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怀旧”看粤语电视节目的争论

2017-04-13李法宝

西部学刊 2017年3期

摘要：自2010年至2015年，多次发生在广州的“撑粤语”行动，就是当代社会“怀旧”情绪的直接呈现。因此，在有关广州电视节目的“废粤存普”之争中，“撑粤语”行动实际上反映当代社会人们的一种“怀旧”情绪。

关键词：怀旧；粤语；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怀旧也称怀乡或乡愁，英文为nostalgia，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认为过去的一切均是美好的，值得留恋；二是关注社会上的美好和光明，回避艰难或丑陋的事物。[1]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现代性问题，也就是“非西方的本土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在面对西方技术、知识体系、权利方式，以及随着现代市场经济涌进本土社会里来的全部西方影响时，所体验的那种‘认同危机（the identity crisis） '，那种丧失了真实的‘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对异化的‘变形记式的痛苦感受，那种找不到‘场景（frane）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2]782014年7月，广东地区有关普通话与粤语的争论再起波澜。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正点报道》栏目从粤语变成普通话播出。广东电视台网站视频资料显示，早在2014年6月30日之前，《正点报道》均以粤语播出，但自6月30日始，就改用普通话播出。《正点报道》栏目每天播出9次，原本是广东新闻频道中为数不多的粤语栏目之一，现改用普通话播出，引起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广东地区存在着大批不懂粤语的外来人员，用普通话播音有助他们了解和掌握广东本地资讯。但也有网民表达异议，广东卫视是用普通话播出的，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取消原来的粤语新闻节目。而身处漩涡中心的《正点报道》栏目，更是关闭其新浪微博官方账号的评论功能，不让用户留言。①时光回溯到2010年，广州地区同样爆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撑粤语”行动。当时的广州市政协常委会在其提交的专题报告提出：“把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改为以普通话为基本播音用语的节目频道，或在其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的主时段中用普通话播出。”[3]广州电视台改用普通话播音，既利于未来改为卫星频道向全国播放，也方便亚运会期间到访广州的外地人。但有人以为，这是广州电视台要取消主要频道的粤语播出了。于是，有关“粤语沦陷”的字眼不绝于耳，一些广州当地观众充斥着焦虑。广州当地的一批“80后”“90后”陆续来到市人民公园以“快闪”方式齐唱粤语歌，期待更多的人们关注粤文化。争论还波及到港澳甚至广东移民较多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地区。到了2015年12月31日晚，广州国际媒体港广场举行“广州好——明天更好”的嘉年华，晚会中广州歌舞团表演了《西关小姐》以及廣州“船说”艺术团表演的《船说》，这两个节目因为用普通话演唱而遭到炮轰并引起广泛的争议。②实际上，这些有关粤语与普通话的争论，更是当代社会一种“怀旧”情绪的呈现。

一、粤语电视节目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

粤语涵盖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含深圳）、广东省中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南部以及香港和澳门。粗略统计，全球使用粤语的人数超过7000万，仅在广东省就达3000万多人。③当前，广州市区约有1/3的外来人口。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维系普通话与各类方言并行不悖的格局，前者提供规范，后者提供材料，两者互补性强。这样，粤语既承载着文化特质，也体现地域文化的优越感。通常而言，粤语的工具属性要强于其文化属性。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们儿时几乎都生活在这种纯粤语的环境之中。当今社会，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移民现象越显著。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城市人口构成的重要部分。这些移民中绝大多数人不熟悉当地方言，但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是使用普通话交流的白领阶层。用粤语播报电视节目，不但剥夺了这部分观众获得信息的权利，使他们无形中处于“失语”状态，也让他们无意中对这个城市产生逆反心理。这是因为“‘外地人在方言上的劣势，意味着他们不能与本地人一起平等分享公共信息资源和其他资源，这种语言上的劣势又导致他们在社会竞争上的劣势。”[4]这些“外地人”对待粤语的态度，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劣势感：一方面排斥粤语会给人们带来一种挫折感，另一方面他们极力希望融入到这个文化区域之中，因为区别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方言的使用。当今社会，人们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大城市一般都具有“移民城市”的特性，语言必然要承担起一定的沟通交流功能。比如在广州城市扩建后的天河区，其外来人口相对老城区要多得多，他们对于粤语电视节目的收视方式常常处于一种随机的状态，但收视率数据表明，粤语电视节目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独占鳌头。[3]因此，有关广州电视节目的“废粤存普”之争，实际上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集中体现，并反映人们的一种情绪、一种挫折感。那么，粤语电视节目是如何表现人们的文化认同的呢？

第一，粤语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一种文化心理。怀旧乃是当今社会人们最主要的生存方式。现代社会激烈的社会转型会给人们带来精神的空虚，人们只能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思考来解决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焦虑。当过去亲历过的美好生活立刻浮现在眼前，人们的怀旧指向自然、民族、信仰等较为抽象的客体时，由于主体缺乏对生活事件的亲历性，这时就只好通过想象建构理想的世界，通过美化过去的事物来抚慰人们失落的心灵，这样会“美化过去，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对那些丑陋、黑暗的遮蔽，另一方面其实也就意味着对未来的期许。”[5]人类的历史进程表明，具有稳定和共同的心理特征，不仅是区分一个族群的重要标志，也是维系一个族群的重要纽带，更是族群生存与发展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一般来说，语言既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基本手段。粤语的强势地位的确立，主要来自广东地区的经济建设成就。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粤语确定自己在周边方言中的强势地位。实际上，在广东地区存在着“粤语”“客家话”和“潮州话”三种方言，其中广东观众对语言的认同感尤其明显。调查显示，约有64.29%的广府人、62.73%的潮汕人和62.24%的客家人，主要是根据方言来进行种族认同的。④赖特认为，要掌握一个民族难以表达的思想钥匙，最好的方法就是熟知他们的方言。她说：“他内心深处的感情是与传统的词语和表达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只要你掌握了他说话的方式，你就把他的心弦握在手里了。”⑤因此，粤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人类情感交流的密码，对粤方言的认同已经成为这些族群持久情感的要素。当然，语言情感还是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一个民族的语言总是和这个民族的社会心理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库尔玛斯认为：“语言身份的认同，并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一种人类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受到各种各样的个人或集体行为因素的制约。”[6]201语言认同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见。人们的语言身份一旦确立，其社会角色随之稳定起来。这种趋同心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对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的强化乃是一个民族文化日益壮大的表征。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的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的标识。人们正是通过共同的语言联系到一起，彼此交流、彼此认同，形成一个文化圈。而且语言和他们的文化存在着一体性。萨丕尔指出：“人类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上，也不是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孤立地生活在社会活动的世界上，相反，他们完全受已成为表达他们的社会之媒介的特定语言所支配……事实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7]192因此，每种语言系统不仅是为了表达思想并使之再现的工具，实际上它使思想成型，更是社会认同的重要载体。

第二，粤语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粤语不仅是民族认同的主要标志，也是表达与维系群体情感的纽带。粤语本身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社会情绪，具有一定的使用和文化价值，同时还是一种地域文化，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广东地区属于粤语文化圈，平时相当部分的观众大都使用粤语，因此，观众对普通话电视节目并没有亲近感。但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粤语的地位日益被弱化，本地观众无疑会感到一种无名的惆怅和焦虑。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这种文化上的失落伴随着竞争力的弱化，并衍生出排外性倾向。粤语电视节目的存在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关乎失落心灵的抚慰，关乎身份认同的焦虑。有着悠久历史传统、蕴涵深厚文化底蕴的粤语，如今则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纽带。粤语电视节目在当地广受欢迎，其根本原因是能够解决身份认同的危机，成为方言区域内观众实现自我认同的源泉，也反映地域文化试图谋求重构自我身份、发现自我价值、提升自我地位的各种努力。因此，文化认同体现人类的社会属性。文化认同是以语言为载体的，粤语作为广府地区居民的母语，也是岭南地区影响最广的方言之一，不仅蕴藏丰厚的广府乃至岭南地区的优秀文化，保存大量在中原一带已经消失的传统文化。因此，以粤语为载体的文化样式，已经构成当今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景观。同时，粤语与它所承载的岭南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且伴随着大批外来工的涌入，经济交往频繁，不仅普通话逐步普及，学习粤语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粤语认同就与区域文化心理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语言认同则是“以地域为基础的互动，显然见诸一切民族的历史和现实。”[8]语言反映民族文化，也反映地域文化。粤语作为在广东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语言。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人口密集，这片粤语的中心区是典型的向心型方言。方言的强弱势取决于该分布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以及文化的影响力，也与分布地域大小、人口多寡，以及交通状况的优劣等情形密不可分。粤语由于历来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势力强大。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总是反映着使用该语言的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学者钱乃荣在分析上海人仍爱说上海话的原因时说：“文化是建筑在民俗基础上面的，越是现代性的思想接触多了，越会注意到本土特色……越是地方发展得好的文化越接近本真，越有世界共同的普世精神，反映大众的感情，所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9]这种原则同样适合粤语。比如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中就因为语言差异，香兰和婆婆康婶引起一些误会。香蘭用心学习粤语的“生日快乐，快快乐乐”，希望在婆婆生日那天能派上用场，不想弄巧成拙反而得罪婆婆。粤语的“快乐”听起来与“快落”读音相近。而广东人非常讲究“意头”（兆头、彩头），“快落”就是“快点落下”，很不吉利。因此，语言差异给人们带来思维与理解上的差别，不可避免地反映文化上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使沟通双方无法达到文化共识，均用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去解读对方的语言，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效果。

第三，粤语的语言认同体现为一种方言情感，并表现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生动地反映人类特定的思想和感情。一般而言，粤语主要是指在粤港澳地区通用的广府话，也称白话。白话也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语言，英文名为Cantonese。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早期海外华人主要来自广东地区，粤语自然成为那些漂洋过海岭南人的语言，一种同声同气的文化。在澳大利亚，粤语是位据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之后的第四大语言；在美国则是继英语、西班牙语之后的第三大语言。当前，全球使用粤语的人口围绕粤语文化形成一个经济圈。粤语作为一种地域化的文化，它承载着一部分传统文化。因此，粤语为当地民众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特别能够引发文化和情感的共振，也是当地观众普遍认可的文化形式。语言在人类文化体系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是文化的形式，也是一种“元文化”。因此，语言与文化的变化是同步的。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文化的一部分。”[10]7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表现语言的文化性，也是区域文化的标识，因此，区域文化与语言是双向互动的，他们都是一定区域文化的产物。塞缪尔·亨廷顿指出，身份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11]20语言认同是构成文化心理的载体，人们在使用这种语言时所体现出来的心理行为，便建构起一个族群的文化心理。语言认同是一种对本族群文化或社会历史的趋同心理；因此，语言认同是构建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12]粤语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族群内情感交流的密码。当语言成为重现或追溯民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时，它就不再只是一种交际的工具，而成为文化的象征，这种语言身份把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那些身处异乡的人们获得心理的慰藉。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它自己的传统。这些习惯是一个人在他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顽强。”[13]208因此，粤语的情感反映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并对语言本身或社会其他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粤普之争”反映人们的“怀旧”情绪

一种语言其实就代表一种文化、一种身份。早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毗邻港澳的缘故，国家广电总局特别批准广东电视台和广州电视台可以采用粤语播音。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需要语言，两者构成依附关系。粤语是依附于社会的交际工具，只要以粤语为工具的社会依然存在，那就不可能存在粤语沦陷的问题。怀旧之风盛行，反映了当代社会人们内心深处那种渴望回归简单生活的愿望和心理需求。比利时生态学家P.迪维诺认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正面临着一种社会层面的“精神污染”。[14]20一方面，人们在接受大众传播媒体所提供的强刺激性娱乐化信息，另一方面又期望逃脱现代社会的人情冷漠，期望着能够从滚滚红尘中抽身而退，重新回归到人为之人的时代。英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指出：“当我们长大了以后，即使我们可能觉得自身拥有足够应付的有机资源，但来自社会生活的利益也会以多种方式驱使着我们，以至于我们要被迫限制自己。于是，在我们强加于自身的那些约束中，又增添了这些源自外界的约束。我们的印象具有了社会生活加诸的形式，但却以丧失部分实质作为代价。成年人在社会中对自然的渴望，在本质上就是对童年的渴望……”[15]86也就是在真实的过去与人类对过去的印象之间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过去那些只为人们留下“主体的一般观念、一些多少有些特点的象征符号、一些特别生动感人或者风趣诙谐的事件小插曲，有时是对一幅版画的形象记忆，甚至是一页书或几行字”。但人们发现：“我们无法在内心中从细节上再现所有这些事件，无法再现出与整个故事相对应的不同部分，无法再现出一整套的特征、迹象、描述、命题和反思”。[15]81因此，人们只能以一种现实的方式重塑过去。怀旧是人类的理性行为，也是人类个体的精神冲动。那么，粤语电视节目的存废与否，为何会产生这种“怀旧”情绪呢？

第一，怀旧既是人类的意识行为或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社会体验活动。怀旧作为一种人文精神，而非自然科学精神，它的发生难以预料。伯曼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当代社会人类的这种感觉，那“就是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预示着有冒险、权势、喜悦、发展、自我和这个世界要变革——而与此同时，这种环境威胁要毁掉我们所有、所知、所是的一切。现代环境和现代体验切断了所有地理的和种族特性的界线、阶级和国籍的界线、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线；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统一了全人类；但是这是个矛盾的统一，是个解体的统一；它将我们全抛入无休止的解体和更新、斗争和对立、含混不清和悲痛的大旋涡之中。”[16]117一个社会如果发生重大的社会变动，怀旧就有可能发生。现代怀旧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和民族精神的认同，这种认同让个体承受到两种压力：一是来自于异域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强烈冲击；二是来自传统文化对现实困境的强力渗透。认同在英文中读为identity，由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在心理学和哲学译为“同一性”或“自我同一性”，在社会学则是“身份”、“认同”或“自我认同”，它是“一种自然增长的信心，即相信自己保持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能力（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17]793而当代中国社会所存在的認同危机，主要源于传统与现实的严重脱节，使得现代人类面对社会危机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对传统、历史和过去等共同话语的寻找。这时，怀旧便成为一种极好的认同工具和手段。这诚如弗雷德曼所说：“由于历史是认同的话语，所以谁拥有或占用过去的问题就变成了谁能在任何时空认同他自己或认同他人的问题。”[18]这样，怀旧便成为一种文化情结，也是一个处在变化的社会语境中重新认识自身的手段。粤语承载丰富精彩的岭南文化，它跟任何一种语言一样，具有工具和文化的属性。作为一种工具，它始终没有丧失充当社会交际的功能；而作为一种文化，又始终没有丧失过承载、弘扬粤语地区传统文化的功能，这就决定粤语始终不会存在消失和“沦陷”的可能性。这诚如基思·泰斯特所说：“思乡首先要求我能够构想一个家，对这个家，我是确定的或者可以详细描述它；其次，我知道我没有家……这也可以被解释为界于形式认同和生活认同、反思性认同和具体化认同之间的一种文化冲突。”[19]130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方言有其发展的广泛空间，方言的存在不会构成巨大的障碍，普通话与粤语可以并存且互相促进。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普通话与粤语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主体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要让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的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应该尊重粤语的使用和文化价值。这几次保护粤语的行动还说明，一些广州人仍然陶醉在过去粤语独秀一枝的时代，不愿意接受粤语仅仅是一种方言的事实。方言的生命力在于本土化市场，只要本地民众坚持说粤语、使用粤语，粤语就无需他人保护。[20]

第二，怀旧反映当代社会的人们期望回归过去生活的一种憧憬。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动荡的转型期，旧有的事物正在逐渐地被打碎，而新的秩序、规则和制度尚未完全正式建立起来，人们的心理经常处于一种迷茫之中，当人们缺乏一种安全感与信任感时，就会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怀旧心理。而且在社会危机或动荡时代，怀旧还能给人们以舒适和亲切感，并成为这个社会的庇护所。基思·泰斯特指出：“怀旧感隐含了对某种不在场事物的双重渴望。第一，怀旧感意味着某种乡愁。乡愁预先假定渴望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要么无家可归，要么在国外。也就是说，没有移动和改变，怀旧是不存在或不可能的。第二，怀旧隐含了对某种在远处或从前的事物的渴望。现在与过去存在着质的差别。”[19]131因此，怀旧既是对过去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某些看法甚至不满所引发的一种无病呻吟。怀旧意味着人类强烈希望保持对传统的集体记忆，既防范人类历史的戛然中断，又为社会的认同危机提供一剂解决良方。英国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指出：“所记住的过去的历史价值基于三种力量。一是它能够并且确实提供了来自过去的有意义的、并且有时独一无二的信息。二是它同样能够传达个人和集体的意识，这恰恰是过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甚者，口头资料来源的活人属性赋予它们以独一无二的第三种力量……它正是‘这种允许我们对于历史的长期意义做出论断的历史眼光。”[21]183因此，怀旧属于一种情感体验，且辅以想象的帮助，它的本质就是一种审美。当人类面临社会急剧变革而引发严重的社会认同危机时，怀旧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认为：“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交际日益频繁，他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之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选择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有时选中文化最先进地区的方言，有时选中政治领导权和中央政权所在地的方言。”[13]266比如多次发生在广东地区的有关普通话与粤语之争，正好是这种规律的反向运动。在如今我国大力推广普通话的背景下，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强势方言”，正是供助本地的优势，坚守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上，岭南地区多为官吏的谪戍之地。苏东坡曾发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感叹。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地区在经济上获得空前的发展，加之这里界临港澳地区，华人多以粤语作为日常交际工具。这些因素使得当地人的粤语情结非常的浓厚。另外，由于广东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地区之一，吸引着其他方言地区的人群纷纷涌入，造就粤语的优越感。这诚如许嘉璐所说：“这些年来广东一些人的‘粤语优越感，其实也是民族感情的离心感。同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强化了人们的“方言情结。”[22]201因此，这种“粤语情结”的存在，使得同处这一方言地区的人们对自己所属方言产生强烈的心理认同，进而结成稳定的社会关系，这对维系社会稳定、文化传承，无疑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同时，电视节目作为一种文化创意产业，势必要以所在地区为目标市场，而粤语这种“独特的言语形式”就成为连接观众的纽带，尤其在那些以展现地方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的文本之中，具有自己的先天优势。法国学者萨义德指出：“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23]426而在这种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建构中，方言起到区隔的作用；同时，这种“身份的建构与每一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23]427在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广东地区，粤语同样成为该地区人们建构自我身份的一种话语。当前，在外来与本地人口各半的广东地区，必须要在本地电视节目播音上予以尊重和体现，让外来人享受应有的信息获取权利。曾几何时，香港与广东地区乃是中国经济发展先驱，香港电影、粤派电视连续剧、粤语歌曲曾经在华人世界风光一时。但事过境迁，这种景观不复存在了，粤语弱化的现象其实早已存在且势在必行，粤语文化市场的不断萎缩，不过是时代变化的缩影。

第三，怀旧作为一种情感的宣泄，是基于现实社会一种更好的生活调节方式。怀旧所指向的，或者“借助个体记忆获取本体的安全”；或者“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16]98因此，怀旧既是一种文化情结，有助人们找回自我，也是在变更的社会语境中确认自己、把握世界的过程，更是人们确认身份、寻求生存意义的途径。怀旧虽然大多指向过去，但它更多的是面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调节方式。怀旧者把自己的情感附载于过去的美好事物之上，通过这种想象来体验现实中难得的恬静，现实中的抑郁和苦闷得以舒展，从而实现它的审美价值。每当社会经过深刻变革而发生巨大变化的关键时期，经常会出现这种怀旧思潮。比如广东电视台或广州电视台的粤语播音就很好地体现了广府文化的语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粤语为普通话播音，与其语境会产生一定的文化冲突，因为粤语文化语境是当地观众所共享的价值观，或者说他们共享的社区文化知识，这是一种文化图式。它存在于每位观众的心智之中，是在整个内化粤语文化的过程中，从身边亲人、邻里亲戚的交流中构建起来的、被社区认可的价值观，它们世代相传，并成为粤语文化语境中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实际上，怀旧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心理现象，表现为美化“故乡”、夸大“过去”人和事的优点。当今社会已经演变成“景观社会”或“拟像的世界”，一切都是景观，或者說一切均为拟像，怀旧已演变成一种社会景观或拟像。因此，怀旧在利用传媒进行传播时，多借助影像等更直观的视觉形式，让视觉在时间和空间都得到延伸，推动大众媒介传播由文本向图像（再现）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这是对事物清晰真实的展现，满足人们渴望认知、掌握信息的愿望；另一方面又要“留”住时间，它复制了被时间破坏的事物，替代实物暂时抚慰人们的心灵。回望整个世纪乃至21世纪初，中国剧烈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使得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规范遭到空前的质疑，导致人们的思想行为无所适从，怀旧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精神安慰和寄托，因为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迅速变化剧烈的时代，也将是怀旧情绪浓烈的时代。”[24]75

综上所述，“怀旧”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迅速而激烈的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只能通过对历史文化的纵向思考来解决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焦虑感。因此，怀旧仍是当今社会人类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美国学者詹姆斯·罗尔指出：“任何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都是部分地由语言表征，通过语言阐释，同时，也由其他一些更高级精致的符号与模式进行表征，如视觉形式和音乐等，然后，再由大众在日常交际中阐释和应用。”[25]201当前，广东的电视业在岭南文化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形态，并通过粤语将其具体而生动地展现出来。因此，粤语电视节目的盛衰，不仅关乎广东地区观众的娱乐需求，更影响到本地文化传承及发扬光大，从而引起本地民众的强烈关注。

注释：

①《广东电视台新闻播报，粤语变普通话引争议》，《联合早报》2014年7月13

日。

②《广州跨年晚会用普通话唱粤剧引争议》，《参考消息》2016年1月5日。

③《粤语何去何从？》，《联合早报》2010年8月3日。

④《广东汉族族群心理研究》（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 http：//bbs.southcn.

com/viewthread.php？tid=141548.

⑤（美）赖特：《乡村俗语和民俗学》，转引《广东汉族族群心理研究》，http：//anni.

gzhtcm.edu.cn/2008jpkc/dxsxlws/xuexiziyuan/xlzswk/gdxl/gd11.htm.

参考文献：

[1]赵静蓉.现代人的认同危机与怀旧情结[J].暨南学报（社科版），2006（5）.

[2]汪丁丁.回家的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