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丽，巩曰国

（1．2．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山东淄博，255000）

经典世界中的“管仲论相”

张艳丽1，巩曰国2

（1．2．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山东淄博，255000）

“管仲论相”的故事在战国至秦汉诸子典籍中多有记载，各种思想流派从自身的学术角度对此事做出了定位和评价。分析对这一故事多个文本载体的记述形式，探索古代思想家们重构故事情节、挖掘故事意义的过程，可以看出其代表问题的普遍性，更可看出诸子学派的学术主张及思想特征。

管仲论相；经典故事；借鉴

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些故事被反复提及，并进行层次区分、焦点转化的再叙述，这类故事被称为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1]古代学者对这类故事进行演绎与创作，加以有深度的解读和阐述，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从而在传承和塑造传统中发挥作用。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a如陈少明的《“孔子厄于陈蔡”之后》（刊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陈璧生的《经典世界里的“直躬证父”》（刊于《现代哲学》2008年第4期）、曾海军的《“子在川上”之后——论经典世界中的情感体验》（刊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等。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其优秀的人才思想广为后人关注。b论著方面有任重的《管子及诸子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战化军的《管仲评传》（齐鲁书社2001年版）、齐秀生的《举贤尚功——齐国官制与用人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等。论文方面有耿相魁的《谈管子的选才用人思想》（刊于《行政人事管理》1995年第3期）、吴雪玲的《〈管子〉人才思想简析》（刊于《管子学刊》2001年第1期）、毕晓黎和张杰的《齐国的用人政策与齐国的兴衰》，（刊于《管子学刊》2002年第1期）、贾继海的《从〈管子〉一书和齐国的用人政策看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性》（刊于《管子学刊》2004年第2期）等。管仲临终前病榻论相一事，是其系统人才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管仲论相”的故事在不同时期受到诸子学者的关注，思想家纷纷从学派的命题和思想立场出发，将其纳入论著典籍之中，对此做出评价和引申。

一、《管子》：故事的较早记载

管仲论相故事的较早记载，当推《管子》。《管子》一书“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2]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它书。”[3]《管子》著书时间虽无定论，相对这一故事的其他文本来说，算是比较早的。

《管子》曾有两次提及管仲论相的故事。

第一次出现在第二十六篇《戒》中，“戒”，戒止、劝戒，文中以故事形式，铺张许多情节，讲述了管仲对齐桓公在治国、修身等各方面的劝戒。在临终的时候，管仲对齐桓公的劝诫可谓全面而尽心，提出3个方面的谏言：指出齐国“相”的可供人选及缘由，不可忽视善处各诸侯国的关系，要求君主必须去除易牙、竖刁、开方等佞臣。[4]366这些都是管仲辅佐国君治理国家的重要政治思想体现，其详细内容如下：

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将安移之？”管仲未对。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仲对曰：“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曰：“然则孰可？”管仲对曰：“隰朋可。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问。臣闻之，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国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则朋乎！且朋之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门，居公门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举齐国之币，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问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犹能以国宁乎？”管仲对曰：“君请矍已乎？鲍叔牙之为人也好直，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宁戚之为人也能事，孙宿之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则其不以国宁，何也？”对曰：“鲍叔之为人，好直而不能以国诎；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国诎；宁戚之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孙宿之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闻之，消息盈虚，与百姓诎信，然后能以国宁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为人也，动必量力，举必量技。”……

管仲又言曰：“东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爱，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今夫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愿也：得于君者是将欲过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诺。”[5]

这一记载管仲临终论相的版本比较全面，面对齐桓公的相任咨询，管仲没有做出正面回答，而是由齐桓公提出备选人员，管仲否定了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宿，肯定隰朋，从而详细列出相任的标准和条件。在摒除奸佞方面，管仲主动提出驱赶易牙、竖刁和卫公子开方，以免除齐国后患。在选拔相的人才方面，管仲有破有立，可谓全面。作为一部记载管仲言行和思想的典籍，该篇还列述了齐桓公对管仲谏言的执行情况，言明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的临终建议，落得相当不堪的下场。

第二次管仲论相出现在《管子》第三十二篇《小称》中。小称，尹知章注：“称，举也。小举其过，则当权而改之。”[4]433如此，则所谓“小称”，即管仲略举桓公之过，促使其改正之意。重点是管仲在病重的时候，规劝齐桓公远易牙、竖刁、堂巫、卫公子开方等小人。此皆有针对性的列举其过，进行忠告。文中详细记载了齐桓公疑惑管仲建议的正确性，终未执行管仲的谏言，导致自身活活饿死、齐国内乱国势一蹶不振的局面。该故事记述的重点，突出齐桓公的悔悟之心，得出国君“不终用贤”是导致一切恶果根源的结论。

管仲论相故事在《管子》中两个版本的记载，有极大的重复之处。清代学者吴汝纶指出：“此与《戒篇》重复，而此为详。”明代学者朱长春推测说：“‘有病’以下，文掇拾附益，定非一篇。”[6]总的来看，管仲论相故事出现在《管子》中，目的是阐述管仲完善的治国思想，尤其是人才思想方面的理念。《管子》对管仲论相故事的记载，基本包括了这一故事所涉及情节的3个要素：推荐隰朋做自己的继承人、极力要求驱逐国君身边的佞臣、齐桓公未听劝谏而身死国衰。以后故事的文本，大致离不开这些情节的阐述、演绎和延伸。

二、道家视野中的故事

战国初年的道家典籍《列子》，在《力命》篇中列述了管仲论相之事：

管夷吾有病，小白问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夷吾曰：“公谁欲欤？”小白曰：“鲍叔牙可。”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理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小白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人；以财分人，谓之贤人。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勿已，则隰朋可。”[7]69-70

列子是战国初期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不求名利，清静修道，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力命》篇所探讨的主题是：在人的生活和事业中，成功与失败是经常发生的，主要取决于“力”还是取决于“命”？[8]通过讲述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的故事，列子认为人做什么与不做什么，不是个人的意愿所能决定的，而是客观事物自身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列子将成败的最后决定归之于命运，把命运归之于事物本身的自然而然。命运本不需要操纵者，人要做的事情就是顺应这种趋势：“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7]67

列子借用管仲病重论相的故事，意在阐述管仲推荐隰朋任相而没有推荐鲍叔牙的理由，不是管仲内心重视隰朋而轻视鲍叔牙，而是情势所迫不得不重视前者而轻视后者：“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7]70可见管仲并不是要轻视鲍叔牙，而是不得不轻视他；并不是要重视隰朋，而是不得不重视他。开始时重视，有可能后来要轻视；开始时轻视，有可能后来要重视。重视与轻视的变化，在于客观环境，而并不由自身，东汉学者张湛认为“皆天理也”[7]70。

庄子作为道家人物代表，吸纳了这个故事，记载在《庄子》第二十四篇《徐无鬼》中：

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管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公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末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勿已，则隰朋可。”[9]

“徐无鬼”是开篇的人名，全篇内容繁杂，夹带少量的议论，由十余个各不相关的故事组成，中心议题并不明朗，但多数倡导“无为”思想。其中管仲病中荐相的故事，详细描述了鲍叔牙和隰朋个性的特点对比，最终借推荐隰朋进而阐述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认为，虽然单从个人品德而言，鲍叔牙是位清白廉正之人，但是在处世方面太过苛刻。如果鲍叔牙负责治理国家，可能上会约束国君，下会忤逆百姓。与之相反，隰朋在做事时，对上不趋炎附势，对下不区别卑微，有自知之明又能怜悯不如自己的人。总之，隰朋对于国事一定不会事事听闻，对于家庭也一定不事事看顾。鲍叔牙和隰朋两相对比，管仲选择了隰朋为接班人，这反应出管仲赞同隰朋的无为而治的做法，从而彰显了庄子“无为”思想的成效。

三、法家的角度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对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进行继承总结，提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理论，注重功利考量。在阐述治国的策略时，韩非子指明君主与臣下都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韩非子·十过》中，韩非子指出君王经常会犯十种过失，这些过失包括行小忠、顾小利、贪愎喜利、耽于女乐等，然后用相应历史故事具体说明这种过失的危害性，借以警戒后世的统治者，避免重蹈亡国亡身的覆辙。

在论述国君第八种过失“过而不听于忠臣”时，韩非子以管仲论相做例子进行分析：

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从而问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政安迁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问也。虽然，臣闻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试以心决之。”君曰：“鲍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鲍叔牙为人刚愎而上悍。刚则犯民以暴，愎则不得民心，悍则下不为用，其心不惧。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则竖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公妒而好内，竖刁自獖以为治内，其身不爱，又安能爱君！”曰：“然则卫公子开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齐卫之间，不过十日之行，开方为事君，欲适君之故，十五年不归见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亲也，又能亲君乎！”公曰：“然则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为君主味，君之所未尝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爱其子，今蒸其子以为膳于君。其子弗爱，又安能爱君乎！”公曰：“然则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为人也，坚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坚中则足以为表，廉外则可以大任；少欲则能临其众，多信则能亲邻国。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10]51-52

叙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韩非子有着意修饰的细节。治国过程重在君臣之间的配合，在齐桓公提问委政何人时，管仲反问：“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试以心决之。”突出的是君臣关系。从“忠”的角度来说，韩非子重在管仲对易牙、竖刁等奸佞之臣的防范。在故事结束时，韩非子强调齐桓公前世霸业与去世凄惨结局的鲜明对比。齐桓公不顾忠臣的谏言，一意孤行，最终身败名裂，为天下人耻笑，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也是后世统治者所应值得借鉴之处。

《韩非子》中还有一处重新解析管仲荐相的故事，出现在《难一》篇中。“难”，辩难，是韩非子对前人成说的一种反驳，所驳观点都是基于对具体历史故事的评价之上。在体例上，韩非子总是先引一段已有定论的历史故事，然后由“或曰”引出自己的议论和观点。在描述完管仲论相的故事后，韩非子发表评论：

或曰：管仲所以见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竖刁、易牙者，以不爱其身，适君之欲也。曰：“不爱其身，安能爱君？”然则臣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管仲将弗用也。曰：“不爱其死力，安能爱君？”是欲君去忠臣也。……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见知不悖于前，赏罚不弊于后，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于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无度矣。[10]266-268

韩非子认为，管仲临终前劝诫齐桓公的言论是不符合法度的，并针对管仲对齐桓公的劝谏，逐条进行严词反驳。管仲认为竖刁、易牙“不爱其身，安能爱君”？但臣子当中确实“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清代学者王先慎解释说：“尽死力亦不爱身也。”[10]267若用管仲“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的原则来推断，那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管仲不能为桓公而死，这样管仲本人也在应当清除的范围之内。这属于儒家推己及人之爱的治国方式，是不可取的。圣明的君主会根据百姓的欲望设置爵禄来让其立功，也会根据百姓的嫌恶施行刑罚来威慑他们，君臣相处即为“设民所欲以求其功”：“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10]267君主在治理国家当中，能够做到赏罚分明，就不用担心自己有死后不葬的祸患。管仲不明晰“庆赏信而刑罚必”的法律措施，也就不能阻止齐国重臣擅主的可悲结局。韩非子以此来宣扬法家的赏罚法律理念，引导国君执行明确严厉的法律措施。

四、杂家的评判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著作，对各家学说进行吸收和借鉴，目的即是综合各派学说的优势，为秦国统一六国进行思想指导，并期望实现长治久安。《吕氏春秋·贵公》转述管仲论相故事：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11]8-9

《贵公》篇的目的在于阐述和分析君主治国、治天下“必先公”的道理。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天下时，只有做到“公”，才能实现“天下平”和“天下公”，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安定有序。而于此处记载管仲论相的故事，作者意在表明，相是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人员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个人不能囿于自己的偏私而影响整个国家。管仲秉持“公”心，没有举荐与自己私人关系密切的鲍叔牙，而把隰朋作为继任者的人选。

此外，《吕氏春秋·知接》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解读：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齐鄙人有谚曰：‘居者无载，行者无埋。’今臣将有远行，胡可以问？”桓公曰：“愿仲父之无让也。”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刀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曰：“诺。”……此不卒听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轻难而恶管子也，无由接见也。无由接，固却其忠信，而爱其所尊贵也。[11]184-186

《先识览》主要论述贤者洞察世事之事，“先见其化而已动”[11]183，从而阐述君主尊贤、任贤的道理，各篇多以历史故事加以佐证。《知接》篇发挥“智者，其所能接远也”[11]184的主旨，指出智者能够预见未来，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愚者不能预见未来，即便是告诉了他以后的事，他也不会相信。通过引用管仲临终建议驱逐佞臣的故事，著者力证齐桓公没有接受管仲的意见而导致死后的悲剧，这是统治者应该引以为戒的事情。齐桓公不是厌恶管仲本人，更不是轻视灾难，而是他的智力无法达到预见事物将来发展变化的程度。智力无法达到预知的程度，齐桓公当然就不会真心实意接受管仲的忠谏之言。

五、汉代的发挥

管仲论相的故事在诸子典籍中多有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编著光照后世的《史记》时，也把这一事件载入史册。《史记·齐太公世家》曰：

（桓公四十一年）是岁，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12]1492

“世家”是《史记》中记载侯王家世的传记，《齐太公世家》位列世家第二，主要讲述了西周和春秋时期姜氏齐国600多年的兴衰史。其中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春秋首霸之功，在位长达43年，故对他的记载比较详细。司马迁把管仲荐相这一故事进行了取舍，重点放在管仲建议驱逐易牙、竖刁、开方三佞臣方面，并详细记载了齐桓公病重及死后五子争位的混乱局面，而对管仲推荐隰朋却只字未提，仅用“是岁，管仲、隰朋皆卒”[12]1492表示二者的相位继承关系。可见，司马迁在处理这部分史事时，更想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故于此处着墨甚多。

到了西汉末年，学者刘向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存有的图籍编成《说苑》一书，选编一些先秦到西汉时的传说和历史故事，借以阐述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其编书目的是研究历代治乱之道，希望刘汉皇帝重道、尊贤、贵德、听谏等，以解决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巩固刘氏政权，重振刘氏雄风，阻遏外戚、宦官篡权的阴谋。

《说苑》的第十三卷《权谋》篇中，刘向征引了管仲论相这一故事：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若弃寡人，竖刁可使从政乎？”对曰：“不可！竖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将何有于君。”公曰：“然则易牙可乎？”对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将何有于君。若用之，必为诸侯笑。”及桓公殁，竖刁、易牙乃作难，桓公死六十日，虫出于户而不收。[13]357-358

开篇之处，作者阐述了“权谋”的概念、做法和功用，指出这是圣明君主应该具有的品质：“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而后考之于蓍龟。”[13]345圣明的帝王做事情，一定要首先从谋略上仔细思虑。作为一个擅长权谋的人，要详察忠诚与奸诈的本原，并以此立身处世：“知命知事而能于权谋者，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则是亦权谋之术也。”那些智慧的人做事情，由于注重预先防备，唯恐考虑不周，做事不会受挫折：“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13]346对于刘氏统治者来说，齐桓公的做法深以为戒，正是因为没有接纳管仲正直的谏议，没有分辨清楚忠诚和奸诈的本质，最终导致国衰身死的悲剧。

六、余论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流传的一些经典故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讲述和重新解读。不同学派的精英代表根据思想立场和社会需求，对这些故事添加一些细节和场景，提出不同的评价体系，以期承载新的情感和思想内容。直接记述或点评管仲论相故事的典籍，主要有法家的《管子》《韩非子》，道家的《列子》《庄子》，杂家的《吕氏春秋》，正统的史书《史记》，及内容庞杂、糅合各家思想的《说苑》等。对管仲论相故事的讲述，因受学者的兴趣点、分析角度及信息完整性的影响，各个版本有所差别。《管子》重在阐述管仲治国思想中人才观念的系统性，《韩非子》则分析出君臣之间的相处之道。《列子》认为做事情要顺应客观形势，《庄子》重申“无为而治”的理念。《吕氏春秋》落笔于贤者的高明预见性，《史记》是一种比较接近史实的描述，而《说苑》意在证明圣明国君做事权谋的重要性。

先秦至西汉时期，各家学派对管仲论相故事进行转载并详细阐述，由此可见这个故事极具流传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无论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封建一统的王朝时期，管仲论相的故事能够吸引各派思想家的注意。学者们以此为切入点，从不同角度把这一故事进行分析阐述。这一故事的魅力，不在于它提供某种一致同意的价值取向，而在于它呈现出多种阐析的可能性，这是激发后人持续思考的不断泉源。[14]

[1] 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57.

[2]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7:663.

[3] 黎靖德.朱子语类[M].长沙:岳麓书社,1997:3252.

[4] 赵守正.管子通解[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5] 赵守正.管子注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259-260.

[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21.

[7] 张湛.诸子集成·列子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4.

[8] 王德有.列子御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14.

[9] 郭庆藩.新编诸子集成·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844-845.

[10] 王先慎.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1] 高诱.诸子集成·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 刘向.说苑疏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14] 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J].江苏社会科学,2007,(1):11.

Guanzhong Commentting on the Prime Ministers in the Classical World

ZHANG Yan-li1,GONG Yue-guo2
(1.2.Qi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ibo,255000,China)

The story of Guanzhong commentting on the Prime Ministers was recorded by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during Warring Dynasty to Qin and Han Dynasty.Th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evaluated on the story from their own academic angle .We can analysis the description forms of this story,to explore the ancient thinkers reconstructing the story,and 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ory.We also can make out the universality of its representative problems,and summarize the academic ideas and characteristics thoughts of other schools.

commenting on the prime ministers;the classical story;use for reference

B2

A

2095-2082（2017）05-0079-08

2017-06-14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7CLSJ03）；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17RA071）

1．张艳丽（1978—），女，山东金乡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学硕士；

2．巩曰国（1971—），男，山东桓台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文献学博士。

（责任编辑 王 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