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汉晖［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贵州 凯里 556000］

黔东南当代苗侗文学的创作视野探析

⊙徐汉晖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贵州 凯里 556000］

黔东南当代苗侗文学始终以刻写地方生活和时代精神为己任，无论小说创作或诗歌书写都少浪漫、多写实，从而形成了现实主义主潮。从题材类型看，这些作品主要限于描摹当地风物和日常生活，风雨桥、斗牛场、侗寨楼等民族性景观成为本土作者偏好的文学意象；从表现手法来看，本地少数民族作家青睐平静的叙述与逼真的写实，较少以宏阔的历史事件与复杂的政治元素掺杂作品，倾向于以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笔调做单纯性的文学再现，创作视野基本框限于地域性、民族性和日常性书写。

少数民族 苗侗文学 创作视野

黔东南是一个以苗族和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地的苗侗文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再到多元发展的“新世纪”，黔东南涌现了一批实力不凡的少数民族作家，腾树嵩（侗族）、伍略（苗族）、谭良洲（侗族）、刘荣敏（侗族）、韦文扬（苗族）、顾业才（苗族）、傅安辉（侗族）、潘年英（侗族）、李文明（苗族）、杨曦（侗族）、龙艳（苗族）、莫屈（侗族）等老中青三代，他们以书写地域生活和民族精神为己任，积极表现时代主题和社会面貌，推动了本地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黔东南文学虽处于边缘板块，处于被文学主流话语辐射、被第一创作方阵影响的从属位置，但在本地苗侗作家的不懈努力下，也产生过具有全国美誉度的少数民族文学精品。伍略的中篇小说《绿色的箭囊》《麻栗沟》分别获全国第一届、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腾树嵩的中篇小说《侗家人》1981年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刘荣敏的《高山深涧上的客栈》1985年获全国少数民族短篇小说二等奖，韦文扬的剧本《仰阿莎》2005年获第四届全国戏剧文学金奖，还有谭良洲的短篇小说《娘伴》，潘俊龄的诗歌《金色的芦笙》等作品也获过全国性的文学奖。滕树嵩、伍略、潘俊龄等人的作品还分别入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及《〈民族文学〉30周年精品选》丛书，凡此等等，足以证明黔东南当代苗侗作家创作实力不俗。作为偏于贵州一隅的地方性文学存在，当代黔东南苗侗作家的书写素材主要建立在自身的生活经验上，以地域性、民族性和日常性内容为基本描写对象，“他们的作品不再是痛苦地揭露乡村社会的丑恶，而是热情地歌颂时代的进步”，并积极地融入主流叙事，饱含黔东南特有的地域风情和苗侗文化意蕴。

首先，从题材类型看，无论是以写小说见长的谭良洲、腾树嵩，还是擅长剧本创作的伍略、韦文扬，抑或偏好诗歌抒写的潘俊龄、顾业才，甚至包括精于散文创作的潘年英、李文明等人，他们都沉迷于本地的乡土生活与民族习俗，以此作为创作的第一内容和核心素材。小说《侗家人》《高山深涧上的客栈》《苗家村的斗牛节》《娘伴》《侗家父子》《村寨里的风流韵事》《麻栗沟》等，仅从篇名而言，就与黔东南地域的苗侗文化景观紧密相连，而且全为农村题材作品，主要反映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过程中的新人新事。《侗家人》展现了侗家母女“龙三娘”和“龙三姐”的形象，母亲古道热肠又兼具侠义精神，女儿热情好客又温柔体贴，小说通过侗家母女生活的变化折射出新旧社会的巨大反差。《高山深涧上的客栈》同样重点写“侗家人”，只不过主人公不再是“女侠客”，而是一群敢于仗义执言的牲口贩子，小说表面上描写这群平民英雄震慑与铲除侗寨山村的恶少地痞，实则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由“个体”走向了“群体”。《娘伴》依然写“侗家人”，故事发生在“双噶大寨”，伴娘“阿朵”的纯情明朗犹如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所不同的是侗家女阿朵更能主动掌控自己的爱情，性格磊落坦荡，行事干脆利索。但仔细阅读后可发现，这些作品千篇一律地将人事命运的纠葛呈现于原生态的地域环境中，行文之中到处是吊脚楼、风雨桥、鼓楼、侗寨楼、斗牛场等地域文化元素。虽然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黔东南的“民族风”和“地域味”，但未免使作品显得题材单一、色调雷同。而且，这些乡土题材小说，均以当地的“人”和“事”为轴心，“不能从苗、侗民族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心理去观瞻人性，去反思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惰性心理和落后保守的民族痼疾”，文本呈现的物理空间与作者想象世界的审美空间，都十分狭小。这难免让读者感受到其创作视野与作品的气度、内容的深度一样狭隘与浅显。

其实，文学题材理应丰富多样，作者心灵疆域的广阔程度往往反映在对题材的积累、筛选和应用等技术性环节上。当然，题材虽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与意义，但当某个地域的作者全部使用同一种题材进行创作时，倘若不能超越他们个人的经验世界进行创造性的想象与表达，就会使地域文学走向同质化、模式化的死胡同。“一个民族作家，不仅是民族生活境况的文学代言人，更是人类灵魂的承担者和叙述者，也应该有一双透过文学打量人类的眼睛”，唯有这样的创作视野，才能对符合个人书写经验的题材内容进行无限的文学想象与加工，从而使文本传达出更深邃的内涵。

其次，从表现手法看，黔东南当代苗侗作家都“惯用”客观叙述、冷静写实，小说和剧本创作以传统的现实主义为基本套路，诗歌和散文写作则以抒情为主调，很少尝试使用荒诞、变形、反讽、意识流、黑色幽默等现代写作技法，缺乏一种现代意识和批判精神。如果地域作家的创作手法过于单一、单调或整齐划一，那么必然影响地域文学审美风格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也容易造成阅读效果的疲乏和疲劳。无论剧本《蔓萝花》《锁在深山里的爱情》，还是小说《侗家人》《风满木楼》《娘伴》《蛊》，或者诗歌《侗寨风雨》《金色的芦笙》《木楼灯光》《苗乡傍晚》等都以叙事为主，属于纯粹的写实主义文学，意境不深、故事老套、写法传统，很难满足读者较高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文学应该抒写地域特色，因为“地方色彩可以使文学之间产生差别，避免雷同，从而使文学产生独到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但文学既是地域的，也是世界的；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人类的。如果黔东南当代苗侗作家不能从地域看世界，不能从苗侗文化看人类，不能尝试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去表现无限丰富和复杂的生活，不去探寻生命困惑、永恒人性和存在意识，写作视野逼仄，就无法“创作出像《心灵史》《尘埃落定》那种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震撼心灵的史诗般的作品”。一个作家倘若创作思维僵化，总是惯用单一、单调的艺术表现手法，墨守成规、自甘平庸，那么就无法超越自我和超越他人，更毋庸谈创新和进步。

最后，从主题思想看，黔东南当代文学自觉融入时代的主流话语，无论是抒情性的诗歌，还是叙事类的小说，或者写景类的散文，都以讴歌和赞美为主调，表达出对黑暗的厌弃和鞭挞，充满了对光明的渴望与礼赞。黔东南苗侗作家笔下的农村题材作品，尤为偏好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作品中的“好人”往往一好百好，“坏人”则一坏到底，而且最终的结果是“好人”征服了“坏人”，故事结局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在这种主题思想的框限之下，黔东南当代苗侗文学作品的情感往往异常饱满，洋溢着一股积极向上的正气和奋发而为的激情。《阿妹爱绣天安门》《侗乡的黄昏》《苗寨夜》《走向雷公山》《地坪风雨桥》《清水江恋歌》等诗作，就是一首首“欢乐颂”，抒发“故乡美”和“爱国情”，语言明朗高亢，意境单纯浅显，难以让人产生阅读后的思想共鸣或灵魂净化。《巫龙溪上》《侗家父子》《三个退伍兵》《坪里牛事》等小说，推出一个个新人形象，有沉着冷静的掌舵者“岩桥大伯”，有侠义胸襟的“龙三娘”，还有善良机警的“山苗娃”，包括剧本《蔓萝花》中的老猎人，等等，他们都是“美”的化身，品格高尚、义薄云天。然而，这些新人由于“共性”大于“个性”，似乎都长得一模一样，犹如京剧舞台上的人物脸谱，失去了真正的美感。由此可见，视野狭窄的主题思想往往会造成作品的情感色彩单调，人物形象刻板僵硬，最终会削弱文学自身的审美内涵。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文学创作应该与时俱进，不能总囿于老主题、老人物、老故事、老题材不放。黔东南当代苗侗作家应该有历史意识、民族精神和现代思维，在抒写地域风貌的同时，积极开阔个人的创作视野，融入当代文坛。

① 孙向阳：《边缘的力量——当代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述》，《山花》2012年第9期，第129页。

② 傅安辉：《黔东南区域民族文学创作的思考》，《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第71页。

③ 徐汉晖：《黔东南小说创作六十年述评》，《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3期，第156页。

④ 沈洪竹：《从民族文化到人类心灵——近年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览》，《贵州民族报·文艺副刊》2017年1月1日，第12版。

⑤ 孙向阳：《边缘的力量——当代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述评》，《山花》2012第9期，第130页。

⑥ 彭岚嘉：《地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地域小说》，《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9年第3期，第24页。

作 者：徐汉晖，文学博士，凯里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本文系贵州省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2016年专项课题“黔东南当代苗侗文学的创作视野研究（XTYB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