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长森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6)

【西部文化】

从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理论与现实研究谈起

南长森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6)

从少有的西部文化研究课题所论述的西藏民族文化传播学科的前沿性、预见性，及其学术性出发,主要论述无论是民俗传播还是宗教传播都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国际传播规律，舆论引导规律，尊重他国宗教信仰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同时提高官方话语的国际化水平，避免文化冲突，也提高中国尤其是西藏在国际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藏文化传播;理论研究;实践规律

一、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1、西部少数民族藏文化传播研究初具格局

西部文化研究课题本来就不多,研究西部文化研究传播者更少,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少之又少。西藏民族大学袁爱中教授的教育部课题《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研究》，从2010年获准立项到2017年结项，历时6年，26万字，可谓皇皇巨著。我幸得捷足先登，率先阅读。其中的见识、观点可谓耳目一新，别开生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拓新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的新现象、新问题、新领域。有一种春风拂面新气息、新气象、新格局。作者站在国际化、全球化、跨文化的角度对西藏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出版的著作是异彩纷呈。而对少数民族传播学科来说则是凤毛麟角，独上高楼者则有白润生教授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可谓开少数新闻传播学科之先河。周德仓教授的《西藏新闻传播史》，拓新了藏文传播的新领域，填补了藏文传播的空白。益西拉姆《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刷新了民族文化与大众传播的新视角。泽玉(张玉荣)《电视与西藏乡村社会变迁》也独树一帜，学有专攻。张硕勋、王晓红《大众传播与西部地区民族社会变迁——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更有学者风范，学有见地。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填补藏族民族文化的空白。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的日常生活》，从民族志角度契合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李世举《沟通 和谐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研究》，也是近几年来来出现的新作。金玉萍的《电视实践：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聚焦于一个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村庄，探讨了村民的日常生活电视实践及其意义，也是别开生面，一语中的。如此等等，都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贡献良多。

2、西部少数民族藏文化传播研究的突破

具体说来，袁爱中教授的研究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论述了西藏民族文化传播中，展现了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四重社会变迁浓缩叠加对社会的影响，也论述了国家间、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关系。在历史变迁中论述了西藏文化传播历经口语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互联网传播的变迁。从历史地理看，西藏自治区地处我国的西南边陲，长期的封闭生活使得许多人孤陋寡闻、思想保守、观念陈旧，接受新事物极为困难。高原恶劣的地理生存环境给人心理上的威胁压力，使佛教“因果”、“宿命”学说深入传播，造就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文化结构深入人心。地理环境的变化使过去西藏人民群众养成乐于知命、随遇而安、乐于好施、坚忍不拔、崇尚礼仪的文化性格。西藏民族文化中凝练着西藏的历史与传统，也有着基于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背景。藏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汉族和藏族、缅语族的各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随着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逐渐实现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转变。在信息社会传播环境下，新媒体、新技术对民族地区进行渗透和扩散，西藏的互联网生态也日益变化，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公众之间的流行和普及，官方舆论场的高度一致性、宣传性、说教性与民间舆论场的多元性、异质性、灵活性形成明显的对比，使得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互动传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因素，其中党的政策规制宣传与传播是重中之重。

二、西藏民族文化传播及其主题

1、西藏民族文化发展和传播

从西藏民族社会文化看，西藏民族依次经过了旧石器文化、中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陶器文化、原始部落与婚姻、原始信仰、墓葬文化、原始口头文学、原始艺术、原始建筑文化等。

从文化演进看，西藏文化发展主要是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在历史发展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综合。其中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蕴含着全体成员遵循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以及相关制度法规等。其中，藏族文化后天的习得性、创造性、共享性、民族性、稳定性、符号性、宗教性、象征性是基础。最为重要的是13世纪的雕版印刷发展促进了西藏典籍文化的发展，对西藏文化带来了深刻影响。手抄本、口语媒介的盛行使藏区人们的文化有了显著的提升，从而形成等级化、特权化的分裂。特别是《格萨尔》史诗传播的多元性、匿名性、集体性，改变了从口语传播到印刷传播权威性。随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急速发展，藏区的民族文化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村村通”工程、“三区工程”急速推进，使藏区群众的社会生活有了极大的改观和改变。

2、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主题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媒介化发展，也决定了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主题：政治传播是根本，跨文化传播是本质，发展传播是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是灵魂。

以媒介为经，以社会为纬。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西藏的民族文化传播似乎经过了文化人类学、传播批判理论、英国文化研究、文化帝国主义、跨文化传播的过程。文化人类学认为，所有民族都有共同的起源和心智，人类社会与文化是不断进步的，人类的心理和智能经历了低级到高级、非理性到理性发展的进程。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现象在时间上的传承进化和空间上的传播扩散本身就是一个相伴相生的有机过程。进化论学派和传播学派为后世提供了文化传播的两个理解维度：文化纵向的传承与发展的维度与文化横向的传播和扩散的维度，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矛盾运动。从传播批判理论看，文化传播是意识形态控制的所有权问题。由于大众传播是意识形态控制的技术基础，认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提出文化工业批量复制理论。从英国文化研究看，占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阶级可以控制文化生产，出现了霍尔的受众解码编码理论，即倾向性解读、观众接受、认同编码者的意义。从文化帝国主义看，媒介不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媒介只是一个中性的传播中介而已，关键是受众在文化扩散中的主动性。同时，媒介中的文化对受众的思维方式形成、变化、成熟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传播发生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其中，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是两大矛盾问题。因此，跨文化传播，在重视文化差异中减少冲突，传播核心文化是关键。

三、西藏文化传播必须遵循的规律

1、以规律为经，以意义为纬

媒介作为社会机构，并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结成多角的关系。正如肖小穗所言“大众传媒生来便与权力结下不解之缘，它参与与编织一张社会权力的大网——它事实上是三位一体的，既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又是资本主义企业，又是公共领域”[1]。传媒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的容器，它现实的政治力量是任何阶级、党派都不能比拟的，它凸显出民族文化传媒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具体说来，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质生产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现。藏族拥有独具特色的饮食结构与饮食文化，以牦牛肉、蹭吧、青稞酒为主要饮食之源。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有些民族逐渐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信心，出现了盲目模仿其他生活方式的倾向，致使民族服饰、语言、传统民居、歌舞艺术、礼仪习俗以及生态文化有流失现象。同时，大众传媒在承载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时，对不同信息的吸纳和接受，也开阔了民族思维、眼界和认知，也影响、引导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方式的交往与融合。表现在《西藏日报》在承载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以国家主导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民族文化，呈现出国家的政治体制、媒介规制紧密相连。其作用表现为一是媒介以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方式促发文化的转型，二是媒体正面报道发挥文化引导作用，三是社会转型在西藏媒介的转型发展共同作用下发挥作用，四是以特有的报道框架形成合力作用于文化转型发展。由此看来，社会生活的变化、文化转型的变化促使西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2、以中国为经，以世界为纬

西藏的民俗文化和宗教教化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特色。西藏民俗传播的主体是藏族民众，是民俗养成中具有民族特性群体和个人。民俗文化传播中的传者和受者是双向互动的他们二者有机结合，共同完成对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任务。其内在表现是：一是活态的物质生产交往方面的民俗信息传播，二是世俗化日常化的生活交往方面民俗信息传播，三是文化的、认知的精神交往方面的信息传播。同时，展现出西藏传统民俗传播的生活性、民间性、草根性，也反映出西藏民俗传播的无意识性、自在自然性，更为重要的是突显西藏民俗传播的主体民族性、互动性、稳定性、变迁性。随之而来的是西藏民俗文化在旅游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中成为文化消费品，也为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作出了贡献。

关于宗教的本质还是恩格斯对宗教的社会作用概括极为精辟，他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部分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2016年04月23日，习近平发表《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强调指出,做好宗教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强调，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具体说来，袁爱中教授认为西藏宗教文化传播跨阶层、跨群体、跨区域，具有宗教传播生活化的特点，其影响的人群十分广泛，使得佛教传播几乎无所不及的抵达范围，产生了传播信息的“遍在效果”，同时也成就了其传播无可比拟的巨大成功。作者提出的宗教传播的核心观点，何谓振聋发聩。认为西藏宗教传播精神抚慰和精神麻醉功能并存、西藏宗教传播社会整合和社会变迁功能并存、西藏宗教文化的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西藏宗教传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冲突与一致性并存、西藏宗教传播带来的社会稳定、和谐、统一与动荡、冲突、分裂危机并存的现状，针对这些问题，一是要对宗教传播在现代社会治理战略地位的认知和把握；二是克服传媒结构单一，宗教与社会及宗教之间缺乏对话平台；三是要关注媒介报道失衡，应对宗教危机的监督功能、预警功能缺失；四是调动受众观，对受众需求和文化心理深入了解；五是宗教议题的引导方式、传播方式僵硬，文本缺乏亲和性要有针对性；六是提高宗教传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宗教形象。同时他站在世界屋脊之上，论述新闻传播学科的前沿性、预见性，视野开阔，构思缜密，有一定学术见识力和功底力。但是，在论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文化认同的时候，似乎对国家认同没有在世界全局的角度进行深入认识。对此，拙著《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播与国家认同研究》中，将国家认同认为是上位概念，高于其它认同，因为国家认同统领其它认同，比如宗教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只是国家认同的一份子，没有国家认同，其它认同虚无缥缈。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早就论述了。

总体来说，无论是民俗传播还是宗教传播，都要贯彻党和政府的民族文化政策规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重视大众传媒在民族文化产业中的作用，确立民族文化自觉、自信、自强、自醒意识，创新传播策略，优化对外传播功能。而对宗教传播来说，克服宗教传播的脱敏效应，实现宗教教化的积极性和有用性，稳步拓展宗教文化传播渠道，搭建多元宗教文化交流对话平台，梳理能动的受众观，使信众保持良好宗教心态。

[1] 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正中立的面纱[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6年.

On the Theory and Realistic Research of TibetanCulture’s Dissemination

NAN Chang-se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710056,Xi’an,Shaanxi,China)

Stating from rare description on the thesis of western cultural researching on the frontier nature,predictability with vast visions and strict structural construction,the essay presented with certain academic acquisition.The article mainly stated that whether the civil custom’s dissemination and religious transmission must obey and follow news spreading regularities and international rules.Media guiding must respect religious belief and perform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objecting interfering other nation’s exterior politics,and simultaneously improve official word’internationalizing level to avoid cultural conflict,and ultimately promote China,especially Tibet’s discourse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alms.

Tibetan Culture’s Dissemination;Theoretical Research;Regularity of Practice

2017-5-10

南长森(1961-)，陕西兴平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教学与研究。

G206.2

A

1674-2885(2017)02-8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