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伊琛

他写作新诗，靠的不是想象和虚构，是“我看见”

于坚会将生活中的“盐巴”变成诗。

4月22日，他获得了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6年度杰出作家”。评委会认为，于坚“以文会心，为文招魂，写诗、作文、立论，皆自由挥洒，辞直义畅。他居边地数十年，独持己见，一意孤行，如今个人细语终成高论宏裁”。

于坚最初走入大众视线，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首《尚义街六号》。“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凡人琐事，用口语道来，细节极富幽默感。

《尚义街六号》写的是于坚青年时代的生活和友谊。他在昆明居住，和诗人朋友们合办诗刊《他们》，给《大家》的诗歌部分组稿，在《云南文艺评论》当编辑，业余时间大多用来创作诗歌。

一些诗人不认为那是诗，指责他将诗的音韵美、形式美、语言美、意境美统统抛弃；很多读者不认为那是诗，在他们眼中，诗应该是徐志摩的“轻轻的我走了”，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是朦胧而抒情的。

为什么诗只能是抒情者的风花雪月，而不能写盐巴？于坚不服，他在诗中罗列琐碎与日常。这样做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以他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都在试图反叛感伤传统，开凿新诗的新路子。

尽管被誉为“口语写作”领军人物，于坚却觉得通过口语和书面语将诗坛分派无意义，语词只是材料，处理它们的方式才是诗人的真本事。

从关注云南人文地理的“高原诗”到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第三代诗歌”，再到“更注重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阶段，于坚的作品在不同时期自然地发生转变，就像一棵不断生长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