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禹佟

摘 要：现代派文学在中国有两个接受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20世纪的20、30年代，第二个高峰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承接这两个接受高峰的则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对现代派的长期批判。本文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派文学曲折的接受历程，并尝试分析学者在传播现代派文学时所运用的具有策略性的方式。

关键词：现代派文学；中国；接受

作者简介：趙禹佟（1993-），女，满族，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5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02

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最早登陆中国大陆应属“五四”时期。“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冲破了传统的束缚，而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的反传统主张与“五四”时期人们的反传统反封建的诉求暗合，因此现代主义受到格外的重视，并影响了一大批的作家学者，如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现代派”一词与欧美各国通用的“现代主义”的所指大致相同。然而这一特殊的术语背后却诉说着现代派在中国多舛的命运，因为“现代派”这个名字本身就与“走资派”、“右派”等词一样，带有贬义的色彩。

一、供批判的资产阶级颓废文学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时间里，现代主义在文坛上几乎销声匿迹了；即使鲜有提及，也都是作为批判对象而出现的。这主要是因为在建国之初，我们以苏联的文艺政策为指导思想，即敌视资本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的文艺思潮采取警惕、敌对的态度。因此，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被人为地忽略，姓“资”还是姓“社”成为了评判文学作品、文艺思潮的唯一标准。毫无疑问，现代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以当时的观点来看，现代主义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现代主义的一切艺术形式都是反动的。长期以来，这些意见已渐渐成为了一种成见，不屑一顾成为了对待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准态度。碍于这种权力话语，学术界对待现代主义文学也是十分谨慎的。例如，1963年袁可嘉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这篇文章对“现代派”一词是这样解释的：“是西方现代颓废文学和形式主义艺术的总称”。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表明了作者撰文时的态度，因此对于“现代派”诗歌的评价也就可想而知了。作者通过对具体诗歌作品的分析，将联想丰富、象征隐秘、意义晦涩等总结为“现代派”诗歌的主要艺术特征。但这种艺术特征是“反理性、尚蒙昧的艺术方法”。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现代主义在我国并不具备合法的存在地位。因此，为现代主义争取合法的存在地位就成了传播现代主义的首要任务。

二、解冻初期策略性的译介传播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现代主义才有机会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随着“文革”的结束，举国上下掀起了反思“文革”的热潮。一方面，国家和人民逐渐认清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的巨大差距，于是向西方学习的愿望就更加迫切；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思想文化也随之被引进。另一方面，十年浩劫给人们带来了难以抹杀的心灵创伤，思想领域内的解放更增加了人们对新的精神文化的渴求。这些均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

在现代主义思潮解冻之初，仍然面对着众多反对的声音，官方意识形态的抵制力度不容小觑。例如，针对现代派文学的性质，有学者仍然固守着“文革”时期及“文革”之前的观念，将其定性为颓废性的、非人性化的、非道德化的文学。陈慧对现代派的评价尤为极端。甚至将现代派文学本身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下“文学的‘异化”，“是资产阶级文学内部的一种反常的、畸形的、病态的发展”[1]。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程代熙。他对待现代派的态度也十分坚决，“决不允许它们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由泛滥，造成精神污染”[2]。

但是当时的大部分学者面对现代主义文学还是秉持着相对宽容的态度，主张应该客观地、一分为二地看待现代主义文学。碍于多方面因素，学者们往往采取迂回的策略介绍、传播现代主义文学，即放大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特点，不忘部分批判。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强调现代主义文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反映和揭露，是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进而肯定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必然性。例如，袁可嘉在考察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时指出“它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3]。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迫切地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一主要成就对于我国认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现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在另一篇题为《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文章中，袁可嘉又将这种成就进行了具体阐释。总而言之，就是现代主义文学将矛头指向了在资本主义病态的社会关系的重压下，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产生的矛盾、对立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绝望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徐迟在《现代化与现代派》中指出现代派文学的出现是有其经济根源的，现代派文学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在精神的集中反映。并且作者还将现代派与批判现实主义相比较，认为二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暴露的种种问题，并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总而言之，通过分析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探索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主义是符合西方社会进程和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的。

第二，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异化主题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的概念。这一概念具体指的是“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将异化分为四个层面，即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及人同人相异化。异化理论在中国长期被视为马克思思想尚未完全成熟时期的作品，被官方意识形态所忽略；现代主义文学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因此被看作是异化理论的复兴。例如，郑凡在《略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意义》一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不再表现如神明般的“人”，而是表现如“虫”般的“非人”，自我的丧失带来的是对人本质力量存在与否的追问。因此，作者将现代主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对立的现实归结为社会异化，而将人在社会中的身不由己归结为自我的异化。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介绍、研究现代主义文学的文章中几乎无一不提及异化主题，可以说异化主题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现代主义文学的有力切入点。

第三，弱化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在现代主义文学文本层面肯定了现代主义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荒诞的笔触下是细节的真实。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罗杰·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中认为过分狭隘的现实主义标准阻隔了我们对优秀的艺术作品的接受。而“现实主义的定义是从作品出发，而不是在作品产生之前确定的”，因此需要重新定义现实主义。在加洛蒂看来，现实主义不仅仅要反映现实中的形象，更要反映现实的能动性；要反映客观的社会现实，也要反映艺术家主观理解的社会现实。加洛蒂这一理论扩大了现实主义的定义，为一些现代主义艺术家如毕加索、圣琼·佩斯、卡夫卡的作品赋予了现实主义的维度。加洛蒂这一“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常被我国学者用来评价现代主义。在解读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能够成功地将其“现实主义化”，便为其传播、研究扫清了部分障碍。卞之琳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构不成一对矛盾》中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卞之琳认为现代主义的作品也是反映现实的，是广义的现实主义，只是由于表现手法不同，才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但不能因此忽视其内在的现实主义性质。这种看法在当时被大部分学者所接受。

第四，与前面几点对作品内容的策略性传播所并行的是对作品形式的关注，即强调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手法的价值。反传统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最大的艺术特点已经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例如，在柳鸣九的《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续篇）》一文中，作者从社会历史语境以及文学艺术自身规律两个方面探讨现代主义文学独特的艺术手法。从20世纪的社会现实、人们的精神诉求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上的创新是具备合理性的，即“时代有了变化”。其次，就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现代派文学要突破原有的创作方法，是理所应该的”。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是符合文学发展内部规律的。因此，如意识流手法，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等都应得到肯定。同样，袁可嘉也系统地分析了现代主義文学的艺术手法，认为现代派文学重视主观表现，自由想象，热衷于形式创新，并且这些表现手法为各个流派的文学广泛运用和吸收。因此阅读现代派的文学作品，“对于进一步理解整个现代西方文学是有益无害的”[5]。

现代主义文学在经过精英知识分子们有策略性的“误读”之后，终于可以以合法的姿态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广大读者群体来说，这无疑是极为关键的一步。在随后的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今天，现代主义文学已然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众多学者加入到现代主义文学的讨论之中，为现代主义的接受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广阔的阐释空间以及多种方法论依据。

通过透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艰难而曲折的接受命运，我们看到了部分精英识分子在传播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时与意识形态话语进行的博弈。这种“误读”的接受方式，无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我们都应具“了解之同情”，以一种尊重、宽容的态度来看待。每个人都处于历史之中，自然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而文学接受又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因此出现“误读”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仅要认识文学接受中的“误读”，还应研究“误读”，研究“误读”背后所指涉的文学、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应正视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尊重时代，理性分析，以促进文学研究良性发展。

注释：

[1]陈慧：《论“异化文学”及其“异化”论》，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02期，第51页。

[2]程代熙：《拿来主义，还是全盘照搬？——谈怎样对待西方现代派文艺》，载《红旗》，1984年第6期；转引自曾繁仁主编：《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10页。

[3]袁可嘉：《关于欧美现代派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02期，第42页。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3版，第52页。

[5]袁可嘉：《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载《文艺研究》，1980年01期，第97页。

参考文献：

[1]陈慧.论异化文学及其异化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4（02）.

[2]曾繁仁.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袁可嘉.关于欧美现代派文学[J].外国文学评论，1992（02）.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袁可嘉.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J].文艺研究，19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