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玮杰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

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面对新自由主义所构建的主流话语，西方左派学者依赖于不同的学术背景重新激活马克思理论的批判张力。一方面，巴迪乌、齐泽克、奈格里等学者提出“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口号而试图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提出新的批判方案；另一方面，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左派学者则将意识形态斗争放在批判的核心位置。然而，这一系列当代激进左派的批判逻辑并非无源之水。对此，本文试图从主客体辩证法的视角梳理卢卡奇的理论逻辑，从而指认他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当代左派激进思潮所留下的宝贵遗产。站在卢卡奇所开辟的哲学战场上，西方左派在辩证法的维度上延伸（如《启蒙辩证法》和《单向度的人》）或超越（如《否定的辩证法》）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批判逻辑。

一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章里首先欲图将理论建立在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具体而言，他所要做的就是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路“从分析商品开始”，揭开“商品结构之谜”。因为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问题恰恰是“核心的、结构的问题”［1］，于是我们可以“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1］。商品结构的基础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1］147，简而言之即：物化（或商品拜物教）。在这一理论维度上，卢卡奇是贴近马克思语境的：商品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共同体社会）中只能依靠市场中劳动产品的交换建立社会关系，这种物化（或拜物教）现象不是主观幻觉而恰恰是现实本身。卢卡奇承认作为现实本身的拜物教（后来被齐泽克标识为“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如马克思一般）从拜物教内部引出其毁灭的张力；相反，他通过引入黑格尔辩证法将物化指认为黑格尔意义上的沉沦状态，即“第二自然”，并试图从外部寻求颠覆性的推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卢卡奇在学理上融贯地将西美尔和韦伯与马克思放在同一逻辑线索中。一方面，作为西美尔学生的卢卡奇有意无意地在阐发商品拜物教时触及了西美尔的重要概念——现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并由此将拜物教批判引入社会学领域：现实的抽象构建了实证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这使得经验认知总是已经社会先验综合所中介，这是物化意识乃至思维二律背反的来源。这一概念（现实的抽象）以及概念背后的批判思路后来被索恩-雷特尔（Sohn-Rethel）以更为公式化的结构呈现出来（现实的抽象是形式抽象和思维抽象的现实基础）［2］，而索恩-雷特尔恰恰也受到了西美尔的影响。因此，卢卡奇和索恩-雷特尔一致走向认知论批判并不是一种历史巧合，站在社会学维度指认认知框架形式背后的社会构建要素恰恰会在逻辑上必然导向认知论批判。在此背景下，索恩-雷特尔认为“自然”概念（即剥去任何意义的中立“客观事实”）恰恰是以商品形式为主导的社会的产物，“客观”自然科学的兴起于商品交换的扩大是同步的［2］72，这种观点正是卢卡奇所谓“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真实语境。对这两位学者而言，突破“（第二）自然”的铁笼就必须脱身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式主义/二元论）并转向总体性的革命性辩证思维，这在哲学逻辑上体现为从康德向黑格尔的过渡。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卢卡奇在阐述物化现象的过程中接入了韦伯社会学理论分析，他在相反的语境下运用韦伯所阐发的劳动过程（乃至现代制度）中的合理化与量化。由此，正如普殊同所指出，卢卡奇把资本主义的问题等质于形式主义的问题。［3］经由韦伯理论逻辑的介入，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形式在卢卡奇那里呈现为合理化、量化对（主体性）劳动的统治，卢卡奇从而跳脱出了马克思所设置的建立在（以剩余价值剥削为基础的）资本发展过程之上的理论参照系，并借助黑格尔的理论逻辑演绎出独特的主客体辩证法。这种主客体辩证法以“无产阶级”概念填充了黑格尔“精神”概念所占据的位置，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通过劳动一方面创造了社会，另一方面则创造了其自身（作为客体）。在此，“劳动”被赋予了黑格尔哲学的内涵，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性活动并构造了社会的总体性。由于作为沉沦状态的物化现象遮蔽了这种总体性，作为劳动主体的无产阶级（也即物化状态中的客体）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物化秩序才能成为历史主体，这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辩证法的真正秘密恰恰隐藏在“劳动”概念背后。卢卡奇以黑格尔的方式将“劳动”超历史地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性活动和主体赖以生发自我意识的机制。在此基础上，革命性辩证法的要义就是要从资本主义物化状态中走出从而重新占据劳动所构建的社会总体性。与此相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劳动”问题上首先区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特有的抽象劳动之抽象性恰恰不是劳动本身的属性，而是建立在普遍商品交换机制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产物。这种现实的抽象社会关系本身脱离于个人而获得了准自然、准独立的形式并进而构成了对个人的压抑。可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下，构建历史运动的“实体-主体”并不是一种集体性主体（如卢卡奇所说的“无产阶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身。所以，卢卡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造性解读的本质正是以黑格尔的方式，通过超历史地理解“劳动”概念，将辩证逻辑超历史地投射到全部人类社会生活中。［3］

二

毫无疑问，卢卡奇这种建立在“超历史的劳动”概念上的辩证逻辑迥异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体系构建，然而，正是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初逻辑的所谓“异端”为之后西方左派理论的发展线索埋下了伏笔。如果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试图呼唤摆脱资本主义物化状态的“劳动”，那么这种克服了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劳动”按照霍克海默的说法恰恰是福特制、福利国家制资本主义所构造的现实本身。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并非解放，而是一种新形式的奴役，即技术、工具理性的奴役［4］，这在马尔库塞那里被指认为“单向度社会”［5］而被加以批判。从学理上来看，法兰克福学派这种带有海德格尔意味的工具理性（在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中表现为现代“治理术”［6］）批判恰恰奠基于卢卡奇-黑格尔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它们在理论结构上都具有超历史性。有所不同的是，卢卡奇试图在物化沉沦状态中拯救出“劳动”；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在此基础上悲观地指出，这种从市场和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只会带来更大的奴役，它是导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重要因素。由此，在《启蒙辩证法》中，辩证法的主体转变成了整个人类文明：颠覆性的张力起源于人类文明的诞生，在工具理性、极权主义中登峰造极，但它最终将成为导致其自身毁灭的因素。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么说时，他们已然追随着卢卡奇的脚步进一步地远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批判对象：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在结构。《启蒙辩证法》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隶属于整个文明的问题，它是文明之自反性的一个环节，呈现为物化和工具理性对人的奴役；于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资本内部的结构性张力同样被忽略，这构成了卢卡奇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共同理论缺失，前者将物化视为阶级斗争机制的颠倒，而后者则将物化的根源归结为工具理性而非支配一切的资本主义商品形式。与之相反，（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马克思首先强调了劳动的形式问题，也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说的“一定形式下的劳动”。循此逻辑，马克思也以拜物教和价值“形式”的批判替代了早期（二元对立框架下的）意识形态批判，他指向的整个资本主义结构的内在张力所引发的辩证运动：

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增殖中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得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7］

在此，辩证法表现为价值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它从消极的交换中介转变成为了整个过程的积极因素。换言之，价值并不仅仅消极地呈现于不同的现存形式（货币-商品）中，而且还是在自身中发展的主体：它从自身中异化，设置自身的他者，而后再克服异化——套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价值在其自身之中的运动，价值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自我关系，其最终结果是，资本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回溯性地扬弃了其自身的物质条件，并将这些条件纳入到资本自身的“自发性”扩张中。价值形式所呈现的是现实的、“客观的”表现方式（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并不为个体所意识到），这种被神秘化的“客观性”正是卢卡奇所批判的物化。然而，尽管卢卡奇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所批判的拜物教并不存在于思维领域而在于社会实践本身，但他并没有从价值形式的角度审视资本主义的辩证颠倒，从而也没有看到物化劳动背后作为“母体“的资本形式结构，他不得不在资本形式结构外部寻找革命的张力。卢卡奇的这种思路恰恰暗合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逻辑思路（具体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尽管《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托的；有趣的是，这种逻辑上的暗合伴随着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面世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异化-再占有”逻辑构成了20世纪30-60年代西方左派话语的逻辑支撑，而这种卢卡奇所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最终在60年代由阿多诺终结。

三

上世纪60年代以降，随着资本主义的又一轮变化以及《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复兴，“物化”批判在西方左翼学术话语中，尤其是阿多诺那里获得了新的形式。在阿多诺那里，物化概念获得了一种与卢卡奇稍微不同的含义。阿多诺不是根据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而是依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理解商品拜物教。［8］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尽管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是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开始的，但他主要是颠倒韦伯“合理化”的意义上阐发“物化”概念，进而提出主体对“异化”实体的重新占有问题。这样一种物化批判更加接近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不是《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于“价值形式”和“资本逻辑”的剖析。基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潜在的“唯心主义”倾向及其理论影响（异化批判和浪漫主义）和政治效应（极权主义）的不满，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从反对“同一性”出发，针对资本主义的物化提出了与卢卡奇不同的批判性阐释。与卢卡奇从商品拜物教着手相似，阿多诺在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中发现了同一性原则在社会形式上的超越性，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统治。因为这种“同一性”原则本身是主体性的。因为这种同一性原则本身是主体性的。基于非同一性对物化的克服，不应仅仅满足于“主体”在“和解”中重新占有自身，而必须提出这样一种唯物主义概念，它既不是对物化了的对象性的接受，也不是对一个整合了的，人与人在其中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的恢复。［9］

简言之，阿多诺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进入资本的“实体”内部（后来被齐泽克称为“资本的真实界”（the Real of Capital）），在商品（价值）形式和资本逻辑中发现物化结构的对抗性本质，“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而这种唯心主义在左派哲学领域的代表正是卢卡奇。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不足在于：《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已经触及了物化现实的问题，但却仍寄希望于在认识论的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意识来塑造新的历史主体。阿多诺察觉到了此理论困境，并尝试在对客观抽象的同一性批判中寻求新的革命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尤为强调“对象的优先性”（preponderance of object），后者作为同一性牢笼的残余抵抗一切同一化、总体化的暴力。

那么，基于阿多诺的批判，我们是否就此否认卢卡奇的理论贡献？诚然，阿多诺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切中了卢卡奇哲学理论的要害，但却不能掩盖后者理论的独特批判性内涵。卢卡奇理论的批判性不仅在于（如传统观点所指出的）它突破了第二国际理论所开辟经济决定论框架，而且在于它揭示了：资本并非真正的主体-实体，它不能通过设置其自身的前提而再生产自身。资本再生产的黑格尔式幻象所遮蔽的是剥削/阶级斗争。换言之，资本自我生产循环必须在价值的外部寻找能量，它依赖于对工人的剥削。正如卢卡奇、阿尔都塞和齐泽克等人都共同指认的，《资本论》第三卷在“阶级分析”处戛然而止，于是具有经济学意味的剩余价值理论如何与具有政治学意味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成为了左派内部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此，卢卡奇所给出的方案显然具有深刻的批判性：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经济学已经是政治学了，不存在纯客观的元叙述，经济现实的呈现恰恰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在此语境下，卢卡奇通过挖掘出阶级意识以其独特的方式回应了马克思的未竟之志，哲学在此意味下并非实证科学，而是葛兰西意义上的“立场之争”（war of position）也即“阵地战”，它在阿尔都塞那里凸显为“作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斗争”，二者的共性在于强调理论/意识形态之断裂性，这恰恰是卢卡奇理论所带来的隐性线索：卢卡奇通过揭示“事实”之断裂性而为主体开辟了行动空间，尽管这在苏联以及阿多诺那里都被谴责为“唯心主义的同谋”，但在当下全球化资本主义背景下却出乎意料地具有理论价值。当新自由主义乃至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已然将客观同一性之规训渗透到微观层面，“现实”本身已逐步沦为韦伯意义上的“铁笼”（iron cage），左派学者（如巴迪欧、齐泽克）转而将革命之潜能压在“被排斥之主体”（the excluded）之上，从而诉诸“观念之网”之外的“事件”和“行动”而颠覆物化现实本身（“第二自然”），齐泽克更是直接提出“向卢卡奇回撤”的主张。这些理论的发展都为我们在当下语境下重思卢卡奇所带来的理论遗产提供了契机。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46.

［2］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M］.Atlantic Highlands,NJ: Humanities Press,1977:66-67.

［3］普殊同.主体与社会理论:马克思与卢卡奇论黑格尔［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4］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1-35.

［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

［6］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2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5-176.

［8］哈瑞·达姆斯.逃离物化的控制——卢卡奇、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物化概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302.

［9］蒂莫西·霍尔.物化、唯物主义与实践——阿多诺对卢卡奇的批判［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