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林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说：“在果戈理笔下的圣彼得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任何事情都会发生。”的确，圣彼得堡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了人类创造精神的非凡可能性——作为俄罗斯城市中的“后起之秀”，圣彼得堡（1703年建成）的整体设计灵感来自彼得大帝所钟情的威尼斯、凡尔赛和其他欧洲都市；参与建城计划的工程师、设计师和雕塑家们来自荷兰、意大利、法国等不同国家，融合了巴洛克、洛可可、哥特式多种风格；城内河流交错，桥梁纵横，享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誉……多元的文化结构使它在世界城市之林中独树一帜。这座“可能之城”在俄罗斯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仅次于莫斯科，有时甚至远远超过莫斯科。从最初的荒芜沼泽到后来的文化名城，圣彼得堡先后涌现出大量的文学个体并形成颇具规模的文学集团，特别是在20世纪，圣彼得堡俨然成为一座“文学之城”“诗人之城”。而在所有关于彼得堡的诗歌中，曼德尔施塔姆的“文化之诗”尤为突出。

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俄罗斯白银时代阿克梅派代表诗人。他于1891年1月3日生于华沙，童年和大学时代都居住在彼得堡，1938年12月27日死于苏联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二道河转运营（该死亡日期为当时官方公布，实际日期已不可考）。在诗人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彼得堡是最重要的描写对象：“彼得堡的历史与文化，它的匀称和谐的建筑，传统的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和西欧文明渗透的结果所形成的反差，从童年起就给曼德尔施塔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彼得堡成了贯穿于诗人几乎全部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汪介之：《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1995）曼德尔施塔姆诗歌中的彼得堡及其象征意义先后经历了三次转变。

彼得堡首先作为多元世界文化的载体出现在曼德尔施塔姆诗中。“作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沙俄帝国的首都，当时圣彼得堡的建筑、行政、社会生活甚至语言（法语是宫廷用语）都受到其他国家文化的极大影响。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它是俄罗斯欧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圣彼得堡文学地图》，2011）正是在这座容纳着丰富文化元素的城市里，曼德尔施塔姆度过了他快乐的童年，赴法、德留学归国后，又于1911-1917年间进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罗曼语-日耳曼语专业学习。曼德尔施塔姆的文学启蒙生发于中学时代的捷尼舍夫商业学校，在老师吉皮乌斯（象征派诗人）影响下，他开始写诗。

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记忆中，彼得堡及其各类建筑具有极大吸引力，他在自传《时代的喧嚣》中说：“七八岁时，彼得堡的整个地界，这些花岗石和木质的街道，城市的这个温柔的心脏，及其广场上，及其树木葱郁的花园……尤其是参谋总部的拱门、参政院广场和荷兰式的彼得堡，总使我感到有着某种神圣和喜庆。”这一切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素材，在1913年创作的《彼得堡诗行》中，曼德尔施塔姆写道：

政府大厦那堆黄色的地方，

混沌风雪久久不停地飞旋，

法学院学生又坐在雪橇上，

呢大衣一裹，神气活现。

轮船入港越冬，碇泊在岸边。

太阳照亮船舱厚厚的玻璃。

俄罗斯——像船坞中一艘装甲战舰——

这只巨大的怪兽在艰难地喘息。

而涅瓦河畔——有半个世界的大使，

有海军部大楼，阳光照射，一片静谧！

政府身上那件紫红袍，硬如铁石，

很可怜，像一件粗陋的毛布外衣。

北方冒牌绅士的负担十分沉重——

这是奥涅金当年那古老的悲伤；

在元老院广场上——有雪浪汹涌，

有篝火的浓烟和刺刀的寒光……

小舢板带起水花，海鸥飞来，

拜访存放麻绳的库房堆场，

那儿有蜜水和梭子面包卖，

几个装腔作势的老粗在闲荡。

一串汽艇飞快地驰入雾中。

自尊而又谦卑的行路人，

怪汉叶甫盖尼，也耻于贫穷，

他吸进汽油烟，诅咒着命运！

（智量 译）

政府大厦、海军部大楼和元老院广场皆为彼得堡的代表性建筑，曼德尔施塔姆通过对它们的描写，绘成了一幅关于彼得堡的整体画像。我国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对该诗作了精妙解读：“诗中可以看出感情的冷峻、形象的具体等阿克梅派的诗歌倾向，与此同时，也显露了曼德尔施塔姆努力与历史和文化交融的独特尝试，诗中提到的奥涅金和叶甫盖尼，都是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青铜骑士》）中的人物，他们的出场，扩大了诗的纵深感。此外，此诗以严谨的形式细致地描写彼得堡，这一手法也是俄语诗歌中后来所谓的‘彼得堡传统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另一首诗《海军部》（1913）中，曼德尔施塔姆生动地描绘了彼得堡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海军部大楼：

肮脏的杨树在北方的首都懒懒地伫立，

透明的刻度盘在树叶中迷失，

一片深色的葱绿，巡洋舰或者卫城

在远处闪现，仿佛是河水与天空的兄弟。

空中的帆船和娇气的桅杆，

像马车似的为彼得的后人服务，

他教导说：美——不是半神者的怪念，

而是普通的细木工贪婪的目测。

上帝友善地赋予我们四种元素，

但自由的人卻创造了第五种。

这艘被纯洁地建造的方舟，

难道不是否定了空间的优势？

任性的水母愤怒地吸附着，

铁锚在生锈，就像被扔弃的犁铧；

镣铐的三个维度就这样被砸断，

于是，全世界的海洋都敞开！

（汪剑钊 译）

海军部大楼是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岸边建设北方首都的计划核心，是彼得堡的象征之一，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的设计与建造集中体现了人类不可思议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并充满了希腊古风的特色——“海军部前有一个道地的古典式门廊，其上饰有吹号天使的浮雕，金色的柱顶上有快帆船的侧像，也许，这道门廊就是曼德施塔姆对所谓世界文化所持态度的最好象征。”（布罗茨基：《文明的儿子》）在著名诗人布罗茨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看来，曼德尔施塔姆对希腊和罗马世界的认同感集中体现了他对无国界文明的向往和追求，而海军部大楼正是这种无国界文明的代表性作品。

彼得堡而后作为古典传统文化的记忆萦绕在曼德尔施塔姆笔下。彼得大帝雄伟的政治理想一方面使彼得堡成为俄罗斯“面向西方的窗口”，另一方面也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注定遭遇不安的命运。随着一系列战争和革命的爆发，彼得堡数度陷入动荡与更迭之中，特别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俄罗斯与德国是敌对国，而圣彼得堡的“堡”字源于德语发音，故当局决定把城市改名叫“彼得格勒”[“格勒”即俄语град，和俄语中“城市”（город）发音相似，多见于斯拉夫国家的城市名后缀中]。这一易名行为在昭示反抗决心的同时，也反映着彼得堡作为“多元世界文化的载体”开始发生改变——走向斯拉夫民族的单一性和保守性。但秉持“艺术无国界”思想的曼德尔施塔姆却难以接受这种改变，在他此后的创作中，仍以“彼得堡”称呼“彼得格勒”，“彼得堡”是他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传统文化的记忆，不过已经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我们将死在透明的彼得堡（1916）

我们将死在透明的彼得堡，

那儿，普西芬尼是我们的女皇。

我们一哀叹就吞进了死亡的空气。

每个钟点都将成为我们的死期。

海上女神，严厉的雅典娜，

摘掉你巨大的石盔。

我们将死在透明的彼得堡，

那儿普西芬尼是女皇，而不是你。

（杨子 译）

在这首诗里，“彼得堡”是“透明的”，是空无的。作为实体存在着的已不是“彼得堡”而是“彼得格勒”，昔日的“彼得堡”如同一座海市蜃楼，随时可能会消失。曼德尔施塔姆对战争的态度无疑是悲观的：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雅典娜难以继续守护“圣彼得堡”，象征死亡的冥后普西芬尼取代了雅典娜，彼得堡及其子民笼罩在死亡的阴霾中，他们的一呼一吸不是在维持生命，而是在吞噬生命。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1918 年，苏维埃政府决定将首都从彼得堡迁至莫斯科，这一年，曼德尔施塔姆创作了《在可怕的高空》：

在可怕的高空，一朵流浪的火焰，

难道星星就是这样闪烁？

一颗透明的星星，流浪的火焰，

你的兄弟，彼得堡，正在死去。

在可怕的高空，大地的梦燃烧，

一颗绿色的星星在闪烁。

哦，如果你是星星，也就是水和天空的兄弟，

你的兄弟，彼得堡，正慢慢死去。

一艘巨大的轮船在可怕的高空

疾驶，伸展开翅膀——

一颗绿色的星星，在美妙的贫穷中，

你的兄弟，彼得堡，正慢慢死去。

在黑色的涅瓦河上空，透明的春天

被折断。 不朽的蜂蜡在融化。

哦，如果你是星星——彼得堡，你的城市，

你的兄弟，彼得堡，正在死去。

（汪剑钊 译）

“你的兄弟，彼得堡，正在死去。”作为沙俄时代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通过连续的反复，哀叹着彼得堡的坠落。它光荣的历史如流星般划过天空，走向黑暗和消失，诗人对此感到无比悲戚和哀伤。这种悲伤情绪在1920年的《在彼得堡我们将再次相遇》中更加明晰、深刻：

在彼得堡我们将再次相遇，

我们曾像太阳躲藏在城里，

平生第一次，我们将道出

那个幸福的无意义的词。

在苏维埃之夜的黑丝绒中，

在全世界之空旷的丝绒中，

幸福的妻子们亲爱的眼睛在唱，

不朽的花朵在不停地开放。

都城像野猫一样拱着背，

纠察队站立于大桥，

只有凶恶的摩托在暗中疾驰，

并发出布谷似的鸣叫。

我不需要夜间的通行证，

我也不害怕岗哨：

为了那幸福的无意义的词，

我将在苏维埃之夜祈祷……

1920年11月25日

（刘文飞 译）

曼德尔施塔姆曾在《时代的喧嚣·孩童的帝国主义》中写道：“我最初的彼得堡的童年，是在真正的帝国主义的标志下度过的。”彼时的彼得堡，处处显示着一座帝国之都应有的威严与雄壮。但1918年迁都之后，它就不再是俄罗斯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特别是1924年列宁逝世后，为了纪念列宁，“彼得格勒”又改名为“列宁格勒”，曼德尔施塔姆在一系列作品中表达了对这种变更的抵触。在中篇小说《埃及邮票》（1927）中，曼德尔施塔姆刻画了一个混乱、糟糕、恶心的彼得堡：“彼得堡宣布它自己是尼禄，真是令人作呕，就好像它正在喝下一碗用死苍蝇做的浓汤一样。”当时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空气十分紧张，曼德尔施塔姆于1928年的“抄襲事件”之后，对文化界心灰意冷，他越来越缅怀那个曾经的彼得堡及其文化氛围。1930 年，以他和故乡城市经历的变化为题材所作的《列宁格勒》最能代表这种复杂的感情：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北岛译）

這位深爱着“彼得堡”的诗人，此时已经被作家协会告知不能继续住在列宁格勒，这对他而言无疑是十分沉重的打击和惩罚。一年之后，曼德尔施塔姆对彼得堡更是失望至极：

救救我，上帝，帮我活过这漫漫长夜：

我担惊受怕，

我和你的子孙也许都有生命危险——

生活在如今的圣彼得堡，

正如长眠于漆黑的棺材。（1931年）

创作这首诗的时候，诗人深知自己已无力改变一切，只能通过诗行来抒写内心的不安。1934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因一首讽刺诗以及“阿·托尔斯泰耳光事件”被捕，随后被流放至乌拉尔的切尔登，秋又转到俄罗斯南部的沃罗涅日，在这里，他写下了许多笔记：

《诗章》——沃罗涅日笔记

我的国家扭着我，糟蹋我，责骂我，从不听我。 它注意到我，只是在我长大并以我的眼来见证的时候。 然后忽然间，像一只透镜，她把我放在火苗上，以一道来自海军部锥形体的光束。

在这首诗里，诗人曾经最推崇的、彼得堡的标志——海军部，成为消灭他的武器。诗的最后一句传达出一种被巨焰灼伤般的强烈疼痛感。对曼德尔施塔姆而言，最大的夙愿是能长眠于圣彼得堡，但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诗人最终孤独且神秘地死于一个距离彼得堡非常遥远的地方，至今尸骨不明……

俄国文学评论家维克托·柯里弗林曾说：“对曼德尔施塔姆，一个地名一旦和他发生某种关联，就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名称而已。”曼德尔施塔姆以人道主义的精神，记下了彼得堡所经历的时代动荡和历史疮疤。他的这些“文化之诗”让彼得堡更加熠熠生辉，也使自己获得了彼得堡的“永久居住权”——他的灵魂将永远诗意地栖居在彼得堡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