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

我书架里的《第二性》是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的，封面的作者名还是“西蒙·波娃”——没错，“西蒙娜·德·波伏娃”这一通行译名是后来的事了。我读波伏娃的书当然与萨特有关，在我的认知里，波伏娃与萨特无疑属于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二人之间与常人迥异的感情生活亦堪称传奇：相伴终生，彼此尊重，可以有他人介入，但认定对方在自己的心中无可取代，安全又自由。

随着年岁的渐长以及阅读面的拓宽，我以为萨特与波伏娃之间的感情于外人而言或许存在着某种误解。比如波伏娃就曾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试图在这种关系（引注：指与萨特的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自在。”这段话，显示了被传为佳话的这对“爱情典范”可能并不十分美好。在多数人眼中，波伏娃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而女权主义者显然是鄙夷“恋爱脑”女人的。但是，当人们了解到波伏娃与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的恋情，了解到她与小她十七岁的朗兹曼的恋情时，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西方不少女权主义者不承认她是她们的“同类”，并始终都在批判她的“恋爱脑”。

曾有人不解：波伏娃为何下那么大的功夫去学习英文，甚至不惜牺牲本应用于创作的时间？波伏娃在认识奥尔格伦之后的十几年时光里，都在默默地苦学英文。她就是为了能够和她心爱的人在一起时，可以无障碍地亲密交流。当然，波伏娃也曾认真地要求过奥尔格伦好好学习法文。我以为，波伏娃与奥尔格伦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似乎比她与萨特之间更接近男女爱情；同时我也相信，波伏娃因为奥尔格伦，曾不止一次动摇过她与萨特相伴一生的决心。

“我现在知道世上有安宁和幸福：躺在你的怀中。最亲爱的，如果你没事先告诉我，走了进来，没有吵醒人，静静地躺在我身边……最亲爱的，你应把我叫醒，然后呢？你知道……让我们梦想吧，因为会发生的。我觉得好像刚睁开眼睛，心灵相通地向你微笑。”

“我的英文怎样？是不是很糟？你喜欢我的笔迹吗？反正我的英文水平足够告诉你：我爱你，你也肯定看得懂。最亲爱的，吻你，长长地吻你。”

“我坐在窗旁，一面眺望风景，一面继续读着你的书，这是很宁静的一天。睡前我必须告诉你，我真是十分喜欢这本书，我想我也非常喜欢你。”

以上是波伏娃写给奥尔格伦的情书中的一些话。这304封信往往以“最亲爱的”开头，落款则是“你的西蒙娜”。

波伏娃是多么挑剔的一个女人啊！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被她瞧得上的作家屈指可数，她却喜欢读奥尔格伦这位在美国文学史上默默无闻的作家的书——当然因为他是她的情人，当然这都因为爱情。

萨特不认同一夫一妻制，他认为性关系不应该和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相连。他承认他和波伏娃之间产生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关系，但这并不能代替其他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乐趣。波伏娃同样拒绝婚姻，她认为婚姻必然会伴随着谎言、欺骗和婚外情。在彼时的社会关系中，个体无法保持真实。于是他们决定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旅馆里，每人有自己的房间，而且经常是在不同的楼层。这种局面在1931年险些被打破，因为波伏娃要去离巴黎遥远的马赛工作。分别在即，萨特面对行将失去波伏娃的可能，提议结婚，但被波伏娃拒绝。在结婚这件事上，波伏娃显得更加理性且冷静。

奥尔格伦则代表了与萨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男人类型。他高大魁梧、一表人才。与“形而上”的萨特相比，作为作家的奥尔格伦，其作品描写的更多的是社会底层人物。

在与萨特的合影中，波伏娃像个富有思想的哲学家；而在与奥尔格伦的合影中，人们看到更多的则是波伏娃小鸟依人的一面。

波伏娃与奥尔格伦之间的恋情，前前后后维系了17年之久。波伏娃用她笨拙的英文，写着自己对奥尔格伦的思念、崇拜和爱。爱情中的她像个天真的小姑娘；有许多次，她都怀揣思念偷偷坐飞机飞越大西洋去见她的情人。每次与奥尔格伦见面，波伏娃连眼角都洋溢着笑意，那是恋爱的少女才会表露出的娇憨。

然而，最终，波伏娃还是选择留在了萨特身边。

她和萨特之所以不离不弃，在我看来，不能说没有男女爱情的成分，但更多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是战友。他俩毕生都在追逐文学和哲学的命题，这恰恰是波伏娃最看重的。萨特更欣赏波伏娃，他认为，这个女人是少有的能够明白他的思想，并且能够对等交流、相互促进的女伴和战友。波伏娃能够理解萨特，懂得他的思想，与他发自内心地交流。萨特的双眼近乎失明后，波伏瓦经常读书给他听。她说，只有在萨特身边，自己才能平心静气地写作，才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种伟大女作家的生活。高强度的思想互动，共同的存在主义理念，是她在别的男人身上所无法寻得的，是超越爱情的。

与奥尔格伦相爱伊始，波伏娃就将自己的感情生活对他如实相告：她和萨特之间那常人难以理解的关系，她对婚姻的认知、偏执、坚守……在爱情最浓烈的时刻，奥尔格伦并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但随着时光的推移，他变得认真了：他要娶她为妻。奥尔格伦要波伏娃在他与萨特之间，或者说在他与波伏娃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抉择。

但波伏娃不想做出抉择，她希望一如既往地保持现有的“关系”。她不明白奥尔格伦为什么一定要那一纸婚约，难道没有婚约他们就不能相爱了吗？她没有理解恋爱中男人的思维，那往往是非此即彼的，她不能嫁给他就代表“不爱”。于是，奥尔格伦选择“放弃”波伏娃。为显示自己的决绝，他立即与前妻复婚。这让波伏娃痛不欲生，她连“走路的时候都心如死灰，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

那一段痛苦的日子是如此煎熬，以至于波伏娃完全丧失了她往日在世人面前的洒脱。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却像一个“恋爱脑”附体的小女生，因失恋而颓废。她仿佛一下子衰老了，拒绝工作，不想与人交流……

直到一天晚上，当她要熄灯睡觉的时候，电话铃响起。她不情愿地拿起听筒，电话那端传来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邀请波伏娃与他一起到巴黎一家情人影院看电影。这个年轻男人叫朗兹曼，是巴黎《现代》杂志的记者，黑头发蓝眼睛，一个帅帅的小伙子。而波伏娃是《现代》杂志的出版人，也就是朗兹曼的老板。波伏娃想起，之前每一次见到朗兹曼，这个小伙子总是用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含情脉脉地望着她。

朗兹曼27岁，波伏娃44岁，二人相差17岁，但这不算什么，因为，他们相爱了。1955年11月，波伏娃和朗兹曼搬进了位于巴黎舍尔歇大街旁的公寓（这所公寓是波伏娃用她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名士风流》的稿费买的），从此开始了他们二人长达六年的爱情故事；六年后，他们和平分手。据说分手的时间是他们二人从相爱那天起便约定好的。

……

即使最终分手，奥尔格伦的房间里也贴满了波伏娃的照片、信件、书籍封面和修改过的手稿。奥尔格伦72岁去世，他的身边仍保留着三十多年前波伏娃与他的通信，还有当年波伏娃随手送给他的两朵小花；那两朵小花早已变成了干花。

波伏娃78岁去世，人们将她与萨特合葬在了一起，但她的手上却戴着奥尔格伦送给她的那枚她珍视一生的银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