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先生说，女人搞哲学，对于哲学与女人两方面都是损害。

女人怎么损害哲学姑且不论，先看看哲学是怎么损害女人的。

我认识两个搞哲学的女人（整个哲学系也就两个女教授）。哲学系和中文系比邻而居，她们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边上。她们一个搞中哲，一个搞西哲。两人都处于非婚的状态。一个大半辈子过去了还没结婚，一个在小半辈子过去了的阶段里离了婚。

我不知道这是偶然，还是因为周先生所谓的哲学的伤害，“坏的哲学使人枯燥，好的哲学使人痛苦，两者都伤害女性的美。”哲学因为伤害了女性美，所以也就伤害了女性的婚姻？

但她们外在看起来和非哲学女性没什么两样（除了其中一个搞西哲的因为长年抽烟，所以食指和中指有点蜡黄因而显得有点哲学外）。

可如果和她们聊起天来——偶尔课间我会去敲那个搞西哲的女教授的门，搞文学的女人，一般比较喜欢串门——还是会发现她们受了哲学的内伤。

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是女性和生活的关系。哲学女教授说，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今天，女性生活基本被消灭了它的多向性和宽广性，它狭窄到只剩下一个内容，那就是婚姻生活——虽然许多女人天真地以为那是爱情生活。

女性和生活的关系通常只有两种：一种是妥协，另一种是抵抗后的妥协。

而她，不在这两种之内，所以她是以一种男人的方式生活。

“爱情一直都是让生命变得充盈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此言不虚。女人尤其身体力行着。但怎样的爱情对女人生命而言才值呢？为了爱情牺牲生命尊严也可以么？像小说中的小喻那样，有一个“好看”的婚姻就行？还是像姬元那样，坚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绝大多数女人是小喻，波伏娃那样的少之又少——用一生来说明一个哲学问题：没有一種爱可以在自由之上。

那不仅需要大智，更需要大勇。

所以萨特临终会抓着波伏娃的手腕说，“我深爱着你，我亲爱的海狸。”

就算如此，也不能说波伏娃多成功，读读《女宾》就知道了。

但至少，她们试过了，试过了做“我”，试过了做“人”，而不是一味地做“好看”的女人。所以在某种意味上，也可以算得上一种失败的胜利。

这些悲剧英雄们，是女性之光。

谨以此作，献给她们。

阿袁，女，江西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

读小说多年，写小说亦多年。

主要作品有《郑袖的梨园》《鱼肠剑》《子在川上》等。

作品被多种刊物转载，

入选多种年度精选，获多种文学奖。

作品集有《郑袖的梨园》《梨园记》《米红》《绫罗》。

长篇小说有《鱼肠剑》《上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