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企业越来越多地应用互联网，随之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网络闲散行为。网络闲散行为是网络怠工是员工基于网络平台而产生的一种工作场所偏差行为。本文回顾网络怠工的起源、定义及测量；对网络闲散行为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回顾，提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并对未来研究发展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互联网；网络闲散行为；工作越轨行为

一、引言

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便利，在组织运行中也是如此。互联网不仅帮助组织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还促使市场生产和服务更加有效。虽然互联网给组织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这些技术性的网络进步不但提升了员工的工作产出率及效率，同时为员工的网络闲散行为，即在工作期间进行某些与工作无关的上网活动，提供了机会。目前，国外学者对网络闲散行为的研究比较丰富，国内对于网络闲散行为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权威且成熟的研究。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回顾网络闲散行为的内涵、维度与结构，及其相关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一方面对网络闲散行为的研究作梳理总结，另一方面也为其他学者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网络闲散行为理论的含义

网络闲散行为（cyberloafing）一词来自于Kamin（1995）的研究，Kamin使用“Cyberloafing”来指代员工在工作期间上网娱乐的工作偏差行为（Kamin，1995；Quinion，2005）。后不同研究者对该类行为冠以不同名称并做出不同界定。如Guthrie和Grey（1996）称之为垃圾计算机行为（Junk Computing），即以一种不符合组织目标的方式使用信息系统行为强调其无用性特征。Marron（2000）从网络闲散行为的危害性出发将网络闲散行为定义为：“员工在工作时间网上娱乐从而浪费时间与公司资源的行为”。Mills和Hu（2001）将网络闲散行为定义为：员工在工作时上网娱乐或为了个人目的而使用网络的行为。Lim（2002）为网络闲散行为是员工在工作时间自发地使用公司网络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站以及收发与工作无关的邮件的行为。Lim对网络闲散行为的定义得到了广泛的引用和论证。此外，还有学者指出，“与工作无关的计算机行为（non-work-related computing，NWRC）”该说法，并将其定义为员工为了个人的或组织目标不直接相关的目的而使用组织网络资源的行为（Lee & Lim，2005）。

我国对网络闲散行为研究的起步较晚，学者徐阳（2000）最早注意到了西方社会的网络闲散行为现象。梁志（2006）認为网络闲散行为是指企业员工通过网络在工作时间进行个人娱乐活动和非法传播从而导致消极怠工的现象统称。王群、陈永进等（2011）将这种工作偏差行为称为“非工作上网行为”，并定义为员工在工作时间因非工作需要而进行的上网行为，比如聊天、网上购物、浏览新闻以及发送私人电子邮件等等。

通过在知网上查阅文献，笔者还发现，在我国普遍将“Cyberloafing”翻译为“网络怠工”，只有极少数人将其翻译为“网络闲散行为”。对于“网络闲散行为”这一关键词的搜索，近年来知网收录的文献也不超过10篇，可见，就我们目前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对于“网络闲散”或“网络闲散行为”行为的研究不多，也不够深入。

三、网络闲散行为的分类与测量维度

（一）网络闲散行为分类

对网络闲散行为的分类，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Lim（2002）将网络闲散行为划分为主要的两类：一类是浏览类，包括浏览体育、新闻、投资、娱乐、成人等非工作相关网站，网上购物，以及下载非工作相关信息等；另一类是电子邮件处理，包括收取、查阅以及发送非工作相关邮件。

Anandarajan（2004）认为员工及管理者创造了三种不同的网络闲散类型的集，包括破坏性网络闲散，比如网络游戏等；休闲娱乐性网络闲散，比如网上购物或无目的网上冲浪等以及个体网络闲散学习，比如访问专业小组，搜寻企业新闻等。

Stanton（2009）把网络闲散划分为五大类，包括：从事个人电子商务，即查看股价或电子银行，网上购物，在网上进行个人商业行为等；进行私人交流活动，如私人电邮、利用进行交流、参与私人新闻小组或发布信息等；互联网浏览，如阅读网页新闻，查询个人兴趣信息等；上传下载个人用途文件，包括使用网络或P2P下载或上传文件等；网络游戏，比如玩在线游戏等。

（二）网络闲散行为的测量量表

与网络闲散行为相关的测量早在反生产行为或工作偏差行为的测量中已经涉及。然而，网络闲散行为作为工作偏差行为的新形式显然具有独特之处，并且网络闲散行为虽然在普遍意义上认为其具有一定损害性，但也有学者研究认为网络闲散行为同样具有积极的一面。因此，有学者为网络闲散行为的测量开发了量表。

目前对网络闲散行为的测量设计的测量量表主要有单维、二维和三维三种。

1.单维度。对于网络闲散行为的单维度测量一般集中在网络闲散行为的目的上，即一般测量的是网络闲散的目的。Pablo Zoghbi Manrique de Lara等（2006）在研究反网络闲散行为时采用五个问题测量工作中的网络闲散行为，该量表包括“在工作中，使用网络浏览网页和电子新闻来帮我寻找个人信息”“下载私人或家庭使用的软件或文件”等内容。此外，Cornrliu J 和Mariette E（2014）在试图研究个人使用网络行为的积极影响的时候也采用了单维度六问题量表进行测量，测量内容包括“我会在工作期间查看与工作不相干的电子邮件”“我会在工作期间发送个人邮件”“我会在工作期间浏览具有娱乐性的网页”等。

2.二维度。Lim（2002）从员工在工作时间使用互联网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站、发送个人邮件这两个维度编制了10个测量项目的二维量表，信度为0.88。其中浏览活动有7个测量项目，个人邮件有三个测量项目。Blanchard和Henle（2008）通过因素分析法将网络闲散行为划分为轻微网络闲散行为与严重的网络闲散行为两种，并将轻微的网络闲散行为定义为员工工作时对邮件和网络的普遍使用，并且员工不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适当的；而严重网络闲散行为是指那些滥用或违法使用网络的行为，并编制了22个项目的5点量表。

3.三维度。三维度量表有Blau，Yang和Ward-Cook（2006）开发，在Lim的基础上增加了互动性网络闲散行为：需要与人或电脑软件进行虚拟的或实际的同步互动的网络闲散行为活动，设计16个项目，总体信度0.88。

四、网络闲散行为相关变量

（一）影响因素

综合现有研究目前学界，对网络闲散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可以从人体因素、组织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方面阐述。

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个人背景因素、个人认知因素和个性特征三个方面。个人背景因素方面，研究表明个体的性别、年龄、上网技巧和生活习惯等都可能影响个人的网络闲散行为。Morahan-Martin（2001）认为男员工网络闲散行为高于女员工。个体认知因素方面研究表明，个体的组织公正感、责任感、组织规范感、组织控制和组织惩罚的知觉、怠工严重性认知等认知因素对网络闲散行为有一定的影响。Lim（2002，Lim & Teo，2005）研究表明，个体认为组织越公正（分配、程序、互动三者越公正）则网络闲散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但个体组织公正感与网络闲散行为关系还受中和技术、害怕惩罚的心理、规范冲突的调节或中介作用。个性特征方面，Jia（2008）认为，从人格中的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可以显著预测网络闲散行为，越外向的员工越有可能产生网络闲散行为，越自律和乐于助人的人网络闲散行为的可能性越小。

环境因素包括工作环境和组织管理环境。关于组织管理环境影响网络闲散行为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组织情境特点的影响，包括组织制裁、组织监视、工作压力源、互联网使用政策、工作过程中所需上网时间等。研究表明，上级对网络闲散行为的控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即组织监视与网络闲散行为呈显著负相关。此外，研究表明组织制裁越严格、组织监控越完善、互联网使用政策越明确，越不可能出现网络闲散行为（Henle，Kobu，& Booth，2009；Jia，2008）。

社会因素也会对网络闲散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表明，包括社会认知、社会道德规范以及网络闲散严重性认知范围等社会因素都会对网络闲散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结果变量

网络闲散会带来低下的工作产出率，对企业效益造成一定的损害，因而被认为是工作场所越轨行为。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是指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员工随意行为，该行为威胁到企业或其他成员的利益，或同时损害到两者的利益。因此，对于网络闲散行为的研究一般都是针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上网管理对策研究，极少数对其结果变量的影响。

但是，也有学者试图针对网络闲散行为对其积极效应进行研究。Lim在一项与博士生Zhu Jinlong合作的调查中，发现早上经历消极情绪的人在白天上网闲散之后称感觉好转并在一天结束时感受到更积极的情绪。Clark（2000），Snandarajan，Simmers等人（2011）從另一个角度来研究网络闲散行为对解决工作—家庭的积极效应，他们研究表明，员工网络闲散行为可以帮助解决工作—家庭冲突。但是Cornelius J. Konig（2014）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网络闲散行为对于解决工作—家庭冲突的作用不大。虽然实证研究网络闲散行为对于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作用不大，但是不能排除由于样本选择、测量方式等不同产生不同的结果。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的研究回顾，不难看出，国外对于网络闲散行为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其也没有得到完全地统一。国外多是采用Lim提出的对网络闲散行为的定义进行研究，且在进行实证研究时也是多采用Lim开发的二维量表，或者在基于Lim开发的量表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开发研究。我国对于网络闲散行为的研究很少，仅有少数学位论文对网络闲散行为进行了研究，大多集中在对网络闲散行为的文献综述或对其量表开发上，或者是针对网络闲散行为提出上网管理对策，对于网络闲散行为的实证研究少之又少。同时，由于“Cyberloafing”一词是由西方学者提出，因为我国对其的研究没有达成一致性，国内学者在翻译该词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很多学者将“Cyberloafing”翻译为网络怠工，少数学者将其翻译为网络闲散行为。对“Cyberloafing”一词没有达成一致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学者对网络闲散行为的研究。

（二）展望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网络闲散行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网络闲散行为本土化和跨文化研究。由于网络怠工的研究主要源于西方国家，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是社会基础，强调竞争、契约平等交换不同，我国集体主义文化强调顾全大局、自我牺牲，“以和为贵”，为社会做贡献，在人格特征上，中国人内敛、含蓄，这种差异对网络怠工的表现形式、内容、强度，网络怠工的形成和发生程度等方面可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可见，通过对网络怠工的跨文化研究，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网络怠工的影响因素、发生过程和表现形式，不仅可以丰富网络怠工形成机制理论，而且还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策略，使其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第二，探究网络闲散行为的积极效用。现有的对网络闲散行为的大趋势都普遍认为网络闲散行为对组织或个人的生产力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凡事都有利有弊，由于我国现阶段提倡“互联网+”战略，企业引入互联网帮助工作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要重视网络闲散行为在互联网时代的应用，不应只探究网络闲散行为的消极作用，还应该探究网络闲散行为的积极效用，利用网络闲散行为解决家庭—工作冲突，提高员工满意度，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效率等。

第三，将网络闲散行为与“互联网+”相结合。“互联网+”是我国近年来极为重视的部分，网络闲散行为恰恰是基于互联网的基础上形成了，因此，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合理利用网络闲散行为，将网络闲散行为与“互联网+”相结合也是未来可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Anandarajan，M.，& Simmers，C.A.Constructive and dysfunctional personal wed usage in the workplace： Mapping employee attutudes[M].Personal web usage in the workplace：A guide to effectiv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2004：1-27.

[2] Blau，P.M.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 New York：Wiley，1964.

[3]戴春林，季慧丽，毛丽红.网络怠工研究：回顾与展望[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4，12（03）：418-422.

作者简介：

徐何晴（1993- ），女，湖南永州人，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