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嘉颖

诗话因为本身“杂”的特性，长期以来都作为辅助其他研究方向的文献资料，其本身的关注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著作来讲比较少。白贵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上的一篇论文《在“诗文评”五种模式与诗话之关系浅说》中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小序中提出的五种模式《文心雕龙》之‘究源流、评工拙’，《诗品》之探究诗人师承，品评高下，《诗式》之讲诗歌的形式、作法、技巧，《诗本事》之探讨诗人及本事，《六一诗话》之‘体兼说部’‘集以资闲谈’共同融合成了宋代诗话的特征。”蔡镇楚在《诗话学》中专立一章探讨诗话分类的问题，认为诗话的分类是整个诗话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探讨了章学诚和郭绍虞的分类论，进而得出在现代诗话学的体系中，诗话的研究可以依据内容、形式、流派分类。但由于诗话的复杂性，诗话分类的应该有更多的方法。随着诗话研究视野的放宽，笔者认为诗话分类应该更好适应现代诗话研究。

一、《总目》诗文评和诗话之间的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集部专辟诗文评一类收录了中国古代一些文学批评著作，其中包含大部分比较重要的诗话，在诗文评类的小序中讲到：“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世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建中认为《总目》的这一段“是对‘批评史范式’最早的概括和总结。小序列举的五例，是批评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五种范例或范式：究源流、评工拙的刘勰式，第甲乙、溯师承的钟嵘式，备陈法律的皎然式，旁采故实的孟棨式，还有体兼说部的诗话式”。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其进行细化，除了《文心雕龙》之外，另外的四种体例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对诗歌的批评。李建中认为诗话对诗歌的批评是“体兼说部式”的，这一论断是基于文学批评这一广阔的视野，就诗话的研究来讲，未免失之粗疏。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诗话》中追溯诗话之源，认为“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又言“《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诗话”之定名虽然出于欧阳修，但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诗品》无疑是能被列入诗话的。在著名的诗话总集《历代诗话》中，第一部便是《诗品》，第二部即为《诗式》。对于诗话的研究，实际上是绕不开《诗品》《诗式》《本事诗》的。诗话作为诗歌批评的重要著作，在《总目》中虽然没有自己独立的一类，但是《总目》充分认识到了其文学批评的价值，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二、诗话分类的方法

《总目》对诗话进行溯源以后，依据体例将其分为四种，分别是“究源流、评工拙”式，“备陈法律”式，“旁采故实”式，“体兼说部”式。蔡镇楚在其专著《诗话学》第三章“诗话源流论”中考察了北宋许彦周、清代吴琇、今人郭绍虞对于诗话的解释，然后对“话”字进行了考释，得出“‘诗话’之‘话’与‘说话’之‘话’同义，都是‘故事’之意，由此推而知之，欧阳修以‘诗话’名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法了传统与时风”的结论。蔡镇楚以第一部名为“诗话”的著作为准，认为似欧阳修般重在“诗本事”的属于狭义诗话，以诗论为主的属于广义。前为欧派，后为钟派，而钟派并不始于钟嵘，在时间上以两宋之交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的出现为标志。马歌东在《日本诗话的结集与分类》中讲道：“《文镜秘府论》对日本汉诗文及诗话创作影响深远，且因其保存了我国久已亡佚之古文献而颇受重视，但它毕竟只是一部介绍和阐释中国诗文作法的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诗话。”且不论《文镜秘府论》是中国六朝及唐代诗文论著作的汇编，其内容主要是“天卷论音韵，凡5则;地卷论体势，凡8则;东卷论对偶，凡3则;南卷论文意，凡4则;西卷论文病，凡3则;北卷论对属，凡2则。共25则”，多论音韵、体势、对偶、文病、对属等问题。马歌东把《日本诗话丛书》中的诗话以广狭分，认为是广义诗话的有《文镜秘府论》《诗律初学钞》《初学诗法》《诗法正义》《南郭先生灯下书》《彩岩诗则》《斥非》《诗律兆》《诗学逢原》《艺苑谱》《诗学还丹》《白石先生诗范》《唐诗平仄考》《（附录）诗语考》《诗辙》《诗诀》《沧溟近体声律考》《诗律》《诗格刊误》《诗格集成》《幼学诗话》。《日本诗话丛书》是2014年以前，唯一的日本詩话总集。从这些诗话名称可以看出，关注诗律、诗法、诗格一类的诗话是广义诗话。经过马歌东的考察，“狭义诗话大都以汉文著成，广义诗话大都以和文著成”。同时，日本诗话出于训读的需要还有一个特点，“以初学者为对象的诗话多用和文”。“《总目》一般把诗格一类书放到存目之中，并表示出非常鄙视的态度，如评《诗法源流》强立三十三格‘谬陋殆不足辨’（卷一九七），评《二南密旨》‘议论荒谬，词意拙俚，殆不可以名状’，甚至说，‘皆有如呓语’（卷一九七），评《天厨禁脔》‘是编皆标举诗格，而举唐宋旧作为式。所论多强立名目，旁生支节’（卷一九七），评《少陵诗格》‘是篇发明杜诗篇法，穿凿殊甚’。‘每首皆标立格名，种种杜撰，此真强作解事者也’（卷一九七）。评《木天禁语》‘殆类道经授经之语’（卷一九七）”。马歌东与吴承学同时关注到诗格一类的诗话，日本诗话此类著作多面向初学者，而《总目》中同样因为此类著作不符合馆臣诗学观而仅存其目。而随着诗学研究的深入，此类著作在当今诗话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同时可以看到蔡镇楚在构建诗话学体系过程中更重视诗话史的梳理，从而对狭义诗话作出了与马歌东注重实际诗话研究状况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异的定义。而《总目》在注重“考镜源流”的同时，通过“著录”与“存目”的方式寓其诗话分类观，马歌东对诗格类诗话的分类与定位与《总目》有暗合之处。

三、诗话研究中分类的意义

诗话本身在中国文学史上难以有一个准确的文学分类，对它的研究也常常令研究者因其内容难分类的问题而头痛不已。自诗话诞生以来，除了上述溯源分类法之外，还有编纂诗话别集，如《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历代诗话》等，还有“遍古今诗评杂录，列其说于前，而以全首附于后”的《竹庄诗话》这种体例。吴承学认为，“《总目》特别喜欢这种总集与诗话融为一体，使读者可以把批评和创作结合起来互相印证的诗文评形式”，赞扬“是书与蔡正孙《诗林广记》体例略同，皆名为诗评，实如总集。使观者及其所评与原诗互相考证，可以见作者之意旨，并可以见论者之是非。视他家诗话但拈一句一联而不睹其诗之首尾，或浑称某人某篇而不知其语云何者，固为胜之。惟正孙书以评列诗后，此以评列诗前，为小变耳”。从唐到宋士大夫文学达到顶峰以后，宋以后出现了文化下移的现象，诗话受读者的偏爱，更多的读者希望将批评和原诗结合起来看。这启发我们探讨在现代的诗话研究中，将诗话学术史考量与实际研究区别开来。《总目》中收录清以前的诗话较多，“国朝”诗话录入较少，实际到清代诗话大量涌现，民国也有不少，日本汉文诗话数量也相当可观。蔡镇楚着眼于诗话学体系的建立，从宏观角度出发，他在《诗话学》中提出的“欧派诗话”“钟派诗话”为祁晓明、白贵等人在探讨诗话时经常提及，但“一到清代，在朴学大盛的特定历史环境和学术气氛之中，欧派与钟派互相融合，相辅相成，出现两派合流的情势”。其学生谭雯在《日本诗话及其对中国诗话的继承与发展》中对日本诗话进行了分类研究，分别从诗史论、格法论、本质论、批评论、作家作品论等五个方面对日本诗话材料进行了分类。我们在考虑诗话分类的同时必然要“考镜源流”，但同时也要考虑每一类目下面实际材料的数量。如果把海外诗话也纳入，无疑要讨论在诗话研究中诗话材料的分类问题。

诗话在《总目》有一定的比重，但是大部分诗话被列在诗文评下面，可见只是诗话之中文学批评的内容在馆臣眼中颇具价值。随着诗话在清代的大批量涌现，诗话研究视野放宽到域外，参照类书编纂体例，拆分诗话条目系之以论题有利于古典诗话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