:“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吧。”

十八大召开,中央八条下达,我已经退休了,八条贯彻得如何,也没切身体会。直接的感受是离退休老同志春秋两季外出旅游时,中午在饭店的吃喝,改成了每人一袋面包、鸡蛋、矿泉水等。虽不如酒桌上吃喝热闹,倒也方便自在,且袋子里内容不少,水果、酸奶、火腿肠,吃不了带回家,与小孫孙、小孙女共享一把,也是天伦之乐。今年年初,又改了回去。说是馆领导虑及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还是安排饭店就餐,家常便饭,给大伙吃口热乎的。

进饭店之前的车上,老干部处的小陈处长,再次给大家交代,就餐不备酒,要求大家也不要自己买酒。不要串桌,不要大声聊天,安安静静自己吃自己的,不要让人一看,就是一个单位的人在公款吃喝。现在民间有热心人专门四处巡查,发现有公款吃喝的,拍了照片捅上去就麻烦了。

这真是有点儿新气象了。小陈刚调来老干部处不久,原来一直在办公室工作。我在馆里的时候,外边来人,安排参观、联系饭店、调配车辆、申领支票、确定陪餐人员,一应活计都是他们张罗。有时忙得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现在怎么样了?小陈告诉我,现在来人用不着安排吃饭了,连盒饭也不用准备了。来人也都知道,到了饭点儿,人家自己就走了。

这真让我一之以惊,一之以喜。惊的是这延续多年的公款吃喝风竟然真的刹住了,我发自内心地叫好。喜的是现在的馆长该好当多了,可惜我那时没赶上。

其实真正令人高兴的是党风的切实好转,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倡廉,真抓实干,确实干出了样子,抓出了成效。以前说起公款吃喝,不管是请吃的,还是吃请的,都觉得没办法治了。现在看来,过去还是没有真正下决心,只要真下决心,现在不是也办到了吗?

从整治公款吃喝这一件事上,让我们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了信心,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也有了信心。

中国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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