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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中国认识的构建
——以第一次中国考察前后为比较对象

2017-04-15戴玉金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17年6期

戴玉金

(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龙岩,364012)

甲午战争以来,如何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始终是清王朝对外政策的重点和难点,亦是日本推进殖民地政策的一大重点。就近代日本的对华政策研究而言,如果没有日本民众的共识基础,或者说不营造一个“大义名分”下的对华政策,那么就难以推行。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日本知识分子的见识和主张不仅深刻影响到日本国民的中国认识,同时也成为日本制定内外政策的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1]就此而言,作为日本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内藤湖南成为引领日本思想界潮流的重要人物,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亦成为学术界多重研究视野下的热点问题。

围绕内藤湖南个体的研究,迄今为止的研究学者或是站在历史观念的立场来探讨内藤湖南的史学发展观,提示“文化中心说”驱动下地方经济的发展契机[2];或是剖析在甲午战争中内藤湖南的文化使命,揭示日本成为重塑世界新的文明中心的“天职”之位[3];或是从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的关系谱系这一出发点,阐述内藤湖南对中国学人和学术界的仰承与垂范的变奏[4]。但是,针对内藤湖南1899年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考察为契机,而构建的中国认识之前后变化的研究则涉及很少。

那么,内藤湖南是如何从中国的自然、中国士人等方面的接触和体验,了解中国时局、风土人情、文化教育,由此改变了其对中国的认识?在此,本文以内藤湖南的中国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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