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载

我和习仲勋同志是在1936年认识的。当时我是一名通信员，曾经送信到他管辖的地区，和他见面。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很精神、很干练，穿衣、举止都干净利落，和群众关系也非常亲近，老百姓对他的印象很好。

第二次见面是1938年。当时我在旬邑县“陕公学”学习和工作，学校需要扩充，校长李维汉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去找他，和他商议在办学方面多给支持，比如多给地面，多给经济上的补助，支持交通方面的建设。习仲勋同志很支持我们的提议，不仅满口答应，而且立即着手去办。他马上调动人员，多供应粮食、蔬菜，多开几个渠道，把我们的要求都做到了，后来学校发展得非常好，很快学生和教职员工发展到了一万人。

第三次和习仲勋同志的接触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当时他在关中做地委书记，我在赤水县做征粮工作团团长，和他在工作上接触非常多。

后来，我在绥德做宣传工作团长，和他接触也很多。之后更多的接触就是在延安，他是西北局书记，我是西北局组织部的人员，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三天两头就会见面。

再之后，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习仲勋同志任西北局书记的时候，我在中办第一办公室负责联系西北，文件往来、工作接触也很多。

习仲勋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非常多。举一个例子，土地改革期间，南方某根据地提出响亮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很得人心，但是在陕北不叫土豪，不能完全效仿南方的那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