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亚飞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佛山528000）

一、引言

随着全球范围生态危机的加剧，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和生态运动的兴起就是人类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生态伦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基于生态学、环境科学的原理，研究人类的生态道德或环境道德的应用伦理学”［1］，它以人与自然间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实现‘人与自然’系统的和谐统一为最高价值理念与追求目标。它的出现表明人类认识到需要用一种新的伦理准则和生态意识来规划和调节人类同自然界交往的行为方式，强调人类在追求发展的同时，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唐纳德·沃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我们的文化系统”［2］。文学作品是我们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王岳川（2009）把“那些敏感地对现代世界生态危机加以揭示，对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以批判，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加以反省的作品”称为“生态文学作品”［3］。本文首先围绕两部生态文学作品《白鲸》与《谢谢你，小米牛》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然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有着丰富的资源。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不仅对当今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状态可以起到修复的作用，还对构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的生态伦理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种有意义的探索，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二、小说《白鲸》里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

小说《白鲸》是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经典力作，它被雷蒙德·韦弗（Raymond Weaver）称赞为“无可争辩的，最伟大的捕鲸小说”。小说中麦尔维尔生动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以白鲸为代表的海洋生物世界和一个以“裴廓德号”捕鲸船为代表的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独到和深刻的探索。小说中的亚哈船长出海的真正目的不是杀鲸取油，而是向曾经咬掉他一条腿的白鲸报仇。亚哈船长拖着一条用鲸鱼骨制成的假腿，置个人和全船成员的安危于不顾，强迫大家和他一起去向白鲸复仇。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亚哈船长带领全体船员与白鲸展开了殊死搏斗。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大战之后，亚哈船长及捕鲸船上大部分船员都葬身海底，只剩下船员伊斯梅尔，这位故事的叙述者侥幸生还，向世人讲叙这个故事。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船长亚哈和故事的讲述者伊斯梅尔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两种态度：“面对巨鲸，亚哈试图诉诸武力，伊斯梅尔则采用理性的方式。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亚哈的毁灭，实玛利的喜剧性生还折射了麦尔维尔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伦理取向：人类需要的不是亚哈式粗暴疯狂的征服，而应该像伊斯梅尔一样对自然有伦理关怀。然而，麦尔维尔清醒地认识到，在他所处的时代，在那个美国经济高歌猛进的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思想是不为当时的美国人民所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伊斯梅尔被“拉吉号”捕鲸船救起时，他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孤儿”［4］。麦尔维尔在小说《白鲸》里只是暗示人与自然应该和平相处，但是并未明确指出具体如何相处。这里我们将目光转向一本儿童绘本《谢谢你，小米牛》，对人与自然如何正确相处做进一步探讨。

三、绘本《谢谢你，小米牛》中的生态伦理

如果说《白鲸》向我们展示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结果是两败俱伤，那么日本儿童绘本《谢谢你，小米牛》则从儿童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人对其他物种的尊重，以及对自然“取之应有时”的生态伦理观。

绘本里坂本先生的工作是宰杀活牛，加工牛肉。书中写到每当他看到牛的眼睛，就会厌烦自己的工作。坂本先生的儿子看到父亲全身沾满牲畜的血脏兮兮的样子也厌恶父亲的工作。在老师的帮助下，小忍开始认识到父亲的工作对人们的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小忍鼓励父亲要将工作继续下去。一天，一头叫“小米”的牛被拉到了屠宰场。小米牛是陪伴小女孩长大的，现在小米牛由小女孩与爷爷护送着到屠宰场，坂本先生看到小女孩非常难受地与小米牛依依惜别，又一次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是儿子小忍让爸爸坚持，因为女孩的爷爷说只有宰杀了小米牛，他们的新年才不会难熬。而且如果爸爸辞职了，就会有另外一位屠宰员来替代这份工作，小忍不喜欢小米牛遭受更多的痛楚。坂本先生听从了儿子的话，第二天继续上班，屠宰小米牛。小女孩和爷爷过来拿走了小米牛的肉，小女孩刚开始拒绝吃小米牛的肉，但在爷爷的教导下，她含着眼泪把牛肉吃了个精光，同时也对小米牛充满了谢意。这本书可以帮助孩子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命因万物馈赠而生生不息，懂得自然赋予生命的奇迹。与《白鲸》不同的是，绘本《谢谢你，小米牛》明确指出人与其他物种的正确相处方式，即人们要珍惜自己，也要珍爱尊重其他物种，对其他物种要取之有度，心怀感恩。

《谢谢你，小米牛》里展示的生态伦理观与著名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者Arran Stibbe提出的“生态哲学观”是一致的。Stibbe（2015）在其著作《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观，并把它应用于研究中。他用一个带感叹号的词“生活!”（Living！）来概括他的生态观。他解释说，带感叹号的“生活！”表示要重视、赞美、尊重、肯定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和其他生命）［5］。黄国文教授（黄国文，陈旸，2016）认为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观察、体验、认知、所处的环境、生活的理想和目标来建构自己的生态观，并在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中表现这个生态观。他认为，要有质量地生活，延续生命，就必然会涉及生命的交换（例如，人类屠杀猪、牛、羊等动物，供己食用）。从生态观的伦理视角看，人类应该有同情心，有遗憾和感恩的态度，而不能认为人类所伤害的生命是低级的、无用的或仅仅是可以拿来利用的人类的资源而已。同情就是要意识到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影响（或不得不做的伤害），遗憾就是要把伤害尽可能最小化，感恩就是说人类有责任“反哺”供养我们的生态系统［6］。学者阿尔贝特·史怀泽认为“人类的同情如果不仅仅涉及人，而且也包括一切生命，那才是具有真正深度和广度的伦理［7］。”

四、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生态伦理

尊重其他物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生态伦理观不仅存在于国外文学，同样也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文化中就有很多关于人与自然辨证关系的论述。中国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文化的一种互动。学者王岳川（2009）认为，与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完全不同是，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3］。如果我们一味把目光投放在国外生态文学作品，这必然会导致文化生态失衡。所以接下来我们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伦理渊源。

（一）儒家文化里的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可理解为以人类为中心，而应当是与天道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繁荣，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8］。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然而“仁”除了讲“爱人”，还要进一步推广出去，讲“爱物”。儒家对待具体的自然事物，不是简单的不杀生。《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王制》又说：“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人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鸿化为鹰然后设蔚罗，草木零落然后人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靡，不卵，不杀胎，不残夭，不覆巢。”也就是说，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这体现了人类利用自然的分寸感。

由此可见，儒家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天地参”，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中国古诗词里的生态伦理

中国的古人们一直重视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古代即拥有今日之所谓生态美学研究的丰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古代山水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呈现出的自然观及生态伦理意识，保护生态环境意识对维持自然生态平衡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鹊桥仙·赠鹭鸶》中写到“主人怜汝汝怜鱼，要物我欣然一处。”诗人采用拟人手法，与白鹭对话，要白鹭体察主人心意，勿食溪中之鱼，其对草木鱼虫鸟兽的一片爱心跃然纸上。唐代诗人杜甫在《江畔独步寻花》中写到“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还在《绝句四首》中写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无论草木鸟兽还是山川风物，都是那样的生机勃勃，与人亲密相依，呈现出自然清丽，其乐融融的生态景观。这些诗句对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克服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克服过度追求物质的贪欲而造成的消费上的挥霍性和恣意性，保持人的心理平衡，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唐代诗人王维在《山居秋瞑》中写到“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中空山雨后的凉爽，在石头上响动的清泉，浣纱归来的女孩子的嬉笑，小渔船在荷花丛中轻曳地穿过，一幅恬静、秀丽、优美动人的生活场景就出现在读者眼前。在许多诗人笔下，被称之为“大自然”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都“人化”了，并拥有人性的尺度和内涵，他们善解人意，是人们和平温馨的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南宋诗人葛天民在《迎燕》中写到“咫尺春之间，寻常百姓家。为迎新燕入，不下旧穿遮。翅湿沾微雨，泥香带落花。巢成雏长大，相伴过年华。”大意是：风儿暖了，草儿绿了，阳春三月已经近在咫尺了。春衣换了，燕子来了，村落里家家户户把一冬里御寒的棉门帘及时卸掉，为的是迎接双双对对的春燕能够进入到屋梁上垒窝栖息。一场春雨过后，殷勤守信的燕子果然如期来临。剪刀般的翅膀上似乎还沾着细细丝丝的雨滴，燕喙衔来的春泥里依稀一息花香，令人联想到昨夜里被风雨吹落的那一地碎红。燕子们比翼双飞，在屋门进进出出，用不了多久，一个个温馨而舒适的燕巢就会垒好。之后小燕子就会在里面被孵化，破壳而出。慢慢长大。屋主人也会在雏燕成长的过程里感受到生命的伟大和年华的可贵。Stibbe（2014，2015）建议把话语分为三类：1）有益性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2）破坏性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3）中性话语（ambivalent discourse）。黄国文教授（2017）指出有益性话语给人以和谐的、生态的精神，显然自然诗歌（nature poetry）就属于这一类。对于这类话语，我们要赞美、提倡、鼓励［9］。在很多中国的古诗词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民胞物与”的思想，体会到诗人们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将自我生命与其它生命交合融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所以研读中国古诗词对“天人合一”生态伦理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

五、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伦理的意义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伦理的意义

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尺度。”莎士比亚更是直白，说人是“宇宙之精英，万物之灵长”，这已将人的位置推高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此思维模式之下，人类通过自我授权的方式［2］使大自然成为人类的“他者”，成为“属下”［10］。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人类抛下了与自然紧紧相连的共生关系，大步走向贪婪。消费主义告诉我们，想要快乐，就该去买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如果觉得少了什么，或是有什么不够舒服的地方，那很可能是该买什么商品，或是买什么服务。一则则广告，也是一个个虚构的故事，告诉人们买什么产品或服务可以让日子更好。这种“人类中心论”与消费主义都违背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都会对自然造成极大破坏。Stibbe（2015）把这种人类与自然的原初的关系:和谐共处的伦理观，称之为“生态哲学”（Ecosophy），把这种存在于人脑中，影响人们行为的意识称之为“识构”（Story）。改变一个人的识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所以有些生态批评家就提出人类要返回一种人类与自然原初的关系:和谐共处,天人合一。他们提出的返回生态、返回自然并非简单的返回到过去，而是构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生荣的关系，让“诗意，人，栖息于大地”。但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时应该注意一些问题。

（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理论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和生态资源的文化大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理应更注重生态伦理观的建构。但是建构生态伦理观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反对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人类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美化自然和改造自然，希望自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当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时往往就以暂时牺牲自然为代价。这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观占了主导地位，如不加以适当的限制，就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Stibbe（2015）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最危险的识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的意志可以主宰一切，自然应该是人类的附庸，并为人类所用。如果自然不能为人类所用，人类就要与之作斗争，最终迫使自然在人类面前屈服。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自然环境伦理观的症结在于不能平等地对待自然，而是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对立面和敌人。显然，这种与自然对立的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either/or）的伦理观是不可取的。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利用总有一天会使地球上的资源耗尽，从而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在这里有一群人是值得赞美，那就是以关注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为己任的生态批评家，他们试图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唤人类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他们从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出了人与自然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那种和谐的关系。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建构一种后现代的“亦此亦彼（both/and）的环境伦理学是相合拍的。但是学者王宁（2009）认为文学家的呼声毕竟是微弱和有限的，而且在当今时代，文学已经被认为失去了轰动的效应：电脑的发达导致人们更倾向于快速地浏览通俗文学作品，而不去静心地阅读经典文学名著。但是文学家仍有着建构这种文学“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精神，希望通过想象的力量去感化人们的道德良知。这种善良的愿望依然是可取的［11］。

其次，建构一种后现代的生态环境伦理观并不意味着取消人类参与。在人与自然之间构筑一个可以对话和平等交流的和谐的桥梁，善待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物种，“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取之有度”，最终达到与人类的和睦相处的目的，这是从后现代的生态视角出发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生态（中心）主义或环境（中心）主义意识的扩张，因为这种新的二元对立有可能再度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导致人类最终受到伤害。建构一种后现代生态环境伦理学的过程也许是漫长的，但是这种建构也是有意义的，可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既不能有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也不能有绝对的自然中心主义立场，而是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尊重其他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诗意共栖于大地的美好心愿。

［1］程立显.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伦理学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7（3）:34-42.

［2］弗雷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大自然的权力［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191.

［3］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30-142.

［4］郭海平.白鲸.中人与自然多维关系的伦理阐释［J］.外国文学研究,2009（3）:34-43.

［5］ARRAN STIBBE.Ecolinguistics:Language,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M］.NewYork:Routledge,2015．

［6］黄国文,陈旸.生态哲学与话语的生态分析［J］.外国语文,2016.

［7］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23.

［8］乐爱国.儒家生态思想初探［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2）:1-3.

［9］黄国文,赵蕊华.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现代外语,2017.

［10］申红.生命的呐喊.《白鲸》的生态启示［J］.电影文学, 2010（20）.

［11］王宁.生态批评与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建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