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新昌

（广东东软学院基础部，广东佛山528000）

一

方克立先生“马魂中体西用”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信仰。一般说来，儒者们是把儒学看成是关于生命的学问。但是，对方克立先生来说，他的生命的学问不是儒家，而是马克思主义，他曾这样说过：“正如有些真诚的儒者是把儒学当作自己的‘生命的学问’一样，对于我和许多与我同辈的大陆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早已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学问’，成为我们观察、处理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我们人生信仰的归趋和奉以行止的生活原则。”［1］依笔者理解，任何一种学问，只要研究者是“真诚”热爱的、追求的、坚信的，就有可能成为自己的精神信仰和心理寄托。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真诚”二字。一个从事数学研究的人，可以把数学看成是自己的生命存在，例如数学家陈景润。对于自小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终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克立先生来说，他的人生信仰笔者是能理解的。

如同宋明理学家对于佛道两家的借鉴吸收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从来都是开放的，它需要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它的传播也必须走和所在地的现实需要以及思想文化相结合的道路，这样才能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然的话，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文化的发展总是在分化和整合中进行的。一方面，一个思想会在发展中呈现出多元和分化，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墨子死后，墨分为三。另一方面，多元的思想也总会在相互的论争中走向会通和融合，最明显莫过于中国历史上的儒释道。虽然他们都有其各自的独立性，但从不排除他们之间的借鉴和吸收，宋明理学的产生就是在“援佛道入儒”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没有儒者对佛道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就不会有宋明理学的产生，也不会有所谓的儒学复兴。

近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许多理论研究者曾为此付出不少，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学院派的张申府（崧年）、张岱年兄弟二人贡献甚大。他们不仅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提出了一个“综合创新”（“创造的综合”）哲学方法，并积极融马克思主义理论、儒家哲学、逻辑分析学派于一炉。而且这一思想方法一直贯穿于张岱年先生哲学研究的始终。

方克立先生是这一方法的积极继承和倡导者，在借鉴前人（不限于张氏兄弟）成果的基础上，方先生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

方克立先生本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在这方面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2］。也许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怀以及某种机缘，在1986年的一次会议上他的发言《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则改变了他以后哲学研究的方向。尔后，《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他的研究也转到了近现代。他所领导组织的现代新儒家思想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学术影响较大，一时间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的显学。他的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在对待传统儒学所持有的僵化、刻板的研究范式，同时也深化了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他提出的“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方法论原则，既客观，又理性，其评价批判也比较公允。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功劳。还有，他对现代新儒家思想的研究，也为他的“综合创新”说做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综合创新”是人们对于文化继承和发展的一种态度，这里之所以还有提“综合创新”，就是为了使这种态度成为一种自觉，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是要求人们在对待文化问题时积极自觉地去综合创新。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立场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综合创新。这样一来，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综合创新”说的逻辑发展就是自然落到了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上来了。在纪念张岱年逝世两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说。

二

“马魂中体西用”是方克立先生借用经济学家杨承训的提法来表达中、西、马三者之间关系的，不同的是他对之做了新的诠释，并赋予了新的内涵。所以，我们在理解它时，切不可望文生义。

“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殖入所提出的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一个原则，“体”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体，主要有纲常名教；“用”主要是西方传来的现代科技之类。这一初衷是好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除了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其他“主义”，如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等等也都随之进来了。

从“中体西用”来说，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属于“他山之石”。在立足于中国文化接受外来文化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属“体”，外来文化是“用”。然而，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出于对社会现实状况的考量，中国社会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定位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尔后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一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说明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说明它能回应并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经过一百来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中马之间的体用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社会主义，以及自由、平等、民主、理性的现代理念适之于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并能很好地解释当今社会的现实，指导社会的前行。另者，在时空维度上它是属于“今”的时态，而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发展上的滞后则在人们的视野中退之于“古”的位置。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就有了“古为今用”一说。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体”，所要继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用”。而且，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也必须要从传统中汲取营养。

方先生曾借用张岱年先生对“体”“用”范畴的理解说明文化问题。他说，张先生“以胡瑗讲的‘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于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为文化上的体用范畴之本义，认为‘体’是指导原则，‘用’就是原则的具体应用。”所以，张先生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体’，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是‘用’。”“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3］5“用”就是这些原则的具体应用了。由于体用范畴还有另外一层涵义，即实体与作用、属性的关系，所以，张先生也讲了“社会的存在是体，社会的意识是用”；“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是用”［3］6这样的话语。张岱年虽然使用过体用这一对范畴，但他的使用是非常严谨、毫不含糊，体用所指一是原则及其具体应用；另一是具体的事物及作用与属性。但是，他不喜欢“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3］10

在方克立先生的哲学研究中，他对张先生的哲学比较感兴趣，张先生是他的前辈，两人也有学术合作。他一直以来就认同张先生对于文化综合创新的态度，也认同张先生对于体用范畴的分析，同样也反对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之所以反对，就是因为有局限性，也容易引起歧义。

不过，他还是要接着这个话题讲，不能去回避问题的语境，他需要以此去阐述自己的文化观点。他说：“如果说，体用范畴已为中国人所习用，一定要把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方针套进一个体用模式的话，我认为首先应对‘体’、‘用’概念明确界定，从文化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创造主体的角度来确立‘体’的优先地位，那么或许可以说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3］9这是以体用范畴说明主体实践和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内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体，与之相关的中西马文化就是用了。

但是，在文化范畴的意义上，对于中西马三者的关系，以二元的体用范畴说明有些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他选择了“马魂中体西用”三元的解释模式，此三元模式的选择是受王夫之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周易外传》卷五）的启发，按此诠释，“形而上之道”是马克思主义，“形而下之器”是科技等现代西学，那个“一形”就是中国文化。另外，他还以孔子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以及他的学生的“礼之用和为贵”，即儒家的“以仁为魂，以礼为体，以和为用”论证之。［4］276

方先生对于“马魂中体西用”做了比较全面的解释：“所谓‘马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原则。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4］275所以，是“一种比较符合今天中国实际的文化发展和理论模式。”还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体’的涵义已不是指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3］6

对于方先生这一思想，我们还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解读。“马魂”中有“中体”，“中体”有“马魂”，“马魂”中有“西用”，“西用”中有“马魂”，“中体”中有“西用”，“西用”有“中体”。

“马魂”中有“中体”，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魂”已经融在“中体”当中，两者已经融合贯通，“马魂”已经成为“中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马魂”中有“西用”，即“马魂”是“西用”的指导原则和哲学基础。“西用”中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现代理念，“马魂”都能为其做自己哲学上的说明。

“中体”中有“马魂”是指在“中体”中有“马魂”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导引。“西用”中有“马魂”是指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里，有“马魂”的价值原则和哲学根据，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应该造福于人类社会，而不是相反，不是科学技术的异化和反人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理论，不仅要探讨科学技术进步的意义，也要探究科学何以可能的哲学理据。对于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消极意义，即技术的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所以，它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意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三

“马魂中体西用”理论模式的意义何在？首先，它是文化综合创新说的进一步发展。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曾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思想。这里继承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需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这种继承本身就属结合的内容；另外它需要借鉴外来的文明成果，这也是社会实践提出的要求。所以，这一路线方针的提出源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有学者对此一方针形成对来龙去脉做过考察。

在学术界大家熟悉的是张申府、张岱年兄弟的综合创新学说，这一学说的形成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事，难能可贵的是，张岱年先生本人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但他自己本人却是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一辈子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都体现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路子，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立足于中国哲学主体地位，借鉴逻辑分析方法，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还有冯契先生，早年追求进步，信仰马列，终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及智慧学说的研究，他受金岳霖治学方法的影响，会通中西，融贯古今，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建立了自己的智慧之学。应该说在治学上也很好体现了“马魂中体西用”的原则。所以，“马魂中体西用”的提出，不仅是对于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说的发展，也是对现代一些哲学家，像张岱年、冯契先生这样有威望学者治学方法的概括和总结。

其次，“马魂中体西用”的提出符合于当代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是由国家的性质和所选择的道路决定的。客观地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不仅反映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状况上，也是社会各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是由社会发展的合力决定的，并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再说，就当今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的存在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和难以分割的。

客观说来，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如果说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能很好地回应现实，不能对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科技进步、道德规范和终极关切这类问题做出有力的回应，不能为其提供哲学基础。那么，这个意识形态肯定就是落伍的，就很难居于主导地位。应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还是有能力的，尽管它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以便使之更好地引导社会的前行。

再次，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马魂中体西用”有其现实意义。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是经济上的贸易，政治上的交往，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的交流。有了文化上的交流，才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从而为国家民族间的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但是，在交往中也要坚持一个原则：独立自主、和而不同、和平共赢。这样，“马魂中体西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坚持“马魂”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因为国家的性质和所选择的的道路决定的。坚持“中体”主体意识形态，是基于民族的自主和独立的考量。坚持吸收“西用”的优秀的文明成果，体现的是主体开放的胸怀和广阔的视野。

如果不坚持“马魂中体西用”的原则，只是采取“乡愿”的态度，国家就有可能“颜色化”（颜色革命），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难以想象的混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受到冲击，各种价值观的冲突也会随即而来，价值的多元就会沦为价值观的混乱。

最后，“马魂中体西用”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包容的价值原则。在这一原则中，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一切文明成果相互之间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学习、互相融通、相向而行。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冲突，相背而行。马克思主义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尊重世界其他一切文明成果。中国传统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并向其他文明敞开胸怀。

应该说，这一理性包容原则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即世界物质存在的统一性是建立在多样性的基础上的。统一中有多样，多样中有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世界其他一切文明成果，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多样统一、统一多样的矛盾，既存有差异，又相互融通。

在这一理性包容的价值原则中也内涵了中国儒家传统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体现的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尊重与和平共处。

结语

“马魂中体西用”理论已经提出十多年了，它是方克立先生在处理中、西、马三者关系时的基本原则，也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对待文化问题的基本态度。也许这一理论还有它的局限和不足，如在处理“魂”和“体”，即灵魂和根脉（基因）的关系时，从理论上讲是通的，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马克思主义是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如何与中华民族传统的意识形态很好地结合，人生的政治信仰和人生的终极信仰如何结合，政治信仰和终极信仰何者的“体”？何者是“魂”？还会出现一些纠结，因为对于个人来说政治信仰和终极信仰不一定就是统一的。也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者不需要区分“魂”和“体”的关系，就是平行平视的关系，需要的是互相尊重，各得其所，如同西方的宗教和科学一样。这不是说“马魂中体西用”的“三流合一”有问题，而是说在“合一”中问题非常复杂，所以，“马魂中体西用”的“三流合一”还需要再研究、再思考。

当然，在处理中西马三者关系的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会有新儒家的立场，以及自由主义的态度，他们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出现差异、有了论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中、西、马“三流合一”的结果也会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有马克思主义的，也有新儒家的、以及自由主义的，这都无妨。而大家在处理相互之间关系时，所持态度应该是互相尊重，和而不同，各得其所，不失其宜。

［1］李翔海.现代新儒学的回省与展望——写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出版之际［J］.南开学报,1998（5）.

［2］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3］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方克立.方克立序跋集［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