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01

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分析韩少功的《爸爸爸》是学界一直以来持有的一种观点，其落脚点是遥远的巫觋文化和楚国文明。同样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张承志的作品是否也可以用集体无意识来窥探一二？

“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所获得过，它们的存在完全得自遗传。”遗传带来多黑发黄发的差别，带来高矮胖瘦的差别，同时也带来民族宗教的差别。信仰虽然是一种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但我们不能否认遗传的因素。

张承志是一名伊斯兰教作家，他曾在《在中国信仰》一文中说：“宗教文明的接续——究竟更多地是由于信仰的原因，还是由于血统的原因，是很难说清的。至少迄今为止的现象是，血统的感情，比思想的认知更显得有力。”因此，分析他的作品，难以规避其穆斯林身份。

张承志出生在一个回族家庭，后期上山下乡的地点又在内蒙、宁夏、西海固等伊斯兰文化聚集区。伊斯兰教的克己卫道、追求精神的纯粹等特性，经过血脉的流传，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体现在张承志的作品中。

法蒂玛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她将父亲送给自己的新婚礼物，送给了穷人，自己则穿着破旧的衣裳进行婚礼。法蒂玛是博爱的象征，是伊斯兰最完美的信士，穆斯林最完美的女性。张承志在《黑骏马》中塑造的索米娅形象就是现代大草原上的法蒂玛。勤劳善良的索米娅被奸污后，成为了母亲，为保护自己的孩子，她攻击了看似要威胁到自己孩子的主人公。多年后，和“我”离别时，索米娅突然撼人肺腑地喊了一声“巴帕”，又突然以热烈兴奋的声调对“我”说：“你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送来吧，我养成个人再还给你……”

索米娅的无私、博爱和坚强，是伊斯兰信徒心中法蒂玛的重要品质。更重要的是，索米娅的无私和博爱，是多少透着些不可思议的，臻于“超我”的境界。张承志在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下，完成整个伊斯兰教的卫道工作，这种近乎理想化的人格品质，在张承志的笔下是合理的，这是传统信仰作用的结果，而非人们所认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分析张承志作品的第二个维度便是他的牧民身份。理解这一点，必须要厘清一个概念。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祖先生命的残留”，这里的“祖先”是谁的祖先？我们是炎黄的子孙，尧舜的后裔，除此之外，西方的祖先是不是我們的祖先？如果承认，将侵略过我们的高鼻子深眼窝的西方人看作祖先，颇有些“认贼作父”的意味；如果否认，我们“地球村”的概念将失去其存在的根基。此处的“祖先”，指的是全人类共通的生命的最初形态。张承志的牧民身份，并非是由于他出生在一个牧民家庭，生活之草原上，放牧为生。相反，他出生在北京的家庭中，除了上山下乡的十几年生活在草原上，他的大部分生命消耗在都市中，然而他却以牧民的身份融入到了草原之中，从而继承了草原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张承志在解释他的作品《AK baytal》时，说到“不是脱胎于纯游牧民生涯的人，不可能理解白的绝对纯洁，绝对理想、不可实现、圣、绝美。”张承志对于白色的痴迷看似难以理解，但如果结合蒙古人对于白色的崇尚，就理所应当了。蒙古族认为，白色为“伊始”，所以古代的蒙古族把春节称为“白节”。直到今天，他们仍把旧历的一月称为“白月”。西方更是向往白色，牧师白色的袍子，白色的婚纱，白色的礼服……张承志不是蒙古族人，也并非基督教人，但仍有“白色情节”。这种情节来自人类共通的集体无意识，以一种近乎玄妙的方式，反应在他的思想中，最终体现在作品上。

从伊斯兰文化入手是分析张承志不可规避的维度，然而想要厘清张承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必要将其放置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维度中。根据王向远先生在《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中的观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作家官吏化和官吏作家化的二元特性，中国知识分子即“士”阶层自古肩负的责任便是“载道”，这一思想贯穿在各个朝代的作家思维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张承志无法避免的沿袭了这一惯例，比如他在《满山周粟》中呼吁伯夷叔齐精神的重塑，就是对“士”文化的呼应。对于高尚品德的追寻尚可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力，然而更为重要的一点，这是他作品中不断表现出的求索精神。

《北方的河》中，主人公追随黄河深入内地，追寻知识；《黑骏马》中，白音宝力格离开草原，追寻现代文明。而《心灵史》中，作者通过对回族历史的重塑，追寻安拉，追寻信仰。他的作品中的多个主人公，都是痴迷于某一种类似知识或信仰的，自己不甚熟悉的东西，不惜千里跋涉，亲自去探索，去追寻。张承志常常抛下北京的舒适生活，不满足于在浩如瀚海的图书中得到的知识去到往黄土高原的沙沟里，风餐露宿，与农民用方言彻夜交流。正如孩童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总是本能的去探索，这种行为可以解释为好奇，抑或是人本能的探索欲望。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出于探索的欲望，吃下了禁果，探索欲望战胜理智精神是一种人类共通集体无意识，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胡适并非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理解，但仍远赴重洋并自觉接受西方白话文学，李叔同并非不精工于诗词，但依旧钻研佛法与绘画。张承志虽然有先进的思想，并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斯兰文化的熏陶，但他同中国传统文人一样，并不满足于一方面的成就，而是追求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艺术绘画等多方面的探索。体现在笔下，便形成了多个不断探索追寻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