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英

（1.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山西忻州034000；2.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从神判到谲术：中国古代司法实践的宗教向度
——兼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郑晓英1，2

（1.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山西忻州034000；2.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与西方法律发展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法律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不易察觉的关系。其中神判是与古代法律实践联系最为紧密的内容，尽管在规定的法律程序上不见神判法，官吏审案之时常借助鬼神观念也是神判法的遗迹。古代司法审判经历了从神判到谲术的演化历程，夏、商、西周三代后地方官员审案时所运用的谲术与初民社会时期的神判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产生有着特殊的社会情境，反映着古代司法实践中的工具主义倾向和对待宗教的功利心态。

神判法；谲术；宗教性；伦理性

学界一般认为，法律与宗教在起源上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几乎所有人类文明早期法律的生发过程都伴随着宗教的印记。法律从宗教这里获得神秘感和权威性的支持，正如伯尔曼（Harold J.Berman）所说，在所有的文明里面，法律都与宗教共享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1]5然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这种亲密关系表现并不那么明显，至少不曾像西方教会法那样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更执着于今生的家族、个人的现实利益而非彼岸世界的超现实理想，法律从来不是一种信仰而只不过是“帝王之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