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西方当代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研究”（SCWY16-01）。

摘 要：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是时代的产物，现代文明出现的各种危机催生了女性反乌托邦小说的产生。它有力结合了现实女性的生存境况，大胆预测未来人类社会可能出现的两性危机与生态危机，从而对既定两性秩序和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进行深刻批判与反思。因此探寻女性反乌托邦小说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可以有助于女性乃至全人类关注自身的未来发展，从而促使人类反思如何构建人与自然以及两性之间的和谐秩序。

关键词：女性主义反乌托邦；乌托邦思想；女性主义

作者简介：杨茜（1982.1-），女，四川成都人，硕士，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美国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3

一、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产生渊源

1.乌托邦思想与女性主义的关联

乌托邦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雏形。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公元前390年完成的《理想国》书中也描绘了乌托邦思想，书中构建了一个崇尚真理平等的理性国度。而真正“乌托邦”一词的出现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于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从“乌托邦”一词的希腊语词源来看，它的涵义是“好的无有之乡”或者“乌有之乡”。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认为：“乌托邦是一种来自远方（或未来或另一神秘国度）的暗示，是为当下社会悬设的一个道德价值尺度，使人们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和审视。”[1]女性主义所追求的“乌托邦”与乌托邦思想的目标不谋而合：创造一个没有父权压迫，消除了两性二元对立的世界；彻底改变女性的“她者”和“第二性”地位，使女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平等主体。从而，“乌托邦精神是女性主义的根本精神。因为真正的两性平等在历史上从未存在和实现过，女性主义者便在理论上和作品中建构一个没有性别压迫的理想社会模型。”女性乌托邦小说往往表达了人类社会对未来美好生活和理想王国的憧憬与向往。[2]库玛也认为：“女性主义与乌托邦的结盟是水到渠成之举。也许女性追寻乌托邦是难以避免的。她们还能在哪里找到自由与平等呢？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赋予她们实质性或象征性的平等。”[3]正因为如此，乌托邦思想成为女性主义的精神来源。女性主义与乌托邦思想的结盟代表了每个历史时期女性对理想社会的深切愿望，对一种理想两性关系的追求与向往。

因此，乌托邦思想便成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源泉。从18世纪英国作家萨拉·鲁滨逊·司各特的《千年圣殿》到19世纪玛丽·布莱德里·雷恩的《米佐拉：一个预言》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她乡》以及伊丽莎白·艾斯凯尔的《克兰福德镇》，再到20世纪60年代玛吉·皮尔西的《在时间边缘上的女人》和娥秀拉·勒瑰恩的《黑暗的左手》。这些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多以女性为主人公，探讨如何改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存在状况。尽管小说对女性理想社会的构建有不同表现模式：小说《她乡》希望建立一个男性完全消失的社会，《黑暗的左手》希望建立一个女性“雌雄同体”的世界，又或者《克兰福德镇》欲建立一个男女共存但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总言之，正如美国学者玛琳·巴在《妇女与乌托邦》中明确指出，“乌托邦主义所倡导的重构人类文化正是女性主义写作的目的。”[4]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表达了女性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图景，表达出对父权社会的强烈不满，并且用文学作品的方式体现了女性作为“人”的独立平等人格的价值观。

2.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的兴起

上述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所呈现的“理想社会”的景象给予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以慰藉和鼓舞，同时也为打破二元对立建立新的两性秩序做出了积极与美好的展望。美国学者露西·萨吉森（Lucy Sargisson）提到：“女性主义也具有激进的颠覆潜力，正因为如此，它从乌托邦中找到一个得心应手的批判的位置……通过从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写作或者写作时指向一处乌有之地，乌托邦女性主义者摆脱了父权学术的限制。”[5]当乌托邦文学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逐渐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乌托邦小说对美好社会的描绘受到现实与人类的质疑。现代文明暴露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宗教之间的斗争危机、人类信仰缺失危机等等。人类在追求“乌托邦”这样一个理想“天堂”时，逐渐发现最初设想的“理想国度”已经慢慢消失。相比较于传统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讴歌，新型的女性反乌托邦小说却对未来世界表现出深深的忧思。现实与理想的分离与对立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的出现。例如娥秀拉·勒瑰恩的《無依》（1974）、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1980）、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女仆的故事》（1985）以及《羚羊与秧鸡》（2003）等。这类小说用辛辣的讽刺与悲观的语言构建出未来女性世界中的种种弊端，小说反映出女性在追求独立平等的女性王国时往往出现手段与目的相悖，她们采取了激进而极端的方式建立女性“乌托邦”，最终反而使自己陷入被动的牺牲品，从而给女性乃至整个社会以警示和反思。

二、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发展历程及特点

1.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发展历程

反乌托邦小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一种独特文学艺术。有学者指出：“反乌托邦文学作品将现实社会的丑恶加以延伸构筑成一个幻想社会以未来可能发生的恶果向现世的人们发出警告。警示是此类作品的主旨所在。”[5]因此，反乌托邦小说通过对现代社会人性与自由、人的存在方式与价值、社会文化结构、极权主义、科技伦理等方面的深刻描写与反思，展现给人类未来社会人性丑恶与道德价值沦丧的画面，从而给当代人警示。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是反乌托邦小说的一个分支。

女性反乌托邦小说的兴盛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1980）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女仆的故事》（1985）。多丽丝·莱辛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同时也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最负盛名的女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她们的作品用辛辣而悲伤的笔调暗示了激进女性主义过分追求女性平等与独立的恶果，同时勾勒出未来社会愈演愈烈的两性不平等秩序。进入21世纪后，比较经典的女性反乌托邦小说当属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 （2003）。

多丽丝·莱辛的《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虽然不是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但却是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经典著作之一。小说通过科幻形式描写了两性关系的矛盾冲突，它颠覆了传统女性乌托邦小说中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憧憬。故事发生在广袤无垠的星际空间，该空间按文明程度从低到高由六个区域构成，第一区域最高，第六区域最低。女主人公艾尔处于第三区域，该区域是一个和睦友爱的母系王国，艾尔便是母系王国的王后。男主人公本阿塔处于第四区域，该区域是一个充满战乱纷扰的男权王国，本阿塔便是男权王国的国王。两个区域本无交集，各自在自我领域里隔离封闭生活。同时从区域等级来看，母系王国明显优于男权社会。然而，当第三区域母系王国的艾尔被迫嫁给第四区域男性王国的本阿塔后，她才意识到第三区域并不比第四区域优越和平等，并不是她们所期望的完美的女性乌托邦。小说意在暗示女性在追求平等独立权利时，如果采用的方式手段不恰当，反而会造成恶果。同时警示女性如果安于现状，怠于变革与创新，最终还是会走向极端。

《女仆故事》是阿特伍德的第6部长篇小说。该小说被看作是一部政治性科幻小说，很多评论家把它与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相提并论，被称之为“女性主义的《一九八四》”。《女仆的故事》借用科幻文学形式，将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投射到小说所描绘的未来男性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吉里德共和国。小说假想了吉里德共和国的男权统治者为了解决人口锐减危机，将该国妇女按功能分为：“女佣”、“女仆”、“非女人”、“训导阿姨”等等。女主人公奥弗雷德是一个“女仆”，“女仆”实际上就是专为统治者生育孩子的机器。故事主体部分是女主人公奥弗雷德的录音，通过叙述自己如何被迫成为“女奴”后在将军弗雷德家的种种经历，披露该国诸多违背伦理与常理的社会现象。小说中另一位激进女权主义者奥弗雷德的朋友莫伊拉则代表了另外一类女性。她们誓死与男性斗争，憧憬建立一个父权制度完全消失的女性“乌托邦”。然而在与父权制度作斗争的过程中，屡次失败，最后只能作罢。小说通过这个激进女性主义形象暗示：“女性处于牺牲品的可悲地位，她们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们没有设法寻求促使两性关系和谐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与此背道而驰的极端做法。”[6]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并未给女性提供协调两性关系的良方，她只是以反乌托邦小说模式提示世人未来社会可能会出现的灾难性景象。

《羚羊与秧鸡》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一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它生动地描写了人类在贪欲和妄想的驱动下促使科技畸形发展从而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本身是一个具有深切生态女性意识的作家，她在作品中深刻痛斥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制世界观，极力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因此，阿特伍德一直关注着加拿大女性在当今社会中生存与追寻自我的命运，描述了她们的困境与选择、迷惘与突破、探索与幸存之路。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具有传统形象，又在男性主宰的文化中始终具有异化感的女性。其著作《羚羊与秧鸡》主人公的母亲莎伦便是经历了由顺从到沉沦再到觉醒直至最后毅然离家出走的自我心理重建历程。因此，这个时期的女性反乌托邦小说主张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挖掘小说所包含的生态危机和性别歧视的元素，探寻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种种天然联系，考察自然和女性在父权制文化背景下的生存困境，解析父权制的压迫性观念框架下人类对自然和女性双重统治背后的“统治逻辑”。

2.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特点

纵观上述女性反乌托邦小说的发展历程，总体来说，女性反乌托邦小说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男性世界的极权统治。在《女仆故事》中，“吉里德”是极权社会的代名词。在这样的极权社会中，男权统治者对女性进行等级和工具划分，女性最终成为男性统治者的奴隶。女性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自由与思考的权利。统治者规定女性每天除了购置基本的用品可以外出，其余时间只能待在牢笼般的房间里。女性被剥夺读书、交流和工作的权利，每天忍受孤独与寂寞。正如乔治·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所描绘的极端压抑的大洋国社会一样，党通过“新话”、“双重思想”和“思想罪”三种过滤手段，按照极权意志发挥着“社会过滤器”对人类主体意识的限制作用。

2）人性的异化。女性反乌托邦小说中反映出女性最基本的人性与存在价值的沦丧。在《女仆故事》中，“女仆”的存在价值完全体现在其生育功能，她们成为化解国家人口锐减的生育工具。由于毫无感情基础的生育行为导致她们情感扭曲与人性异化， 最终成为男权统治秩序的牺牲品。美国学者凯特·米勒在《性政治》书中明确表示，“男女性别角色定位是男权制为维护‘性政治而通过家庭、社会、宗教、神話等途径向女性强加灌输的，让女性视母性为其天职，自愿为男性牺牲自我。”[7]男性统治的极权社会试图让女性接受毫无感情的生育行为，剥夺女性对情感的追求。女性反乌托邦小说通过虚构女性受压迫场景让社会与女性认识到未来社会女性可能面临的人性本质的缺失，即人的独特性，具体来说就是情绪、情感和思考。

3）科技与生态的失衡。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凯伦·华伦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与对女人的压迫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终极意义上讲，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即：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等机制。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框架上的。”[8]女性反乌托邦小说把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男人对女人的统治联系在一起，让社会和全人类反思未来的自然生存环境与人文生存环境。因为两性关系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一旦处理不好，其结果会影响全人类的发展。女性反乌托邦小说描绘了很多科技与生态失衡问题： 科技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化学污染物以及放射性物质对女性和男性生育能力的影响、核电站泄露事故等等。正如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麦茜特指出：“人类对自然界的不断占有和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正使人类逐渐丧失其赖以生存的家园，最终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反思、批判和超越男权思维，重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关系。”[9]

三、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把女性主义与反乌托邦思想有机结合，对未来理想两性关系的“乌托邦”社会加以颠覆与重构，让人类认识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仍然会因性别在就业、职业晋升、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遭受歧视。女性反乌托邦小说把这样的不公正现象映射到小说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中，从而给全人类警醒。另一方面，女性反乌托邦小说把生态问题与女性解放结合起来，探讨如何建立人与自然、两性关系、科技与生态和谐发展。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的发展虽然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但是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带来人们相应的幸福指数增长。相反，现代科技文明却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精神情感的空虚。人类在得益于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要认真谨慎思考人类如何与自然母亲和谐相处，同时也要反思两性关系和谐共处的模式。因此，女性反乌托邦小说所表现出的对未来社会的生态和两性忧思对当前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贺来.乌托邦精神：人与哲学的根本精神[J].学术月刊，1997（9）：17.

[2]刘英，李莉.批判与展望：英美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历史使命[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1）：55.

[3]Krishan Kuman，“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Utopia： The Search for the Ideal Society in the Western World， eds. Schaer Roland， Gregory Claeys and Lyman Tower Sargent. New York： New York Public Libr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2

[4]Barr， Marleen and Nicholas Smith. Women and Utopi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M]. Lanham， Md. ：UniversityPressof America，1983：1.

[5]傅俊，陳秋华.从反面乌托邦文学传统看阿特伍德的小说《女仆故事》[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99

[6]Tatiana Teslenko， Feminist Utopian Novels of the 1970s： Joanna Russ and Dorothy Bryant[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75.

[7]Kate Millet. Sexual Politics [M]. London： Virago， 1977：23-57.

[8]Karen Warren.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s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1.

[9]刘英，王雪. 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4）：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