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中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100089］

韩国诗话引论汉代诗文评析

⊙韩中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100089］

韩国诗话从王氏高丽时开始，至今连绵不绝，它具有广博复杂、详略相融的面貌。韩国诗话当中对汉代诗文的引用和论述相对其他时代较少，但单独来看却依然丰富，而且原始而浓烈。韩国诗话对汉代诗文的论述体现在政治、艺术两种倾向，严肃细致的考辨以及对文学性方面的探讨。

韩国诗话 汉代诗文 两种倾向 考辨 文学性

韩国诗话的构成比较复杂，有的是专门的诗话论集，而更多的是内容博杂的掌故随笔，或者器物风俗当中涉及了诗话。这里面既有中国诗歌及其他，也有韩国汉诗及其他，有的各自独立，有的则混合在一起。在韩国诗话的具体引用和论述中，有的诗话是作者独创的，而更多的是整理、抄录，尤其到了朝鲜王朝后期以及之后。在诗话的具体作用上，有的是针对某个问题的详细探究，而有的则是材料的梳理与罗列。韩国诗话的这些比较明显的特色是与作者的个人处境以及国家、民族的现实相联系的。但是，诗话也经历了从家国情怀到近代以来的现实关怀意识淡化。当然，这其中有的就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韩国诗话特别注重考辨，这是严肃细致的学术态度。韩国诗话在论诗当中则关注诗的源流、特点、作法以及知识等相关内容。不过，韩国诗话中也有一些误读与错误的地方。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韩国诗话对于汉代诗文的引用和论述，包括引用、考证与辨析。汉代以辞赋为最盛，五言诗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七言诗的写作还在预备当中，关于诗歌的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因此，韩国诗话论述汉代诗歌较少，而更多的是引用汉代诗文材料。我们的目的就是试图揭示韩国诗话引论汉代诗文中的一些内容、特征、方法。

一、诗话中的两种倾向

韩国诗话自最早的《破闲集》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政治倾向，主要是品评关注政治现实、个人际遇；二是艺术倾向，主要是品评针对艺术方面来谈，包括考证与艺术风格。这两种倾向在开始的时候以政治倾向为主，那时正是王氏高丽时代（918—1392）。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论诗话也多是要联系现实，包括对宫廷、佛教、儒家的态度。一直到了李氏朝鲜时代，论诗话则主要以艺术倾向为主，甚至到了大韩帝国、日占时代以及“三八线”分治后的今天。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韩国自身文学文化的发展演变，也与诗话作者所处的时代及个人兴致有关。

兴，或雌鸡化为雄，或鸡生三足，如是者不可胜记。《京房易》妖占曰：‘君用妇人言，则鸡生妖。’汉元帝时雌鸡化雄，不鸣不将。议者以为王妃将为后，贵始萌而尊未成。”这里的引用汉代材料已经被当作一个先例，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政治证据了。金正国（1485—1541）撰《思斋摭言》：“按《汉史》，萧望之为御史，意轻丞相，遇之无礼。张汤为御史，每朝奏事，日旰乃罢，丞相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二者贤否虽不同，均之倨傲专擅而取祸，古今一辙。君子处身，持敬谦逊，享福之基，可不戒哉。”这里金正国也是联系现实，感慨史事，勉诫自身。金时让（1581—1643）撰《涪溪纪闻》：“文章虽小计，亦关世道污隆。汉之文不及先秦，唐之文不及于汉，宋之文不及于唐，亦其理宜也。……噫！其然欤？余虽不知文章蹊径，亦知斯言之无稽矣。近日号为能文之士，类皆轻佻颠妄之人，自许太过，论议之无伦至此。呜呼！天之将丧斯文邪！这样的论文其实也与历史背景有关。16世纪末，日本权臣丰臣秀吉派兵侵入朝鲜，战争前后持续七年之久，即朝鲜所谓“壬辰倭乱”（中国称之为“万历朝鲜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の役”）。金时让官至判中枢、都元帅，所描述当时的文化气象是真实全面的。这个时期李氏朝鲜的社会是动荡不安的，文章的作用也变得微不足道了，而文人也大多失去先前李老仁所代表的自信精神。洪万宗（1643—1725）在李氏朝鲜肃宗四年（1678）在汉江养病，于病榻中历时十五天写成《旬五志》，凡文中自述多以“我东”开端，分析朝鲜地理方位、物产经济，历数朝鲜兴亡更替之事，满含悲情，更可见民族自主的意识强烈。那时正是清朝雍正帝时期，中国内部也算是乾嘉学派的前期，朴学之风渐兴，都进入对历史与文化的总结阶段。自此之后，除了偶见如佚名（1891年之后）撰《东国诗话》中多有个人悲欢离合的描述。韩国诗话中论汉代诗文的材料中几乎看不到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深刻的个人际遇的描述。

从韩国诗话引录、论述汉代诗文的情况来看，韩国诗话的两种政治、艺术倾向始终并列前行。但是，先前的诗话，尤其是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早期多以政治倾向为主，而自李氏朝鲜中后期，一直经历大汉帝国、日占时期、“三八线”分治时期后的今天，更多是以艺术倾向为主。这中间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一，韩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诗人写作的主题选择。王氏高丽时期的内忧外患对诗人一直是一个无法摆脱的伤痛，而汉代也是内忧外患严重的王朝，自然有很多事件可以相类比；其二，韩国文化的自觉意识。自李氏朝鲜世宗大王（1418—1450在位）统治时期，国家的文化与艺术空前繁荣，并且在这时期还创造了韩语字母“训民正音”。韩国汉诗也逐渐兴盛起来，在这期间韩国诗话的中心逐渐放到了韩国本土诗人上；其三，韩国诗人、评论家的兴致。随着时代的反正，个人意识的觉醒，很多的诗人关注的内容逐渐走向形而下，似乎要沉醉在艺术与知识当中，而评论家们也是如此。总之，从韩国诗话引论汉代诗文看韩国诗话只是一个细微的角度，但这也揭示出韩国诗话走过的历程，面对的问题。

二、严肃细致的考辨

韩国诗话当中很多地方都不照搬中国文本，而能够考辨真伪，论证因革，这种严肃的态度、细致的考论应该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思考。汉代诗文的真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对此问题的探讨自汉代开始就从未中断。民国时期以顾颉刚所谓的“古史辨”为甚，甚至怀疑历史的基本框架。自汉学兴起以来，研究汉代的汉学家们也都不可避免要谈到这个问题，比如美国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就对诸如司马相如《长门赋》《西京杂记》等进行了详细的探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韩国诗话中也存在遗漏、错误的地方。那么韩国诗话具体是怎样考辨的呢？

严肃的评论态度与细致入微的考辨。李奎报撰《白云小说》说：“《诗话》载李山甫览汉诗曰：‘王莽弄来曾半没，曹公将去便平沈。’余意谓此可句也。有高英秀者讥之曰：‘是‘破船诗’也。’余意凡诗言物之体，有不言其体而直言其用者。山甫之寓意，殆必以汉为之船而直言其用曰‘半没、半沈’。若其时而山甫在而言曰：‘汝以吾诗为‘破船诗’，然也。余以汉拟之船而言之也，而善乎子之能知也。’则为英秀者何辞以答之也？《诗话》亦以英秀为恶喙薄徒，则未必用其言也。”这是李奎报对李山甫览汉诗的正名，表现出严肃的评论态度。金正国撰《思斋摭言》：“古人用‘左右’字取意不同，殊不可晓。凡非正之术曰左道，谪官曰左迁。……《汉书》，周勃以右丞相推陈平。又武帝作左官之律，舍天子仕诸侯为左官。自汉至唐，去朝廷为州郡皆曰左迁。”左官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诸侯之官，这是依据上古法；二是降官，贬职，这个在诗文中常常得见。这样的关注是很细微的。权应仁（明宗、宣祖时人）撰《松溪漫录》：“《史记·汉高帝纪》：‘有老妪夜哭曰：‘吾子，白帝之子也。今赤帝子斩之。’’人皆以白帝为秦皇。秦皇以水德王者也，乃黑帝，非白帝也。《雨山墨谈》云：‘项羽封西楚伯王，所谓白帝者指项羽也。此盖谓刘兴项亡之兆也。’斯言必有所据矣。”这里，权应仁提出了关于《史记》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此处权应仁论述及引用中有很多遗漏与错误。其一，《史记·汉高帝纪》应为误，据司马迁《史记》应为《史记·高祖本纪》，未见“汉高帝纪”也；其二，权应仁说“人皆以白帝为秦皇。秦皇以水德王者也，乃黑帝，非白帝也”，《雨山墨谈》云：“项羽封西楚伯王，所谓白帝者指项羽也”，明确“白帝”等于“秦皇”或“项羽”，“黑帝”为“秦皇”，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史记》中已经明确说明了他们是白帝、赤帝的“子”，非“帝”本身。再则白帝为古代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主西方的神，而赤帝为主南方的神。其三，此处所抄非《史记》全文，《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於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

这里司马迁说“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这里五帝指什么呢？从《史记·五帝本纪》看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史记·项羽本纪》：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

苗裔是指后代子孙的意思，那么司马迁怀疑项羽为舜的后裔。《史记·高祖本纪》：

这里司马迁说有“蛟龙”出现于汉高祖出生之时。那么综合以上来看，首先，韩国诗话中权应仁以及《雨山墨谈》的解释都是不对的；其次，关于《史记》中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看出司马迁有所寓意于其中，但还不能说清楚，因为汉代有些材料就是不可靠的。

通过以上对韩国诗话关于汉代诗文的考辨可以看出，韩国诗话具有谨慎严肃的态度，总是能在细微处发现一些或是理解上的偏差，或是字句上的不符合。因为汉代的诗文本身真伪问题就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必须要细致考察。但是，我们也发现韩国诗话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引用文字时有的不是全文，至少不是某个片段的全文，还有就是理解上存在的误读，这方面也是正常的。总之，韩国诗话对汉代诗文的考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三、论诗文的文学性

韩国诗话自然是主要对于诗歌、诗人以及诗派的评论，当然也包括一些掌故逸事。韩国诗话对于汉代诗文的论述涉及方方面面，或者诗的源流、分类、特点等等。我们知道，汉代主要是以辞赋为最盛，五言诗的发展还在缓慢进行当中，七言诗更是刚刚展露。关于诗歌的理论，有《诗大序》以及散见在各类作品中的，并不系统，直到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的出现才划出绚烂的火焰。中韩同属于儒家文化范畴，那么韩国诗话的评价更是联系紧密的“他者的眼光”，对于我们加深了解中国诗歌及其理论具有巨大的现实需要。我们这里主要从韩国诗话论汉代诗文的文学性角度出发。韩国诗话论诗文的文学性随着时间的流转而逐渐发展成具有系统性的诗歌理论体系。为了概括其要点，我们可以将其统一起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其次，论诗文的作法特色风格。李齐贤撰《栎翁稗说》：“古人多有咏史之作，若易晓而易厌，则直述其事而无新意者也。……《乌江亭》云‘：胜败兵家事未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唐彦谦《仲山》云：‘千古孤坟寄薜萝，沛中乡里汉山河。长陵亦是闲丘垅，此日谁知与仲多。……《韩信》诗云：‘贫贱侵陵富贵骄，功名无复在 荛。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禅家所谓活弄语也。”这里可以见得两点，其一是“禅家所谓活弄语”，之所以这样说缘于此时正是王氏高丽作为元朝一个内属国时期，即王氏高丽作为元朝的征东行省。这个时期是以佛教为主流的，可见佛教影响的方方面面。其二是说明咏史的特色：求新。求新在文字上就是“语言的陌生化”。但是，与其说是求新，不如说是尚奇。因为李齐贤所引论的汉代这些人物就是奇人，所做事为奇事，写他们的诗自然应是奇诗。钟嵘《诗品》评班婕妤诗“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辞旨清婕，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薛涛的诗也可以说是精致华丽，但是蔡琰的诗则不太适合辞藻工丽一说。柳梦寅（1559—1623）撰《於于野谈》：“蔡祯元，儒士也，好古文，虽不自工其文，论文有佳处，尝曰：‘司马长卿《长门赋》记一日之事，登兰台下兰室，朝修薄具，夜梦君王，画阴夜明，极其愁思，毕昂既出，亭亭复明，皆一日之事，以‘究年岁不能忘’结之，此其妙处也。”此处可见炼词的重要性。许筠（1569—1618）撰《鹤山樵谈》：“仲氏论学文章：须要熟读韩文，先立门户；次读《左氏》，以致简洁；次读《战国策》，以肆纵横；次读《庄子》，以究出没；《韩非》《吕览》，以畅支流；《考工》《檀弓》，以约志气；最要熟看《太史公》，以张其横放杰出之态。为诗则先读《唐音》，次读李白，苏、杜则取才而已。”读书学文为诗之说。申景浚（1712—1781）撰《旅庵论诗》包括《诗则》《诗格》《诗中笔例》《诗作法总》，详细论诗歌作法：

图1：申景浚撰《旅庵论诗》“体”㊺

图2：申景浚撰《旅庵论诗》“声”㊻

韩国诗话论诗文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中韩对比，尤其是早期诗话。洪万宗《小华诗评》论朝鲜汉诗与中国汉诗对比。到了后期多是抄录，整理旧诗话。洪重寅撰《东国诗话汇成》就是关于韩国汉诗的专题诗话汇集。佚名撰《诗话类聚》全部抄自中国《古今事文类聚》，然后依据《古今事文类聚》按仙、道士、僧等名目分列诗话，每个诗话的小标题也与《古今事文类聚》相同。金渐（1695—？）撰《西京诗话》评论的对象只限于西京（今平壤），这样的地方诗话是韩国诗话中独有的。李圭景撰《诗家点灯》十卷、续集目录。李氏朝鲜中历经200年左右的和平时期，诗话也变得更为艺术了。植物、动物等广泛罗列，佛经之类稍微兴起。然而，整体看来，韩国诗话论述汉代诗文的源流兴衰意蕴与作法特色风格并不是很丰富，因为汉代诗文，尤其是诗本身也不是最代表汉代文学的文类。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韩国本土汉诗的发展，以及韩国诗歌的兴起都影响了韩国诗话对汉代诗文的关注。因此，汉代诗文也逐渐很少被韩国诗话所提及了。

韩国诗话论汉代诗文的发展变化可以印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韩国诗话处于王氏高丽时期，对外是抵御契丹和金国，对内是宫廷政变的血雨腥风，而后王氏高丽为元朝的内属国。这期间的韩国诗话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引论汉代诗文总是要联系现实，而且诗话家本人的际遇与思考也展露纸背。当韩国诗话处于李氏朝鲜、日占时期、大韩帝国时期，直到南北分治的今天，诗话主要以艺术为主要倾向。而考辨及对文学性的探讨就融合在整个韩国诗话历程中，也逐渐形成一些线性系统。当前，无论中国，还是韩国，都面对着构建新的诗歌理论的现实问题，而整理旧诗话不仅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从韩国诗话就可以看出，中韩之间的诗话交流既源远流长又密不可分，所以中韩之间需要更加紧密合作，互相借鉴，这也是响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㉑㉓㉔㉕㉖㉙㉚㉝㉞㉟㊱㊲38○㊴㊵㊶㊸㊹㊺㊻㊼ 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4页，第16页，第37-38页，第50-51页，第59-60页，第112页，第335页，第403页，第423页，第1540-1541页，第142页，第222页，第6631页，第59页，第416页，第423页，第821页，第822-823页，第950-954页，第1549页，第1598-1599页，第1609页，第382-383页，第520-521页，第585页，第1043页，第1043页，第1062页，第1540-1541页，第1823页，第8788-8789页，第222页，第1023-1024页，第1446-1447页，第3562页，第3565页，第4993页。

②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30页。

⑱⑲⑳㉑㉒（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7页，第348页，第276页，第338页，第341-342页。

㉗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3页。

㉘ （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29页。

㊷ （南朝）钟嵘：《诗品集注》，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㊽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5页。

作 者：韩中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研究。

编 辑：魏思思 E-mail:sisi123_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