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介的仁孝思想研究

2017-04-14王秋霞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11期

关键词：中州理学书院

王秋霞

(商丘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南商丘476000)

2017-08-20

2017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耿介与清初理学思想之关系研究”(编号：2017-ZZJH-401);

2016年度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调研课题“清初中州大儒耿介的仁孝思想研究”(编号：SKL-2016-765)。

王秋霞(1974—)，女，山东诸城人，馆员、硕士，主要从事河南地方文化研究。

耿介的仁孝思想研究

王秋霞

(商丘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南商丘476000)

耿介系明末清初中州名儒，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理学家和文学家。在历经政坛的跌宕起伏后，潜心寄学于理学家孙奇峰门下，从事理学研究，不但发展了清初儒学，而且在继承传统儒家和宋明理学家仁孝观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仁孝思想，并躬行践履之，对清初中州地区的社会思想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初；中州大儒；耿介；仁孝思想

耿介(1623-1693)，河南登封人，原名冲壁，字介石，号逸庵，又称嵩阳先生，明末清初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理学家和文学家。耿介生于明天启三年，幼时家境寒微，但他励志勤学，终获功名。顺治九年(1652)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顺治十三年(1656)补福建按察使司副使，巡视海道。康熙元年(1662)补江西湖东道。康熙二年(1663)补直隶大名兵备道副使。从政期间，由于其耿直清廉，遭遇宦海浮沉，三起三落，终绝意仕进。后执贽于中州著名理学家孙奇逢之门，亦成中州理学大家。隐退后，耿介怀揣爱国之情和教育之志，重振嵩阳书院，讲授生徒，著书立说，其主要的学术、教育、著述活动，基本上托迹于嵩阳书院。康熙二十六年(1687)初，耿介经汤斌举荐被朝廷征用为太子师，但很快就称疾辞归，回故里治经执教，越五年卒于家，终年七十一岁。

作为中州理学大家，耿介对明末清初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其仁孝思想，不但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仁孝观，而且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清初理学思想的发展和中州地区社会思想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耿介的仁孝思想分析

耿介作为明末清初中州名儒，身历明清易代，几经宦海浮沉，交游半天下，提倡仁孝，表彰耿直廉洁。他的一生无论在从政、从教、交游、文学创作和平素言行中无时无刻不躬行仁孝，其思想和言行对当时的中州社会及所历之处的社会思想文化影响颇大，上至士子和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为其仁孝之风折服。仁孝思想使其一生廉洁为公，仁爱从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耿介尤心折程颢“内主于敬而外行之以恕”[1]1200，因而名其堂曰“敬恕”，开始其道学生涯，由敬恕以求仁，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仁孝观。

耿介幼时历经寒微之苦，中年体尝宦海沉浮，晚年疾病缠身，但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他均躬行仁孝，仁孝是对他一生最完美的诠释。耿介理学思想中的仁孝既具儒学的共性，又具理学的独特性。

耿介理学思想中的仁孝含义既与孔孟儒家思想要旨相统一，又糅合理学元素，有其独到之处。耿介在《孔门言仁言孝之旨说》篇中，对仁孝作过精准阐述：“仁孝只是一理，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发用，非有二也。”[2]5其中引曾子言进一步阐发仁孝之义：“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2]5“一个孝字，则一切非礼非义之事，自然有不敢为，自然有不忍为，浑然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矣。故曰：‘仁孝，一理也。吾人要学为圣贤，先要学为仁人；要学为仁人，先要学为孝子。’”[2]6据上所论，耿介所谓的“仁孝”即“浑然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的至德，仁是孝的本质，孝是仁的践履，仁孝合一，二者彼此相互依存，不可割裂。耿介亦引用张子《西铭》中“合仁孝而一之，等事天于事亲，须是仁人，孝子方能全得天地生物之心，尽得天地万物之责，不负天地生我之意”[3]299的观点，来佐证自己的“仁孝合一”论。耿介对孔门言仁言孝之论极其赞赏与尊崇，给予此论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仁孝是衡量圣贤之士的道德标杆之一，在《答许酉山先生书》中曾曰：“近见孔门言仁言孝，以为此是千圣万贤不愧天地大本领处，我辈只于此处求之，更无余事。”[3]299《孝经首章》篇中，耿介开篇即引孔夫子言仁言孝论曰：“孝开端说个至德要道，盖仁义礼智皆谓之德，而仁为本心之全德。仁主于爱，而爱莫先于爱亲，故孝为德之至。”[2]44以此来阐明仁孝在德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仁为本心之全德，孝为德的最高境界。《孝经首章》一文中，耿介提出“立身”才能“行孝”的观点：“……而亲生膝下，行之最先，故孝为道之要。然行此至德要道皆本于身，吃紧在‘立身’二字，非特发肤不毁而已。……位天地育万物都是此身，须植立得此身，在天地间仰不愧，俯不怍，无一毫亏欠，方能行道扬名显亲，而孝之事毕矣。”[2]44

耿介还将仁孝与天理浑然融为一体，“盖孝之理，一仁之理；仁之理，一天之理也。是理在天为元，赋于人为仁”[3]336。在《与彭德馨书》一文中，耿介认为：“天道阴阳，地道柔刚，人道仁义。则人也者，阴阳合气，刚柔成质，仁义成德，浑三才而一之，所谓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者也。”[2]10这种充满客观唯心主义色彩的仁孝观是耿介理学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也是耿介在理学思想发展方面的突出成就之一。耿介天人合一的仁孝观糅合其理学的独特元素，赋予仁孝至高无上的神圣感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耿介以其无一毫人欲之私的天道 “仁孝”论与坚持不懈的躬行将仁孝的地位推上至高无上的道德神坛，在清初甚至清朝的鼎盛时期为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风俗的淳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耿介在推高仁孝地位的同时，由于受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仁孝亦为“扬名显亲”[2]44，这势必使本至纯至尚的仁孝观蒙上一层功利主义色彩，这是其思想的局限之所在。在中国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如果子女取得功名，父母从社会中获得的并不仅仅是荣誉，而往往也伴随着物质利益，封建社会家庭中儿子获功名或者升官晋爵，就会得到皇帝赏赐，除随官级赐给其父母相应的封号外，还会赐匾额、金银财宝、地产等。这个家庭也会因儿子的扬名而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利益。耿介仁孝思想的另一个缺陷是 “仁孝只是一理，非有二也”[2]5的认识与朱子对《西铭》仁孝的论断“事亲的道理便是事天的样子”相比，还是缺乏更深刻的社会认知。耿介的仁孝没有更深入地触及封建社会仁孝的实质，带有某种程度的愚忠，这一点从他对仁孝的极度推崇也可以窥见。韩国李东俊教授《仁孝思想的现代审视》中提出：“如果孝就是上者与下者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也是误解了孝的根本涵义。”[4]108《荀子·子道》中也有记载：“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5]284荀子认为，能分清“能从”与“不能相从”的事情，行其尊敬、忠信与诚实方可称之为大孝。《孝经·谏诤章》中也有关于“何为孝”的论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6]110此处的“争”通“诤”，谏诤之意，这说明即使是父母或君王之言，如果不义，也可以不为而改正它们。[4]108总而言之，耿介的仁孝思想在发挥积极社会作用的同时，亦具有一定社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耿介独尊儒学，排斥其他学派，不能吸取众家之长的缘故。耿介所撰《朱阳书院记》中记载：“浸寻汉唐百家二氏，皆得与吾儒抗衡，教学不明，风俗人心日趋于敝。”[7]289-290耿介在《理学正宗序》中亦有相似之论：“孟子没而其传寖失，或流于虚无寂灭，或骛于权谋功利，或贤智之过不安于中庸，假异端之似以乱吾儒之真，夫学术本于人心，人心关乎世道，正学不明，此人心纯漓，世道升降之所由系也。”[7]314

二、耿介仁孝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根植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沃土

耿介仁孝思想的渊源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仁和孝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仁孝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其学派的思想中处处都能寻到仁孝的踪迹。《论语·学而》篇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8]4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9]2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8]52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6]3孔门弟子的仁孝论在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仁孝被冠以传统美德之首，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儒家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孟子也是仁孝思想的笃实推行者。他的仁孝主要体现在“仁政”上，孟子一生奔走于列国之间，极力劝说他为之服务的诸侯国国君行“仁政”，才能国富民强，这才是立国之本，强国之道。孟子曾劝梁惠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10]8孟子对齐宣王曰：“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10]14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0]279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10]13亦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10]127还曰：“仁之实，事亲是也……”[10]138剖析孟子的这些观点，不难发现孟子宏伟的“仁政”治国方略中，无不隐含“孝”的成分在其中，如“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仁之实，事亲是也”等，这一系列观点足以说明“仁”依附于“孝”，“孝”离不开“仁”，由此可见，孟子也是仁孝合一观点的拥护者。

《张载集·正蒙·诚明》中言：“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者，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11]21由此可见，仁孝思想自形成以来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耿介仁孝思想即根植于儒家思想的沃土，作为清初大儒，耿介深受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影响，对仁孝思想笃信不已并终生坚守之，并在此基础上融合其理学元素，赋予仁孝异于先哲的新内涵。

(二)明末清初统治阶级崇尚儒学

耿介仁孝思想的形成亦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与明末清初统治阶级崇尚儒学，用儒家思想来统治天下有密切关系。清朝定鼎，清初统治者为更好地巩固其统治，大力推广儒教文化，实现满汉文化融合。在这场满汉思想文化的融合运动中，社会上大批文人学士便理所当然的地成为文化融合的使者，一大批汉进士很快成为清朝政权的年轻力量[12]178。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清朝的统治过程中将儒家思想不断传播和发扬，耿介便是清初汉进士的一员[13]411。由于清初统治者们极力推崇儒家文化，从而使儒家思想再次盛极一时，得到全社会的认同。顺治帝时，于十二年(1655)三月下谕：“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佐朕右文之治。”[14]141儒家思想发展到清初，儒学方向全面走向理学[12]197，康乾时期，理学发展进入一个繁荣期，出现许多研究理学的中心和从事理学研究的文人学士。在理学研究浓厚的氛围下，耿介振兴嵩阳书院，招徒纳贤，使嵩阳书院成为清初著名的理学研究中心之一。耿介仁孝思想是清初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耿介对仁孝思想的发展与推广，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形势，与清初思想文化发展的风向一致，因而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并得以迅速发展。

(三)耿介个人的独特人生经历

耿介笃信仁孝思想与明末清初动荡的时代，耿介矛盾跌宕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介幼读《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欣然曰：“惟介所以拔俗，终身矣。”[15]703卷19遂以介为名。耿介赴任福建按察司副使，临行，母傅氏以“廉谨平恕”四字相赠，并意味深长地对介曰：“忆汝幼时衣食常不给，居官能守淡泊，不改作秀才时家风，使人谓曰：某氏子廉谨不贪污，我心将慰也。”[16]220介一生为官谨遵母命。耿母所赠“廉谨平恕”四字蕴含仁孝之理于其中。由此可见，耿介仁孝思想的获得首先来自于家教，其母谆谆教导将仁孝的种子深深根植于幼时的耿介意识中，并指引他一生。

三、耿介对仁孝思想的践履

仁孝思想影响耿介一生，他是仁孝思想忠实的笃行者。他的一生行迹处处见证着“仁孝”，从其宦游经历、交游经历、从教经历、著述和平素言行中可略见一斑。

“仁爱从政，廉谨平恕”是对耿介从政最恰如其分的评价。耿介一生虽仕途短暂，但他为官清廉、耿直、勤敏，他以母亲所赠的“廉谨平恕”四字来严格要求自己，以“仁”治政，深受百姓爱戴。在其任直隶大名道期间，“直隶多逃人，株连牵引一案至三四十人。在任期年，三百余案，不蔓及无辜，民咸感之”。介奔母丧，离任之日，百姓攀附其车马痛哭相送[17]453。兵备道官衙的维修费用均由各县分担，以捐税的形式加在农民身上。耿介任职期间，将此项加派全部革除，减轻了辖区三十个州县百姓的负担[16]221。汤斌称其“赋质刚方、践履笃实、服官冰蘖自失、居家淡泊自甘”[15]703卷19。

耿介以仁会友，孝以至达。耿介在《答许酉山先生书》中曰：“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孝乃其发端，由是亲亲而仁民，而爱物，以至于参赞位育都从此扩充去。人之所以与天地万物漠不相关，只是不仁不孝，此心都无生意。”耿介对许酉山先前写给自己的信札中所阐发的仁孝之理甚是赞赏，有知音相见恨晚之意。认为“仁孝达天之训与鄙意所见若合符节”，“此所谓以真精神力量担荷斯道者与”[3]299！耿介欣赏许酉山先生也是仁孝至达之人，由此而敬慕并愿意与之交。《与窦敏修先生书》中，耿介认为窦敏修先生“成己，仁也；教不倦，仁也。彻始彻终是个‘仁’字，惟其仁所以往往说到孝上”[3]335。耿介在《与窦静庵先生》的信札中着重提及仁孝思想并极力倡导在教和学中推广之。介曰：“盖仁孝一理，不言仁无以见孝之广大，不言孝无以见仁之切实。人能尽得此二心，将圣贤人品、心术、学问、事业包举完全，无少欠缺，教直须此以为教，学直须此以为学，此便是尧、舜、孔子相传心法也。”[3] 516从耿介与友人的往来信札可以看出，耿介结交了一群有学有识的仁孝至达之士，他们相互欣赏，相互切磋砥砺，相互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中州地区仁孝之风的盛行。

耿介兴教育才亦以仁孝居首。耿介是清初教育界的先导者，心系国家社稷大任的他兴复嵩阳书院，为中原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功在千秋的壮举，永载史册。耿介十分注重对门生进行以“仁孝”为主的至德教育。在《辅仁会约》中，《孝经》是嵩阳书院学子的必修课程之一，并被列于课程之首，由此可见以耿介为首的嵩阳书院的宗师们对仁孝的重视。在耿介制定的《辅仁会约》的条规中提到，“我辈以辅仁名会，仁如何辅？须就日用间事亲从兄、动静语默……而要归于迁善改过”[3]141，以具体的细则来规范学子如何行仁行善，并在《辅仁会约》中引用曾子之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3]140，来表明同人切磋砥砺之益，以此来达到“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3]140的目的。总而言之，耿介在会约中再次凸显了仁孝教育。窦克勤称赞耿介：“与世一无所营，于道独有默契，言仁、言孝，陶然自乐，登其堂者，如坐春风中也。”[1]1200四方慕名而来求学的人接踵而至，培养出一大批社会的贤达之士。嵩阳书院注重以仁孝居首的至德教育，培养的人才进入清朝上层社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这些人才授官后被派遣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的思想与言行影响着整个清初社会，尤其是嵩阳书院所处的中州地区，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耿介仁孝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大力推广。

在文学方面，从耿介的诗、文、赋、奏章、信札等中也能窥到仁孝的火花，不时在清初群星灿烂的文坛闪烁。《窦敏修以诗赠别，即和原韵奉寄》诗中，“识得仁孝切，黾勉日孜孜。君忽念高堂，顷刻赋别离。谁非为人子，情深不言悲”[3]345，反映出如耿介、窦敏修一般的士子们的敦厚仁孝之心及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迎春花赋并序》中关于仁善的名句：“窃以天地生物于时曰春，于德曰仁。春于四时无所不统，仁于万善无所不涵，静中瞩之，悟性理焉。”[3]104顺治初年，耿介的文章颇多，从其文中更能睹见耿介心系社稷与百姓的大仁大孝之德。这期间的文章有《遣官赈贷天下水旱饥民诏》：“我国家帑金仓粟，原以备灾恤民，非朕一人之私，可将被灾分数，权其多寡，酌其轻重，往赈贷之。”[3]11《以禁囿假贫民举直言极谏之士诏》：“即国之有囿……今吾贫民甚苦，乃犹擅山林水泉之利，而不之假贷，非朕所以子惠元元意也。……俾流离困乏失业之民，得以樵采耕殖其间……”[3]12《拟上轸念畿辅灾荒，特发帑金，敕大臣分郡赈济，全活饥民无算，廷臣谢表》：“孑孑苍黎，空使他乡怨泣。……兹盖伏遇皇帝陛下，荡荡尧仁，巍巍舜德。”[3]18耿介仁孝的触角上及国家社稷大事，下至黎民百姓的安居生活，无不彰显他至仁至孝之德。

耿介一生仁心斋厚，赈济乡邻，在乡闾间威望亦极高。由柘城窦克勤撰写的《耿嵩阳先生传》中记载：先生丁内艰归，邑令其以征比旧粮三百余金敲扑，里民声彻庭外，先生闻之恻然动念，遂捐金如数代输，里民踵叩愿偿。先生曰：“某于梓里无能为德，聊输薄俸济此民厄，何敢责偿也？”邑市米价间腾贵，辄出己粟，减价以平其值。岁饥，则罄所积，以施孤寡。邑中陋弊相仍，先生惄然忧之，张侯造庐请益，凡所兴除，无不曲体先生之意，登民实阴受其庇而不知也[3]531。

耿介的仁孝思想无时无刻不闪耀着文明智慧的火花，镌刻着儒家仁善孝道的印记。《敬恕堂文集》附录中由柘城窦振起所撰的《嵩阳耿先生纪略》概括耿介一生：至其学问之大成，以仁为主宰，而握其要于孝，……先之以格物致知，终之以推己及人。居官廉洁宽恕，所至贻惠政，万物一体之施，随在呈露[3]538。耿介一生，由敬恕以求仁孝，不慢上而侮下，不私己而薄人。由翰苑出为监司，由监司出为宫詹，由宫詹而退居嵩麓，数十年之升沉显晦，其遇不一，却始终能敬以持己，恕以及物[3]528。其学术之所至，政绩之所存，风骨之所在，俱班班可考，永留青史。

四、耿介仁孝思想的社会影响

(一)对嵩阳书院发展的影响

作为嵩阳书院的兴复人和山长，耿介的仁孝思想对嵩阳书院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耿介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仁孝理念也必然决定着嵩阳书院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耿介在制规立约时以仁孝居首，这在《辅仁会约》的条规中有具体体现；《孝经》是嵩阳书院学子的必修课程之一，并被列于课程之首，由此可见在教育内容上嵩阳书院也非常重视以仁孝为主的至德教育；在教育方式上，嵩阳书院的宗师们贯彻仁孝的理念，秉持着仁孝的教育方式，师生间形成一种尊师爱生、忠信有礼、仁爱待人、积极进取的教育氛围。这种良好的教育氛围又大大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学者和学子，使嵩阳书院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呈现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在清初教育界声名鹊起。

(二)对清初中州地区思想文化的影响

教育往往引领社会思想意识的风尚，这也是耿介致力于兴复嵩阳书院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清初，嵩阳书院崛起于中州地区，在以耿介为首的一批贤达之士的辛勤耕耘下，使嵩阳书院很快成为中州地区思想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投贤者和求学者络绎不绝。耿介与中州地区上流社会的达官贵族和文人学士交往密切。据《嵩阳书院》记载，“耿介聘请窦克勤、李来章、张壎、冉觐祖、张沐等一批儒学大师前来讲学”[18]26,“耿介还延请各地学者到嵩阳书院观摩讲学，如河南知府汪楫、中州督学使者吴子云、林尧英等都先后到嵩阳书院讲过学”[18]27，“ (耿介)尝质疑于上蔡张沐、睢州汤斌”[18]27。人员往来据记载是颇为兴盛的，对周边的教育活动和文化交流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8]28。中州地区教育活动的活跃和文化交流的兴盛与耿介躬行仁孝和坚持仁孝治校的原则有着必然联系。仁孝使嵩阳书院内部师生关系融洽，对外社会关系和谐，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初中州地区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淳化了中州地区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耿介在当时的政界、教育界、理学界和文学界都卓有声名，这从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其仁孝思想的社会影响力。

(三)对清初理学发展的影响

仁孝思想贯穿耿介理学生涯的始终，是其理学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倡明理学，耿介兴复嵩阳书院，以书院为依托，致力于理学研究与传播。宫嵩焘的《嵩阳书院》记载：“清代学者耿介兴复嵩阳书院，就是以程朱理学为‘正学’，整个教育活动始终以理学为基本内容。”[18]31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理学思想的后继者。他亲自为嵩阳书院制规立约、修编教材、著书立说，一时中州地区士风蒸起，理学学术活动活跃。嵩阳书院承载着当时理学研究与传播的重要使命，嵩阳书院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理学的发展史。耿介友人及门生众多，他们将理学精髓带回故乡或他们的为官地，使理学思想得以在更大范围发挥积极作用。如耿介所著《孝经易知》成书后，在中州学人中广泛流传，后登封县令张埙回籍江苏又镌版重印，又有耿介门人傅公定在福建重刊。因此是书在吴闽亦有广泛影响[19]185。耿介是清初理学思想发展与传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嵩阳书院的兴复人和山长，耿介造就了中州一个时代，一个传承美德的理学时代。挚友窦克勤赞耿介：“其学居敬穷理，崇正辟邪，总期不愧于屋漏，确为一代大儒。”[3]532

耿介的学术思想被后人概括为“以敬为体，以恕为用，归本于存诚”[18]32。 “敬”“恕” “存诚”归根到底就是仁孝。耿介对仁孝思想的践履、发展与推广极大地推动了清初理学思想的发展，使清初理学思想在规模上空前壮大，在地域上盛及全国，理学思想自程朱以来达到又一个极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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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国]李东俊.仁孝思想的现代审视[C]//国际儒学论坛论文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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