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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转移

2017-04-19黄昱宁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17年4期
关键词:安吉拉萧萧

黄昱宁

我们常常听到关于电信诈骗的报道,但并不知道它具体是如何操作的,诈骗者和受骗者都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世人的秘密随你窥视,是一种欣喜畅快,还是毛骨悚然的惊惧?盗亦有道,行走江湖,良心不泯,是最后的底线。

喝到第三杯,我还是没想起李波扬是谁。自称是李波扬的那个人,端着杯子绕着圆桌子来回跑,见人就碰杯,头顶上浮着一圈从吊灯上洒下来的光。空调开得太热,屋里烟气重,他的脸就像给焐熟了,连皮带肉涨开来。他的羊毛衫早就脱了挂在椅背上,又不知被谁挤落到地面。衬衫已经敞开两颗扣子,可是领带还是没舍得拽下来。领带上的圆点花纹看着眼熟,大概是个安吉拉叫得出来的牌子。我叫不出,不過看他浑身上下,只有这领带还像是真的。

“哥们儿你敬过我两回啦,”我说,“眼瞅着你半圈顺时针半圈逆时针,高了吧?”

“高什么?我是高兴——反正再高也认得出你小子。”

他开始报中学的名字,看得见湖面的教室。“全他妈搬走啦。那地方如今是个度假村,前两年省城机关开个会什么的喜欢往湖边跑。听说也快维持不下去了,下文件不让乱开会呢——特别是,风景区。”

我在那中学只待过三个学期,完全想象不出一面湖、一片芦苇荡就可以算风景区。按照李波扬的说法,他在初一三班,我们二班被班主任关起门来收拾的时候,他隔着一堵墙能听得清清楚楚。“那嗓门,带夹层的,西北风灌进大破锣,你们是怎么扛下来的……怪不得你那么快就转学。”

酒劲泛上来,往嗓子眼儿里堵。我刚想说当初我转学是因为我爸在省城有了工作,就被李波扬截断话头。他得意地报出我转学以后的动向:在省城上完中学,高考砸了,复读一年以后临阵脱逃。“你小子,听说直接跑到国际大都市去了?”

屋外一个蹿天猴震得玻璃窗咯咯响。服务员刚撂上桌一大锅胖鱼头,一团热气冲上天花板,又散开往鼻子里钻,呛出我一串咳嗽。这锅里肯定没少搁辣椒。如今在城里吃淡了嘴,我已经不大习惯辣得这么直接。包房里摆了三桌酒,一大半人我没见过。我想这一大半里,有一半连我爸也喊不出名字。这个我每回填表都要写在籍贯栏里的县城,我至少有十年没有来过了。上一回也是春节,也是一天接一天地喝酒吃饭,也是吃完了喝完了我还是闹不清谁是谁。亲戚,亲戚的亲戚;老邻居,老邻居的邻居;或者亲戚的老邻居,老邻居的亲戚。

“在哪儿不是混日子!”我顺口就接,“隔着小一千公里呢,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打听。你转学那会儿我就跟你们那破锣班主任打听过了。然后就顺着往下打听,你那中学里我也有人啊。这年头你只要肯打听,美国的事儿也跟隔壁一样近。”

“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打听我?”

“好奇啊。小时候你就跟这里的人不大一样。不爱说话,可是有主意。你还记得你有篇作文被破锣批判过吗?她教我们两个班的语文,直接拿到我们这儿来念。反面教材。”

冷了大半的茶水泼过来,牛仔裤上洇开一大片水渍。灯光下裤裆的轮廓顿时清晰起来,有点扎眼,我忍不住用手挡了一下。我爸坐在我隔壁,大概正跟他隔壁那位抢单,手肘一捅,茶就翻了。

所以坐在李波扬的位置,应该能看到我一边捂住裤裆一边问:“我写什么了?”

“装,真能装。你看你混大都市的,就是沉得住气。”

“忘了,真的。”

我没忘。我是说,我忘了李波扬,但我记得那篇作文。我记得我把《一件有趣的事》写成一件尴尬的事。两家人吵架,一家把另一家养的狗骗出去,套个麻袋直接送进狗肉火锅店。我甚至在最后,写火锅店里飘出“一缕异香”。

“你想表达什么?”破锣在课堂上很激动,额头冒出一片油光,“你才几岁啊,整天都在看什么想什么?”我记得破锣在痛心疾首了十分钟以后冷静下来,建议我把结尾改一改:有人幡然醒悟,刀下留狗,两家人从此成了好朋友。“这叫冰释前嫌,教你们一个新词儿。”破锣得意地揉揉鼻子,“这样一改,本来不及格的作文就成了范文。你描写得很生动,只要立意高一点,我都可以推荐你去参加作文比赛。”

立意,真是个好词儿。我想我要是当初听了破锣的话,可能真的参加了作文比赛,高考也可能不会砸,或者砸完以后照样能翻盘。你把一件事儿做下去,变出一百种花样,也抵不上事先就往高处站一站,知道什么时候改个什么样的结尾。

事实证明,我爸不管跟谁抢单都是白抢。单早就被李波扬截了,开席前就买好了。可他完全没当回事,散席时还在念叨我那篇作文,惊叹破锣能让所有的小孩吓得尿裤子就是拿我没办法。软硬不吃啊你小子。他勾住我脖子喊佩服佩服,喷我一脸酒气。我几乎是半拽着他来到屋檐下,从裤袋里掏出一盒烟,挑出一根好歹没被茶水浸湿的,递过去。

“那什么,你如今在哪儿混?”

“哪儿都不混,我李波扬落叶归根。我他妈的转了一大圈还是回来了!”

“看样子你在这里挺滋润?”

“嘿嘿你猜怎么着?我总算混出点人样来了。”

“人样?骗子也算人啊!”安吉拉按摩的手势骤然加重,狠狠地在我肩膀上掐了一把。安吉拉在发廊里给客人洗了一年头,做梦都想跟着老板强尼学做头发。强尼没拿她当回事,倒总是怂恿她给男客人做颈肩按摩的时候多用点心思。“像梅丽莎那样,眼睛会说话,手也会说话。一下轻一下重,一下硬一下软,客人的骨头就跟着酥一阵麻一阵。安吉拉,你以为小费是怎么来的?”

我不大愿意听安吉拉讲这些,就好像我从来不叫她安吉拉。那是她在发廊里闲得发慌的时候,从沙发上一堆花花绿绿的时装杂志里挑出来的名字。她念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最后竟然把重音落在“拉”上。听得我想冲过去捂住她的嘴。洗头妹都有英文名字,梅丽莎乔安娜艾米莉。她们来自不同的家乡,头发上飘着一模一样的冷烫精的味道。睡这个和睡那个并没什么区别吧,我想。我没必要因为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睡着,就得听她讲故事。再说,听了又能怎样?我难道准备找她老板,或者塞给她小费的男客人,打上一架?

“轻点儿——你又不认识李波扬,哪来这么大的火气?”我侧转身,顺手拍拍安吉拉结实的屁股。

“天底下骗子都是这个德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安吉拉瞟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复杂。我赶紧挪开视线,还是盯着她的屁股比较省心。如果她有钱,或者说我有钱买那种更高级的内裤,这会是一个很漂亮的屁股。

但是,她的第二个“骗子”,我是说这个词,还是像一颗流弹,嗖地从我太阳穴边擦过去。后来回想,千真万确,整件事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总有那么些事情,你七兜八转也只是在外围徘徊,非得有人踹你一脚,你才会老老实实地跳进那个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圈。

就连李波扬也没敢直接把我带进去。那天晚上吃完饭,他约我第二天在县城里转转。一大早,他的车开过来,换了一件浮夸得可以上台演戏的花格子呢西装。我以为我一眼就看穿了他。“果然发财了啊,”我夸张地凑近车厢正面,在显然是刚刚洗过的亮锃锃的白漆面上照了照自己龇着牙假笑的脸,“宝马2系,好车!”

“哥们儿挺懂车啊。”李波扬也凑过来,两张笑脸。

我当然懂车。在李波扬捏着嗓子念叨的那个国际大都市里,我打过至少七八种工,但干得最久的工作就是每天晚上当代驾司机。什么型号的车里可能飘着什么气味的香水,里面会坐着什么样的车主——是横在后座上吐得不省人事,还是在副驾驶座上大叫大嚷抢方向盘——我都有数。我知道,以现在的行情,李波扬这一款,哪怕是在正规店里买新货,二三十万也完全拿得下来。但我决定装傻。再说了,二三十万的宝马虽然有点可笑,但换了我照样买不起。

我决定把傻装到底,所以我没问他是怎么发财的。然而,车才开出去,李波扬的那张嘴就再没离开一个钱字。“錢转起来才是活的,我也是这两年才想明白这件事。”他深吸一口气,“你得想,闭上眼睛使劲想,想象整个世界的钱,你懂么,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暂时分在不同的口袋里。”

“就好像咱们身边这片湖,”其实湖离得很远,他的脑袋只好往两边都转了一下,反正总有个方向是对的,“咱们从小靠湖吃湖,但每年这片湖都有枯水期是不是?不要紧啊,咱得记住,更远的地方还有条大江呢。有那条江在,湖总会装满的。时间问题……”

“满了就会发大水,”我慢慢地、冷冷地说,“你倒不怕把你家房子淹了?”

“我这是打比方啊老同学,”李波扬只是稍微顿了一下,兴致一点儿都没减,“你脑子比我灵多了,真要玩上手,钱转得比我快。”

直到十天以后跟安吉拉讲起这些事,我才意识到我和李波扬之间的默契。总之,我不接口,他也不挑明。我们好像都认定,一旦把那个词儿说出来,它就失灵了,死了,会像一具碍事的尸首,横在我们俩中间。那我们还怎么说得下去?所以我们讲话自觉地绕着圈子,跟他的宝马一样。县城就那么巴掌大点地方,车绕足一圈半,开到一栋两层楼的红顶白墙的砖房跟前。他刹完车跳下去,动作流畅得就好像眼前坐着一排观众。“我平常都在这里,楼上可以洗把澡睡个觉什么的,楼下当办公室用。”

看我还在发愣,他诡异地一笑:“眼熟吧?好好想想,你来过。”

十年前还是十五年前?那时候县里还有不少人,最新鲜最时髦的人和物都喜欢待在台球室。我不一定是在这里学会抽第一根烟的,也许是在城东那一家。如果在这里抽的是第二根,那么,紧接着,也是在这里,我的脸上遭遇了初吻。我初一,那姑娘职校,刚从她省城的表姐那里偷到一根断了一半的唇膏,几乎全都抹到了嘴上。“名牌。”她用食指抹我脸上的唇印,想想不太舍得,又伸出舌头舔舔食指。

“现在没人玩这个。城东那家也快要关了。我接过来改造了一下。”

回过头去想那时候,总是隔着大团大团的烟。我这不是在比喻,是真烟,而且是劣质烟。同样的房子,外面阳光普照的时候,台球室里也是灰蒙蒙的。这种灰和整个县城连成一体,无法分割。不像现在,李波扬叫人新刷了漆,多开了几扇窗,多加了一层楼面,从里到外都透着亢奋。于是这房子反倒古怪起来,执意不理会四周的寥落,自顾自地傻嗨。

他似乎懒得摸钥匙开锁。从玻璃窗望进去,办公室一半亮,一半黑,七八台半新不旧的电脑,竖着天线的路由器,地上到处是连上线或者没有连上线的接线板。“我带的那五个小子,都扛着钱过年去喽。”他侧身站在窗前,阳光斜照过来,他的脸上也是一半亮,一半黑,“你是没瞧见热闹的时候,人人都在往外拨电话。你可以用手机,也可以用电脑群发……呃,技术的事儿,你要是有兴趣我待会儿细说。”

我一阵烦躁,急着摸烟。他手快,一根中华直接送到我嘴边,刚叼上,打火机又凑过来。“有得忙是真好啊。只要有三五个人在屋子里忙活,整块地就热气腾腾,看起来就跟你们大城市里的证券交易所差不多。一座房子,一座村子,都得有人气才行。人气人气,非但有人,还得有气,大家都要兴兴头头,知道忙了也不会白忙,这样才好。”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些年尽是一拨又一拨到沿海打工的后生,县城以及周边的村子都像被扫荡过一样,冷清得可怕。全国各地都这样。李波扬前年在南方打工,接到家里电话说老娘摔断了腿。他跟新娶的老婆算账,他修空调比她洗盘子挣得多,就打发老婆回家照应两个月。才两个月啊,这娘儿们生生地就跟回家探亲的吴德清跑了,据说是跟人合伙到越南去开工厂。昨天他满场飞的时候,身边至少有五六个人都在小声议论这事,东一句西一句,拼起来大致是这个样子。可能有半句飘进了李波扬的耳朵,我还以为他会生咽下去,可他并没有。一丝诡异的笑意,从他鼻翼向面孔两侧展开。“现在老子就在这里不走了。就算这娘儿们回来找我,我也不认得她了。”

“李总好风度啊。”桌上有人用筷子敲着碗边喝彩。

“跟风度没关系。我是没空,忙,挣钱还来不及。”

一支烟抽了大半,我还是没想好怎么问下去。问深了不好,问浅了也不好。关于县城这两年的传言,我爸说过两嘴,网上也查得到,它始终静静地躺在我眼角的余光里。只要多看它一眼,我知道,我的太阳穴就会一跳一跳地痛起来。但我总得跟自己说老实话吧。我有点喜欢眼前的画面——砖墙上有人用粉笔写过什么又被涂掉的痕迹,我们在装作谈论一件好像永远都会继续下去的事业,说到紧要关节就狠狠地在窗台上摁掉烟头。

“这年头能搞到五个劳力,不容易。咱县里,就你一家这么干?”

我是明知故问。他大概也知道我明知故问。他先是挥挥手支应一句“各干各的”,然后压低嗓子告诉我,这一带,村子越小,干这行的越集中。“不过他们不挑活儿,不像我,”李波扬说到这里,头又抬起来,音量恢复正常,“我只带人干我瞧得上眼的活儿。”

我又听了一会儿,大致听懂他的意思。村里搞的是人海战术,县里——或者说李波扬这里——玩的是设计套路。以前一个套路可以管三个月,现在一个月就在网上传开了。不过,话说回来,安全账户的套路老不老?电子密码器失效的套路老不老?你不怕寒碜照样用,一天发几百条,十天半个月总有上钩的。

“那你们——他们——到底发给谁呢?”我总是在他说到最兴奋的时候插一句,表示我还在听。

“随机发当然可以。不过,如果想多中两个奖,可以买号码。村里也有专卖这个的,八百块买一万条连名带姓的电话号码,怎么样,不贵吧?”中奖,他终于找到了让我们俩都松一口气的词。这个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中,也不知道能中多少。想法干一票大的,以后就不用再干了。像李波扬这样一本正经当师傅的,跟手底下几个徒弟肯定说过这样的话。

我惊叹了两句,私人信息原来这么不值钱,这么容易就弄得到。“那是啊,哪怕用最笨的办法,你到废品回收站去蹲两天,有多少名片通讯录快递单上都白纸黑字地写着名字、地址和号码?你换个手机,用那个软件,叫什么来着——反正你用它把信息统统同步到另一个,你以为这个过程不会泄露?还有,你们城里人办个手续买点东西,不是动不动就上网的嘛,留下多少漏洞你想过吗?再不行就满世界发链接,逮着一个倒霉蛋就送他一个木马程序,什么信息都套得出来。反正他们有的是办法,具体我不懂,也没必要懂。我只管花点小钱买下这一大堆,嗯,就当它们是彩票好了。总有中的时候。”

“然后呢?”

“其实接下来的这一步最关键。你得学会筛。你能中多大的奖,主要就看你会不会筛。你想想,一个孤零零的号码有用,还是一对互相之间有关系的号码有用?如果有很多对呢,用处是不是更大?”

“不一样的关系,能变出不一样的套路。”我下意识地接了一句,声音轻得只有我听得见。我以为只有我听得见。

“开窍了,嘿嘿,我就知道你会开窍。这里不比你们大都市,这里找不到几个开窍的人。说真的,咱这里还是小打小闹,跟南方没得比。人家现在搞出一整条产业链,刷客、卡商、黑客,月入百万。我也不懂,我也在学。”李波扬在窗台上掐掉第三个烟头,顺势在毛糙的砖面上画过一条黑线。

李波扬的表情越来越正经,像那种在台上作报告的领导,讲形势很严峻发展是硬道理。我本来想说昨天我还在新闻里看到台湾人把基站放在马来西亚,抓他们还得出动国际刑警。我想说有一天你可以把这生意做到越南,顺便把你老婆找回来。可是他的模样太认真了,四周没有一丁点可以开玩笑的空气。

一辆小卡车懒洋洋地从正前方驶过,车速慢到我不可能不注意它。车厢四周贴满红布,布上的白色美术字一个个蹦到我眼里。坚决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行为。打防并举,彻底铲除。这样的宣传车在小县城里从不过时,通常还会装着高音喇叭,会有痛心疾首的女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大概因为还在过年,有人关掉了高音喇叭,只剩下标语在默默地移动,看上去既冷清又滑稽。就好像,全世界都在过节,但街上总会游荡着孤魂野鬼,一个个都努力绷着严肃的、人类的脸。

我们都装作不知道对方也在盯着那车看。我的眼睛都没有眨。

有些事情,你听一遍,跟着笑笑就过去了。直到你把它从记忆里挖出来,一勺子一勺子挖出来,滑溜溜地黏在自己的舌头上。非得让你的牙齿和舌头卷一卷,嚼一嚼,非得让你用自己的话再讲一遍,你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尤其是,当你开始讲的时候,正好选在这样的时刻:你刚从安吉拉结实的身体上爬下来,鼻子里全是她头发上的冷烫精味道。她在你耳边奇怪地哼哼唧唧,你搞不清楚这代表她满足了还是没满足。谁他妈搞得懂女人?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该干的时候卖力干——三十来岁的男人如果干这个都惜命,你就真的可以去死了——完事以后什么也别聊,倒头就睡。她们如果没到位,就会跟你找碴,就会看什么都不顺眼,砸掉几个倒霉的碗。如果她们到位了,你甚至更惨,她们的哼哼唧唧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呜呜咽咽,你听不清楚她们在讲什么,但你从她们爬满眼泪的脸,从她们肩膀晃动的样子,知道她们在等待你答应什么、承诺什么。她们在等着你發个誓,好把她们刚才飘到云端里的感觉固定下来。男人排空下半身之后,像潮水一般袭来的睡意,除了帮助你消除疲劳,其实更大的好处,就是避开女人那些可怕的仪式,避开说那些恐怖的词:永远,一辈子,戒指,爱。

半梦半醒间,你总是能依稀感觉到女人抱住你的腰,听她在你耳边口齿不清地叫你骗子。你心里恨恨地想,我要真是个骗子也不至于混得这么惨。一个转身,你坚定地入睡,清楚地听见自己在打呼噜。

然而这一回,你的脑袋却没跟着身体一起放空。光着软塌塌的身体,盯着天花板,想要开口说点什么的人居然是你。你竭力回想着李波扬的语气,他对你的态度显然比对他徒弟更恭敬,他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你的反应。他故意把人称搞得含含糊糊,实在没法避开的时候也不用“我”——他只肯说“我们”。他说“我们”的时候亲热地拍拍你肩膀,让你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同谋。他是这么开头的:“比方说——”

“比方说,”你仰面躺着,左手在安吉拉汗津津的大腿上滑动,“有个老板。”

“就是我们发廊的那种老板?”安吉拉难得看到你的话这么多,兴致勃勃地插嘴。

“身家比你们强尼大多了——大老板,懂吗,有私人司机那种,喝醉了也不用请代驾。”李波扬并没有这么说,但你愿意这么想。好像老板越大,整件事情就显得越正当。

这个老板有个秘书。李波扬没说秘书是男是女,但你觉得她应该是个女秘书,那种胆子还没大到坐到老板腿上、心里却总在揣测老板口味的女秘书。“有一天秘书收到一条短信,”你的手突然在安吉拉腿上停下来,“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但是能准确地喊出她的名字。那条短信告诉她,这个是她老板的新手机号,原来那个不用了,千万记得存一下哦。”

“这样就能上当?”安吉拉想翻身下床,被你按住,“如果她打老板原来的电话问一下,就一定能拆穿了。”

李波扬可没有解释为什么,你只好顺着安吉拉的问题,自己给故事添油加醋。“可是她为什么要打呢?晚上,嗯,是晚上,九点多的样子,秘书想,难得老板跟她这么不见外,难道她倒要傻乎乎地去证实吗?万一这个点打电话被他老婆截到怎么办?万一这个新号码老板只给特别亲密的朋友呢?”

你兴奋起来。好像房间里凭空下了一场雨,细节像蘑菇一样从阴暗潮湿的地方一串串冒出来。“所以秘书乖乖地存下了号码,嗯,那天她睡得很香。到了第二天——真的,其实只需要一个晚上的美梦就够了——她就对这个新号码确信无疑。从此以后,她有事找老板,就会打这个新号码——”

“那不就彻底露、馅、了?”出租屋里的热水器年久失修,根本调不高温度,安吉拉被头顶上浇下来的水冻得打了个激灵。字与字之间,你能听到她的牙齿咯咯作响。为了取暖,你跟她一起挤在水龙头底下。你抱住她,她的面孔正好抵住你的锁骨。

“事情好玩就好玩在这里啊,”有那么一刹那的工夫,李波扬得意的表情从你和安吉拉的身体之间飘过去,“他们哪有那么笨呢?这个电话早就设置好呼叫转移了。秘书一拨新号码,就自动接到旧号码。所以,你懂么,说话的还是这两个人,但移到了另一条电话线……”

你和安吉拉同时爆发出笑声,笑声与水花一起溅在墙壁上,听起来潮湿而刺耳。屋子太小了,马桶、淋浴龙头和煤气灶几乎连在一起,跟睡觉的床铺也就隔着半堵墙。房东说这叫一室半,六十年前造的工人新村的老户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要是再贪心点,”他说,“摆五张上下铺群租,房租至少再多收一千。”安吉拉说这话不夸张,你们不见面的时候她就得睡到发廊边上的群租房里去,这里头的行情她清楚得很。所以,有时候,你会疑心她有事没事地要来你这里睡觉,其实只是为了睡觉。

每个月五号,房东总是在隔壁棋牌室打完通宵麻将以后清早来敲门,耐心地等着你穿衣服刷牙磨磨蹭蹭。你不凑齐那一堆皱巴巴的钞票,他是不会走的。他说十年前就在无线电厂下岗内退了,他说还好手里多一间房子。“我只要现金,”他说,“家里开销就靠收房租。卡里的下岗工资十年没动过了,那是要攒起来给儿子讨老婆用的。我就一张卡——要那么多卡干什么?搞不好还会给骗子骗掉,我家老太太……”

房东说的是他八十八岁的妈。他妈的故事你不是第一次听,然而你每次听都会像第一次那样,用鼻子发出鄙夷的声音。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开发的神药,连吃一年保三年不生癌,连吃三年保十五年。今天付钱,明天退款,还全额退款,这是在做慈善,嗯,也可能是临床试验……好吧,都说到这份上,还有人要哭着喊着跑到银行去给骗子打钱,银行保安拦也拦不住,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懒得想下去。你的思绪已经在岔道上拐了个弯。你在想,用大老板的名义骗,这算不算骗?骗一个秘书的钱,一个想上老板的床的秘书,算不算骗?这个念头还没飘到眼前就被你举起手轻轻挡开。然后你的手落下来,揉揉安吉拉的头发。从安吉拉的笑声里,你也听得出,她也觉得这不算骗,至少跟老太太受的骗,不是同一种。

“呼叫转移——但是钱呢,钱呢?”安吉拉从龙头底下冲出来,抓起毛巾就往床上跑。房间小,不用跑很久。从你的角度看过去,她几乎就像是往那个方向扑腾了一下,便准确地摔到了床上。

你几乎是吼着告诉她答案:“一个月以后,秘书收到一条短信——”

“临时去日本出趟差,正登机。有笔钱来不及联系财务,你先帮我垫付一下。三十万。回来送礼物给你。账号是……”你回忆着李波扬的语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下来。

安吉拉用被子裹住肥嘟嘟的小肚子,大腿和两只乳房的上半个圆露在外面。她抓起一只枕头捂住嘴,哧哧地笑。你注意到她最近又白了。在大城市里待着,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发廊里待着,就好像天天在吃漂白粉。她甚至变得更聪明了,刚才还半闭着的眼睛猛地睁开:“对啊,老板这么信任她,不拿她当外人,她当然要冲到银行去提款啊。砸锅卖铁也得转啊。再打这个手机,那边已经关了,当然也没有什么呼叫转移了。她肯定想,不奇怪啊,老板一定是在空中飞着呢。”

到日本怎么也得飞三个钟头吧。足够女秘书含着微笑,怀里揣着美好的未来,把所有的积蓄,甚至问东家借一点,西家挪一点,凑足三十万,统统打进那个账户里。

没下雨,路面干燥,一整条路都没在修,每一盏路灯都亮着。我住的房子和我要去的饭店正好在这条主干道的两头,只需要过四个路口。然后我应该开着客人的车,在地图上拉个对角线,从城里的这一頭开到那一头。我知道那一头的别墅区离地铁站不远。

干代驾的不是每天都能碰上这样既省力又赚钱的大单,而且还是刚过九点的第一单,这简直像个奇迹。我支起折叠滑板车,小腿肚上的肌肉微微打战。刚才跟安吉拉闹得太疯了,无论如何出门前应该眯一会儿的。可我连眼皮都没合,一秒钟都没有。

非要踩上滑板车,非要被迎面吹来的夜风灌进鼻孔里,我才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又回到了我的身体里。至少,在这种状态下,哪怕冒出再奇怪的念头,我也很清楚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不用在想象中把自己劈成两半,把弄不明白的事情统统推到对面那个人身上,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我只能说你你你。你啊你,你倒是说说看,这算不算骗?

一个完整的人,哪怕像我这样瘦,肉身也是沉重的。用力蹬一下滑板车,这感觉特别明显,好像总有什么要迎着风从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甚至肛门飞出去。几万分之一秒的挣脱,然后是几万分之一秒的坠落。我重重地固定在我之中。

所以,我在第二个路口停下来,拿出手机——对于这一串动作,我没什么可以推托的。我没有办法说,我中了邪或者被鬼迷了心窍。我在这台双卡双待手机上打开另一张卡,从没用过的那一张。李波扬送给我的时候,我只是顺手塞进口袋。把它装进手机是春节过后,回城的火车上。那天,我买不到硬座,怀里揣着站票,把行李箱横在厕所边上的过道里,人就靠着箱子坐在地上。厕所的门开开关关,臭气一阵阵飘出来,一连有几个拎着裤子从里面出来的人一脚踩在我的箱子上,每踩一次就骂一句。我随便数数,至少有九个汉语的“卧槽”和六个英语的“发克”。安吉拉连着拨过来几次电话都被我按掉。我想那时我烦透了,所以我不仅关掉了手机,而且打开后盖。卡槽上的空当,那个一直就存在的空当,显得格外刺目。

“放心,这张卡是用真人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我李波扬送佛送到西,配套供应。”

我没有傻到追问这张真实的身份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是从哪里来的。他供应的套装里,还包括几个电话号码,以及这些号码的主人的名字、身份,还有他们手机里的全套通讯录。一个名字就是一张关系网。

“不信你挨个查查,全是住在你那国际大都市里的。有头有脸。都是我筛出来的优质资源。大过年的,这就当送你个红包啦。”

“弄到这些你花了多少钱?”

“这就看你怎么算啦。买信息当然要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经验。你说经验值多少钱?”

“但是我没经验啊,我也不准备干你这行。这个红包对我没什么用。”我想我当时的语气一定不够坚决不够有力,否则他的脸不会在同样有气无力的阳光下,立刻堆出笑容来。“拿着吧,有备无患。就当存着一张不会过期的彩票。随时开奖。要不然,明年春节你再来,如果没用,原封不动还给我。”

我的视线避开他的脸、他的眼睛。李波扬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自信,他认定明年此时,我还能在这里找到他。安吉拉总是跟我说,如果强尼卷走那些老客户预付卡里的钱,拍拍屁股走人,她一点儿也不会意外。哪怕是明天也不会意外。城里所有的发廊、美容院、健身馆,哪怕是看起来很高级、只有外国人进去的那种,不也都是这么干的?但李波扬的语气、表情,跟这些人都不一样。他简直是当着我的面,认认真真地在钓竿上装好诱饵,然后向我甩过来。他胸有成竹,他拿我当个人才,他甚至用上了“优质资源”这样时髦的词语,听起来比我见过的那些醉得满车乱吐的老板都更像老板。我想他不但相信我明年春节会回去,甚至还相信我会留下来,留在这栋红顶白墙的砖房里。这里是他的——那地方叫什么来着?——这里是他的华尔街。

滑到第三个路口时,我已经圈定了目标。在李波扬的名单上,冯树排在最后,备注上写着“导演”,李波扬用记号笔在这两个字旁边画了个问号。在李波扬看来,相对于排在前面的经理,导演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职业。“性价比可能有问题。”李波扬说。这话听着耳熟,他在跟我讲完那个呼叫转移的故事之后,也这么嘟囔过一句,“你想你得花上一个月等机会,夜长梦多。回报率还不如那些老套路高,比如恭喜中獎那个,真的是实报实销。群发个几百人,总有人转点零花钱给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讲那样的故事给我听?”

“这个……我就是觉得好玩。这种高级玩法,我的徒弟听不懂。你懂。”他说你懂的时候,眼睛隔着玻璃闪闪烁烁。我这才意识到,昨天晚饭时他并没有戴眼镜。平光眼镜。

“这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不管是谁干的,你觉得有区别吗?老实说,有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今天跟你讲的是登机打钱,明天就是绑架交赎金,我就这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

我搜过冯树,可是网上讲得含含糊糊。冯树应该不是那种影视剧导演,我看到他的名字跟几部陌生的话剧联系在一起,好像还在戏剧学院里兼着教授。我想象不出有谁会随手给导演打钱,可我还是放过了一个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和一个保险公司的行政助理,直接调出了导演的通讯录。

我最多只能在这个路口磨蹭三分钟。这点时间只够我把短信发给三四个人。我在短信里亲热地喊他们的名字,请他们务必更新号码,在落款写“冯树敬上”。最后两个字突然从我手指头冒出来的时候,我打了一个激灵,好像所有的中学语文知识都在这一刹那活了过来。导演是不是应该这么文绉绉地说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努力想象自己就是这个叫冯树的文化人。从一个人变成另一个,李波扬需要一辆宝马、一件花格子呢西装,加一副平光眼镜,而我只需要两个字。

我判断不出客人的年龄。被霓虹店招牌的光衬着,他看起来也就三十五岁。从后视镜看他钻进车里,垮在后座上,我又觉得这完全可能是个五十三岁的男人。车是奥迪,旧款,怎么开都不出错,怎么开也没快感。三言两语一搭脉,我就知道这人的酒喝得不多不少,刚上头,正是最爱说话的阶段。

他问我的折叠滑板车多少钱,如果很远我怎么来得及滑过来。对、对、对地铁啊,还可以地铁,他说,我、我、我在地铁里看到有人拎着你这种车的。他把问题一个接一个扔出来,我端着方向盘在心里数五六秒,他便把这些问题挨个收回去,忘掉几个,自己再解决几个,并且对自己的答案表示满意。他问我大晚上的开车送一帮醉鬼回家是什么感觉,然后哈哈哈大笑三声说,这还用问,能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肯定会在心里笑话他们,我在驾驶座上摇摇头。我想他没看见我摇头。

夜斜在车窗两边,嗖嗖地往后倒。喝了酒的男人一阵冷一阵热,我能听见他的手一直在按车窗键,所以风一时从背后吹来,一时又停下。高架桥上看到的高楼都只有半截,缺笔少画的灯箱广告牌拼成一张空落落的、拔去好多牙的嘴。我老是想抓起身边的随便什么东西,扔出去,填上这张看不到边的嘴。我当然抓不到什么,我只能使劲往嘴的深处看,简直能听到那种从喉咙口发出的呼噜呼噜的声响,像黏着一坨浓痰。

比起那些开出租的,我这份工收入不稳定,也没人给我买五险一金。我得时不时地在白天打点零工填补亏空,比如到哪个装修队里凑个数,帮着砸掉两堵墙。不过,哪怕再让我选一次,我也不会去开出租。白天,这座城市的每段路都丑得没法看,我没法不走神,没法不打瞌睡。堵在十字路口前的转弯车道与直行车道中间、两边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不相信我控制得了自己的脾气。还有,也许我能管住自己的胃,却没法控制我的膀胱,我讨厌开着开着突然跳下车去找个绿化带就地大小便。女司机连这么干的资格都没有,她们憋急了会哭,哭着开进路边的学校里,央求让她停两分钟去趟厕所。“路上到处都是黄线,都是。”她们哭着说。

代驾不一样。夜晚的道路对司机比较友好,夜色也比较适合哄骗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头脑。不管是保时捷法拉利还是劳斯莱斯,都是我开的——它们的主人暂时放弃了控制权。哪怕转错一次弯,客人也不会像在白天那样突然尖叫起来,指责我是故意的,就为了多挣几块钱。至少有那么几分钟,我会沉浸在愉快的错觉里:路是我的,车是我的,整个夜都是我的。

手机就是在这愉快的几分钟里响起来的。第一条短信进来时我甚至没听见。客人在一声高一声低地自言自语,我在哼着尧十三的黄色歌曲。这曲子配他的唠叨倒也不难听,我想。我发誓,在那几分钟里,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冯树这个名字,忘记我在半个小时之前还用过他的身份。

第二条进来的提示音正好跟那句关键的歌词重叠,以至于,我觉得我刚刚压低嗓子唱完“鸡巴”两个字,就听见一记清脆的、类似于放屁的声音。接得实在太巧了,我只能一边开车,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搜寻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手机亮着,我腾出左手按了两下,两条短信一起跳出来。

——冯树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拉黑了我一个月,又扔个新号码给我。我打过去还是忙音。您是在故意逗我吗?

——你给个机会,我可以好好说话。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我差点以为是安吉拉出事了,腿一抖,在眼看着要闯过红灯时终于踩住刹车。此时大半个车身已经跨过停车线。幸好后面空着一大段,没有车逼上来。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要等三十秒,足够我用三秒钟意识到这两条短信都来自那张新开的卡,而且来自同一个人。剩下二十七秒,我的脑筋飞快地转动,把这两条的内容合到一起,拼出一个名叫萧萧的女人。

萧萧是冯树的学生,也许不仅仅是学生。萧萧被她的老师,也许不仅仅是老师,拉进了黑名单。萧萧接到了她以为是冯老师其实是我发的短信。萧萧以为在黑夜里看到了一束光。萧萧想抓住这束光,她打了冯老师的新号码,却被我设置的呼叫转移挪到了冯老师的旧号码。那边还是冷冰冰的忙音,拉黑的并没有变白。冯老师也许正在睡另一个女学生,他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回想起来,我有一万个理由学着冯老师的样子,当场把萧萧拉黑。看样子冯老师是个成功的男人,让成功的男人头痛的女人一定是个麻烦的女人。一个有专业精神的骗子不应该自找麻烦,他的好奇心必须适可而止,为他的目标服务。更何况,冯树拉黑萧萧的号码,也许就跟我按掉安吉拉的电话一样。我敢打赌,天下没有一个男人不能理解这种快感。

然而红灯在这一刻换成了绿灯。我的车,不,那男人的车,一个趔趄,往前冲。前面一马平川,车很快就达到了最匹配它性能的速度。在這种速度下,不是我在开车,而是车在开我。后座上的男人话越来越少,我几乎能感觉到酒精在他的大脑里弥漫的路线。管说话的和管思考的区域应该都沦陷了,接下来那块可能管做梦,因为我听到了他粗重的呼吸正在变成含糊不清的梦呓,夹杂着几声反胃和咽口水的声音。我取得了真正的统治权:如果我乐意,我可以随时来个急刹车,让他吐出来。

人在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下容易产生幻觉,他会觉得对任何事情,那些跟他不相干的事情都有发言权。他甚至觉得这些事靠自己耍点小聪明就能解决。萧萧的第三条短信就在这时候闯进来,它是那么清晰、简短,像一道闪电。

——我想我,怀孕了。

事实证明,这一单生意并不好做。我是说代驾的这一单。我不晓得这个人到底喝了什么酒,这种酒精到底要让他的情绪转几个弯。总之车到他家以后,我只好耐心地等着他醒过来,发呆,然后毫无预兆地捂着脸哭出声。

“一个人,他妈的我一个人喝。”

可你至少喝得起酒。

“干马提尼。到第三杯就喝不下去了。”

这是我见过的酒量最差的客人。

“你懂吗?就他妈一个人怎么喝?九点就买单走人。”

可这车是你的,这独栋别墅也是你的。

最后我也毫无预兆地嚷起来。我说你能快点哭完吗?我还有生意要做,我得蹬着车滑到地铁站,然后至少坐五站才有希望接到人,这里是别墅区不是酒店区,这里没有生意做你懂不懂?你喝酒的时候,有人在加班有人在偷东西,还有人在怀孕。所以你能不能快一点?

他被我嚷傻了,递来三张一百说别找了。我没客气,揣进口袋,蹬上滑板车,头也不回地往地铁站跑。进站前,我拿出手机,回复萧萧:忙着。别闹。过会儿联系。

萧萧果然安静下来。一整个晚上我都在想关我屁事回家就关机睡觉。半夜三点摸黑进门,安吉拉睡得人事不省,月光透过破窗帘洒在我这边。插座在床头板斜下方,我抓起一只枕头垫在屁股和半截翘起的地板之间,插上手机充电。切换到新卡的微信账号只需要两秒钟,新账号自动搜索到萧萧的号码只需要十秒。去年用几百块买来的旧智能手机——多半是小偷卖给二手店的销赃货——质量好得简直像个阴谋。

萧萧飞快地加上号,一秒钟都没有耽搁。我想她一定是守了大半夜,手机都被她捏出汗来。我决定先发制人。

——这么晚还没睡?

——你怎么忍心让我等这么久?

——刚忙完。

——你怎么忍心一直不接电话?

——别打了。我还屏蔽着。

——你怎么忍心?

半夜三点钟,一个只会说“你怎么忍心”的女人,显然没有足够的判断力来怀疑我的身份。眼看着要掉下悬崖的人,就算眼前唯一一根枯藤上长满毒刺,她也会死死抓住吧。我一阵得意,揣摩着冯老师的语气,又向前跨了一步。

——打电话就吵架。我觉得我们得换一种方式交流。

——那你能保证别把微信也拉黑吗?原来的那个就没法用了。

——我保证。只要你乖。

紧接着发来两大段语音。我贴在耳边听了两遍。沙哑的女声被哭腔拉扯得走了形,听起来像一团黏糊糊的纱布。句子颠三倒四,说到一半音量突然拉高,直冲耳膜。我听懂三件事:冯树的老婆坐完“移民监”,从美国回来了;萧萧答应过冯老师不去打扰他;萧萧后悔了。

“我答应你的时候不知道我会怀孕。”她尖叫,就好像怀孕不是怀孕,而是半夜在厨房里打开灯,赫然在她眼前窜过的老鼠。

我没法替她抓住老鼠。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又过了几分钟,她发来一个哭脸,两个字:我乖。

——太晚了,先睡一觉,总有办法解决的。

——好。

安吉拉在床上翻了个身,手越过中线,伸到我这一边。我关掉手机,先是腿再是胳膊再是脑袋,慢慢填上她身边的空位。她嘴里咕哝一声,没醒。我轻轻抬起她白胖的胳膊,帮她侧转回去,掖好被子。也许是我的错觉,月亮仿佛又升高了一点,整张床透亮透亮,就像泡在清水里。

我是个骗子,我想,通讯录里还有很多猎物,他们都背着沉甸甸的钱袋子。我数着钱睡过去,醒来才发现,那个说过会乖的女人一点都不乖。我的微信里多出几十条信息,一条条看完已将近中午。这些文化人,上大学读这个士那个士,就是为了大清早写出那么多废话。对他们来说,这就跟刷牙漱口上厕所一样自然。照照镜子,我看到我歪着嘴角一脸苦笑。我只是个兼职骗子,身边只有一台手机两张卡,我家里也没有什么跨国大基站。我得尽快摆平了这一个,才有力气对付下一个。

反正我不能被猎物牵着鼻子走。我决定先晾她一会儿。安吉拉一大早就去发廊上班了。今天装修队不开工,对街的黄焖鸡米饭生意清淡,用不着我去帮忙。姚胖倒是电话过来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倒腾一场演唱会的票子,我说不干,手头周转不开。水咕嘟咕嘟冒泡,我先扔了一块方便面,想想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就没好好吃过什么,又往锅里扔下一块。

吃得下第一块,就吃得下第二块。我脑子里叮一下亮起一盏灯。

我去抓手机,打开新卡,往冯树的号码发一条短信。内容是现成的,我只需要换一种语气,改掉几个字。两包方便面的调料一起跳进锅里,红烧牛肉和辣白菜猪肉的味道在小小的房间里夸张地扭作一团。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我觉得我快要被这股香气活埋了。

——冯老师,这是我的新号码,您存一个呗。原来那个号码不用了,原来那个萧萧也……想明白了。您可别拉黑我,就当收了个新学生。

如果我是个女人,我是说如果,我至少能挑男人爱听的说。我才不会傻到眼看着人家在到处躲我,还冲上前去嚷嚷我怀孕了。从萧萧眼前窜过的老鼠,在冯老师眼里就是一条蟒蛇,或是一口把他吞下去,或是将他越缠越紧,直到他断气为止。

冯老师当然不会那么容易断气。过了一小时,我便确信他没有拉黑我的号码。一切顺利,微信自动搜到冯树的号码。我默默地加上他,他默默地点了“接受”。沉住气,我对自己说。现在我这个号码的微信上只有两个窗口,一个冯树,一个萧萧。不管在现实中他们发生过什么,即将发生什么,此时此刻,在我的手机上,他们紧挨在一起。他们就像两个扎在一起的气球,只有我看到气球上的小洞,看到有什么一直在往外漏。秘密,李波扬说,就是权力。天晓得这两年他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神神鬼鬼的理论。

冯树主动打破沉默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意外。

——萧萧,看到你心态很好,我很高兴。

——嗯。都不容易啊冯老师。

——你懂就好。工作还习惯吧?要不要我跟你们主编再打个招呼?

——不必。薛老师很照顾我。谢谢你给我介绍杂志社的工作。

我能准确地叫出“薛老师”。为此,我的手背上兴奋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萧萧在清早发来的话,那些多愁善感的絮絮叨叨,突然都有了新的意义。一种口吻,几个名字,错乱的细节,零碎的情绪,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把它們收集起来,总有用得上的时候。每用上一次——只要不是拧着用——我就能换来冯树更多的信任。反过来也一样。

两块方便面果然提供了更充足的能量。我觉得我脑筋的转速又跑到了时间前面。两个窗口都在有一搭没一搭地亮着,我保持着舒服的闲聊的节奏,把他们的对话搬来搬去。当冯树问“你怎么突然就想明白”的时候,我把萧萧所有的话都搜索了一遍,找到一个法国作家的名字。凭着这个古怪的名字,我在网上搜到一大堆忧郁的男人的侧影,他在每张照片上都穿着看起来并不暖和但应该很贵的呢大衣,他总是竖起领子抽着烟。他好像说过很多话,都是那种可以印在书上的警句。我有时候真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只是讲话有点道理,就可以凭这个吃上饭,买看起来并不暖和但应该很贵的呢大衣。如果按这个标准,李波扬每句话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他能开上宝马,把红顶砖房变成他的华尔街,也得算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我挑了一句。每个字我都认得,但我没法解释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把它贴在冯树的窗口。

——因为,没有对生活绝望,你就不会爱生活。

我简直可以看到窗口抖动了一下,虽然我知道我看不到。我觉得冯树在极力压制那种仿佛终于对上密码的喜悦。

——你还那么喜欢加缪吗?

我顺手把这话扔到了女人的窗口。

——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反抗,故我在。

反抗不是个谁都能用的词。至少你得站高一点,哪怕爬几格楼梯也好。电影里都这样,镜头往上仰,人看起来比平时高。你得穿着皮鞋,皮鞋头擦得干干净净,但是最好别发亮。他们会说,发亮的那种有点土。他们也爱穿运动鞋,纯色的帆布鞋和夸张的气垫鞋交替着穿。你从他们的鞋往上看,有时候居然能看到男人穿着黑色长袜,外面套着七分裤,再往上会有墨镜和反戴的棒球帽。这样的装束,必须配上歪着的脑袋和歪着的嘴角才合理,隐约可以见到他们的牙齿上粘着口香糖。他们脚下的电动滑板车是真正的滑板车,他们不需要用什么力气,手里握着遥控器就能控制滑板的方向和速度。他们就像踩着一台电熨斗,绿光一闪一闪,从林荫道上轧过去,路面上简直要咝咝地冒出热气来。

他们从你身边滑过时,你觉得有目光透过墨镜,朝你简陋的折叠滑板车瞟了一眼。只要那一眼,你们就交换了彼此的身份:他是在反抗,而你,是个代驾司机。

萧萧是不是属于这类人,你有点吃不准。你把她的朋友圈相册全过了一遍,没看到几张她的自拍,就算有也是背影、侧面,或者抱着一摞书正好遮住大半个脸刚好露出两只眼睛的那种。这些照片拍得很讲究,而且不是那种用修图软件修出来的讲究。在这些照片上,光总是聚在合适的地方,周围总是没有多余的东西。你想,她在杂志社工作,跟着摄影师蹭两张好照片也是应该的。就像安吉拉在发廊里天天蹭这个发膜那个精油一样。“我是帮他们练练手。”她总是这么说。

你站在萧萧的杂志社门口。你觉得这块地方并没有照片上那么好看,地上有水坑,花砖这里向上翘起一块,那边往下陷落一截,踩上去一脚高一脚低。弄堂好长,经过一个突兀的拐弯,你才能撞上杂志社白底黑字的门牌,看到一只白猫从一堵波浪形的矮墙上走过。你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的步态,以为它会在哪个波峰或者波谷掉下来,然而并没有。

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想不到的角落里藏着一栋小洋楼。你如果不紧不慢地从那里走过,可以看到一角草坪,或者一扇落满灰尘的彩色玻璃窗。这些楼,不算收门票当景点的那几栋,好像只剩下两种用处。有些一到晚上灯箱就亮起来,穿旗袍或者和服的迎宾小姐站在门口忽闪着假睫毛。招牌不怎么明显,而且通常是外国字——这些有执照的饭店或者没有执照的私房菜你常来,你一直以为在这里接到的客人会比那些从大酒楼里出来的,稍稍懂礼貌一些。然而并没有。

另一些旧洋楼倒是挂着明显的中文招牌,有时候一扇门挂好几块,但那些字并不能清清楚楚地告诉你,那里的人都在干什么。天地人演艺基金会,海纳川影视工作室,文艺家沙龙,小小的美术馆或者音乐培训学校,前面挂一个你不认识的文雅的人名。还有,乡土文化研究中心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好像跟你接近一点,但是你讨厌这个名字。有一回你踩着滑板车从他们门前经过,看见里面出来几个中年男人,半秃的头顶上都浮着一层油,手里都拎着一模一样的编织袋,上面印着一串字,大概是研究中心成立几十周年。你知道明天这些男人或者男人的老婆就会拎着这些袋子去买菜。

相比之下,你至少能看懂萧萧上班的地方是一家杂志社。你甚至在安吉拉的发廊里翻过这本杂志。就那么孤零零的一期,扔在一张脏兮兮的紫色条纹沙发上。那些等着强尼做发型的女人对这本没兴趣。她们说黑白照片太多了。“杂志有点卖不动,主任让我们每人包一百张订单。”昨天萧萧在微信里说。这句话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像落在一片洼地里。周围全是戏剧、诗歌和抽象画。你倒是很高兴,因为总算有一句是你能听懂的。卖得动才怪啊,你握着手机笑起来。你很想告诉她,黑白照上看不清衣服的细节,发廊里的女人们不可能拿着这样的杂志到网上搜同款,或者到马路对面的裁缝店照着做一件。

你当然没有这么说。因为冯树不会这么说。萧萧也并没有指望回答,她只是停顿了十几分钟,就跳过这个话题,说到一部他们一起看过的老电影。“真正的方法派,”她说,“现在哪还有这样耐磨的表情肌?”你来回读了三遍,照着镜子比画,还是不明白表情肌到底指哪块肉。实际上,你觉得大部分问题她都不在乎有没有答案。她只需要那么一个窗口,让她感觉到冯树在听她讲话就可以。

你抬头,视线越过波浪形的矮墙,打量这栋三层小楼的立面。你不知道她在哪个窗口。你只知道她今天确实来上班了,因为一路上她都在刷朋友圈,拍一地落花,配一句诗,再抱怨一声:春光如此明媚,上班如同谋杀,谋杀逝水年华。

两天,仅仅两天,你就觉得跟这个叫萧萧的女人已经认识了两年。你很奇怪她有那么多无关紧要的话可以说,有那么多云里雾里的表达方式,有那么大段大段的空闲。如果有人能给你找一份清闲的工作,有事没事陪你看个电影告诉你什么叫表情肌,這个人值不值得你像天神一样仰望他,值不值得你抱着手机从早到晚地等他?你说不上来。

你想起那年旷了省城复读班的课,揣着攒了十年的压岁钱,来到这座城市。你摸黑敲开表姨家的门,看着他们正在收拾碗筷。你咽了下口水,没有说下了火车以后你什么都没吃。后半夜你从客厅的沙发上滚下来,用一沓餐巾纸捂住不停流血的嘴唇,一声也不敢吭。你在长途电话里跟妈说,再提一句高考就别想找到你了,一本既然没希望,就干脆什么也别上。再有人把你绑到什么工厂什么小镇里喊着口号补课,你就死给她看。死给她看这种话有点娘娘腔,这你知道。尤其是,在表姨的客厅里对着电话这样嚷,对面沙发上的表妹能清楚地看见你脸上挂着一泡冰凉的鼻涕。但你顾不得了。你要说的是你早就想说的:那些拼了命考进二本的同学,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在省城当个公务员。你不喜欢实现命中注定的事。实在逼急了你还会反问你爸,如果做人就该认命,那你当年为什么要从县城跑到省城去?

你说这里什么都好,表姨夫在驾校里当教练,跟着他不愁没饭吃。你没有提的是,表姨夫的学费一分钱也没少收。孝敬教练的两条烟你给不起,就替表姨家拖了两个月的地板。他们倒是不需要你洗碗,因为你总是知趣地找个借口,在外面混完饭才回去。你发现人的胃是有弹性的。那段时间你总是有很多新发现。三顿当然可以,但两顿其实也行。哪怕只有一顿也是不会死人的。你后来心平气和地想,这一切还是公平的。当然很公平,毕竟你白白蹭了他们家两个月的沙发。

公平这两个字,你是在来到这座城市以后才真正弄懂的。好多看起来说不通的事情,只是因为你没在心里搁上一把秤。城市越大人越杂,品种越是翻得出花样,你可以往秤上搁的东西就越多。冯树心里当然也有秤,他们管这种更精致的秤叫天平。在冯树的天平上,一头是萧萧的眼泪,另一头是那个从美国空降下来接管他的老婆。你猜,冯老师心里有点过不去的时候,就往萧萧这一头加了一份工作。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萧萧不再只是萧萧,萧萧说她怀孕了,这块新加的砝码该怎么算?也许,你隐隐觉得,在摇摇摆摆暂时没法平衡的瞬间,你赚钱的机会就来了。

你低着头又在弄堂里转了一圈,走到弄堂口再折回来。这一带你熟得很,弄堂口出去右拐就有一家据说是老字号的点心店。那里的豆腐脑和小笼馒头好吃得让你完全可以忽略服务员的态度,你甚至学会了两句本地话,学会笑着接过他们摔在你桌上的滚烫的碗,夸一句真灵。按平时的节奏,你现在就该坐在那里,踏踏实实吃一顿早午饭。然而你没有走出去,因为在你的手机上,萧萧安静了一上午的窗口突然亮起来。

窗里亮着一排照片。你犹豫了一下,一转身走进杂志社旁边的一家小咖啡馆。你当然从来没在那里花过钱,可你以前在门廊里蹭过他们家的无线网络。今天还是很好用,刹那间所有的照片都像花朵一样在手机上舒展开。

诊断书。尿检报告。B超像。早孕。六周。病历上有个问号,大概是因为萧萧没有表态以后到底是去产科还是计划生育科。

——上班路上我去医院把报告都拿全了。其实昨天检查就做完了。你看看清楚,都在这里了。

——嗯,看清楚了。

——你说怎么办?

你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冯树也不会比你更知道该怎么办。你决定拖一下。在一个更好的时机出现之前,你想,还是别贸然把冯老师吓跑。站在冯树的立场上,你也许应该说,这些检查里没有一项可以证明这孩子是他的。你心里开始组织句子,一边想一边盯着咖啡馆的旋转门。有个两三岁的小姑娘跟丢了前面的妈妈,在门里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发愣。你看到她垂下头,自来卷刘海遮住了眼睛。

你弯下腰,同时做了两件事:你双手半推半抱着把她送到门里面;你还作了一个决定:那种话,哪怕借着冯树的名义,你也问不出口。

——别慌,我在。你知道我没法答应你什么。

——你總得见见我。我总得去医院。如果没有你,你让我怎么进去?

——那么,如果我在,你能下定决心吗?

——我不知道。但你至少不能躲起来!

站在咖啡馆的门廊里,左转四十五度,你就能看见杂志社的正面。门口的草坪其实并不大,但镂空的铁门把视野里的浅绿色分割成一条一条的。你看不到草坪的边,就会以为它一直延伸到院子深处。你看到那只白猫走累了,躺在草坪上阳光最充足的地方打盹。

——我这两天实在太忙。再给我一点时间行吗?不会超过一个礼拜。

——是排戏吗?我看到学校门口的海报了。明天的试演我还想来看呢。

——千万别。

是的,千万别。如果让他们撞到一起,你的呼叫转移就玩不下去了。你在门廊里踱了一个来回。

——就只是试演嘛,你现在还是好好休息比较重要。

——也好。其实我挺怕看这戏的,虽然很熟。以前听你讲课的时候,有好几段台词我都能背。

——怕什么?

——我也不知道。太强烈了,也许。

——等事情都解决了,正式演出我给你最好的票。听话,乖。

——嗯,我乖。

——那开心点儿。你看外面阳光多好。

——哦,也许。我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

你懒得再查。这一定又是那个法国作家的话。文化人就是喜欢用不着调的大词儿。真应该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苦难。

——过十分钟我要去忙。好久没见你,拍张照片给我看好不好?

——你真的要看?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感觉到自己的好奇心像溢出杯子的水,这样很危险。

——真的。这天气,站在你们那片草坪上,脸对着阳光,拍出来一定很美。

你走出咖啡馆门廊,站到杂志社的铁门边上。至少有十分钟,手机上一点动静都没有。以至于,最后当她出现时,一恍神之间,你以为她是从手机里钻出来的。

你完全没有看到萧萧穿过哪扇门,沿着哪条路走来。草坪中心靠后有一丛蜡梅,黄花谢了一半。萧萧倚在树底下抬起一只胳膊,你想她手里一定握着手机。她的动作很舒展也很刻意,一个想象着自己将被看到的女人总是会这样刻意地舒展。站在能看见她的位置,阳光正好直射你的眼睛。你看不清细节,你只知道萧萧的身量比你想象的要小两号,那么瘦那么薄。阳光把她,以及她身边的一切都照得扁平。你无法想象在她薄得就像一片纸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已经活了六个礼拜。

于是你低头看自己的手机。你知道照片正在从窗口一张张跳出来。另一个萧萧活在手机里。她很会拍照,她让光和阴影扩张她那件被风掀起衣角的白色外套。蜡梅树的影子落在她的身体上,阳光下的白在屏幕上成了阴影里的灰。只有手机上的萧萧,才是立体的。

戏剧学院门口果然贴着海报。海报上冯树的名字很显眼,正好叠印在剧照上那女人的高跟鞋上。照片应该是夜景,拍得模模糊糊,泛着黄,多半就是故意做成这种效果。艺术家有时候近视有时候远视,有时候简直就是瞎子。鞋子也不好看,旧、残,眼看着鞋跟就要断。

冯树的名字上方浮着两排小一号的字,一行中文一行英文。我盯着中文看,但也不怎么懂。

他们跟我说先乘欲望号,再换公墓号。

再往上,剧名是大空心字,立体的,就像咣当一下砸在海报纸上。我得在十米开外才能看清楚。

欲望号街车。

照片上没有街也没有车,只有女人的背影。卷头发,窄腰身。戏六点半就开场,我的生意开张一般要到九点半,正好接得上。当然这不是理由,无法解释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换上最贵的外套,为什么先在校门口徘徊五分钟,然后走进去。

在这座城市里,我进过影院,但没看过话剧。我是说,省城高中里的文艺表演不能算。一样是学校,这个叫作戏剧学院的地方,才有资格演这种叫话剧的东西。校园不大,只要沿着门口的林荫道一直往前走到尽头,那栋显眼的灰蓝色的三层建筑就是中心剧场。我一进校门就认定了这一点。然而,经过操场边,看到一个女生把腿架在树上,我还是跑过去问路。

同学,我说,我要去看戏。我说同学两个字的时候,掂量了一下自己的语气里有没有足够的自信。是的,我看起来应该和这些大学生一样年轻。是的,我的高考成绩甚至比他们好得多,只不过,从小没有人教我练习怎么把腿架在树枝上,让筋骨变得更柔软。

女生灵活地转过上半身,瞄了一眼我手里的折叠滑板车。她的笑容在放下腿的一刹那就从鼻子发起,迅速向脸的各个方向展开。好吧,我想,除了筋骨,还有这样的笑容,都得训练有素才行。表情肌,我想起那个词,脸上禁不住抽搐了一下。

“直走,就那边。时间还早,来得及。”

“谢谢。你是表演系吧?你们是不是这么分的?”

女生笑出了声,“你猜?”

我不知道怎么把搭讪进行下去,只好原地转半圈,然后往剧场方向慢吞吞地走过去。好在混票要比搭讪容易得多,再灵活的表情肌也没法帮助守在门口的学生拦住我。重要的是经验,李波扬是这么说的。经验值多少钱?至少值一张票吧。

我女朋友在里面,我说。我一边说一边伸长脖子往里看,装模作样地指指点点。对对对,就是她,长腿,发箍亮晶晶的那个。两个人的票都在她手里呢。门口又跑来一群学生,簇拥着一个看起来略微年长的老师,那人在挥舞着一只手激动地说着什么。相隔五十米时,我看到鸭舌帽底下的马尾辫。三十米,从步态和手势判断,这更像是个留长发扎小辫的男人。艺术家不都这样?再靠近点,我听到那人拔高了声调说这出戏你们应该一人看三遍至少三遍。我确定,这是一个高亢的女人的声音。守门的学生,注意力全被她引过去,齐刷刷喊,尹老师您也来了啊!没人注意我已经走进剧场,而且挑了第三排紧挨过道的空位坐下。

虽然以前从没来过,我还是可以断定:在戲剧学院里试演的戏,大体都是院里的学生和圈里的熟人。熟人和熟人都是一边握手一边坐下来,屁股挨到哪里就坐哪里,没人按票上标的座位号码来。只要挑没人占过的座,进退方便,就没人会来管我。

这是一个骗子应该做的事,我心满意足地想。眼光准,脑子清爽,混在人群里谁也不会注意。这是个好兆头。我终于为今天晚上来看冯树的戏找到了理由。

灯暗下来。身边占座的两个学生招呼熟人过来。五六个人从我身边挤过,他们的腿擦过我的腿。根据马尾辫,我认出了尹老师。我看到她挤进去,坐在第三排正中。大幕拉开,尹老师第一个鼓掌。

欲望号和公墓号确实都是车,应该是很多年前在外国马路上跑的那种有轨电车。但是舞台上并没有车,我只是在台词里听到了海报上的那句话。我听到胖女人字正腔圆地问瘦女人:“出什么事了?你迷路了?”瘦女人放下行李箱,用力地表现出明明有点惊慌却故作轻松的样子。“他们跟我说先乘欲望号,再换公墓号,过六个街区以后下车。”

她有点儿紧张呢,我听到身边的学生甲对学生乙说,你看她手都在抖。乙轻声说:“这个角色本来就是很紧张很神经质的,所以她这么演也对。咱们看她后面的爆发力够不够。如果够,那冯老师也算选对人了。”

甲干笑几声,笑得意味深长。

瘦女人是主角,戏里的人管她叫布兰琪。故事发生在美国南方,一间穷人的屋子乱糟糟地摊开在舞台上:板条箱、深色窗帘、老式电风扇。几个黄种人假扮的白人和黑人在台上走来走去。为了说服我们他们是外国人,演员耸肩膀的幅度比外国电影要大得多。看起来布兰琪曾经在那个叫密西西比的地方过了几年好日子,所以她的妹夫,那个壮实的码头工人有事没事就要翻她的箱子。

舞台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灯光亮到哪里,哪里的人就浑身都是劲,扯着嗓子说车轱辘话。妹夫的身上总是绷着太紧的T恤,浑身油亮而潮湿,晃着膀子从箱子里拽出一堆毛茸茸的东西。“货真价实的狐狸毛皮,足有半英里长!你的狐狸毛皮又在哪里呢?”他冲着老婆大声吼,“毛茸茸、雪雪白的毛皮,一点都不掺假!你的白狐狸毛皮在哪里呢?”

我其实看不清台上演员的表情,我想别人也看不清。我猜,他们的表情肌一定得奋力扭曲,弄到又酸又痛,我们才能看出一点点动静。然而,妹夫的吼声有种莫名其妙的穿透力,他的话不像布兰琪那样文绉绉的,每个字我都能听懂。他的声音既让我疲倦,也让我兴奋。你的白狐狸毛皮在哪里?这话完全可以从李波扬的嘴里说出来,降低声调和音量,带着他温和的、狡猾的笑意。

后来我一定是走了好大一段神,或者睁着眼睛打了个瞌睡。布兰琪的声音在我耳边有一阵没一阵地飘着。她总是把嗓子吊起来说话,絮叨着跟这个男人和那个男人的往事,要不就是抓住她妹妹的手说我们一定得弄到钱才有出路。这个戏里好像只有她妹妹的脑子是正常的。她冷静地看着姐姐,叹口气,说:“我猜,能弄到钱总归是好的。”

真正一个激灵醒过来,是一个钟头之后的事。布兰琪在尖叫,像个轻薄的瓶子那样被她的妹夫摇晃。我忍不住担心这个被冯老师看中的女演员晚饭吃得太多,万一晃出一点就尴尬了。他们奔跑,交换位置,两个人的皮鞋用力蹬着舞台,发出夸张的、仿佛有很多人同时发出的声响。我刚刚还处在半睡眠状态中的脑袋一阵晕眩,太阳穴附近就好像被一群蚂蚁攻占了。像个轻薄的瓶子那样被他摇晃着的布兰琪,不知从什么地方抓起了一只同样轻薄的玻璃瓶,砰地在桌角上摔碎,然后攥着半截瓶子,用尖锐的一面指向他。

蚂蚁同时发力,和着整齐的节拍一口咬下去。一阵剧痛,从我的太阳穴迅速蔓延到整个头皮。

“我要拿玻璃尖戳你的脸!”

“我打赌你干得出来!”

不自量力的女人,我在心里骂了一句。戳你的脸,用玻璃尖。这种话、这种语调,对于一个愤怒的、浑身都是肌肉和力气的男人来说,既是辱骂,也是春药。这样的男人我见过太多了。

她果然被他轻而易举地捏住手腕,整个人轻飘飘像碎了一样。他从破碎的瓶子手里抢走了破碎的瓶子。她跪倒在地,然后被他抱起来,摔到床上。灯光渐渐暗下来,音乐响起,不知道是小号还是长号吹的调子,还有鼓。

掌声。身边的两个同学又开始议论布兰琪的爆发力,一个说虽然是新人但确实很会演。另一个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会演的多了,她要不是天天往冯老师办公室钻——也许还不止办公室——怎么也得再排上五年队吧。我的视线越过他们,看到尹老师拍一下手,捂一下嘴,也许在抹眼泪。我下意识地用力抽抽鼻子,感觉鼻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是时候了,我想。别人都在插队,萧萧还在傻等,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我拿出手机,默默地把诊断书、尿检报告和B超像转发给冯树。

女主角牵住冯树的手,又是拥抱又是转圈地谢幕。有人献花,主持人上台招呼大家先别走,导演和主演会留下来跟观众交流。几个学生开始收拾台上的碎玻璃,有人在搬桌椅。尹老师被几个同学簇拥着从我身边挤过去,听到有人在台上喊尹老师,她猛一抬头,马尾辫甩在我脸上。我愣了半分钟,等回过神来,尹老师已经跳上舞台,坐在了冯树边上。

台上摆着三把椅子,导演、主演、尹老师。我总算弄清楚演女主角的叫于莎莎,可是她好像在刚才的摔摔打打中把爆发力全用完了,现在只能像只畏光的猫咪那样,安安静静地靠在聚光灯下的扶手椅上。尹老师显然憋了一肚子话,抓过话筒就说好久没有看过这么过瘾的戏了。封闭空间,螺旋上升,聚焦式,紧张线,同性恋禁忌,荷尔蒙爆炸,被侮辱被损害,这几个词在我耳边嗡嗡响,天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尹老师更像是个搞装修的,偶尔也替人看看病。

冯树看起来很平静。也许是我视力有问题,我看不出我刚才转发的照片对他的情绪产生任何影响。他脸上的所有特征都能在聚光灯下给他加分。皮肤、鼻子的侧影。哪怕是头上那些明显超出他实际年龄的白发,也在灯下闪着好看的、充满涵养的银光。观众席上的气氛比刚才演戏时热闹许多。这些演戏的和学戏的,他们的鼓掌和哄笑不是普通的鼓掌和哄笑。我是说,他们的动作、表情和声音都比我们标准。

尹老师是最标准的。她说着说着就站起来,说着说着又坐下去。有那么一瞬间,她突然伸出手指向观众席:“刚才我好像看到宋宜的。老同学,你在吗?上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冯树微笑着接口:“她看了大半场,现在忙着去招呼赞助商了。还有个庆祝酒会。”

尹老师咧开嘴豪爽地笑起来,看一眼冯树,就像看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然后再转头看一眼观众。她终于找到了机会,抖出早就准备好的包袱。

“大家都在戏里听到了,‘能弄到钱总归是好的。我们要致敬有眼光投资艺术的企业家,也要敬佩秀外慧中的冯太太。她始终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默默地支持着我们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掌声雷动。有人吹口哨。冯树站起来深鞠躬。我的视力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好用起来,我看到一丝尴尬从他脸上掠过。

我看看表,时间很紧了。主持人宣布提问环节开始。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冲动,第一个站起来抢话筒。我深吸一口气,用自以为最标准的普通话一字一顿地问他。

“冯老师,我只有一个小问题。我不懂戏,我就好奇,你们那只玻璃瓶是真砸吧?那是不是说,每演一场就得碎一只瓶子?”

冯树突然站起来。不管视力好不好,谁都能看出他有点激动。

“这是一个好问题。”他的口气就像幼儿园老师,随时能从口袋里拿出一枚五角星贴在我的脑门上,“我一直在等这样的问题。没错,我们每演一场就砸碎一只瓶子,排练的时候砸得更多。我们管道具的准备了好几箱。我要那个效果。我要演员的心也像这瓶子一样打哆嗦,碎成粉。我要让每个观众的心都跟着碎一次。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我们所有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实在太习惯于麻木不仁。我们都是行尸走肉,全都是。但是,至少在看戏的时候,我要给你们更真实更尖锐的东西。”

掌声再起。尹老师的两只手都捂住了嘴,腾不出可以拍的,只好努力仰起脖子,似乎想努力把眼泪憋回去。于莎莎挺直身体,拼命点头。

但是冯树还是没有刹车的意思,甚至没等掌声彻底停下来就继续发挥。“有人建议我把这个新奥尔良的故事作一点本土化的处理,把背景移植到我们这座城市来,这样莎莎也不用把自己扮成一个外国女人,还能省点服装钱。其实我知道,扮也扮不像。”于莎莎在边上知趣地吐吐舌头,底下一阵哄笑。

“但是我说没必要!”冯树的声音铿锵有力,“你们对这样的故事会有一丝隔膜吗?这种气息、这种力量。你们眼前是七十年前的新奥尔良,但让你们泪流满面的,是你们自己,是你们自己眼前的生活。还有什么,比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更震撼?难道你们不觉得,每一座城市的街道上都开着一辆这样的车,它们的名字都叫欲望号?”

鼻子被堵住的感觉又来了,眼前起了一层雾。我承认,人有时候是真的会很喜欢这种感觉,最好就这样被说服,被安抚,最好永远都不要有人来关掉聚光灯,最好冯树的头发上永远闪着充满涵养的银光。然而时间真的到了,我没有听后面的问题,抓起搁在座位底下的滑板车,一猫腰,悄悄往门外走。

退场时我才注意到门口果然立着一幅易拉宝广告,旁边站着一个穿旗袍的中年女人和一个腰腹部明显发胖的中年男人,女人脖子上搭着一条羊绒大披肩,上面画着一只张开大嘴的老虎头,尖锐的牙齿露在外面。这个牌子安吉拉一定认得。他们时而微笑相视,时而跟退场的这位老师那位老师打招呼。凭直觉——我是说,凭着一个骗子的观察力——我知道女的是冯树的老婆宋宜,男的多半是赞助商。我跟在一位拄着拐杖的、看起来德高望重的老头身后。赞助商过来递名片,也发了我一张,我顺手塞进牛仔裤口袋里。直到那天半夜,开完车回到家,脱下牛仔裤往床上一甩,这张名片才掉出来。借着昏暗的床头灯,我看到头衔那一栏只有两个字:儒商。

我在黑夜里笑出了声。我想有儒商在,冯老师和冯太太都不会缺钱。我拿出手机,往冯树的窗口里打了一个问号。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什么意思?该发的都发了。

——这能证明什么……算了我不想闹那么难看,你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你要什么。

——我要你陪我去医院。

——医院里到处都是人。到那里不是成了演戏给别人看?萧萧,你想问题能不能不要这么感情用事?

我的火气一下子蹿到头顶。萧萧叽叽歪歪那一套效率太低了,再学着她的口气说话我就要疯了。按冯老师的说法,还是来一点真实的尖锐的东西吧。

——冯老师,那您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了?要不要我去找宋老师谈谈?或者您的儒商朋友?

——你什么时候学会用这种口气说话了?

——是您逼的。

——行,我不會拍拍屁股走人。你开个条件。只要不去医院,怎么都行。

——我需要一点赔偿。您觉得我遭这个罪,值多少?

——萧萧……你这样我很心痛。

——那您觉得我的心痛值多少?

冯树沉默了半小时。他试着拨了一次我的电话,铃响到第三声被我掐掉。我当然不能接,萧萧也不该接。不管是什么情况,掌握主动的一定是那个不接电话的人。

我在这半小时里冲了个澡,翻箱倒柜找出安吉拉留下的一大袋薯片,囫囵塞了个半饱。微信转账证明从窗口里跳出来,我的心脏一阵狂跳。

四个零。五万。单笔转账的最高限额。

——再多我也没了。你先用着。

——我明天去医院。

——萧萧,你……自己小心。其实,像这样把事情分开来看,桥归桥路归路,我们大家都能轻松一点,也挺好。我一直担心你太学生气,现在我可以放心了。

多念书的好处是凡事都能讲得出一番道理。道理是一部慢吞吞的升降机,冯老师捧着五万块,踩上升降机坐半个小时,就从心痛上升到放心,顺便拯救了一个感情用事的女学生。这样一想,冯老师应该觉得很划算,我猜他还有点儿感动。他们太容易感动了。

我也有理由感动一下。我忍到第二天上午,拨了李波扬的电话。我想告诉他我终于挣到第一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我想说我居然失眠了,这到底是兴奋还是别的什么,我不知道。我还想说我弄到一张儒商的名片,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事情弄得更好玩一点。电话没通,一个女声在机器里轻快地表示:机主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我听话,稍后再拨,这回变成了男声:抱歉地通知您,您拨的号码已停机。

这可真有点扫兴。扫兴的感觉会生长,会在皮肤底下一跳一跳地痛,会连成一大片焦灼。为了不去想这事,我一翻身起来,从抽屉里找出家里所有的现金,揣在腰包里。我出门,被雨水喷了一脸。我蒙上外套的头兜,滑板车与湿滑的地面摩擦出刺耳的声音。

房东来开门的时候,整个人都像是刷了一层糨糊一样的僵硬。

“有没有搞错——提前交房租?小伙子你没事吧?”

我想说,有人给我提前发了工资,所以我可以不用像以前那样躲着你。我好像早就在等着这一天,把一沓皱巴巴的钞票豪爽地递过去,并且故意弹落一张,看着你把它捡起来。

“免得明天一早被你砸门啊。我要睡个好觉。”

“其实吧,今天晚上我倒是没办法去搓麻将的。本来准备这个月就晚两天找你。”

房东的老婆穿着加厚棉睡衣出来,头上的卷发器拆了一半。已经拆了的那一半,有几绺卷成方便面形状的头发被风吹得竖起来。她手里攥着一只新碗,一块毛巾。

“小伙子拿好。寿碗,福气。”

“呃……老太太吗?”

“还能有谁——”她话刚出口又觉得不妥,硬将后半截吞下,转成另一句,“医院里也就住了十来天吧。其实就算早发现也没用,这把年纪还是少受点罪好。你说是不是?”

我茫然地说是是是少受罪好。我的左手捏着红色的粗瓷碗,右手下意识地摸了摸碗的表面上凸起的花纹。

房东叹口气,瞟了一眼老婆,眼神复杂。“受不受罪,我也不好说。人活着就是来受罪的。”

“要不是老太太一时糊涂——”他老婆的声音陡然尖锐起来,“我们这些小辈还能怎么做?临了临了,不想想自家孙子,倒是念叨着那个杀千刀的骗子。”

“这事不是早就了结了吗?”我问。

“了结什么!躺在病床上说胡话,还在怪我们拦着她没买下中央首长的神药呢。她说得罪了首长的保健医生,人家再也不给她打电话了。她说前面的钱打了水漂,送佛送到半路,后面报应就来了。这不是老糊涂是什么?”

他们家里那台固定电话,要不是因为老太太成天守着,老早就停机了。现在总算可以扔掉了。

“多什么嘴啊你,”房东朝地板上跺了两脚,“你早干什么去了?这些年你在家里也没给老太太好脸色,你让她成天憋着一肚子话跟谁说?骗子骗子,你以为是头上长角的?不就是有耐心跟老太太聊个天么?但凡你的嘴,还有你儿子的嘴能有骗子一半甜……”

“我儿子难道不是你儿子?拆迁房租出去就是为了给你儿子讨老婆。他跟的是你家的姓,老太太有哪点吃亏了?”

我没往下听,把毛巾搁在腰包里,默默地撤出吵架现场。我的一只手控制着滑板车的龙头,另一只手攥着没法塞进腰包的寿碗。雨水往碗里落,不一会儿就存了小半碗。我不用低头看,也知道水里倒映着孤独的电话,还有守着电话的老太太。

医院的电梯口排着两列长队,两个保安在维持秩序。每一列队伍都在两个角落拐弯,弯成两个压扁的S。萧萧就站在左边那列队伍里,陷在离电梯口更远的那个拐角。另一侧的小电梯是给医护人员专用的,电梯工正在往外赶人——那人手里拎着水果篮,一看就是病人家属。

你跟着一个戴着工作胸牌、正在打手机的医生走进小电梯。你冲着电梯工指指前面的医生,电梯工迟疑了一秒钟,还是挥手放行了。你站在电梯上,又看了一眼萧萧在两小时前发来的话。

——我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去医院了。你真的不来吗?

你把这句话搬到隔壁窗口。其实,哪怕不搬你也知道冯树会怎样回答。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萧萧你看,师生一场,你经济上有困难我义不容辞。听说你们杂志不景气,我也在想办法。以你的天分,本来去那里也是权宜之计。相信我,你在戏文系里打下的底子,不会用不上。看得远一点,别耍小孩子脾气。

有那么一瞬间,你简直要被冯树说服了。你抹掉“经济上有困难”,然后转发过去。萧萧没回话。直到现在,你在电梯里打开手机,她还是没有回话。这异样的沉默让你烦躁。你在她的病历里找到了医院的名字。你一路滑到医院门口。你认出了她的白色外套。你有种强烈的预感,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应该到头了。

蕭萧在楼下排队用了足足半个小时。因为你上楼以后,就坐在计划生育科门外的长椅上看着表。她一定是个好学生,你想,一辈子没有插过一个队。你不敢看坐在长椅上的其他女人的表情,你不喜欢想象她们刚才经历过什么,或者即将经历什么。有个外地口音的女人在哭,有两声压不住,音量陡然放大。守在门口的胖胖的护士一瞪眼,指指房间里面,对她说:“轻点儿,里面在手术。人家在里面哭,你在外面算怎么回事?找你男人哭去。”

她的男人远远地站在窗边抽烟。第一次,你试着从女人的角度看过去,发觉男人的表情和动作单调得可笑。所有的男人都这样。在胖护士愤怒的逼视下,他磨磨蹭蹭地往女人这边挪。

萧萧连这样窝囊的男人都没有。她的库存里只剩下“师生一场”。只有你看到她从走廊深处走来,捏着病历卡在门口徘徊,总算横下心来往里冲的时候又被胖护士拦住。“急什么啊,给我预约单,前面还有十三个号。”

三小时。萧萧跑来跑去,上了六次厕所。你下楼买玉米棒和茶葉蛋,在医院的绿化带一边转悠一边吃。你看见,经过昨天一夜春雨,又有一拨新芽从光秃秃的白玉兰枝头爆出来。再上楼,长椅上看不见萧萧的身影。你瞟了一眼胖护士桌上的病历卡,萧萧的那张已经被抽走了。

你的胃一阵抽搐。你轻声骂了一句卖玉米棒和茶叶蛋的小贩,心里却很清楚这跟你吃下去的东西无关。为了打发时间,你拿出手机搜索冯树的名字,页面上跳出几条前天试演的新闻,配的都是演出结束后于莎莎还来不及卸妆的脸。“最年轻的布兰琪,也是最有可能性的布兰琪。”这是尹老师的评语。新闻最后,记者兴高采烈地说,冯导宣称这个戏还要再回炉打磨,试演完第二天就预订了戏剧学院排练厅的时间,因为那里“最能激发他的灵感”。记者有理由相信,在今年初夏的国际艺术节上,“这样厚积薄发的精品力作定会大放异彩。”

排练厅。这几个字你看着眼熟。你在萧萧的对话窗口里搜索,果然找到好几条。

——常常怀念小排练厅。闭上眼睛,那股潮湿江南的旧地毯的气味。初吻。你的气息。

——我是一个不能上大舞台的人,人一多我会发抖。只有你知道,在小小的排练厅里,我也可以是女王。那里只属于我们俩。

冯老师的灵感原来是这样激发的。窗口吹来的凉风钻进你的衣服,在背上撩起一层鸡皮疙瘩。两个小时之后,当黄昏的一圈淡紫色光晕裹住萧萧的上半身时,你闻到了潮湿江南的旧地毯的气味。

小排练厅并不小。狭长、幽深,正对着门口的西墙上嵌着长方形的大镜子。南墙靠近镜子的那一侧有四扇落地窗,即便是傍晚的光线也算充足。你站在门口,刚才你顺手关掉了走廊的灯。相对于厅里的敞亮,门口是一团安全的黑——黑到当萧萧背对着你发呆时,当你轻轻拉开她刚刚随手带上的门,然后侧转身体往里看时,她都毫无察觉。

其实要察觉早就察觉了。从诊室里出来,萧萧就应该能察觉有个男人总是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你带着滑板车,不是拎着就是踩着,没有比你更显眼的男人了,就连忙成一团的胖护士也疑惑地朝你翻过好几个白眼。胖护士还对萧萧说姑娘你别急着走,说最好坐一会儿观察观察,说记得让医生开一周的假条。萧萧的耳朵和眼睛就像堵上了塞子蒙上了罩子,听不见她也看不见你。她就那样愣愣地走出去,一直走一直走,走出门诊楼,走出医院大门,一个路口接一个路口。你们走着同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她在马路南侧走,你在北侧踩滑板。你的视线越过四条车道上的汽车和摩托,看见她的腿在发软,可她的速度一点也没降下来。走到第三个路口时,你就已经确定,她是在往戏剧学院走。

昏暗中,你仍然可以看见排练厅门口的黑板上有字。你凑近,依稀辨别出两行:10:00~16:00,欲望号街车,冯树。看来排练刚结束,现在这段空当正是所有人吃晚饭的时间。你下意识地往门里张望,看见萧萧已经一屁股坐在地毯上。你的胃又一阵抽搐,想象着江南的潮湿如何沿着地毯,迅速蔓延到萧萧全身。排练厅里的萧萧跟舞台上的布兰琪也没什么两样,把脸埋在两只手里哭泣的时候,肩膀同样会剧烈地晃。

你的血往头上涌。你觉得,你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你想他妈的骗子的时间也是时间,真没必要追看这么无聊的连续剧。文艺是毒药,谁信谁是傻子。冯树信不信你不知道,于莎莎和尹老师你也不知道,你只知道萧萧信。她非但喝了毒药,而且喝高了,现在就跟酒驾一样随时会撞倒什么或者被什么撞倒。她不明白唯一的解药就是回去好好睡一觉,然后认认真真地花点钱。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比钱更管用,更能占满那些胡思乱想的时间。她应该去买毛茸茸、雪雪白的狐狸毛皮,或者跑到安吉拉的发廊里,把所有的按摩和护理都做一遍。只要抓起一把钱朝强尼眼前晃一晃,他就会捏着嗓子学着香港人的口音喊阿姐。阿姐你的眉毛要修一修;阿姐你的皮肤要补个水;阿姐你今天算是来对了,新出的卵巢护理要不要试试这个不用不知道手法有讲究……

你的手机在振动。你看到萧萧的窗口不断发出语音信息。你一边贴在耳边听,一边看着萧萧左手擎着手机对着它喊,右手握着另一件东西。你大着胆子又往里走了两步,看清楚那是半截砸碎的瓶子,显然是刚才排练留下的。你耳边的手机播放的声音和从正前方传来的、萧萧嘴里发出的声音,交错在一起,构成不搭调的、让你难以忍受的二重唱。

——葬礼跟死亡相比可漂亮多了。葬礼都很安静,可死亡呢,不一定。

——你难道不喜欢新奥尔良这些阴雨绵绵的下午?一小时过得不像一小时,而像是永恒的一小片掉进了你的手中。

——我将被安葬在海上,缝在一个干净的白布口袋里,从甲板上扔下去,在正午时分,在夏日炎炎的日光里,葬身碧蓝的大海,蓝得就像我第一个情人的眼睛。

后来,我把事情前前后后想了好几遍,每次都卡在那个瞬间。每次我都觉得,整件事情就是一座怪模怪样的积木房子,只要改变其中一根的位置,就不会在那一刻坍塌下来。

比如,要不是我的房东只收现金,我那天一定会顺手在手机上转一笔,说不定一口气就付掉半年的。比如,假使安吉拉的生日能够提早一个星期,其实早三天就够了,她一定会缠着我买礼物下馆子,多少用掉点儿。再比如,如果那天我打通电话,李波扬一定会这样教导我:“早跟你说了,钱一到手,第一件事就是转出去,安安稳稳地搁进自己的口袋。然后?你还问然后?然后当然是掀开后盖,卸掉电话卡,废掉这个弄不好能让你进监狱的号码。”

当然,归根结底,我相信,是因为这个奇怪的、有镜子有光线的房间,是因为这些会演戏的人。台词在他们嘴里飞来飞去,每个字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它们就像给老太太打电话的保健医生,能洗脑,脑子上每一条沟沟坎坎都不放过。一切都像是设计好的。萧萧说她对这戏又熟悉又恐惧,可谁知道她真的能把台词背出来,而且挑的每一句都那么锋利?我为什么偏偏就在前一天去看了那场戏,所以听她念台词就好像对上了密码?明明是初春的黄昏,可我分明看见:配上那些台词,萧萧右手握着的半截玻璃瓶闪着盛夏正午的强光。

总而言之,在那个瞬间,我把钱转给了萧萧。五万块,一分不少,我甚至没有来得及计算这两天我耽误了多少正经工作,耗掉多少手机流量。我有权扣掉一点手续费的是不是?在那一刻,我相信萧萧就要死了,或者像布兰琪那样被人送进疯人院。我想不出还能用什么办法救她。这事你真的没法怪一个骗子。他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最他妈浪漫的事,就是转账,转账,转账。

玻璃瓶和手机—起落到地毯上。五分钟的沉默加上从萧萧喉咙里释放的变调的嗚咽。呜咽变成狂笑,上气不接下气那种,笑到你以为她已经窒息。走廊另一头已经有人听到了动静,有脚步声在向排练厅靠近。我一猫腰,一个滑步,从相反方向滑出大楼。我用最快的速度狂奔,一直滑到家门口才相信不会有人来抓我。打开手机,一条消息从萧萧的窗口弹出来。

——我卖。我卖还不行吗?我以为,不能复制的时光,蚕豆大的婴儿,我的爱情,这些都是有市无价的。但您出了价。那咱就成交。发票您收好。

我想问你没事吧,刚按发送键就被退回来。根本不用我卸掉电话卡,萧萧已经把我拉黑了。我难过地想,在拉黑之前,她本来可以发一张商场或者发廊的照片给我,让我知道,我挣来的钱有没有变成毛茸茸雪雪白的狐狸毛皮,或者五十次卵巢护理。那样我会好受得多。

后来,你总算找到了李波扬。你看到他穿着花格子呢西装的背影。背影被框在长方形里,两个人的两只手按住他的肩膀。等他转过来,脸上被打了马赛克。那是个法制节目,叫《警钟长鸣》。

“你发展了多少下线?”

“下线?你是说有多少兄弟跟我一起干?前前后后十来个吧。没数过。”

“你们在一起干什么?”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采访呢,”旁边的警察呵斥他,“老实点。”

“诈骗。电信诈骗。涉案金额二十五万。哦等等,我昨天到底交代了多少?”他转头问警察。马赛克跟着他的脑袋一起转。

底下字幕显示:主嫌犯李某某,涉案金额九十八万。镜头转成李波扬的砖房,屋里的电脑和接线板。镜头扫得威严,像是在逼视,以至于我居然看出地板上还残留着一点台球室的气息。摄像机在房子里转了一大圈,又跟着警察来到大街上。果然有宣传车驶过,这回的横幅是喜气洋洋的。镜头拉近,一个大特写:成功捣毁我县诈骗团伙。祝贺电信攻坚战初战告捷。—个错别字都没有。

再度切进李波扬的马赛克脑袋时,画外音的声调陡然沉重。刹那间,你不由得屏住了呼吸。你差点以为他们会把他当场枪毙。

“你还有什么想跟家里人说吗?”

“我就不连累我家里人了。我本来想给他们长脸,现在长不了脸那就什么也不说了。再多说一个字就是丢他们的人。我只想说一句,有个叫吴德清的小子你听好了,不管蹲几年我都会出去找你。你等着。”

你想了一个晚上,才想起吴德清就是把李波扬的老婆拐到越南去的男人。你闭上眼睛,祈祷越南的电视上也能看到中国的《警钟长鸣》。

后来,有那么一个晚上,出车之前,我冲进安吉拉的发廊。最后一个客人顶着一头新染的金发吹着口哨从我身边走过。我向梅丽莎使了个眼色,她拎起包就走,一边带上门一边高声喊:“安吉拉,就剩你们俩啦,门别忘了锁!”

安吉拉的嘴张成一个圆,哦字只说了一半,舌头就被我的嘴堵进去。

“怎么了?你干亏心事了?”

“没。我是说,也许干过吧……现在没事了。不过,有些事情,你也只有干过以后才会死心。”

“那你还是别告诉我吧。我今天第一回上手,剪了个板寸,客人说不错,下回还要点我。你别扫我的兴。”

“所以以后用不着在我头上练了?太好了。”

“想得美。明天开始我要练发根定型。”

她的脸涨得通红,不知道是因为我抱得太紧,还是因为今天的事情让她太兴奋。我搂着她结实的屁股往墙那边靠,摸到总开关。灯暗下来。

安吉拉很重,我好不容易把她推到离我们最近的一张理发椅上。她的胳膊碰到了一根很粗的电线,电吹风哐当一下掉落在地面。安吉拉想去捡,被我用力抓住手腕,再次按倒在椅子上。我竭力回忆布兰琪的妹夫在舞台上是怎么把女人扔来扔去的,但我没有他那么多肌肉。这两个动作已经让我精疲力竭。

“你真的有点不对头。”

“没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我们是不是凑合着把婚结了?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折腾了?戒指我会补。”

刚才还在反抗的安吉拉突然松下来,整个人软软地瘫在椅子上。两分钟的沉默。

“我可用不着你来将就我。”

“倒也没。”

“我也不想将就你。”

“哦。”

“我的意思是,我特别希望你提这事的时候你就是不提。我都快绝望了,真的。现在吧,我把最苦的日子挨过去了,我觉得总算看到了一点光。你倒又把这事给想起来了。”

“你想离开我?”

“倒也没。”

“那你什么时候再考虑?”

“没个准。你等吗?”

萧萧最后一条信息,那个我倒背如流的句子从眼前飘过。

“成交。”我说。

后来,为了让这个故事更像一个故事,一个可以圆满谢幕的故事,你每天都在寻找后来。你甚至在汽车后视镜里找到了线索。虎头图案,一根根竖起来的锐利的虎牙。你的视力和记性好起来真是天下无敌。你确信你看到了宋宜的披肩。

宋宜的边上坐着冯树,他映在后视镜里的面孔看起来老了一大圈。也可能是因为之前你见到的他全是在舞台上的样子。银色奔驰,跟你猜想的差不多。车门关上的声响不轻不重,没发出一点杂音。

“叫你少喝点少喝点,死活不听。有必要吗?”

“有没有必要是你定的吗?对不起,我忘了,一直是你定的。什么事情都是你定的。”

“你什么意思?你找碴是不是?你故意发酒疯是不是?让别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不好,对我有好处还是对你有好处?或者,对剧社的投资有好处?”

“别他妈提投资。别以为拉来点鸡巴投资,我就是你的奴才,你就可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个戴假头套的房产商打情骂俏。我没死,我他妈就在边上!”

你猛打方向盘,故意来个急转弯。你听到冯树喉咙里发出咕嚕咕噜的声音,你在想原来导演骂起人来也并没有更特别的字眼,除了他妈的就是性器官。与此同时,你的脑筋也在飞快地旋转,你在搜索关于儒商的记忆,暗自赞叹那个假头套质量不错。一眼看不出真假。

短暂的沉默之后一定是疾风暴雨。只不过,宋宜的疾风暴雨听起来就像一阵接一阵的断气。她好像气得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能扔出一个个词,词跟词之间加上标点。比如,血口喷人与双重标准之间是惊叹号,恶人先告状与哀莫大于心死之间是省略号。女学生甲女学生乙女学生丙之间倒是一个标点都没有,她是一口气顺下来的。

你没有听见萧萧的名字。也可能是她的名字会刺痛耳膜,所以你把它自动屏蔽了。

“你这样我很心痛,”冯树的话越来越耳熟,“真的。你忘了我们当年是怎么过来的。”

“别演戏了,我都看你演了一辈子了。”

然后是用拳头捶打车门。“司机停车!听到没,叫你停你就停!”

摔门。依然不轻不重,没有一点杂音。这一款质量没得说。

宋宜隔着车窗对车里扔下一句:“我没忘,我什么也没忘。你最好也长点记性,想想这车、这房是从哪里来的!”她一边说一边昂起头向他们家的方向走去。你知道这是市中心的高档小区,一平十万起。从这里步行过去,应该还得走上半小时。

冯树忙不迭地扔过来两百块钱,嘱咐你开到他们家车库去。

“停好就自己回家。车钥匙交给门口的保安,把车号告诉他就成。那里没有人不认得我们这辆车。”车还没停稳,他就冲了出去。

你稳稳地往前开,不去看车窗外,到底谁追上了谁,谁给谁一个耳光,谁把谁碾成了粉末。你不去想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也不去想这事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生,发生的时间是今天、明天,还是要再过十天、十个月、十年。这不重要。在一个好故事里,这一点儿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当这一幕偏偏落在你头上的时候,你将胸有成竹。你知道,你已经准备了一生,你时刻准备着。就像台上的每个演员,都知道下一句台词怎么接,下一个瓶子怎么摔。他们不会放过任何能把火星点燃的时刻。就像布兰琪说的那样,他们把一小时看作一小片永恒。

太晚了,车库里一个人都没有。你将会把车停在一个最暗最偏的角落,四周一个探头都没装。你将会蹲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找轮胎气门嘴。你将会把刚才在路边捡到的树枝准确地扎进去。树枝触到了弹簧,你再往下用力按。你想起萧萧上气不接下气的笑,此刻这笑在你的脸上默默延续并终结。一片寂静中,你将会听到,有咝咝咝的声音在墙壁与墙壁之间回荡。

掌声。

标题书法 曲菁晨

原载《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

原刊责编 徐则臣

本刊责编 黑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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