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与习惯:明清司法审判中的高级法与次级法
2017-04-15汪庆红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17年6期
汪庆红,周 威
(1.2.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在中国古代,情理与习惯是司法官员在审判过程中除制定法之外的重要考量因素。这是学者共认的事实。但对于二者在司法审判尤其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形式如何,已有研究还存在较多的模糊认识。如有学者将情理法看作是“同为审判依循的法律规范”,并由此将中国古代司法审判视为一种独特的多值逻辑主义的审判模式[1]52;还有学者对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习惯与情理不做学理意义上的区分,认为古代司法审判中相当于习惯的东西是以传统中国特有的“情理”得以体现的,即所谓“习惯或‘习惯法’,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融汇在‘情理’之中的东西。‘情理’与习惯不可分离也没有性格上的相异”[2]71-72。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笔者看来,了解习惯和情理在审判实践中的作用性质和影响方式,最直接和显著的意义在于其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尤其是法律适用的运行机理和过程特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明清时期的司法审判实践为分析对象,从司法官员法律思维的角度,考察习惯和情理在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实际作用及其运行逻辑,进而揭示传统中国司法审判模式的基本特质。
一、情理:明清司法审判中的高级法
“高级法”是西方法学理论体系的一个常用概念。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高级法”是一个“表示那些比实在法的单纯规定更有权威的规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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